实行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的政策——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183;斯蒂格利茨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瑟夫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获得者论文,斯蒂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3月中旬，国际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来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与中国金融出版社商议其《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事宜。3月20日，斯蒂格利茨教授欣然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喧嚣的九十年代》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以及教授本人的写作动机。
斯蒂格利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经济的这种增长势头在进入21世纪后突然急转直下，跌入谷底。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通过研究，探求美国经济如何创造了辉煌，后来又出现了哪些错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我想，这些教训不仅对美国经济的将来有借鉴意义，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有所启迪。
记者：您曾经在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担任过重要职务，现在您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在看待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时，您认为学者的眼光与官员的眼光有什么区别？
斯蒂格利茨：在对待国际重大经济问题时，学者和官员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官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比如，我在书中谈到，美国的会计框架存在诸多问题，股票期权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学者认为要对现有的会计制度框架进行改革。然而，华尔街的很多人认为不能改变现有的会计制度，因为华尔街从这些制度中获益颇丰。由于华尔街是美国政要重要的资金来源，所以相对于学者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更加倾向于华尔街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项重要的政策，推广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向国际自由流动的资本敞开国内市场。学者研究后认为这样会引发不稳定性因素，而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呼吁要重新审视开放资本市场的理论根据。可是华尔街的财富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对华尔街买单。美国政府担心学者的观点会成为他们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绊脚石，因此对学者的意见充耳不闻，也从不让学者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克林顿政府时期，政府有一个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这里汇集了政府聘请的经济学家，与财政部、劳工部和贸易商务部一同对每一项经济政策的结果进行分析，尽力为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我当时是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努力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虽然我们也要考虑政治因素，但是国民利益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个人认为，学者在使分析决策更多地体现国民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分析偏离了整个国民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混乱——工会竭力维护工人的利益，财政部则为华尔街的利益寸步不让。所以，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必须考虑整体利益，努力使分析和决策体现公正、客观的原则。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自己没有什么私利可言，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制定出好政策。我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有这么一部分人，它们办事遵循原则，而不从狭隘的视角出发判断是非。
记者：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我想您一定对整个全球经济，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有一个更加宏观、广阔的视角。您也曾经说过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劣势地位，请您谈谈在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应该如何面对当前的局面？
斯蒂格利茨：随着冷战的结束，建立一个更基于价值原则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柏林墙倒塌前的40年里，苏联与美国以及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所有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这里面也当然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在那段时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都存在一种迫切的需求。对发达国家来说，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迫切的经济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欧洲的特殊利益阶层看来，这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求恰恰为他们重新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以进一步谋求狭隘的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很多民众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特殊利益阶层趁机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绪，宣称国家现在可能做到的就是尽力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些特殊利益阶层上述行为的结果就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公平的协议。实际上，经过这轮谈判，仅仅是美国和欧洲得到了好处，一些贫穷地区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在乌拉圭回合后雪上加霜。这种自由化的方式是以一种不公平、非对称的模式进行的。在2001年11月的多哈谈判中，美国和欧洲同意对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不平衡重新进行调整，但是一年半以后，他们并没有履行诺言，这也导致了坎昆谈判的失败。
至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有三个观点。首先，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无论如何国际规则的存在还是有益的。如果没有国际规则，那么经济强国便会为所欲为，美国就会任意提高进口钢材的关税。国际规则迫使美国降低进口钢材的关税，这就体现了国际规则的好处。其次，就坎昆谈判所达成的新贸易协议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存在当今的这些贸易规则，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至如此糟糕。从这一点来看，无规则比坏规则更好。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某些贸易规则加倍小心，因为虽然坎昆回合被称为是一次促进发展的回合，但这种谈判会把发展中国家推向深渊。第三点，我认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中国应努力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其他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努力争取使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促进发展的谈判。我想这对于促使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放弃狭隘观念、发挥积极作用很有好处。我批评美国和欧洲是因为它们没有尽到义务，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冷战后，它们应该考虑在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我想中国应该填补美国没有履行的义务空间，要为那些最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待遇。中国已经不在最贫穷国家之列，非洲一些国家比中国贫穷得多，所以，中国应努力推动达成有利于贫穷国家的公正协议，我想这样会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国际经济秩序。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给予了很大关注，请您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作一个评价。另外，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斯蒂格利茨：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之一。大量民众脱离贫穷，经济增长惠及世界上1/4的人口，人均国民收入大幅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得到分享，文盲率大幅下降，卫生体系得到极大改善，中国经济的成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曾经作过一个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占整个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的3/4。另外，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一些省份很大，人口多达5千万到6千万。如果把这些省份看作国家，那么可以说世界上增长前10名的国家都在这里。
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也是空前的和振奋人心的。我们注意到，中国执行的经济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政策大不一样，这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一项挑战。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政策在很多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均告失败，追随这种政策的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常常陷入泥潭。相比之下，中国实行了别具一格的改革，结果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减少了贫穷。所以，任何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都必须学习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这是研究经济成功之路的一门必修课。
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的成功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者关系的平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丁美洲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没能掌握好这个平衡，它们过分地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角色。中国的经济改革避免了这一错误。中国正视市场的作用，改革在市场原则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中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看到了市场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市场的局限性。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或者说二者的比重会有所变化。但不论怎样，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求一个良好的平衡是尤为必要的。此外，在《喧嚣的九十年代》和《全球化及其不满》两本书中，我阐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给别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美国自己实行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神话的、虚无的市场经济。比如，美国的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三个目标都给予很大关注，但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其他国家只要关注通货膨胀就足够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无需顾及。所以，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正是“己所不欲，反施于人”。
记者：中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体制。但许多人也在探讨混业经营的好处，实际上有的金融机构已经在试图打破分业经营的界限，涉足混业经营。特别是在美国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后，主张混业经营的呼声似乎更加强烈。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我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进行了讨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1999年该法案被废止。我当时反对废除该法案，我担心这样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在银行体系中已经存在，法案废除后会滋生出更多新的问题。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们看到了安然事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世通公司事件。我个人认为把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区分开来是明智之举。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要远远超过收益。不可否认，混业后银行的竞争力会大大增强，可以利用的资源增加，但与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来自于利益冲突的风险似乎更大。
记者：美国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中国一些学者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也应该取消分业经营甚至分业监管的模式，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觉得中国和其他国家更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其实是一个错误。废除该法案的时候。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墙”（注：“中国墙”在西方常被引喻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一种象征，在文中指金融行业中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规定。）的消失，利益冲突也会不复存在。这完全错了。恰恰相反，随着“中国墙”的倒塌，新的利益冲突开始产生。监管的问题与上面讨论的金融业经营问题有些不同。对于建立统一的监管当局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争论。我个人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因为如果只对银行进行监管，那么监管部门就搞不清楚金融业其他方面的情况。金融业各部门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所以要有一个整体的视角进行观察。在这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惟一的银行监管机构远远不够。比如，美国有5家监管机构对银行进行监管，它们是：联邦储备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通货监理局、各州银行监管机构和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一旦监管出现问题，成本相当之大。有时单一的监管机构会被某些压力所左右，放弃原先的监管原则或者降低监管标准。如果同时存在几个监管部门的话，那么保险系数就大大提高了。
记者：您可能也了解到，中国政府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您怎么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之路？您认为中国银行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为了克服长期以来国有化的一些弊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经常迫于政治压力作出决策，从而造成很大损失，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倒闭，到头来政府又要被迫出资保持其正常运作下去。中国银行业现有的一个问题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太大。银行业存在一个法则，叫作“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意思是说银行规模太大，关系到国计民生，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必定责无旁贷地全力救助。中国就是这个情况。银行规模过大会滋生道德风险，规模巨大的银行可以进行无成本博弈，如果赢了，银行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一旦博弈失败政府就不得不为其收拾残局。在我看来，仅凭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不能包治百病，改革的关键在于要把股份制改革和其他的诸如监管体制改革、银行内控改革、充实资本金改革等联系起来进行。我想这些方面的改革要比单单进行股份制改造更为重要。如果仅仅进行股份制改造，而在银行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以及银行监管方面毫无动作的话，股改本身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不会有什么作用。我承认竞争对于银行的发展很重要，可问题在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数目不足，中国现在只有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否则国有银行之间也可以进行竞争。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改革银行业多年沉疴的重要性，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金融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央政府几乎指令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突飞猛进，原因就在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体制的改革，这些体制改革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有人说金融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的指挥中心，对资源配置发号施令。所以，保证一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实际上，即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银行体系出现问题也是屡见不鲜的。1989年美国的银行危机使美国的纳税人损失1000亿到2000亿美元。芬兰、瑞典和挪威等国的金融体系较为发达，透明度也很高，但即便这样，在过去的15年到20年中，这些国家也遭受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银行业危机就更多了，墨西哥的银行危机使该国损失了大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持整体金融体系运转良好，而不仅仅在于保证银行目前的正常经营和保护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必须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需求，尤其是要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因为它们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希望中国在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包括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教训后，实行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的政策，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银行体系，支持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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