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_中美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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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败退台湾,形成大陆与台湾对峙分离的局面,这就产生了台湾问题即中国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邓小平驳斥了这一论调,指出,“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1〕围绕着台湾问题, 中美两国的关系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1年),美国侵占台湾,用武力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国处于长达20多年的对抗状态。

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声明,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2 〕。可是在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就置五个多月前的声明于不顾,派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又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永久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郑重声明,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同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会谈的中心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美国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它在中国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 1957 年底会谈中断。1958年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又在华沙复会, 但由于美国坚持侵占台湾的立场,会谈仍未打破僵局。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问题一直阻碍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第二阶段(1971—1979年),美国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美两国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都调整对外政策,采取措施缓和相互关系。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美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方面则声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就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和敌对状态,为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美两国还未能建立外交关系。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执政。是年8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如果要解决中美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美国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1978年7 月,中美双方开始建交秘密谈判,中国方面强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经过半年的谈判, 卡特政府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立场,表示愿意同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承诺以后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美双方才达成了建交协议,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阶段(1979年至现在),中美两国关系获得很大发展,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也发生过因美国对台湾问题处理得不好而出现两国关系波折和困难的事件。

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从建交时24.5亿美元发展到1995年的400 亿美元,16年增长了16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中奉行所谓“双轨政策”。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违背美国自己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所作的承诺,力图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1981年初,里根总统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更高的武器,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美双方对此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于1982年发表两国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答应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邓小平当时曾请美国驻华大使转告里根总统:所谓“一段时间”的含义是不能推到遥远的未来,所谓“最后解决”的含义只能是美国必须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4〕。

《八·一七公报》签订后,美国并未遵守诺言,仍不断向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1992年布什总统还答应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 战斗机。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宣布提升美台关系, 允许美国经济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访台;1995年5月,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改变了自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政策,迎合了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搞“台湾独立”的政治需要,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95年8月和9月,中美两国外长、副外长先后举行会谈和磋商,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以行动履行自己的承诺,消除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后果;美方表示已充分认识到台湾领导人访美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并郑重承诺今后这样的事情将严格限制在私人、极少、个别和逐案处理的范围内。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时在纽约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江泽民强调,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使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克林顿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最后双方都愿意采取切实措施,使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发展,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中美两国当代关系史的演变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当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时,中美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在美国部分接受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的时候,中美开始了关系正常化进程;而当美国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时,中美两国便得以正式建交。在中美建交后,一旦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又出现摇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只有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两国关系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各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容干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决定中美两国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牵动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别国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统一大业的行径。

首先,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决不容许任何国家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早在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就对美国出兵介入台湾海峡斗争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摧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5 〕朝鲜战争结束后, 台湾问题重新突出起来, 毛泽东在1954年7月23日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配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6〕。 周恩来在1954年8月和1971年7月也先后指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中国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台湾是谁去占领的呢?如果要改变,就应照中国的一句俗语去做,“解铃还需系铃人”。〔7〕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邓小平及时地指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是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陈云也强调,要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要注意“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死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他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和破坏的,到时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8〕

1995年春,江泽民总书记代表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阐述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再次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江泽民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明确宣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中华民族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面振兴的时候了〔9〕。同年10月, 李鹏总理在首都各界纪念台湾光复50周年大会上也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已经回归祖国50年了,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台湾再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对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10〕。

其次,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但我们不能承诺不使用武力。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上指手划脚。

新中国成立时曾准备以武力方式解放台湾。50年代中期我们党对台湾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从打算武力解放台湾转向争取和平解放台湾。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指出,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然而,我们不能同美国谈这个问题。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长达9年,开了一百多次会,仍未达成协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无理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台湾当局谈判,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处理,美国无权干涉,它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但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也是美国要求以中国保证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它与台湾“废约”和从台湾“撤军”的前提条件。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在1978年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中,美方又提出两国建交之际美国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并要求中国对此不要加以驳斥。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后来,美国在美中建交声明中,一方面答应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另一方面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的声明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1〕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就中美建交答美国记者问时辩证地阐述了中国愿意和平统一台湾、但统一祖国的方式不容他国干涉的原则立场,“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12〕

到了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重申: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使用武力”的具体指向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然而针对干涉中国统一的外国势力和“台独”势力,我们决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13〕。

再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第二次重大转变是从过去所提的和平解放台湾、一国一制政策转向不再提解放台湾、而是主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海峡两岸人民的愿望作出的战略决策,而绝不是屈服于外国压力的结果。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和平实现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是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里关键是要找到和平统一祖国的现实途径。1979年初,邓小平在华盛顿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尊重台湾现行制度”,是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具体设想的最初表述。1984年上半年,邓小平明确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指出,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大陆社会主义与台湾“三民主义”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5〕

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国家提出和实行过“一国两制”,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充分照顾到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了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才提出这一大胆而富有创见的构想。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就说过,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6〕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17〕“一国两制”构想的确是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最现实、最可行的办法。江泽民1995年10月和11月会见美国新闻代表团和美国《侨报》记者时两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还是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18〕。

综上所述,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台湾和平回归祖国的现实途径,是实现海峡两岸统一面临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在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上,中国政府的态度十分鲜明。一方面,在原则上,这三个层次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中国政府不与其他国家讨论这些事关中国主权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策略上,大陆与台湾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就两岸统一的方式,特别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途径进行谈判。正是依据对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考虑,也正是基于对台湾同胞利益以及美国在台湾现实经济利益的尊重和照顾,我们提出并坚持谋求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就是中国政府在两岸统一上的原则坚定性与统一方式上的策略灵活性,就是中国政府不容外国干涉我国统一大业的原则坚定性与祖国统一过程中照顾台湾利益、兼顾美国利益的策略灵活性。美国政府不论是从履行外交承诺、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考虑,还是从维护美国自身在台湾现实经济利益考虑,都没有理由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通过“一国两制”方法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再制造麻烦。

当代中美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就出现波折和麻烦。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美两国关系能真诚地好起来,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坚持解决台湾问题原则立场的基础上,从全球发展和跨世纪的高度,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一)中美两国应珍惜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中国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再发生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受到损害或动摇的事件。

中美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来之不易。双方经过多年的谈判,才消除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作出了明确承诺,那就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有责任维护中美三个联合声明的尊严,履行自己所作出的国际承诺。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一向恪守这三个联合公报。可美国有些人却片面地以为,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有求于美国,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在像台湾问题这样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是决不会退让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如果真的出现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也只能面对现实〔19〕。对于饱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经过一个多世纪奋斗才赢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更重要的了。任何企图损害中国主权、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行动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在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美方一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美国只和台湾发生非官方的关系。中国政府注意到美方的郑重表态,给予积极评价。但重要的是美方要在实际行动中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切实履行所作出的严肃承诺,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取信于中国人民,使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步的轨道上。

(二)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应求同存异,克服困难,从寻求两国利益交汇点出发处理双边关系,包括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因一时一事或眼前利益影响中美双方在重大和长远利益上的合作。

早在1958年中美两国华沙大使级谈判时,毛泽东就指示中方谈判大使王炳南在会谈时告诉美方代表,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美国政府不要为了一个台湾而同中国人民对立〔20〕。1972年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也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双方应坦率地交换意见,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21〕。

持务实态度的美国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卡特政府1978年决定与中国建交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潜在市场非常诱人。在中国开始同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大量进行贸易之后,许多美国大企业家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使美国有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美国仍然同台湾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这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抛弃它所谓的“老朋友”,不愿放弃在台湾的现实利益(1993年美台双边贸易额为402亿美元)。但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 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个政治家,只要看看地图都不难明白,中国的大陆与台湾哪一部分对美国的利益更为重要。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和改革开放释放出的经济潜力,使美国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必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交流和合作。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合作前景及蕴含的巨大双边利益,是台湾方面无法望其项背的。

如果说美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为了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不得不承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时常要为中美关系设置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并获得巨大发展,容不得别国发展的美国便以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了“潜在威胁”,于是它就要打“台湾牌”,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经济上的强大。所以,中美两国关系在1995年曾一度发生困难,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而深层原因则是美国一些人奉行“遏制中国”政策的结果。

既想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又企图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很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在80年代就提醒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国威胁不了美国,“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22〕1995年10月江泽民在纽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如果美国以中国强大为由对华采取“遏制”政策,那样做至少是不明智的。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领域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发展中美经贸合作,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23〕。只要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就能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

(三)中美关系的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本身,应放在世界范围内、着眼于21世纪来考虑。中美两国都应站在这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发展两国关系。

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初跨越鸿沟并在70年代末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仅是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使然,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战略需要。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不稳定时期。从国际战略角度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美国有些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与之抗衡的主要对手后,中国的国际战略价值下降,美国不需要打“中国牌”牵制苏联,反而要把中国作为对手,要打“台湾牌”对付中国了;但在另一方面,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也看出,“冷战”虽然结束,但世界并不太平,中美两国仍然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克林顿在《洛杉矶时报》上也撰文承认,中国拥有核武库,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中国是亚洲乃至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对华政策支配下,美国既允许李登辉访美、对中国施压,但又不想由此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所以将这种访问冠之以“私人”的名义;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并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时,美方只表示以后要“严格限制”。与“冷战”时代中美双方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形成对照,“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中美双方在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这个问题上“不是达成了完全的协议。”〔24〕

1995年10月23日,江泽民在纽约就《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为题发表演讲,批评了那种认为“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要性下降的论调,指出,有人认为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格局性变化,中美关系对美国已变得不重要了,“这是一种短视的肤浅的见解。事情恰恰相反,在未来的年代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将进一步增长,而不是减少。”〔25〕在当今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上,中美两国有许多重合的利益,美国处理许多敏感问题都必须取得中国的合作,而台湾则几乎不成其为考虑因素。1995年9月下旬,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美国对台湾政策》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缓和由于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导致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在台湾地位问题上避免发生冲突或极度紧张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利益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26〕。如果美国政府真能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大局出发处理中美关系,就不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立场上后退,中美关系就不会因为台湾问题再起波折。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道路还不会平坦。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已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框架,为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确立了基本原则;江泽民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会晤克林顿时又提出了中美双方“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性主张;“两国在多次危机中也已发展出一种相互制约、自我克制的模式”。〔27〕只要中美两国高瞻远瞩, 放眼全球, 面向21世纪,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排除人为的障碍和干扰,中美两国关系就能始终保持正确的走向并得到积极、稳定的发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69页。

〔2〕《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3〕《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313页。

〔4〕《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人民日报》 1995年6月26日。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6〕《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2页。

〔7〕《跨越鸿沟》,第7、131页。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9〕〔10〕《人民日报》1995年2月1日、10月25日。

〔11〕〔12〕〔13〕〔14〕《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1979年1月6日,1995年2月1日,1979年2月1日。

〔15〕〔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97、86页。

〔16〕《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18〕《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8日、25日。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7页。

〔20〕《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21〕《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 )》, 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2页。

〔23〕《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4日、25日。

〔24〕《光明日报》1995年10月2日。

〔25〕《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6日。

〔26〕《参考消息》1995年10月10日、11日。

〔27〕《跨越鸿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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