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对策与消除人口障碍_贫困地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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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的分布,背景和对策

(一)贫困的分布

1988年,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和牧区专项贴息贷款、“三西”资金扶贫县计328个,省、自治区扶持的贫困县370个,合计698个,占到总县数的31%①。我国农村贫困的分布,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大。198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8800万。超过百万的省、区有20个,200万以上的16个,300万以上的13个。贫困人口最多的四川、贵州、广西,分别达995万、819万和612万之多。②

二是相对的连片集中。从总体看,各省、区农村均有贫困人口。以省为单位计算的贫困人口分布的离散度(1-Σx[2]/〔Σx〕[2],x为农村贫困人口数)为0.9396③。而多数贫困县(435个,占62.3%),则集中分布在18个连片的贫困地区④。

三是西部农村贫困人口比重高于东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在10%以上的14个省、区,西部便占了10个。比重在15%以上的8个省、区,20%以上的3个省、区,30%以上的1个省、区,全部分布在西部。⑤

四是贫困在山区的集中。18个连片的贫困地区,均为山区和丘陵地带——东部丘陵山区;西南喀斯特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内蒙古旱区(努鲁尔虎山地区);西藏高寒山区;东西部接壤地带(秦岭大巴山地区、武陵山地区、太行山区)⑥。

五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问题突出。全国55个少数民族,90%分布在贫困地区;在18个贫困片中,12个为少数民族地区;1988年底,少数民族地区仍有1518万贫困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48%。其中少数民族为1075万,比例高达70.8%。⑦

(二)贫困的背景

山地、丘陵、沟壑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叠加,增大了西部贫困的程度(国务院重点扶持的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有126个在西部)。我国西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的贫困,则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生态脆弱

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是西部最为显著的特征。18个连片的贫困地区,或山高坡陡,或地形破碎;或高寒阴湿,或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构成农、牧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资源丰富

西部资源富饶,为我国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煤和水电在全国占很大比重,又可望成为石油的重要产区。有色金属(铝、铅、锌、锰、锡、镍等)居全国之首,磷、硫、钾、天然气等化工资源十分丰富。西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落后

西部面积占国土的71.5%,耕地、人口比重为31.4%和28.5%,但粮食产量、工农业总产值只占24.8%和16.8%。⑧在落后的经济之上,又存在着巨大的二元反差。一元是极而言之的“烧一山,种一坡,收一萝,煮一锅”的传统农业,一元是以能源和原材料开发为主体的大工业。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由中央控制的大、中企业与落后的地方小工业,占优势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弱小的民营经济,这并存的两极,既是不发达的标志,又是发展的障碍和助力。

·文化保守

经济和教育的落后,交通不便和信息的闭塞,导致并强化了西部传统文化的封闭和思想观念的保守。对外来文化的低兼容性和与之相应的抗拒,阻碍了现代文明(大工业带来的工业文明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的扩散,在传统文化的大海之中,形成一个个“文化孤岛”。现代化工厂与原始茅屋的并存,生物工程与刀耕火种的并存,构成了贫困地区文化的二元结构。

脆弱的生态条件,落后的经济和守旧的文化,构成了脱贫的障碍。而丰富的资源,大工业和现代文明,则是我们向贫困开战的同盟。

(三)贫困对策

贫困成因的复杂性规定了,任何扶贫对策,都必须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既要有具体措施,又要有宏观的战略决策。本文择其要归于十个方面。

·东西关系

八十年代以来,沿海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东西差距。按目前趋势,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将由1986年的482元,增加到2000年的1142元⑨。这对西部的发展,从而脱贫是很不利的。“三沿”(沿海、沿江、沿边疆)战略决策的实施和产业政策向能源、原材料的倾斜,必将对西部的开发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加快西部的脱贫,产业政策的倾斜应更大一些。

·价格政策

价格是东西关系的核心。工农产品、制成品与原材料价格的剪刀差所形成的“价格漏斗”,导致了以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产品交换为主的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价值流失。甘肃省原材料工业每年的价值流失,1965年-1974年为10亿元,1975年-1984年为20亿元,自1985年以来,则达25-30亿元。⑩此外,价格扭曲还促使西部在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拚命搞深加工以减少价值的流失。结果是西部用优质原料造出劣质产品,东部的先进技术得不到利用(缺少原料);农用工业品价格上涨,农业投入产出比率下降而构成脱贫的障碍;价格扭曲造成的比较利益悬殊,造成农民弃农经商和对粮食生产的忽视(谷贱伤农)。可见,合理价格是调整东西利益关系,促进西部开发和脱贫的关键。

·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

既要作到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兼顾,以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和脱贫;又要在贫困地区内部调节,使缺乏资源的地区也能得益于总体的发展。

·扶贫资金和物质的保障

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资金、物质援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缓解贫困的有力保障。所以,保证扶贫资金和物质的供给,是十分必要而不可缺少的。

·扶贫政策

一是由单纯救济向扶贫的彻底转变,以克服依赖性;二是持志以教育农民树立自力更生精神;三是扶本以发展生产和教育、科技;四是克服平均主义,强化投入强度,以防止返贫(扶上马,送一程);五是重视样板的“示范效应”,扶持“能人经济”,以达“富裕一个人,带动一大片”之目的。

·温饱农业

对绝大多数贫困地区来说,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是现实的战略目标。而发展农业,解决温饱,则是基本需求战略的基础。

·地方工业

地方工业是基本需求战略的重要内容。应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和大工业的技术力量,积极发展适需的地方工业(对大多数地方产品来说,由于市场、交通和产品质量的原因,很难打入东部或国际市场)。

·整治国土

西部水土流失严重,不仅造成土壤的贫瘠化,而且危害东部(黄河的水土流失被视为大动脉出血,长江潜在的威协更大于黄河)。所以,要采取生物措施(种草种树)与小型工程、修梯田、陡坡退耕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开展以小流域治理为中心的国土整治工作。此外,还应特别重视对耕地的保护(我国近年每年减少耕地达900多万亩1993年达1千万亩)。

·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脱贫和利用过剩劳动力,进行劳动积累的有效形式。如公共设施的修路,农业基本建设的修梯田、修水利等。以工代赈,以赈赈学,又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一种好办法。

·民营经济

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个体、合营),是脱贫的有效对策。1984年以前,河北省清河县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88年大部分农民达到富裕水平,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41元。原因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1983年-1988年,民营经济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2%迅速上升到55.1%。(11)

二、贫困的特征和人口学努力

(一)贫困的人口和行为特征

贫困的人口和行为特征主要是: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不相适应;过剩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动者文化水平低,人口身体素质差;年龄构成轻,负担系数高;经营管理水平低,投入产出系数低;“消费陷阱”与低积累等等。此外,投资倾向的不合理(生产性投资少,开发性和农业基本建设更少),靠扶贫维持简单再生产,观念守旧等,也是贫困地区重要的人口和行为特征。而这些人口和行为特征,既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又是脱贫的重要障碍。

(二)缓解贫困的人口学努力

作为消除贫困对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学努力,既要着眼于人口障碍的消除,又要为贫困对策的实施创造条件。从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情况看,缓解贫困的人口学努力,基本有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人口数量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既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又是解决温饱的重大障碍。甘肃中部的榆中、会宁等贫困县,历史上曾是兰州商品粮的供应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大为改观的今天,却需粮食返销解决吃饭问题。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土地生产力低,环境对人口的支持能力低。可见,缓解贫困的努力,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仍是至关重要的。而贫困和民族地区恰是人口增长快、多育观念重、年龄构成轻,未来人口增长潜力大的地区。所以,必须强化对贫困地区的人口控制。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推行计划生育。

二是教育和人才。在贫困地区,这方面的问题有:(1)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质量低,合格率低,尤其是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2)对教育和人才的有效社会需求不足,中途辍学严重;(3)人才外流和人心思走。近年人才流动的特点是高级人才的东流和初、中级人才的西进。不安心和要求调离的西北科技人才,占到24.6%之多;(12)(4)人才向城镇和大城市的聚集。人才流动中的“毛细管作用”,使农村和基层在知识上进一步贫瘠化。以上问题,广泛地影响着缓解贫困的各种努力。为此,(1)全社会重视教育和人才,深刻认识“谷贱伤农”,“学贱伤本”的道理,提高对教育和人才的有效社会需求;(2)增加教育投资和多方筹集教育经费,推行“以工代赈,以赈赈学”(13),在教育经费不足和交通不便的山区,发展“点上教育”(14),为贫困和民族地区培养一批虽少,但却有用的人才;(3)制定优惠政策,稳定贫困地区人才,利用利益导向,鼓励人才到基层去。

三是提高农民保障能力。扶贫的目的既在于解决温饱,又要求提高农民的保障能力——在遇到自然灾害或其它意外情况下,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而不是重新陷入需要国家扶持的贫困状态。我国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低,多子女,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下,自我保障能力低甚至缺乏。要巩固扶贫的成果和致富,便必须设法提高农民的保障能力。农民保障能力的提高,须有多方面的努力。如接受教育、节制生育、节俭(反对浪费)、储蓄防老、安居(建房,但不攀比)、乐业(重视对土地的投入和粮食生产)、自我保健强身(减少疾病)和树立自立精神。(15)

四是移民。在贫困地区,一定方式的移民是有助于缓解贫困的。如干旱地区向灌区的移民——甘肃中部向河西走廊,银(宁)南向银(宁)北。前者是由人口高密区向人口低密区的迁移,后者则相反。但共同之处是由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以脱贫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环境(或脱贫)移民。由干旱区向灌区的移民,由于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而另一形式的移民,由山区向川区,或山区人口相对集中的移民,其范围却要广得多,对消除贫困的影响也要大得多。(16)人口在山区的散居,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1)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更为落后;(2)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而更为闭塞,观念更加守旧和落后;(3)乱垦、乱樵,加剧水土流失,破坏山区环境并威胁川区;(4)婚姻圈子小对近亲结婚的强化和地方病(山区是地方病的高发区)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人口由山区向川区的迁移或在山区的相对集中,则有助于以上状况的改变而使人们易于摆脱贫困——封闭落后状态的打破;人口集中的“规模效应”对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促进;婚姻圈子扩大和地方病发生环境的摆脱;山区破坏(陡坡垦殖和乱樵)的减缓和川区威胁的减小。这一移民形式,应引起广泛的关注。

五是观念的变革。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一个问题是,扶贫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脱节。凡是人口控制不力的地方和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多胎生育的农户,大都是扶贫的对象和重点户。持贫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多育的保证(甘肃贫困地区的群众,便有“生多生少有八两包谷面”的说法)。为解决这一对脱贫有很大影响而又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把享受扶贫的权利与执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结合起来,实行层层承包的责任制。要造成这样一种状况:那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便能享受更多的扶贫权利。

注释:

①《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第26-31页附表1、2、3、4,农业出版社,1989年。

②《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9)第358-359页表,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

③⑤据《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1989)第358-359表中数字计算。

④《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第3页表3。

⑥《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附表7。

⑦《经济开发论坛》1990年第5期第4页。

⑧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和《中国农业年鉴》(1988)数字计算。

⑨⑩刘再兴:《西部开发的若干战略问题》,《经济与计划研究》1990年第2期。

(11)郭进邦、梁鸿飞:《清河模式探析》,《经济开发论坛》1990年第3期。

(12)原华荣:《西北地区科技人才现状》,《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13)何济川:《关于‘以工代赈,以赈赈校’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议》,《经济开发论坛》1990年第7期。

(14)原华荣:《东乡教育事业的问题与对策》,《西北人口》1988年第1期。

(15)原华荣:《对农民自我保障的思考》,《民政理论文选》,1990年。

(16)朱兴无:《试谈山区落后的症结与对策》,《趋势与对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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