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全球化转向的分析范式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外，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亦称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由于 “发展”范畴被理解为一个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发展理论最初被顺 理成章地理解为研究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理论。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 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发展随之被理解为不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过 程，而且包括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程，以及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转 型。就此而言，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主题，是一个 需要从全球整体角度来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发展理论也由对发展中国家的专门研究转向 不同发展程度各类社会形态的整体研究，不仅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且研 究发达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跃迁。(注：参 见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6～8页。)
“范式”(paradigm)一词是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科学 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使用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 术等等的集合”(注：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econd Ed i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0,p.175.)。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影 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本文沿着库恩的思路， 将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从分析范式上作些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评述。
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
发展理论的分析范式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为发展观。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是 关于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哲学观念和精神指向。当代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之谜的解 答方式，不过是其深层构架在具体内容层面上的扩展和完成，发展理论的缺陷，无一不 是各自深藏的发展观偏颇的反映。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发 展主体论和主—客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论，展示了一个宏伟的历程(注：任平：《2 1世纪发展哲学》，《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 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向全球化逐步转向的一条清晰轨迹。
二战以后，随着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相继独立，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发展途 径选择的研究，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 为此奉献出的第一批发展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在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五 大主流研究方向：(1)以刘易斯和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经济学方向；(2)以亨廷顿、阿尔蒙 德、阿普特等为代表的政治学方向；(3)以帕森斯、列维、勒纳等为代表的社会学方向 ；(4)以英格尔斯、麦克利兰等为代表的人文学方向；(5)以布莱克和艾森斯塔德等为代 表的制度学(体制比较研究)方向(注：参见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6年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9～10页。)。现代化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就是“传统—现代性” 的两极对立，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就要在现今传统的状况与未来的现代化目标中间“填补”现代性。而现代化理论归纳出 来的“现代性”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且是经过西方学 者“提炼”的种种特征。正如N·艾森斯塔特所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欧 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注：N·艾森斯塔特：《社会的进化与发 展》，英国牛津珀加蒙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1页。)亨廷顿将现代化和发展看成同义词 ，认为它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这些 目标也意味着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 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注：塞缪尔·亨廷 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在现代化理论内部，根据其强调的现代性的特质不同，体现为发展客体论和发展主体 论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发展客体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它有两大特征：其一 ，认为发展的本质或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发展的目标就是如何追求和保证GNP的 有效增长；其二，将发展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主要形态。发展主体论是以人的现代化 为发展本质和根本标准的发展观，它是对发展客体论的超越和否定。英格尔斯在其《人 的现代化》一书中，借批判发展客体论来系统地论证发展主体论。其主要包括：(1)批 判发展客体论，提出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体论；(2)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发展过 程，即所谓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
无论是发展客体还是发展主体论，都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即自觉不自觉 地将西方文明作为现代化标准，以此来衡量、规范、裁剪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西方中心论”其核心纲领和观念前提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排斥异己，唯我独尊 ，将自身发展的履历表强加于人，成为至尊的“天规”；“西方中心论”映射在时间维 轴上，便演化为理性主义的单一线性发展观，强调全世界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 个框架，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视为从“传统”到“现代”单一发展线索上依次排列的环 节，仅有先后之分，而无多样之别。
发展理论中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其发展观的共同特点是从全球性发展结构的角 度来界定发展的可能性，是在全球空间层面展现的“主—客相关论”。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理论。从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看， 依附理论可区分出三个主要流派(注：C·P·欧曼、G·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一是起源于拉美经委会内部，以劳尔·普雷 维什(R.Prebisch)、塞尔索·富尔塔多(C.Furtodo)和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unkel) 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依附论”(注：特奥多尼奥·多斯·桑多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二是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发起并 由特奥多尼奥·多斯·桑多斯(T.D.Santos)等人继续发展的“不发达的发展”论；三是 以巴西学者费尔南多·亨里奇·卡多索(F.H.Cardoso)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E.Fale tto)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理论”。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 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注：特奥多尼奥·多斯·桑多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依附论虽然弥补了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片面性，为观察发展问题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角，然而，依附论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内因决定论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外 因决定论的缺陷之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 中心—边缘”的关系中，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就是它们被发达国家纳入以西方国家 为主导的“中心—边缘”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这个依附化过程导致了两种结果：西 方国家的发达和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因此要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必须到这些 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和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剥削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可见，同现 代化理论相比，依附论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它由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转向不同 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方式。有学者认为，依附论是全球化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注：杨金 海：《全球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热点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事实上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依附论自身的不足，导致了许多批 评(注：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弗兰克把对依附论的批评概括为三点：(1 )批判依附论强调交换关系而忽视了“内部”生产方式；(2)批判依附论没有充分考虑拉 美和世界各地的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的不同阶段；(3)批评依附论没有真正对世界 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动态分析，在这种资本积累中，宗主国经济发展 与依附国外围的不发达理应作为单一进程的一部分来分解。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70年代后期依附论逐渐失 去了影响力。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宽了依 附论的视角，这就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从依附论的“ 中心—边缘”体系到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从二元结构到一个有机体 系，从外部决定论到结构决定论，沃勒斯坦为研究发展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从未提出过“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任何一种理 论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历史积累性和连续性。因此，这一理论作为全 球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尤其是三卷本的《现代世 界体系》，堪称全球化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沃勒斯坦 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全球化关系不大，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考 察一下全球化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为全球 化的启动与加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素，而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强 化了全球化的效应，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注：文军：《90年代西方社会学视域中 的全球化理论评析》，《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
从发展观角度看，依附论首次将发展研究的视角从时间纵向维度转向空间横向维度， 其命题的表达形式是“中心—边缘”，它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空 间关系上，具有空间意识，这是一大进步。究其深层底蕴，其所持的是“主—客”两极 框架，将“中心”这一极视为惟一主体，视为影响“边缘”这一客体发展的主动者，因 而是世界体系的安排者。而“边缘”的一极只是被动的客体，其命运只能是处于被支配 的地位。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依附理论的完善形式，它进一步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关 联整体。其命题的表达形式是“中心—半边缘—边缘”，它强调发展在全球空间多极项 之间进行，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全球关系来实现自主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强调世界体系 的本质是不平等，认为“中心”的改变和“体系”的变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同国家在“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中的位置可能有所改变，但这决 不是体系的改变。可见，究其深层底蕴，世界体系理论所持的仍是“主—客”两极框架。
与现代化理论所持的发展观相比，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所持的“主—客相关论”从全 球空间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并寻求发展路径，在发展研究的视域上大为 拓展。同时这一发展观体现了对不发达国家发展主体地位的深切关注，有助于激发和唤 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这一发展观仍然充满矛盾：它既不满足于不 平等体系，而现实中的这一体系又难以改变，因而寻找不出一条可行的不发达国家的发 展之路。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 是，由于在解释世界体系诸方面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其过分经济主义取向，因而 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的理论研究随之兴起。1985年罗 伯特和F.Lechner发表《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文化问题》(注：载于Theo ry,Culture and Society，1985年第2期。)，明确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词，并提出了与全球化有关的许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随着20世纪90年代 初苏东剧变，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升级。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 国日致词时所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无疑激发了学术界各学 科学者展开对全球化问题全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热情。9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的发生， 使全球化研究再度升温，同时也使人们深切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可怕力量，强化了对全球化所具有的负面影响的认识，从而使人们对全球化不再 只抱乐观态度，而是持谨慎态度，有的甚至持悲观态度。
就理论层面而言，“90年代以来，西方全球化理论也在作不断调整，这体现为学者们 一方面继续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评和修正，另一方面重新确立理论的基本 概念和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求建构出与全球化进程更吻合的理论。”就描述全球化的方 法而言，90年代全球化理论“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把文化和文明因素考虑进去，希望形 成一套更趋完整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些方法都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 体系理论的回应”。(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8年版，第42～43、43～51、53、49页。)
罗伯特、费舍斯通(M.Freeherstone)等人直接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入手研究全球化，以 此弥补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的缺陷。1992年罗伯特在其《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 文化》一书中系统阐释了其主要观点；费舍斯通的观点集中体现在1992年由他主编的《 全球文化》中。面对学者们的批评，沃勒斯坦本人也对自己原有的观点作了修正，力图 融入对文化、文明的考虑，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1991年结集出版的《地理政治 和地理文化》一书中。与沃氏相比，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J.Friedman)则从后 现代主义角度透视了全球体系文化逻辑的变化。而斯克莱尔(L.Sklair)对全球化理论的 最大贡献是他在《全球体系》中提出了较全面地看待全球体系的方法，与沃氏的世界体 系论相比，他的全球体系理论显得更加全面一些。英国学者吉登斯(N.Giddens)从制度 角度研究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归因于现代制度的扩展。 亨廷顿(S.P.Huntington)在他的颇有争议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中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 突替代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抗来描述冷战后的全球状态。美籍学者福山(F.Fukuyama) 在使其声名鹊起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则以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为蓝本，设 想了一幅自由主义在全球全面胜利的景象(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 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43～51、53、49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波及，更是使得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研 究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注：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 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09页。)。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 兴起，提倡解中心、消结构、消边界和多元化，反对中心论、大叙事、一元化和绝对真 理，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哲学表现。“直接由此引起的90年代初期新思潮是‘ 后殖民主义’。它以上述思想为武器，提出了反对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反对 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霸权，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霸权 ，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背景，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 道路，力图摆脱西方势力的束缚，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自由。直到今天，后殖民主义仍 在发展中，并成为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成为人们 普遍关心并在未来全球化过程中力图解决的问题。”(注：杨金海：《全球化研究的历 史现状和热点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 以文化作为差异的基点，来确认世界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多极性，这是全球化理论阐 释的基本理论纲领，它将发展视为包括经济增长、权力、政府、文化价值相互关联的整 体性过程，是各国在全球交往中各为主体、独立内生的过程，至此，全球多极主体交往 论便成为发展理论的主导观念。
在全球多极主体交往中，各种文化、文明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在当代全球的发展 中居于何种地位?对这一问题的最初解答是消极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及其《不 是文明的冲突是什么》等文中提出了一个以全球文明冲突为主线的发展范式。他认为， 主宰全球“后冷战时期”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是独存的“西方中心论”，也不是任何 一个单一的主体论，而是多极主体之间的交往——其核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 的冲突。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基本的和必然的事实，也是主宰全球社会发展的基 本格局。显然，亨廷顿一方面确认各文明特别是非西方文明不再只是历史的客体而是发 展的主体，承认发展主体的多极化，另一方面又将这一多极主体交往关系视为消极的和 对抗的，他描绘的是一幅全球血淋淋的文明冲突图景，并以此为基准建立美国的新冷战 模式。
其实，全球在走向多极化的同时必然使发展主体多极化和平等化。各国无论大小强弱 ，都有同样的发展主体地位和发展权利，各发展主体的发展目标、道路、模式也日趋多 元化，并且在多极主体间还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交往关系，这是构建全球发展总格 局的作用机制。
转向可持续发展观是全球性多极主体交往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21世纪人类的新发展 观。从布朗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到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 全球环发大会所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观 被逐步明确界定为三个命题、两重关系。三个命题是：(1)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 多极性生存的权力；(2)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发展的能力；(3)当代人 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两重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一部分人 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从本质上看，三个命题、两重关系体现的是“主—客—主”这一 多极主体交往实践的基本结构。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展示出一种全球视界，一个新的世 界结构观，一种合理化的全球交往规则和精神，因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崭新发展观。
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
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其分析范式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 球主义。这里的旧全球主义以启蒙理性为基础，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工 业文明的内在逻辑。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造就出了本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新全 球化观念和思维向度。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正 经历着由旧全球主义向新全球主义的重大转变。比较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是我们科 学认识与理解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前提。
旧全球主义的理论倾向，究其要者，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工业文明为轴心，构建全球化发展格局。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 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 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刘 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普雷维什和弗兰克等人的“ 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 球分裂结构等等，均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在这一两极格局中， 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 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 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
2.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倾向。时至今日，这一“基础主义” 全球观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全球发展理论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普雷维 什等人的“依附论”等，都以国家为基础，将世界视为一个由国家间发展关系构成的全 球体系。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虽然在变革“依附论”理论范式时提出必须 要改变整个世界结构而不仅仅是边缘地位，但是重建地球家园的基础仍然是国家。
3.以线性决定论为基础的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思维方式。所谓单一主体性，即将 全球的发展极仅仅归结为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贬为边缘或半边缘。所谓单 一中心性，即将西方文明奉为惟一的“现代性”和“文明”，而将所有不符合西方人观 念的文化一概斥责为“传统”和“野蛮”。因此，全球文化就变成了“传统—现代性” 或“野蛮—文明”的关系。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而单一规范尺度，则是现代化 思维以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为尺度，剪裁所有的思维与文 化，并要求一切必须在这一理性面前叙述自己存在的理由，否则必将遭到批判和淘汰。
以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视界构筑的全球化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新全球主义。其理论倾向 与旧全球主义相比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以后工业文明为轴心，构建全球化发展格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进入到以知识经济、后现代 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罗伯特、斯克 莱尔、海纳兹、亨廷顿、杰姆逊、利奥塔德等人所论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变动的世界图景 ：今日的全球化，不仅程度更高，而且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形成了“后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新的全球化格局。所谓“天鹅绒革命”后，苏东巨变、柏林墙倒塌、冷战 结束，阻挡西方后工业文明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壁垒被打破，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信 息借助于全球互联网、电影大片和传媒重构了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和主要矛盾已 经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到“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上来 。多极化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进而形成新的多极化。
2.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化时代的实体基础，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 着世界。多元的国际化存在方式如族性、跨国公司、绿色和平组织、文明共同体、互联 网族、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金融“民族社会”而不是“国家中心”作为总体分析的参照 点(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 2～43、43～51、53、49页。)。上述这些“第三种力量”已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 面大大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世界体系的划分正在按照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结构来 重组。民族国家历史正在向全球化世界历史转变。今后，民族国家的“孤立的”、“内 部的”事件将越来越可能成为全球性事件。斯克莱尔认为，全球化超越“国家中心”， “跨国惯例”(transnational practices)造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三个 层次的全球体系(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 998年版，第42～43、43～51、53、49页。)。亨延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 》中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体系中，其主导范式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间政治利益的 关系，而是全球化文明间的冲突。世界体系就是由八种甚至更多的文明形态相互冲突造 成的图景。
3.全球化趋势的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新全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主张多 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 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惟一 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 顿、贝尔、利奥塔德等后现代主义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 范式和思维向度。过去那种单一主体、单一中心、单一规范尺度的全球化已经为多样化 、多元化和差异化趋势所代替。全球化的同质结构—西方中心论所推崇的单一主体性霸 权已经为多元主体的网络结构所消解。全球化的单一规范尺度已经为多元差异的规范所 取代。多元化规范尺度，使参与全球化的主体多元化。全球化决不是由那种按照启蒙哲 学构造的单一价值尺度支配的，相反，是由多元价值标准差异地重合的。女权主义、生 态主义、黑人政治、族性革命、克隆技术甚至同性恋都在冲击着原有的文化基础和文化 观念，再也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全球规范底板。因而，具有多元异质的主体拥有多样 化的选择性。不同力量，不同存在的高密度的相互作用和整合构成了新全球化时代的景 观。新全球化时代再也不是一个由统一规则统治的全球性整体，而是由多元规则、多种 向度和多重力量交织的总体。就每一个层面来说，是整合中的分散，分散中的整合，或 是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是一种德里达笔下的“撒播”状态。这一状态是一种流动的、 变化的、网络化的，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并非是等级森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 体系，而是平面化网络式的结构。
总之，从旧全球主义向新全球主义转变，促成了发展轴心的转变。旧全球主义开创了 一个以现代化为轴心的全球发展时代。那是启蒙理性对蒙昧信仰的鞭鞑，巨人对神的战 胜，人对自然的征服，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农业文明的统治等等。与此相比 ，新全球主义的到来似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是，就其对社会的改变，对时代主题 的转换，对人类发展实践方式与思维方式挑战的深刻程度与广泛性而言，却远非往昔所 能比。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 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况》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若干启示
1.二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全球化转向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从西方中心论视角(以现代化 理论及其体现出的发展观为代表)，逐步发展为以人类整体为中心的彻底的全球观。它 启示我们，不能从西方中心论转变为东方中心论或其它什么形式的中心论。各国都有自 主选择发展目标和道路的权利。这一启示意义重大，它表明全球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并维 护各发展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各国都有各自发展的自主性、内在性、创造性、个性和自 为性。拥有这样一个理论自觉，我们在认识世界、研究发展问题时将会做得更好。
2.纵观发展理论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显著特征：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从经济物质层面逐步拓展到精神文化层面；从单一民族国家和不发达地区逐步拓展到资 本主义体系和全球整体。二是发展的内涵不断深化。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到“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 + 环境保护”，发展的内涵逐步深化。尤其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趋向于把发展理解为一个包括经济、社会、 环境三个向度的整体和过程。三是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早年的发展研究表现为一个多学 科(multidiscipline)的学术领域，以各门学科(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 学、历史学等)互不相关地开展研究为特色。近年来，发展研究进入了真正具有跨学科( inter discipline)意义的变革阶段。人们开始对各门学科提出的发展理念进行整合， 这一研究方法将是21世纪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向。
3.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对于建构社会科学的全球视野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的社会 科学，长期受冷战格局的影响。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客观态度，冷 战思维把学者的“世界”分割成两块，然后再分割成更小的碎块。以美国政治学者亨廷 顿为例，如果说他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一书是受到了冷战意识形态的 影响的话，那么他近年来写的有关“文明冲突”的一系列论著则是受到美国局部利益的 驱动，仍然是冷战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 新的历史机遇。冷战格局下那种片面地、局部地、主观义气地看问题的方式，将在新的 世界格局下逐渐为全面地、总体地、客观冷静地看问题的方式所取代。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必定给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更 广阔的思维空间。新的形势也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更兼容的态度，综合以往人类思维 的一切成果，开创新的起点与高度；同时也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更大的气魄、深刻 与勇气、更高的学术视野与关怀(注：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4～15页。)。
总之，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将对重构21世纪全人类的开放的社会科学具有重大启迪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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