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贝尔与达赖“新政”之关系考析—兼论达赖“新政”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论文,新政论文,贝尔论文,性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3)-02-0026-08
一、达赖“新政”幕后的帝国主义背景
近来有学者著文谈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20世纪前期由十三世达赖主持进行的“新政”，并非着意于现代化，也不具有唤醒民族独立意识的意义。但同时又认为“新政”是什么藏族的一些精英人物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自省和反思，并特意称其为“西藏的民族自省运动”。更有人认为，达赖采取了一系列启发民智、日进富强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改革措施，立志变法图强。虽然有的文章同时提到了达赖企图创立一个割据自立的局面，但只是一笔带过，并非文章的主旨。而且这些文章都忽视了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新政”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抛开了达赖“新政”的复杂背景，特别是英国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只就新政本身的内容去分析，必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仔细考析一下英国人特别是贝尔与达赖“新政”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达赖“新政”的性质，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藏军一再东侵，康藏战争和青藏战争迟迟不能平息的外部原因。
达赖“新政”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政治背景和政治需要。单从外部来讲，“新政”主要得力于英国人的谋划和积极支持。这是因为在“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企图用外力手段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落了空，但又不愿放弃唆使西藏搞独立的既定方针。遂转而极力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实行“新政”，建立新军，并策划藏军东进，阴谋搞“大西藏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以之实现它在“西姆拉会议”上未能实现的分裂中国的阴谋。在这方面，英人贝尔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曾任职印度内务部，长期担任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负责对锡金、不丹的经营和打开西藏通商渠道事务以及驻西藏亚东、江孜一线商务代理处等侵略机构的高级官员，是英国政界有名的“西藏通”，并一贯坚持侵略、分裂西藏的强硬派立场。早在1904年，贝尔就随荣赫鹏的远征军入侵西藏。“由于西藏人反对而被阻于春丕谷地时，我奉命带了一个先遣小组。我们的任务是从南到北跨越不丹西部，寻找一条路线，沿这条路线从印度筑一条通往西藏……的道路。”充当开路先锋[1]。“1905年我……奉召回西藏工作了四个月。1908年我再次奉召到掌管英国同西藏、不丹、锡金关系的代理处负责。……从1908年到1921年，”除却偶尔去过其他地方，“我都住在西藏及其边境地区。所以我已大部分西藏化了。”[2]1910年达赖逃亡印度期间，贝尔又充任接待、监视并拉拢达赖一行的联络员。他采取利诱和威逼手段，向达赖及其随员灌输西藏独立的思想，培植亲英分裂分子。在大吉岭期间，“我和达赖喇嘛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在印度渡过的两年另三个月期间，我与他进行了约五十次亲密交谈。我每次进入他的房间，他都笑脸相迎，严厉的面孔也变得和蔼起来。”[3]至于达赖喇嘛为什么转向英国，贝尔说：“五年半前，英国人与西藏打仗，侵略了他们的国家，占领了他们的国都，把达赖喇嘛赶到中国流亡。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逃往被其宿敌控制的印度呢？俄国人从未敌视过他，实际上他们还在信中对他表示了敬意。但是，英国人近在咫尺，俄国人则远在天边，因此达赖喇嘛及其噶伦们除了逃往印度，别无选择余地。”[4]致使1907年“在谋求俄国帮助所作的努力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又转向英国。次年一月，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收到达赖陛下一封问候信。传递此信的特使向约翰爵士保证说：‘达赖喇嘛现在想与印度修好，并透彻了解当地事态；而在1903年双方之所以兵戎相见，纯系其部属对导致此事的事实真相对其作了隐瞒。’”[5]贝尔说，“在大吉岭同达赖喇嘛相处的日子，为我打开了通向西藏一切禁区的大门。……一九一三年二月，达赖喇嘛……似乎怕我离开西藏回英国去一段时间，曾为此致函于我，择要如下：‘最近，我们派四品官龙夏向英国政府送礼，本想求你陪同他一同前往。龙夏提出了同样要求。我们认为，你对西藏事务十分熟悉，是唯一能在一切重要事务中有助于我们的人。但因中藏事态仍悬而未决，我们才未作此恳求。现在我们听说，你不久即将返回英国，如果是这样，西藏就会象一个被绞死的人一样彻底完蛋。因此，我们恳求：如非苛求，你是否可延期启程。’”[6]
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贝尔身为英国藏事顾问，是条约的积极策划与参与者。当时，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会议藏事，英、藏早有成说。而藏人在此者，英人又暗防甚密，使不与我通声气，在彼照料一切，均出于英员贝尔之所为。贝尔沈鸷多谋，厦扎诸人士全在其掌握之中。阅此次交涉诸款，英文甚佳，其为英人主谋显无疑……实为西藏与我多事者也”。[7]贝尔自己也承认，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英国全权代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地图上划的一条八百五十英里长的线，与西藏全权代表商量划定西藏与印度东北部的边界。我就亨利爵土所期望的边界线，取得了夏扎的同意。这条线的每一点，都离印度平原约一百英里。”“与西藏全权代表谈判一项新的通商条例，以调节印度与西藏的商业往来，就成了我那时的另一个使命，在我的记忆中，我可以在这件事上以我的主意去办。”[8]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达赖喇嘛转而要求英国人和日本人出谋划策。查尔斯·贝尔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顾问。……（达赖喇嘛）从1915年到1919年，至少每年一次邀请查尔斯·贝尔前往拉萨……”[9]然而“西藏缺乏独立，甚至于在（西姆拉）会议过程中一次例会上，因西藏代表生病，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就代表西藏。”[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趁机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西藏。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和与清朝驻藏官吏的矛盾，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一些上层分子两次出走。在外逃期间，他目睹了比西藏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军事装备及近代化建设等，使他意识到西藏必须适应世界形势进行有限的改革，以便更好地维护其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二次出走印度后，达赖与英印政府官员、帝国主义分子贝尔建立了密切而又良好的私人关系。为了缓和各种矛盾，进一步巩固政教合一的制度，使他萌发了依靠英国进行改革以图西藏自立自治的新政思想。贝尔极力建议达赖实施新政，鼓动达赖派藏族子弟去英国本土及英印留学，借以培养亲英势力，都是英国为鼓动达赖搞“西藏独立”所采取的阴险步骤。而达赖喇嘛为了向英国表示友好，在1914年8月特令伦钦索康致信英国驻锡金行政官古德，表示西藏愿意派遣一千名藏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战争。[11]此时的英国对于西藏，诚如贝尔所言，“吾等所求於西藏者何耶？简言之，吾等之所大欲，在於西藏必强而能自主……西藏又为吾等防止赤化之理想障壁”。[12]“吾尝提出下列方案，以为如此始能维持西藏自主权，及其良善政府；所谓方案，简言之……（一）许其每年自印度输入少许特别规定之各种必须军用品。（二）於有限范围内，助之训练军队，备办军需。（三）先助之雇用寻矿师察看矿山；苟已发见，则雇之采矿师试验之，於必要时则实行采炼……（四）设一英国学校教育西藏要人之子弟。校址应在江孜；将来可迁至拉萨。”[13]贝尔为何如此煞费苦心呢？他不打自招地说：“……在事实上，西藏增进自己利益，即可增进印度利益。”[14]于是，十三世达赖自1912年从印度返藏以后，在英人贝尔的具体谋划下，开始着手进行“新政”改革。
二、1919年以前英人及贝尔与达赖“新政”的关系
从1913年开始，达赖逐步进行“新政”改革。在政治方面，他首先改革了西藏的行政体制，用以扩大封建农奴主政权的基础。达赖恢复了噶厦中设一名僧官噶伦的制度，亚增设司伦一人，其职位相当于清乾隆年间册封的郡王，领导四噶伦处理西藏日常事务。第一任司伦是亲英分裂分子夏扎·班觉多吉。司伦的设置，不仅改变了自清雍正以来中央政府派遣驻藏大臣管理西藏的体制，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而且方便了英国通过收买司伦来操纵西藏地方行政事务。
在军事方面，用西方现代武器装备加紧训练和扩充藏军，这是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的核心和主要目的；也是英国借以加强西藏上层反动势力，进而操纵西藏上层的重要手段。这个主意是贝尔在1920年应邀入藏之前，即在大吉岭时为达赖提出的。当时达赖“一次随便询吾意见，吾言西藏军队仅五千人，殊不足用。吾意财政准备充裕时，当逐渐增至一万五千左右。此似为最低数额，不如此不足以平内乱而御外侮”。[15]劝告达赖以“维护西藏自主权”为借口，策划由英国在江孜为西藏创办军官训练学校，扩军备战，从而扩大西藏亲英分子的势力。他还“力图向达赖及其噶伦们指出海军的重要性，以及海军给我国（与俄国和中国相比）带来的威力。”“我力图说服我们政府允许西藏人从印度进口军火。我们想要西藏独立和强大，如果不允许她进口军火又怎么可能呢？”[16]在贝尔的策划和英国的帮助下，达赖计划将藏军扩充到1万人以上。
在1913年以前，藏军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多数还是应服兵役的土地所有人为自己雇佣的替身，军事力量十分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达赖决定在原有藏军的基础上，再按卫地每2岗土地、藏地每4岗土地各出兵1人的方式进行扩军。他破格提拔亲英分子、出身平民的擦绒·达桑占东为噶伦兼“马基”（总司令），将副总司令台吉赤门巴·诺布旺杰升任为噶伦，由隅拉·丹巴策仁接任副总司令，任命从江孜军校学习归来的松巴扎萨克和多任台吉为新组建的“八分兵役”的代本，在英人的协助下对藏军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聘请了1913年入藏的一名日本军事专家矢岛保次郎(Yasu jiro yajima)用日本战术训练一部分藏军（第四团），由受过俄国军事训练的蒙古人单白坚赞以俄式战术训练另一部藏军。到次年，扩充了藏军1000名，并计划组建30个代本，每个代本500人（最后只建成了12个代本）。这支藏军按藏文字母顺序编成序列，并制定了军旗和新的军纪。英国以5000枝淘汰了的英式步枪和50万发子弹作为获取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酬谢，赠予噶厦，使西藏首次有了大批近代化武器。1915年，亲英分子伦钦擦绒为了扩充藏军以便发动东进战争，曾几次与贝尔商议求得英国的支持。擦绒提出在英国经过努力仍不能使中国中央政府接受《西姆拉条约》的情况下，要求英国帮助改进藏军装备，计划筹组常备军一万名，用以将来从事军事分裂活动的资本。而贝尔则认为“以五十万平方英里之国（指西藏），军队只有此数，可谓甚少。”“因为西藏要维护它的独立，反击中国侵略的唯一希望，取决于增加和改进她的军队。”建议英印政府先允许西藏可从印度输入各种军需品。1915年，英印政府果然供给西藏子弹20万发。[17]
在文教方面，一是英人鼓动达赖选派人才出外求学。早在1912年，达赖在贝尔策动下，就派遣侍从堪布擦珠·洛桑益西到日本留学。次年又在贝尔提议下，选派贵族子弟门冲·钦热贡桑、吉普·罗布旺堆、强俄巴·仁增多吉、郭卡日瓦·索朗贡布到英国留学。贝尔说，“当达赖喇嘛还在大吉岭的时候，我曾向他和夏扎建议，他们应该送几个西藏的男孩去英国受教育。……1912年回拉萨后不久，达赖喇嘛就选了四个十二至十五岁的男孩，准备送去。……一个名叫龙夏的西藏官员是带队的。……我那时在锡金的甘托克，达赖喇嘛吩咐龙夏先把孩子们带来见我，以便我能给他们一些有益的指点。”[18]后来，“古尔德先生（后来是巴色尔爵士）是政治部在西藏工作的青年军官，他带着这一行人到英国去了。”[19]1915年，派桑颇·班丹曲旺，定恰·多吉坚赞、吉普·索朗旺杰和罗杰朗巴.索朗多吉和部分藏兵到印度学习军事。此后还几次派人到印度大吉岭学习语言及电话架设技术等。
二是英人协助兴办新式学校。英人早在1912年于亚东英国商务代办处非法开办私人学校，由路得劳(F.Ludlow)进行管理，教授英、印语文，对藏人进行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听命英国的知识分子。1914年，应达赖的要求，英印政府又创办了江孜军官学校，先后培养5期共200名军事教官。
三、1920年贝尔入藏后与达赖“新政”的关系及被逐
1917年，民国北京政府指令甘肃督军派朱绣一行入藏取得的积极成果及逐步加强与西藏地方政府联络的措施，当即引起英国的疑惧和忌恨，他们担心十三世达赖从此倾向中央，认为“自是中国在拉萨的影响渐大”。[20]因此先是攻击“中国使者”在西藏的行动，是“设法腐化西藏政府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21]接着为了破坏民国政府恢复同西藏地方政府正常关系的努力，进一步阻挠达赖喇嘛同祖国接近的倾向，英国政府内部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决定派遣一名官员赴会拉萨，选中了“西藏通”贝尔，因为贝尔当时接到达赖的多次邀请信。贝尔则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派赴拉萨的代表必须有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的权力，否则，“英国官员北上拉萨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认为，“印度政府应全力阻止”甘肃代表团入藏而存在的中藏之间直接谈判的倾向。贝尔说，“我离职期间，我们与西藏之间的友好关系有所削弱。因为，当我离开一年零九个月之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发现西藏政府终于在中国人一直向其施加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并允许中国外交部使团前来拉萨。这是自一九一○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22]“在我回去前不久，中国使团到了拉萨。……西藏政府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们应告诉使团：西藏政府对中国（说）……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西姆拉谈判时，中国人在未达成协议之前便中断了谈判；一九一九年中国人自己重开谈判，却又自己中断谈判。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西藏政府认为：派代表去中国谈判协议，达不到任何实际目的。西藏政府根据我的建议回复中国使团……”[23]
1920年10月，“熟谙西藏事务”的帝国主义分子查尔斯·贝尔得到了赴拉萨的正式指令。11月，查尔斯·贝尔带领一批锡金籍的藏族助手、医官肯尼迪中校、印度邮电部官员费厄赖(Mr Fairley)及大队人马，随带240驮军械来到拉萨，并允诺可再借给西藏3000支快枪。随后又增调亚东商务代理麦克唐纳（D Mcdonald）和英印警官、锡金籍藏族赖登拉为助手，企图依此帮助达赖建立一个“大西藏国”。[24]噶厦中的亲英分子十分高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授予其名誉伦钦称号。贝尔自己也说：“我们象一支凯旋的队伍一样进入圣城……在城外两英里外，我们受到了达赖喇嘛、首席噶伦和噶厦派来的代表们的欢迎。代表噶厦的是已故首席噶伦之子、我的年轻朋友夏扎。”[25]
贝尔在拉萨期间拜会了达赖和四噶伦，刺探西藏上层的政治动向。一方面“与达赖及其政府……解释种种，并竭力挽回（英国的）信用交谊”[26]。一面又专门挑拨汉藏关系，企图以之抵销中央政府所派甘肃代表团入藏努力取得的成果。他常与达赖密谈，所论问题甚多。“我们经常交谈一小时左右”。[27]其中主要一项即为扩充军队。他认为“西藏要维护她的独立，反击中国侵略的唯一希望，取决于增加和改进她的军队。”[28]贝尔抵达拉萨不久，即向达赖喇嘛提出“……应该把军队逐步增加到一万五千人，”[29]“达赖喇嘛把我的建议提交议会研究，……我很快就知道了人们对于我的建议的看法。”[30]1921年1月25日，“我拜访了达赖喇嘛。他告诉我议会已经结束了他们关于增加军队的辩论。……（决定）每年招募五六百名士兵，直至增加到一万一千多，使总数达到一万七千”。[31]扩军的另一个目的是用来对付爱国内向的寺院僧人。贝尔在同达赖谈论所谓中国“侵略”的危险（时）指出：“在我看来，……把军队逐步增加到一万五千人，而这一数字本身实际是较小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抵御中国，也抵御尼泊尔。[32]达赖还同意了贝尔提出的让英国人入藏攀登珠穆朗玛峰、准许英人在1922年全年在西藏各地进行地质勘探的要求。对此，连贝尔自己也感到意外。他说“昔日的敌手西藏，答应了（英国）坚定的盟邦尼泊尔所不愿答应的事。”[33]
但要扩充藏军必须增加财政收入，因为噶厦当时财力不足。为了筹措军饷来源，贝尔又向达赖建议用提取部分寺庙财产、加征贵族和寺院赋税的办法来解决。贝尔供认：“今日西藏政府最大之障碍在于难增税收，以养新军，盖亚洲各国皆以土地为生财之本，西藏亦然，惜大部区域久已赐予寺院贵族，非遇重大情形，如丹吉林寺之叛逆（实际是爱国内向、反对分裂－笔者），政府不能没收之……故一九二一年当吾拉萨时，复拟采取激烈手段，征收寺院及其他地主最近所得产业之税”。[34]为防范镇压爱国僧俗的不满行动，他还到处散布“中国的贫弱和不可靠”，唆使藏军继续向内地东犯。[35]
贝尔的一系列挑拔汉藏关系和分裂西藏言行，招致了西藏僧俗各界和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所提扩军增税方案，经民众大会讨论传到社会上以后，仅有擦绒等少数亲英上层给予支持，却引起广大藏胞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以三大寺为核心表示内向的喇嘛势力集团带头反对扩军增税，他们把贝尔及擦绒的建议看成是“企图传播英国观念”的异教思想；西藏政府中以大卓尼为首的僧俗官员“对亲西方的军事集团也极为忧虑和担心”。[36]因为自“西姆拉会议”后，由英人扶植起来的擦绒所统率的新编藏军，崇英媚外，讲究英国派头，洋味十足，又常去北郊各寺院附近打马球爬山，滋扰了僧俗藏胞的生活，引起对藏军的普遍不满情绪。僧俗官员们已经怀疑到扩军是英国人为了对付中国，破坏汉藏关系，因此跑去质问贝尔说：“如果英国人必须招募一支军队并与中国作战，那么，同英国人交朋友西藏人会得到什么益处呢？”他们“相信这一建议（指扩军增税）是由你（指贝尔）提出的。西藏人民不愿接受这个建议。”[37]
在扩军的同时，贝尔又劝达赖以“维持西藏自主权”为由，策划在江孜创办军官学校。达赖还派桑珠颇章及一些士兵人去印度葵塔和西弄学习炮兵机枪技术。英国正是以此来加强对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藏军和军事的控制。为了帮助西藏地方政府为藏军解决现代军事装备问题，贝尔还费尽气力，“终于能够说服英国政府允许（西藏）从印度进口少量武器。”[38]“藏军如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39]使藏军面貌大变，实力大增，战术水平明显提高，几乎与英国领属下的殖民地军队相差无几，成为反动上层镇压人民及制造分裂的工具。
1921年1月，西藏“民众大会”在各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把扩充藏军的计划延迟20年，但仍然引起广泛不满。西藏人民甚至向贝尔发出最后通牒：如不迅速离藏，就采取非常手段进行驱逐。街头贴出的各种传单更号召人们杀死贝尔及其随行人员，又有谣言说英国人正在派军队支援藏军对付寺院的喇嘛。当藏历新年到来拉萨举行传召大会期间，贝尔说，“许多喇嘛都在打听：究竟是谁把英国人领到拉萨来的。一个夜间，在拉萨许多地方悄悄地贴出了布告，要人们杀死肯尼迪和我。”[40]亲英上层分子擦绒“由于受到喇嘛们的痛恨”，“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害怕一个喇嘛会等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从后面袭击他。”当时，三大寺僧人大多入城，藏族僧俗群众对于教唆达赖喇嘛扩军备战、分裂祖国的英人贝尔的愤怒也达到了极点，这一矛盾终于暴发为冲突。数万喇嘛群集拉萨，反对贝尔的行动进一步扩大，到处传出三大寺喇嘛要下山暴动准备打死英人的消息。只是由于达赖喇嘛处罚了几名藏军军官，并对寺院严加管束，才未爆发更大的冲突。
4月初，亲英分子擦绒在拉萨的房子遭到喇嘛们的袭击。到了7月，在哲蚌寺数千爱国喇嘛扬言准备进军拉萨下山之前，贝尔向十分紧张不安的达赖献策说：你“拥有六千大军”，“比较容易使几个大寺庙安分守己。”促使达赖下令调3000藏军进行弹压，结果与喇嘛冲突，最后酿成了8月份的哲蚌寺朗色林惨案事件。[41]据贝尔记载，早在7年前，参加“西姆拉会议”的哲蚌寺代表就对阿珠次仁告诫过，“当时该寺就可能起义，反对西藏政府”，因为西藏政府不该（因部分人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惩罚了他们整个寺庙”。7年后，达赖喇嘛因担心朗色林“扎仓的许多喇嘛都是靠近中国边境的西藏东部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与中国联合起来反对西藏。因此，就用其他地区的人来替换西藏东部人在这个扎仓中的领导职务。”赶走了该扎仓的两个司库，引发了哲蚌寺朗色林扎仓2000僧人（一说5000人）下山，到罗布林卡进行请愿，要求驱逐英人出境。面对喇嘛们的反英情绪，贝尔向达赖喇嘛献策说，“当臣民图谋反抗时，采取强硬措施是必要的……达赖喇嘛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就接受了我的观点。”[42]达赖调动了拉萨的3000名藏军包围哲蚌寺，解除僧人的武装，但哲蚌寺的喇嘛们说，“开枪吧，我们不怕死。”最后，被噶伦们苦口婆心地劝回去了。[43]
贝尔对拉萨僧俗民众反英爱国的浪潮十分恐惧，他供认当时“在拉萨许多地方悄悄地贴出了布告，要人们杀死肯尼迪和我”，他被人暗中投石或射枪弹，非不能之事。而“藏人以为扩充军队乃吾欲削除骄横僧侣之努力，此种思想固自有理，盖其圣主（指达赖）扩充军队明明系采用吾策，而毅然努力实行者也。”因此，“僧侣阶级恐外国影响之危及其宗教与其本身，仇憾每达极点。”[44]其实，贝尔这些话只说出了一半，扩充藏军的根本目的，是英国力图使西藏的军、警大权掌握在亲英势力手中，从而使西藏被英国所控制。他未料到此举会激发起西藏反英反分裂的爱国内向热潮，他曾请求英国驻江孜商务专员麦克唐纳来拉萨调解，未获成功，最后连达赖也劝其从速离藏。民国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指出：“英人谋藏种种策略，多出其（指贝尔）手。”贝尔“初曾（向达赖）荐连颠（即莱登纳）以握西藏之警察司法两大权，继欲推荐英军官以握西藏之陆军教练权”。此谋“失败后，藏中对英舆论已大变，白（贝尔）尚不以为意，而藏人已深恶之。其寓所门外常发现‘速行离藏，免伤性命’字条，白大惧，又以一己责任重大，恐一去不能复返，则英藏之关系将中断也。乃往见达赖，恳给静地一所，以作医院，留为纪念。盖欲借此以缓和藏人之恶感，而暗中仍继续其侵藏工作焉。惟达赖不许，并谓藏人仇恨已深，若不速行，不能复任保护之责。白失望，遂出藏返印。”[45]
在帝国主义分子贝尔于1921年10月被拉萨人民驱逐返印前后，随着《寇松备忘录》的出笼，英国政府及贝尔之类利用达赖“新政”控制、分裂西藏的野心并未死灭，仍在不断插手西藏的政治事务。贝尔在离开拉萨前说，“凡吾所提议，甚至与其他机关意见相左者，无不被英政府采纳。”“盖英政府已采纳吾所条呈之将来政策，西藏问题可谓已经大半解决。吾等未起程时，接总督及印度事务大臣之嘉奖，皆甚欣慰。”[46]而他公开承认，回到印度后，“我与印度外交部一道，制定了将对西藏采取的更为友好的政策的细节。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1、允许西藏从印度进口武器……2、帮助训练西藏军队。3、帮助西藏招聘英国机械师，指导生产弹药和枪支。4、帮助招聘优秀矿产勘探人员。5、帮助进口采矿和制币机械。6、在江孜为西藏中上层阶级开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将由英国人担任校长……7、在江孜与拉萨之间设立一条电报线路（这是西藏和印度所渴望的）。”[47]从1922年到1926年间，其主要活动有：应允帮助西藏征聘英国机械师，指导西藏为扩军生产弹药和枪支等；出面聘用印度矿务局负责人亨利海登爵士，到西藏勘测矿藏；由贝尔建议聘用印度教育司的英人卢德诺到西藏江孜，为噶厦开办西藏贵族子弟学校；策划由英人协助西藏地方将印度边境到江孜的电话线延伸到拉萨等，以便进一步拉拢和控制西藏地方政府。
贝尔被拉萨爱国民众驱逐以后，英国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企图通过达赖的亲信、亲英分子、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擦绒，用在拉萨兴办警察制度的办法，以特务手段防止和压制西藏人民的抗英爱国行动。擦绒承接贝尔早先的提议，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建议说，为了维持达赖和噶厦的威信，稳定社会秩序，不必顾忌寺庙僧众的反对，可以利用贝尔入藏时带入的军事装备组建和推行警察制度。开始，十三世达赖对此建议很感兴趣。于是贝尔建议雇佣曾任英印政府驻锡金警察总监（一说为大吉岭高级警官）的莱登纳（Sonam Laden La，旧译连颠，此人有藏族血统；其名又写为Sardar Bahadur Laden La）训练控制拉萨的警察。莱登纳在1921年〔一说1924年〕3月入藏，按当时英属印度的办法在拉萨建立警察组织，噶伦擦绒力主其事。其后，这一计划得到了噶厦的核准。鉴于在驱逐贝尔事件中倾心内向的喇嘛僧众和亲英洋化的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和支持，于是先在拉萨成立了西藏第一所警察局。藏历水猪年（1923年；一说1924年），莱登纳被任命为拉萨警察总监，在拉萨主持警察局的管理及警察的组训工作。莱登纳在留英学习归来的仔仲钦绕宫桑(Mondrong Khenvab Kunzag)的协助下，训练了300名警察，又派人负责研究制定警察法规机构及训练方法等，在拉萨的四面建立警察点，各重要街口建立岗哨，莱登纳因此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赏与的扎萨克头衔。
此时，正距西藏人民驱逐贝尔事件和亲英派军人集团未遂政变发生不久，莱登纳兴办新式警察的行动使藏军感到不安，其训练内容和方法又完全采用英属印度的西洋方式，并企图以此办法来管理拉萨的藏民和喇嘛们的日常活动，这就又同藏民族的原有习惯形成冲突，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西藏人民向来以宗教为行为准则，对警察制度天生厌恶。另一方面，这些警察依仗英人和噶厦为后台，举动之间盛气凌人，不断刁难欺辱藏民，甚至策划煽动亲英派夺权阴谋，引起拉萨僧俗各界的强烈反感。拉萨的警察又于1925年1月依恃英人和武力，竟然公开与喇嘛争路，酿成冲突。爱国反英的藏胞忍无可忍，两次聚众结队到莱登纳的驻地策墨林寺进行示威抗议，并直接向达赖跪伏请愿：强烈要求将其驱逐出境。在爱国藏胞的一片反对声中，莱登纳同以前的贝尔一样，无可奈何地离藏返印，而他所训练的藏警也只剩50人，不久也全部被达赖和藏政府革职。英帝国主义以组建把持西藏社会的警察制度来控制西藏的图谋也以失败而告终。
四、新政助长了分裂势力和西藏的半殖民地化
要准确全面地认识达赖“新政”的性质，除了全面分析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其主观目的（即动机）以外，还要看其形成的历史作用，这里仅就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略作分析。从政治上看，前文已经谈到，由于达赖在扩军和增税问题上不得不依靠英国和英印政府的帮助，同时它又损害了寺院及贵族的利益，因而引起爱国僧众的强烈反对和反抗，迫使达赖一方面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一方面不得不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贝尔遣送回印度。无独有偶，也正是在新政期间，十三世达赖转变了原先坚决抗英的爱国立场，反过来求助于英国和英印政府，使清末开始有了裂痕的与中央政府的传统关系，在民国初期不断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西藏上层亲英势力为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而先后发动武力东进的康藏与青藏战争。因此，牙含章说，英印政府与贝尔“采取的手段，则是迎合西藏上层中一部分亲帝分离势力企图建立‘大西藏国’的幻想，唆使藏军向西康、青海，可能时还向四川、甘肃、云南继续侵犯，使汉藏关系不可能好转。”[48]
对于在英人策划帮助下的达赖新政，特别是扩充藏军，贝尔自己是这样评价的：“一九一四年后，西藏人扩充其小军队；训练器械皆比昔为强。故从一九一四年以至于今，曾屡遏中国人前进。一九一七年其敌（指中国）往攻，处处大败，被其逐出数年来侵占之地界以外。彼等当时虽仅有粗浅之军事训练，而无机关枪过山炮，（除非夺自其敌），乃竟大奏凯歌。从纯粹军事上观之，其造就实不小也。”[49]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则指出：“贝尔的目的十分明显：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使它尽可能成为附属国。”[50]
其次，达赖根据贝尔提出的对三大寺增加税收以利扩军的计划，于1921年成立了军粮局，其另一阴险目的在于藉此打击爱国内向的寺院僧众，同时却严重损害了班禅主寺的利益。九世班禅因承受不了税收和政治压力被逼出走，英国人实现了破坏达赖班禅传统关系的政治目的。
第三，“新政”前后，英国凭借种种特权，不断扩大对西藏的经济侵略，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不但严重损害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和经济利益，而且加速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据英官方的统计，1914年后第一个贸易年度，仅亚东商路的藏印贸易总额即比1911年增加约30%。到1924-1925贸易年度，贸易总额更增至726.47万卢比，12年内翻了两翻。为了在西藏掠夺廉价原料，英属印度大贸易公司卡茨曼达斯·帕鲁克·钱德公司在亚东、江孜等地建立分号，其他如拉茨曼达斯·兰姆钱德公司、帕鲁克钱德·列克米钱德公司等则雇佣大批西藏商贩做他们的代理人，在西藏各地几乎垄断了西藏的土特产品出口业务。同时，英国和印度输入西藏的工业品也逐年增加，在1924-1925贸易年度，印度经亚东输往西藏的棉、毛、丝制品达1,438,651卢比，占商品总额的41%。英国为了支持西藏的分裂活动，还对西藏输出武器军火。英印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和对西藏控制的加强，极度削弱了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传统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对西藏的主权。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产品逐渐被排挤出西藏市场。在西藏西部地区，到1924年以后，西藏东中部的传统汉藏直接贸易也已基本停止。以纺织品为例，1904年时，进入西藏市场的内地产品约值20万卢比，而到1924-1925年度，经亚东输入西藏的英国货达5,000多蒙德（合100万米以上），早已超过了西藏中东部市场的需求。[51]由于西藏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印度的贸易，就为西藏一部分上层分子搞“西藏独立”活动提供了方便。
第四、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不但严重损害了从事传统贸易的西藏商人、贵族和寺庙的利益，使许多脚夫、装卸工人失去了谋生手段，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又促使西藏上层中的少数人转变成英国的买办和亲英藏独分子。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英印商品进入西藏地方，一些原先从事汉藏贸易的西藏商人、贵族和寺庙也开始经营印藏贸易，从中分得一部分商业利润。民国期间，英国殖民主义也利用小恩小惠积极拉拢西藏三大领主，特别是贵族与寺庙领主中的部分上层人物。其中不少人由此暴富，成为西藏近代的买办阶层。邦达家族、索康家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此外还有擦绒家族、柳霞家族等，“他们同设在印度的‘喜马仑公司’、‘大达公司’等英印资本一道操纵西藏市场，大肆剥削西藏人民，大发其财，加深了西藏对英印的依赖。”[52]“随着通过亚东、江孜一线中印贸易的增长，使愈来愈多的西藏僧俗领主的经济利益与此直接和间接地联系，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大量亲英分子的出现，包括一部分上层人士从坚决的抗英派转为亲英派，都是以此为基础的。”[53]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已与英印侵略势力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些人在政治上均成为西藏上层社会中的亲英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如柳霞家族的成员柳霞·土登塔巴，长期担任非法的噶厦政府“外交局”扎萨〔局长〕，是进行所谓“西藏独立”活动最卖力的上层官员之一。[54]而出身平民的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东，在大搞分裂主义活动的同时，积极参与藏印贸易，不但跻身贵族，后来还成为西藏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达赖的“新政”是在英国支持下为拯救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巩固以他为代表的噶厦的统治地位并企图割据自治而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极不彻底的改良运动。其中有些措施对于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确实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至少是打破了西藏长期的封闭状态。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新政”打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的历史烙印。因为当时英国的势力已深入西藏，实施新政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英国殖民势力进一步渗入西藏的过程。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英国人贝尔插手达赖新政“的目的十分明显：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使它尽可能成为附属国。”[55]“贝尔的证明是有说服力的：毫无疑问达赖喇嘛回忆起十年前他流亡印度时英国对他是何等殷勤款待。……在贝尔的建议下，达赖喇嘛西藏军队从5000人增加到15000人；架设了一条从江孜到拉萨的电报线；在首府建造了一座小型水电厂，并在锡金警官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支警察部队。1924年在江孜建立了一所英国式学校。但最显著的成就也许是默许亨利·海登（Henry Hayden，荣赫鹏远征队中的一名地质学家）1922年整年在整个西藏进行地质勘探。尽管海登的发现对西藏人并没有什么价值，但贝尔说服了达赖喇嘛允许一个英国特务在西藏漫游。”[56]在英国支持下，新政还有企图制造割据自立、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目的。正如牙含章指出的：英人贝尔操纵达赖“新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破坏汉藏民族关系，而且要进一步使西藏与祖国关系恶化。”[57]达赖新政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还表现在：其一，新政只是为了维护以他为代表的格鲁派政教集团自身的利益，以及三大领主的利益，并没有从西藏广大民众的角度考虑问题，根本不可能提出改变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自然也不可能得到藏族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其二，达赖是在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混战，中央政权一度几乎陷于瘫痪的情况下在西藏实施“新政”的。当十三世达赖从印度回藏后，英人已在噶厦政府中培植起了一些亲英势力，为达目的，达赖不得不采取与英国人“虚与周旋”的策略，依靠那些依附于英人并不同程度控制着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贵族实力集团及买办人物，企图在西藏开创一个自立割据的局面，从而使“新政”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的历史烙印，这就从根本上宣告了“新政”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