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功能与价值关怀的剥离———种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结构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溯源于西欧中世纪的现代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社会运行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发挥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当代大学也被看做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即使在大学创造了发展的神话、成为三大社会功能承担者的情况下，“泼熊事件”（指清华大学某学生为了验证熊的敏感性几次来到动物园用硫酸泼熊）、大学教师中屡屡出现的学术失范等现象却仍旧显现出一种分裂倾向，即大学社会功能中的价值失落。
当前，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往往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大学功能的社会事实层面，如大学高科技园区运作的机制及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学如何在SCI和EI等国际论文检索排名中名列前茅、大学向企业进行技术及专利转让的效果等等，而忽略了价值关怀层面对于大学功能的规范。追问大学的精神是什么、大学以何种品格保持独立性等问题已被一部分学者忽视，这种追问常被视为不太合乎时宜的事。在价值关怀上存在欠缺的大学功能被看做事实上的有用性，失去了灵魂的大学被部分人通俗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设置，而不是人类精神与价值的守护家园。
本文将对当代大学出现的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进行社会学分析。一方面，从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来看，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早期功能主义的萌芽、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考察框架，功能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是对立的，存在着整合的可能；另一方面，从当代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在强调大学社会功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价值关怀对大学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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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学功能的价值剥离倾向进行研究之前，首先来考察社会学的功能分析与价值关怀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渊源之一，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秩序如何是可能的[1]。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历史形态（两种社会团结的方式），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他认为，社会团结本质上就是社会的集体共同意识如何作为社会纽带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2](P356)。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同质性程度高，集体意识吞没与控制个人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异质性程度高，个人意识获得了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可能[2](P90-92)。在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程中，集体意识日益衰弱，已无法有力地控制社会成员，社会产生了分裂的可能，而这一过渡过程产生的社会分工却解决了这一问题，极大地削弱了这种可能。涂尔干指出，社会分工一方面使社会成员之间在功能差异的基础上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的集体意识衰弱的情况下，中观层面的职业群体可以通过群体内部的职业道德规范对其成员产生约束力与凝聚力[2](P13-22)。从涂尔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分工功能的关注没有仅仅局限于增加产量、提高利润等层面，而将社会分工的价值与道德整合作为其功能的重要方面。涂尔干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价值关怀，这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复杂的社会矛盾、严重的道德危机的忧虑与思考，“社会失范”[2](P326-328)概念就是涂尔干功能分析中价值关怀的一个体现。
对价值的关注同样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帕森斯建立了对单位行动系统进行功能分析的AGIL模型（AGIL模型不仅仅适用于分析行动系统，也适用于分析行动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即一个行动系统要想存在下去，必须使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这四种功能得到满足，它们分别由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文化这四个子系统来完成[3]。在帕森斯早期思想中，系统是稳定的、封闭的，这种稳定与封闭来源于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层级关系，即低一等级的子系统向高一等级的子系统输送能量，而高一等级的子系统则在信息方面控制着低一等级的子系统[4]。以行动系统为例，能量的输送遵循着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文化这个方向，而信息的控制则遵循着文化、社会、人格、行为有机体这个方向。在系统的层次体系中，文化子系统决定着其他子系统，具有优先于其他子系统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帕森斯对行动系统的分析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在帕森斯对行动系统的功能分析中，作为社会价值与道德承载的文化子系统对于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帕森斯认为，在行动系统的功能运行中，价值也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帕森斯对功能分析中的价值关怀做出了重要论述，但由于他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一种宏观的、抽象的、涵盖一切的分析框架，因此，他的分析必然缺乏实质性，与经验事实相差较远，可实证性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帕森斯的功能分析为价值留下了重要的地位，价值的稳定性成为系统稳定性的基础。
研究者的价值关怀在社会学理论中（进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究竟应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大体上可以有价值中立和价值涉入两种对立的观点，而在科学化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采纳了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提出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应当无条件地坚持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即他对这些事实的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5]有意思的是，这种对立与断裂不光发生在不同学者之间，甚至也发生在一个学者身上。如写作《社会分工论》[2](P26-28)时涂尔干表现出浓厚的价值关怀，而写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6]时的涂尔干（也译为迪尔凯姆）则倡导一种抛除作者主观偏见与思想成见、纯粹客观的科学研究[7]。
再进一步而言，社会学的功能分析究竟排斥不排斥价值关注？通过对功能主义创始人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理论的重新阐释可以发现，无论是前者的道德“失范”论，还是后者的文化决定论，都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向：功能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可以而且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三大功能，即描述、解释与预测社会现象，虽然预测功能主要是指对于未来的一种科学推断，但预测不等于对价值判断的关注，预测回答的是事件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价值关注回答的则是事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家曾经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称作“失去了价值关怀、失去了社会良心”而只提供一堆冷冰冰的、没有意义的最简单的常识，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即自称是客观地、价值中立地、科学地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失去了价值关怀能否存在，解读出来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究竟对于人类有何意义，失去了价值关怀的所谓客观的功能分析究竟有何意义。
社会学不能在纯粹客观地描述、解释、预测社会事实后将价值关注与判断完全交给其他学科，那既是对于社会的不负责任，也将扼杀社会学学科的生存能力。通过对于涂尔干、帕森斯功能分析经验研究的重新阐释，可以认为，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过程中，不能只“客观”地、静态地描述功能发挥的作用，必须将价值关怀内在地融入其中。对大学功能的分析也必须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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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社会学的功能分析与价值关怀的关系尝试进行重新阐释后，下面以此为基本视角，考察当代大学功能运行中存在的令人感到忧虑的价值剥离的危险倾向。
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研究大学的社会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帕森斯的AGIL模型。这一模型的一个局限在于，为什么系统只存在4种必须满足的功能而不是3种、5种或者8种，这种功能数目及种类的划定带有浓厚的思辨性，对保证理论的自圆其说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无法接受实践的检验。帕森斯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更有借鉴意义，即“一个系统的运行状态是否稳定，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满足一般功能需要的子系统，而且还取决于这些子系统之间是否存在曾跨越边界的对流式交换关系。”[8]这启发我们，功能不光体现为子系统对于系统的效用，功能还体现为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因此，大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大学对于社会运行所发挥的作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大学在实现功能的过程中与其他社会设置（如企业、政府、基金会、学术评价团体、家庭等等）的关系，例如企业提供的研究资助如何影响了大学的科研发展方向，学术评价团体为大学教师提供声望资源的机制及其与学术腐败的关系、家庭要求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何影响了大学的教育理念等。
正是在大学与其他社会设置的关系中深深隐含着一种高等教育的危险倾向，即功能与价值关怀的剥离、价值的失落。在涂尔干的功能主义思想的萌芽中（主要指他对于社会分工的论述），社会功能与价值关怀是直接整合在一起的；而在帕森斯对行动系统的论述中，行使维模功能的文化（包括价值关怀）对于其他功能发挥着导向功能。而这种社会学的视角在对大学社会功能的研究中面临被忽视、甚至被抛弃的危险。当代社会日益关注投入与产出、注重可以进行量化比较的实际效果，以大学评估为例，目前中国全国性的大学实力评估与排名的主要指标包括：学生人数、科研经费数、发表的EI/SCI/ISTP论文数、取得专利数、承担科研项目数等等；在此情况下，学术界往往侧重于关注大学的作用，而容易忽视大学在与其他社会设置发生关系时的价值取向，大学的功能被一部分人片面地理解为“有用性”，大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关怀被一部分人遗忘。大学的功能与价值关怀面临着剥离的危险倾向。
首先，在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中，这种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体现为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日益实用化，大学的人才培养被首先界定为增强个体的实用效益，而完善个体的品格与道德常常被忽略。
对于大学应培养品德高尚的人，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早期的办学思想较有代表性。十七八世纪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提倡培养良善君子的博雅教育，特别重视人文修养的浸润与养成（尤其是人文知识），强调培养完整的人、纯粹的人、品德高尚的人，培养符合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有教养的人士，强调这种人才应当成为社会道德与社会良知的突出代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重视培养君子、轻视培养技术人员，重视人文教育、轻视科技教育提升了大学的价值品味，但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后果，即“英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工业革命却是在大学门外发生的，英国的工业力量不是来自大学的科学教育”[9]。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中，教育的价值关怀就在于培养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准则来约束和指导自己的人，培养即使身处乡野也能够行教化、正风俗的楷模，培养凭借至善的道德来治理家庭、参与国家管理的君子，但从根本上讲儒家的教育仍是一种价值教育和道德教育。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的大学教育是一种价值教育与精神教育，它以价值关怀为主要导向，并与大学的教育功能是统一的。
在大学发展的早期，大学的功能是单一的，主要以人才培养功能为主且以道德与精神教育为主要任务，价值关怀与大学的功能是统一的；而在今天，在大学的功能分化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中的价值关怀正在逐渐遭受侵蚀。
在当代社会，大学首先要向学生传授各门、各级的学科知识、帮助学生掌握就业技能，不断为各种社会组织输送合格的后备人力资源，许多大学甚至直接为某些企业招收定向生，并因此而从这些企业获得培养经费与研究资助。另一方面，在教育大众化、教育民主化的压力下，大学入学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重要指针，在这种条件下大量学生涌入大学已经成为必然。但问题是一种创造性的、潜移默化的人格养成的过程最适宜在一种精英及个性化教育的环境与氛围中展开，而大批量生产的只能是知识发达、价值欠缺的缺乏个性的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对于大学人才培养功能的误解是，将大学定位成学生就业的岗前职业训练基地，当前大学评估中对于学生就业率的片面强调就暴露出这种倾向。这直接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即个别大学打破科学的学科体系设置，盲目地围绕市场转、围绕就业转，大学的理念面临着降级为技工学校、高级技术人员培训所的危险。
大学教育对社会与人民许下了一个承诺，一个让民众享受良好的教育、找到好工作的承诺。但这种承诺不能被简化为机械地灌输与填充知识、介绍工作，不能被篡改为依靠生产学生来创收增源。它更应来源于面对其他社会子系统（政府、企业、家庭等）的压力时，大学教育对于个体的价值关怀、品德修养境界的训练。而恰恰在今天，当我们一再为大学现实的功能而沾沾自喜时，却产生了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使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单面化、失去了精神与价值依托。
其次，这种功能与价值关怀的剥离还体现为在当代大学的科研活动中，强调量化的评价体系与求真、求新的精神创造两者之间的矛盾。
当代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被各国政府寄以厚望，中国政府就将“科教兴国”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并设立国家级的科学技术大奖，科学技术人员也成为人们尊敬的对象。科研活动作为人类高级智力活动之一，它体现了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关怀，体现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对于人类自身智力局限的一种超越，更体现了“求真”的一种终极价值追求。科研活动体现了人类创造的一种本能。因此，与其说科学研究是为了获得某一个特定的实验结果，还不如说科学研究是为了实践某种价值信条——求真、求新。
当大学的功能之一被定位为科学研究之后，科学研究评估也成为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必要指标，于是科研立项、发表论文、获得奖励的数量成为各个大学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师面临一种困境，在大学、研究基金会、学术评价团体的压力下，在人类科学发展早期作为思维灵感进发的科学发现，已经变为一种定期、定量生产的任务，科研发现在一些院校被简单地比拟为生物界的竞争，适者生存。
在人类科学研究日益发达、知识体系日益完善的条件下，科研活动想在质上取得巨大的进步已经越来越难，在定期、定量生产的外在环境中，质的创新与突破必然面临着被量的堆积所取代的危险。在当代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虚假繁荣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在大学评比、职称评定日益量化的条件下，科研功能就在失去了价值本质的条件下，被一部分人有意无意地歪曲为一种论文的批量制造，被篡改为对于他人和自我的重复。更有甚者，许多大学教师为了在科研上“出人头地”，不惜抄袭他人著作、篡改甚至捏造实验资料，以求多快好省地取得学术成果。之所以有这么多学者产生学术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术评价制度给他们的学术生命带来的生存危机，在规定的时期内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成果，数量成为超过质量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对于学术腐败现象还没有一个严厉的、切实可行的惩罚机制，一个学者如被发现学术腐败，可以暂时冷却或者换一所学校重执教职，对于他而言，利润大于成本。
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在丧失了价值关怀后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它削弱了古希腊学园传统——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创的学生跟随老师问学的传统，除探讨问题外，老师也是学生人格完善的向导——品格有瑕疵的老师已无法为学生指引学术及人生的方向，也弱化了学术界内部的认同与整合；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会对于大学纯洁性的认同与期待，大学不再是一片净土。
最后，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还体现在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之间的矛盾。
当代大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脱离了象牙塔的封闭的组织形态，大学作为一种社会设置，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着密切的、频繁的互动，大学已无法像中世纪其发展早期那样以离群索居的寺院形态独立存在。只有在这种大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密切关系中，大学的功能才得以实现。
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从企业组织、基金会、政府等机构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研究计划、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获得研究经费与办学支持。在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已成为著名企业组织的人才培训基地与技术储备库。
但是在大学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过程中，大学与企业、基金会等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来自企业的资助占大学运行经费的比例不断扩大，大学对于企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成为替企业打工的企业外员工。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师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大学的社会服务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回报。大学成为了企业向外部的一种延伸。
从价值关怀的角度来看，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了大学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关怀，对于增进人类幸福的重视，体现了大学对于社会的一种承诺。但是这种承诺是以大学的独立的人格为基础。从经典的功能主义理论来看，一种社会设置的功能存在于它与其他社会设置的关系中，取决于它对社会运行发挥独特的作用，而这种独特的作用是以这种社会设置自身的特性为前提的。大学的社会服务体现了一种主体的价值关怀，但在大学与公司之间的平等关系被后者对前者越来越强的制约关系取代以后，大学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的能力被削弱，进而有可能失去价值关怀的自主性依托。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许许多多教师选择课题不是从挑战性、创新性、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对增进人类幸福的作用等角度出发，而是将是否解决了企业具体的技术问题、是否容易在短时期内获得突破、能否从企业获得高额经济利益回报作为出发点。
当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逐渐弱化时，我们看到的是大学的一种退化。我们担心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即大学成为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的编外机构，虽然大学还在名义上承担着教学、科研等任务，还在名义上守望着人类对于知识与创造的价值追求，但大学已失去了对于人类利益高瞻远瞩的价值关怀，在与企业等机构的互动中变得短视。
通过以上的考察，通过在大学功能的分析中引入价值关怀这个视角，我们发现在当代大学中存在着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这种情况使部分大学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功能的客观事实层面，而放弃了价值规范的导向作用。大学面临着失去灵魂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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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当代大学出现了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剥离呢？本文并不想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详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是困难的，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本文要做的是，在对结构功能主义思想重新阐释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尝试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维度。
通过研究涂尔干的功能分析思想可以发现，对公共意识、公共道德的价值关怀始终是其理论的核心。涂尔干正是在对社会分工的功能分析中发现了价值的危机，即社会分工在强化个体意识的同时削弱了集体意识，也正是在对分工的功能分析中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即加强制定职业群体道德规范、充分发挥职业道德团体（如各种行会和法人组织）在社会中间层次上的价值整合功能，以缓解社会宏观层面的价值与道德危机[2](P13-44)。
涂尔干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向我们指出了解决功能与价值关怀矛盾的具体方法，而在于启发我们，虽然价值关怀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属于终极的东西，但是对于功能运行可能造成的价值失落，不能只停留在价值观层面的思辨与倡议，必须从功能的制度建设层面加以引导与约束，必须强化价值关怀在功能运行中的制度性介入。
解决当代大学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仅仅依靠已经被削弱的价值关怀本身无力的呼喊是无用的。大学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之所以很难得到根本的扼制，就在于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案，仅停留在零星的思辨与批判层面上。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的思路寻找可能的解决途径：
首先，针对大学人才培养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严格控制大学规模，将大学教育组织进一步分化与细化，尝试在一个个小班的范围内实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式的导师制，发挥教师在道德、品质、人格方面对学生的示范作用，在保证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的同时，强调大学对于学生价值关怀的引导；在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人才培养功能的分化，严格区分职业教育学院与一般的大学的差异，前者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技能的训练，培养各类实际人才，而大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突出传承人类文明、灌输真善美等价值观念、培养学生完善人格的特性。
其次，针对大学的科研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必须在科研活动的效率与价值关怀之间建立制度性平衡，完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教师职称聘任制度、大学评比制度，坚持以科学研究的创新性、前沿性作为主导评价尺度，让量的标准服从于质的标准，让大学科研活动的功能运行以价值关怀为前提和核心；加强教师的学术道德自律，并明确制定对于学术违规人员的严厉惩罚制度，加大科研工作者违规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与尊严，用制度性手段防止大学科研功能运行过程中对求真、求新、求善等价值关怀的背离。
最后，针对大学社会服务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国家、高校要避免让实用主义、效益至上的社会观念弱化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要加强对于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支持与奖励力度，让大学推动人类文明、人类科技及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持；要加强对于高校社会服务项目的审批和管理，防止大学退化为企业的附庸，防止大学在社会服务过程中的价值短视行为，确保大学不被企业、基金会等所左右，保持大学的价值独立性；通过加强对高校教师在社会服务工作中的经济收益的制约与管理，让他们在商品经济的诱惑中保持价值关怀的“洁身自好”，承担应有的价值责任。
以上提出的只是初步的解决思路，每一种措施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我们想强调的是，社会学的功能分析与价值关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前者的运行必须由后者来引导，而两者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加强社会规范、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只能通过价值关怀在功能运行中的制度性介入来解决。失去了制度保证及制度中介，价值关怀自身的呼吁是苍白的，是无益于解决这一危机的。解决当代大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功能与价值剥离的危险倾向正体现了我们的这一理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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