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危机与“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危机论文,模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自2007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进而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以来，国际舆论界主流对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的融入世界市场方式，尤其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或所谓“中美经济纽带”，就从原先的高度赞扬转为严厉的批评，其说辞不仅是宣称这个纽带妨碍了世界经济复苏，甚至宣称纽带本身正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这即所谓“全球失衡”论。这类论调进而将批评矛头指向中国，宣称纽带的形成是中国单方面经济决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要求中国大力刺激国内需求，具体上是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至加速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向自由浮动汇率体制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推进，还有就是大规模私有化之类的新自由主义惯有政策。①
主流舆论之外，国际上关心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批判性文献却是早就对中美经济纽带做出偏向负面的评价，并在近年形成所谓“内外双重依赖”论，意即中国经济在对外方面是过度依赖外贸和外资，在内部则是过度的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过度地以廉价劳动力和高劳动强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按照这类论调，这种双重依赖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固然有害，同时还透过国际竞争挤压了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强化后者在全球化年代一直持续的非工业化趋向。从这类论调得出的结论同样是中国必须大力刺激内需，不过，其具体政策主张却与新自由主义相反，不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而是要加强对市场弱势群体尤其是劳动者的保护和支持，由此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和降低对外依赖。②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澄清上述两类论调在分析意义上对理解中国和相关世界范围现实的有效性，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而试图评价这两类论调的引申政策的合理性，并探讨是否有可能建构与这两类论调不同的政策指引，比它们更加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发展，同时又更加符合现实。下文将揭示，无论是在分析意义上还是在政策含义上，这两类论调都是各有其偏颇之处，新自由主义论调是过分强调中美经济纽带对中国发展的益处，批判性论调却是恰好相反，而它们的引申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各自的分析基础。正是这种原由，使得本文在结尾部分试图探讨与之不同的政策指引。
二、全球失衡和非工业化趋势
所谓中美经济纽带，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向美国出口廉价工业制成品，以换取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金融资产，前者在中国的总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后者则是使美国能够维持外贸逆差的重要因素。这个纽带是中国经济以特定方式融入世界市场的积累结果，其形成并快速扩展大致上是从世纪之交开始，其背景则是世界范围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低迷(所谓“发展失落年代”)转变为2000-2007年的普遍的持续快速增长。有理由相信，中美经济纽带对这段期间的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是中国的廉价工业制成品有助于降低美国(以及其他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成本，中国的廉价资金支持了美国的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这个纽带还透过吸纳东亚地区的工业中间投入品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矿产品，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按照主流新自由主义关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传统信条，这个纽带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甚至被指认为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图1 投资—储蓄缺口和经常项目平衡
注释：CI=中国总投资(即资产形成总额)，CS=中国总储蓄=资产形成总额+经常项目差额，CC=中国经常项目差额；UI=美国总投资，US=美国总储蓄，UC=美国经常项目差额。GDP数据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美国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0年8月23日)。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冒起的所谓中国造成全球失衡论，其直观根据是图1所示的对应现象，即中国的愈趋扩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的同样是愈趋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而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是中国的国内投资率持续低于储蓄率，美国则是刚好相反。美国财经官员和主流媒体评论员将这个现象归因于中国经济决策，认为归根究底是因为中国的过度储蓄，而过度储蓄背后则是人为的也即政策性的汇率低估，以及经济制度没有提供安定的产权保护，从而，出路是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同时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等制度变革。
然而，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两者之间真的具有因果关系吗？上述关于中国造成全球失衡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论调，其基础是“全球储蓄过剩”理论。要让这个理论得以成立，现实上必须呈现下列特征，即或是全球范围的储蓄—产出比率确实有所提升，或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消费率从而储蓄率确实保持平稳不变。这两个特征却是并不存在。正如麦金利(McKinley)所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世界范围的储蓄—产出比率在1986-1993年期间是22.7％，在1994-2001年期间是22.1％，在2002-2008年期间是22.7％，也就是基本上维持不变，没有提升。在此期间，美国的储蓄率分别是16.3％，17.0％和13.9％，全部先进国家的储蓄率则分别是22.2％，21.6％和19.8％，呈现出下降趋势。[1]显然，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导致了全球失衡，正是这种过度消费连同它们的金融制度的缺陷导致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主要出现在欧盟国家的财政危机)。中国顺差并非美国逆差的原因，更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对美国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对中国逆差的逻辑结果只能是对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逆差增加，也就是说，对中国的逆差转化为对其他出口国家或地区的逆差。[2]
当然，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巨额外贸顺差在繁荣年头已经频频引发摩擦，在危机和萧条年头更加不可能维持下去。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自2000年起就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头号逆差贸易伙伴，至2008年，对中国的逆差更占了美国已经大幅度膨胀了的外贸逆差总额的近1/3。[3]在金融危机背景中，美国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这使得对中国贸易逆差问题更具政治敏感性，更容易成为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加速金融自由化的依据或借口。
如果说全球失衡论关注的是中国对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影响，这是它成为国际舆论界主流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其实还存在着非主流的批判性文献，其所关注的却是中美经济纽带对广大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类文献的有关论著并不一定否认上文所述的中美纽带在2000-2007年期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过，它们更多的是强调纽带对长远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就是中国产品透过国际竞争挤压了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这类文献还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出口扩张其实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并建立在对中国劳动者的高强度压榨上的，因而对中国本身的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样有害。
这种论调原先见之于有关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关系的论著，[4]不过，其说服力相当有限，因为中国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长期持续，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随后，这种论调转而着眼于中国从不发达国家大规模进口初级产品，认为这颇有殖民地时代旧国际分工的痕迹；不过，中国出口的工业制造品毕竟大都是处于世界贸易和生产价值链的低端，而且伴随着出口急剧扩张的是国际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在出口扩张最快速的1998-2008年期间，贸易条件指数下降超过30％，与发展中世界的平均表现刚好相反(见图2)，这意味着中国与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双边经济关系应该并非不平等交换，这其中应该没有经济剩余向中国转移的成分，也就是与旧国际分工不可同日而语。倒是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大幅度恶化确实支持了这类文献在较近期的说法，即中国竞争将其他不发达经济体的产品挤出了发达国家的市场，从而强化了后者的非工业化趋势。[5][6]这为中国的出口扩张再次添加了政治敏感性，也就是这种扩张很容易影响到中国与广大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半工业化经济体的关系。近年来中国产品频频受到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指控(而中国产品其实并没有怎么进入他们的国内市场)，还有印度、巴西等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本来应该与中国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却屡次附和先进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正是这种形势的体现。
综上所述，已有的现实证据并不支持所谓中国导致全球失衡的说法，至于所谓中国挤压了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的说法，则是既有合理性也有失实之处，因而中国与后者的经济关系总体上未必就如批判性文献所说的偏向负面。从政治而非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大力刺激内需、减少外贸顺差，确实也有其必要。不过，减少外贸顺差需要依靠什么手段，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否可行，是否存在着更加合理的政策方针，这些都是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本身的特性，也就是说，有必要澄清中美经济纽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图2 国际贸易条件指数(1980年=100)
注释：A=中国，B=发达国家，C=发展中国家，D=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0年8月23日)和《世界发展报告各期》，其他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0年8月23日)。
三、中国经济的依附与发展
直观地看，前文所概括的中美经济纽带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无疑很不合理。这个纽带意味着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在双重意义上补贴着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先提供廉价产品再提供廉价资金，而且两者的规模都是急剧膨胀。联系到这个纽带的中国方面其实是由外商主导，而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率进步显著落后于整体经济，还有在分配层面上，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中资本所得占了极不合理的主要份额。可以判断，改造和削弱这个纽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而言也是必要的。③然而问题是，这样做是否可能？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对这个纽带形成结构性依赖？要付出什么成本才能摆脱这种依赖？
批判性文献显然倾向于结构性依赖的判断，有关论著往往试图建构下面这样一个包含三个论题的“中国故事”：其一，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张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需求的依赖，而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也是同一原因所致，即内部需求无法吸纳与外汇储备相对应的经济剩余，因而必须支持美国的消费需求来吸纳这个剩余。其二，内部需求不足和对世界市场需求的依赖，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消费需求不足。其三，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则是在于中国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偏低而且趋于下降，也就是说，在于劳动者面对资本的超剥削，只是，正是这种剥削构成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11][12][2]
先看出口依赖论题，这在分析意义上其实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理论类似，意味着经济增长要得以持续，必须有相应的出口扩展，甚至是必须维持以至持续提高外贸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这种判断并不符合现实。正如前文图1所示，中国的外贸顺差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确实提高到就世界范围看十分显著的高水平，在2007年达到了超过10％的高峰，然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却是大都处于3％以下的水平，唯有在经济紧缩的1990年和1997-1998年才稍为超过3％，再往之前的改革年代上半期看，即1978-199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头这个比重更是负值(逆差)。这个演变趋势虽然未必是一如费希尔(Fischer)等论者所说的逆差是主要趋向、顺差只是经济紧缩的结果，却也显示着在需求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结构性的出口依赖。[11]
出口依赖论题的更加严重的缺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中国的外贸顺差几乎完全是由加工贸易的顺差构成的，后者的规模在大多数年头甚至超过了前者(见表1)。以简略的方法估算，假定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是净出口和总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即使在最高水平的2009年也只达到45％，那么加工贸易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就只有5％。显然，中国经济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其中加工贸易部门基本上是一个飞地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所占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难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长依赖加工贸易出口扩张。然则为什么这个飞地部门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即使它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有限，而且在近年还因为它的顺差膨胀妨碍了整体经济发展，加工贸易部门仍然快速地扩展，这其中可能有创造就业的考虑，但这应该是次要，因为早在2006-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就纷纷遇到劳工短缺的难题；主要的考虑应该是政治方面的，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牵涉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资本的利益，甚至是维持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消费不足是个比出口依赖更有理论内涵的论题，在相关理论文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卢森堡—卡莱斯基—巴兰和斯威奇传统中，其含义是指经济增长因为总需求不足而陷于停滞，而总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不足于弥补消费需求的增长停滞。然而这个论断对中国现实是否适用？前文已经指出，净出口构成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只是近年来的事，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需求因素基本上还是来自内部。在整个改革年代，消费需求虽然持续增长，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是一直趋于下降，在1978-1992年的改革年代上半期是60％有多，在下半期则大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至2007年之后更降至50％以下。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就陷入消费不足的困境，毕竟快速经济增长一直得以持续，即使在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远低于总需求的2007！2009年也是如此，关键是在此期间投资需求足以弥补消费需求的增长缓慢。这种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或“生产投资品以生产投资品的增长路径”(所谓费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增长模型)长远上能否持续，这是理论文献中很有争论的问题，对中国现实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增长毕竟还是持续下来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摘要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最后看超剥削论题。无疑，对劳工的超剥削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出口导向产业中尤其如是。然而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整体而言真的是建立在超剥削的基础上吗？答案应该是否定。须知，改革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极为快速的提升趋势，正如图3所示，在1992-2009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00增加至528，同期劳动就业指数(以从业者人数计算)却仅增加至118。概念上，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有可能是劳动强度相应上升的结果，1990年代中期的以“抓大放小、下岗增效”为名目的大规模私有化和职工解雇浪潮确实有可能导致劳动强度的大幅度上升；不过，很难相信劳动强度提升可以这样十多年持续(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出口导向产业的劳动强度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处于高水平)，而劳动强度提升导致图3所示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样，中国现实上广泛可见的超剥削现象主要是关乎社会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可持续性。图3所示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趋势，其实是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意味着大幅度提高劳动保护和报酬是可行的。
图3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指数(1992年=100)
注释：A=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B=就业人员数指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摘要2010》。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判断，对中国来说，中美经济纽带(或更广泛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联系)或许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然而单就经济发展而言，所谓结构性地依赖于这个纽带的提法却是言过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升。生产率提升的成因十分复杂，但正如卢荻和黎贵才以及卢荻和张宇所阐明的，主要是来自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改革演化下的经济体制的相互作用，透过种种动态规模效益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13][14]而生产率快速提升的意义深远，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即使有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及其现实体现，即外贸和外资活动的成分，这种依赖也是双向的，大有可能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更加严重；这也就进而意味着存在着宽裕的空间，让中国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从单方面的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融入世界市场，转向有利于同时实现生产率提升、削弱对外依赖和经济剩余外流、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三大目标的发展路径。
四、摆脱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和世界发展
探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必须先澄清世界背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年代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其中应该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从先进国家向中国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就其强调外部条件的首要作用而言，这个判断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理论相一致，同时也符合批判性文献的论调，即因为中国接收了过多份额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使得余下的广大不发达国家难以摆脱非工业化的困境。然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特性的角度看，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并不一定是有利于世界发展，甚至不一定对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经济体有利。这里的关键是，先进国家输出产业和技术的原因是利润率下降，更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内部需求不足，而产业和技术输出势必导致在接收的经济体中建立起新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在舒缓当期的过度积累矛盾的同时，却导致同一矛盾在随后形成更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后进国家以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场，就势必面对矛盾爆发即世界经济急剧波动的冲击，势必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7]所谓全球失衡的形成，正是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结果，而中国在全球失衡以及相应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中美经济纽带所体现的中国对美国的双重补贴，也正是它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市场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之前的“黄金时代”过渡到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征是经济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大量的生产性企业参与其中，这其实是产业利润率趋于下降情况之下，资本越来越不愿意捆绑于产业的结果。经济金融化因此隐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即投机活动越趋挤占了生产性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投资，其结果是越趋削弱创造利润的能力，同时导致越趋恶化的宏观需求不足。[15][16]然而，事实是经济金融化得到了持续，至少是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具有内在不可持续性的金融化却持续了20多年。这里的关键是哈维(Harvey)的“剥夺性积累”概念，[7]意即透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度降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主要是将原先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各种生产性资源以掠夺方式卷入体系之内，华盛顿共识第一代政策信条强调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第二代信条强调公共资产和资源私有化，第三代信条强调国际金融自由化，都是为此服务，构成了全球化的主题。资本积累之能否持续，于是就取决于这两个进程的相对速度，即一方面是金融投机活动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是剥夺性积累活动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化进程就一如所有的投机活动那样具有加速推进的倾向，正如拉佐尼克(Lazonick)所指出的，在所谓“新经济”时期，美国企业并不将得自全球化的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纷纷用于回购本身的股票以推高股价，以此迎合金融投机活动的逻辑要求，即所谓股权价值最大化准则。[15]金融化于是要求变本加厉地推进全球化，金融危机本身不会扭转剥夺性积累进程，先进国家反而会更加强烈地推动这个进程。可以预见，即使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衰退持续，诸如“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之类的论调很快又将恢复它们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继续支持这个对世界发展的破坏越演越烈的全球化进程，或者说，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劳动者继续牺牲自己去让华尔街投机者及其散布全球各地的代理人或小伙伴坐享暴富，去为投机活动对世界发展的破坏影响善后。没有道理也就是说不仅是不公平、不公正，同时也是不必要。从前文的论述可以判断，现实上中国存在着超越继续支持全球化的可行性，不会出现批判性文献所认定的前景，即因为结构性依赖而必须为摆脱新自由主义的举措付出高昂的代价。由此引申，同样存在着现实可行性，使中国在改善与其他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同时，无须以牺牲自身的发展为代价。
在政策层面上，国际舆论主流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至加速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向自由浮动汇率体制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推进，这是延续了剥夺性积累的要求。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范围经验明白显示，这种金融自由化对不发达国家(甚至于英美两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它们参与国际金融投机游戏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成为被剥夺的对象，而非成为剥夺者，同时还往往导致表现为资金外逃的投机活动挤占了生产性活动。再就较为迫切的货币升值问题，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真的会导致进口产品替代国内产品，这对国内的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将是尤其不利，因为它们基本上还是属于需要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幼稚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却正是整体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关键。
图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5年移动平均，％)
注释：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B=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各期。
如果说减少外贸顺差确实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政策目标，而前文的论述也指出，这个目标确实有其合理性，那么可以替代人民币升值的另一方法是提高工资，以此减少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同时还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这正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而2010年春季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抗争风潮更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推动力。据报道，至2010年8月份，全国已经有27个省份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20个省份的涨幅超过20％(见《新京报》2010年8月18日)。然而提高工资不仅是一种手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共识或政策导向中，提高劳动者收入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个政策导向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在劳动用工领域上，是表现为促进工会重建、工资确定的集体谈判机制、实施劳动合同法、加强劳动保护等举措。[17]因此，提高工资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为了减少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权宜之计，只是这个背景使提高工资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图4所示的全国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其提升速度在世纪之交前一直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之后则是显著地超过。虽则这个指标所涵盖的仅是中国经济的正规部门的劳动者而非整个劳动队伍，毕竟应该还是显示出现实的变化方向和趋势。
而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影响到全球化和世界发展的前景，这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前文所述的剥夺性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中国劳动队伍的大规模卷入世界市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在2007年4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估算，在1980-2005年期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总数翻了两番，其中新增加劳动者的过半数来自中国。中国的劳动者构成了全球劳动队伍的重要部分，因此，前者的组织化和收入份额的提高势必大大强化后者在世界市场上面对资本的谈判地位，这意味着之前那种以剥夺性积累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将受到趋于强烈的抵抗，不容易持续下去。这将是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的追求更稳健、人道和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五、结语
国际舆论界有关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近期论述聚焦于中美经济纽带，其中有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导致“全球失衡”论和批判性文献的中国经济“双重依赖”论，前者认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有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后者认为受损的其实是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本身，两者因此提出大相径庭的政策主张以达到改变这个纽带的目标。本文的论述赞同批判性文献的政策主张，即合理的政策导向是要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而非金融投机者的利益；不过，本文的分析进而揭示，“双重依赖”论很有言过其实之处，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这又意味着，上述的政策导向不仅合理，而且很具现实可行性。
注释：
①美国财经官员如Bernanke和Summers等皆强调“全球失衡”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条件甚至是主要因素，参见McKinley和Petras对这些论调的分析和批评。[1][2]国际舆论界直截了当地将“全球失衡”归因于中国经济决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评论，最有代表性的是Martin Wolf(Financial Times，17 November 2009 and 8 December 2009)和Paul Krugman(New York Times，31 December 2009 and 14 March 2010)。
②应该说，在分析意义上，直至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双重依赖”论其实是国际舆论界和经济学界的主导认识。新自由主义决策机构和学界对有关中国经验抱持赞赏态度，将之视为华盛顿共识第一代信条即所谓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自然发展路径”的现实体现。而批判性文献的评价则是十分负面，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都认为，有关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劳动成本割价竞争损害全世界无产阶级”，[4][7]也就是说中国建立在对国内劳动者超剥削基础上的出口扩张将其他国家的工业制造品驱逐出市场，这对中国本身和世界发展都是有害的。不过，在批判性文献中也有与此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如Arrighi和Glyn都认同现实上存在着中国割价竞争的现象，但其基础不一定是对中国劳动者的超剥削，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生产率进步较快所致。[8][9]
③这一论断的根据，可参见Lo，Li and Ho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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