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制度价值旨归分析的历史向度
龚世星
(安徽大学 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价值旨归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发展的核心关切。作为在制度变革领域具有独创性地位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分析基点，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总体分析框架，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分别对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制度价值旨归展开分析、构想和论证。这一饱含历史向度的分析思路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制度变革、引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科学武器。
[关键词] 人类解放；马克思；制度价值旨归；当代创新
任何社会制度都涵括特定价值旨归。作为在制度研究领域具有独创性地位的思想家，马克思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总体分析框架，分别对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磅礴洪流中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制度价值旨归予以科学把握，从而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演化逻辑和历史限度：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深刻透析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历史环节，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大历史观中予以整体性把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磅礴历史看，政治解放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前奏，而远非终章；这一阶段的制度价值旨归是人类追求理想制度价值道路上的临时站点，而绝非终点。从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政治解放是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解脱和超越，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终极目标。
其他7种药剂24%乙氧氟草醚乳油、10%乙羧氟草醚水剂、25%氟磺胺草醚水剂、21.4%三氟羧草醚水剂、70%嗪草酮可湿性粉剂、12%草酮乳油、50%丙炔氟草胺可湿性粉剂均属于原卟啉原氧化酶抑制剂，这些药剂对紫花苜蓿不安全。基本表现症状为心叶黄化明显，严重影响紫花苜蓿正常生长，施药后15 d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在20%～70%之间，7种药剂处理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分别为66.33%、42.09%、52.19%、49.83%、27.61%、58.59%、53.20%(表1)。
(一)从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历史演变中揭示政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演化逻辑
对于这一阶段制度及其价值旨归的演化逻辑，马克思既不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从所谓的人类一般精神来理解，而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交往的形式”中来理解。通过将制度还原至人类社会有机体，他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分析框架揭开了政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的生发和衰亡的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催生资本主义制度价值旨归的勃兴。近代以降，生产力的解放促成资产阶级执掌经济决定权，奠定了政治解放的物质基础。特别是航海大发现向西方社会掀开了无比广阔的世界图景、激发了对于能海纳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市场的现代想象；工业革命直接促动了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升级、不断翻新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无限市场和无限生产力的结合孕育并型塑了资产主义市民社会，迅速确立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所有制形式的根本变革又反过来巩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强化了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决定权；几近同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启蒙时代精神，生成政治诉求，并集中地表现为“新”“旧”制度价值旨归的竞争。“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早于法国大革命大半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全新的世界观颠覆了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最终，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三权分立”说最终代替“君权神授”论成为新的社会政治共识。虽从时间线索看，资产阶级制度价值的发端先于其政治制度体系的落成，但从理论逻辑看，资产阶级制度价值的凝汇正是其政治诉求勃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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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归宿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价值旨归衰落的必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的产物，这一阶段的制度价值既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也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所终结。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论证和哲学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表了这样的著名论断：“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4页。 这里，必将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终结的外壳便包括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价值。随着当前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趋势中不再高呼“新自由主义”、而是改唱“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颂歌，历史正在印证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将资本主义制度推至权力顶峰的历史规律正因其历史合法性的丧失而逐渐剥夺其手中权柄，扯下其表里不一的制度外衣。
(二)站在“人类历史制高点”深刻揭示政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历史限度
在这一人类历史的崭新阶段，制度及其价值旨归与政治解放阶段有着根本不同。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解放逐步实现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扬弃、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促使人类总体从资本逻辑宰制下“异化的人”向“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大步迈进。在人类制度史上，社会解放阶段的制度价值旨归第一次达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实现了对政治解放阶段的不断扬弃和全面超越，对人类解放阶段的不断追求和持续生张。诚如恩格斯强调的：“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因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正是基于公有制，“真正的民主制”在制度体系中得以全面、彻底地体现：基本经济制度要确保生产资料为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从生产环节奠定正义基础；基本政治制度要使“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从而使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承载人类解放之舟；基于公有制，人类制度发展和人类个性发展将不断接近彻底的“自由”：不仅“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并由全民共享经济与政治发展成果；自由还是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扬弃，和对“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靠近。(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对政治解放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注定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解放来最终实现。但由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这意味着，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之间“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不停顿的革命”的社会解放阶段。
对于这一阶段的制度价值，马克思依旧明确反对空谈概念。1877年，针对德国“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空谈概念，他评论到：“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 基于此，马克思主要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跨越性和继承性的辩证统一中对其性质归属予以廓清。
二、性质归属与实现之道：马克思对社会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审慎前瞻
马克思深刻把握制度价值判断的现实依据，指出此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历史局限性。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一贯反对抽象地空谈道德概念，始终主张应立足特定利益主体和社会阶级，将其还原于现实的生产及交往方式并给予历史性关照和整体性把握。对于正义标准的历史性，他剖析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对于“自由平等”概念的历史性，他说道：“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正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当爱森纳赫派空泛地提出“公平分配劳动所得”时，他反问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也正是在这一制高点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价值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5年版，第877-878页。
(一)从制度发展质变与量变的辩证统一中廓清社会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性质归属
(1)信息技术安全弱。技术风险是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尤为突出的一种风险。由于其载体是互联网，因此本身在互联网行业就十分显著的技术风险便传导至互联网金融理财领域。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用户信息全部存放在互联网平台上，安全极难得到保障，一旦被黑客攻破，数据信息便可被任意修改或删除，从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互联网金融技术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资金短缺，无法做到设备的物理隔离、数据信息的备份和不同机房间的无缝切换。
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牢牢占据“人类历史制高点”，在制度发展的大历史观中对于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制度价值予以历史解读。马克思潜入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最深处，深刻揭示了此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虚伪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他坦率指出政治解放曾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实现了国家与宗教、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划出了世俗与天堂、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使人类得以从“人的依赖性为特征”跃升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但同时，它也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解放，因为它虽使政教分离但不能消灭宗教，虽剥离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却又使之沦为“私利的战场”(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虽高喊“人权”口号而兑现的对象只有资产者。他曾系统考察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新罕普什尔宪法，并对此评论到：“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在这一人的独立性必须依赖于物的阶段，所谓“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而安全则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保障。”最后他总结：“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页 在此境遇下，个体被抛入异己的双重生活：作为虚假共同体的公民，过着“自由、平等”天国式的“类生活”；作为市民社会一份子，则在异化的经济制度中沦为仅有“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的“单向度的人”。这也意味着，对于无法依靠劳动跨越经济鸿沟的无产者而言，“只有在他充当生产他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在这一崭新阶段，制度“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而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其制度价值旨归仍受现实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约束。“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因而，这一阶段的制度价值旨归呈现出既往痕迹从浓重到减灭，新时代的因素不断生发壮大的积极态势。就此阶段的分配正义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应依据现实水平“按劳分配”而非“按需分配”，诚然这种差异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实现经济要素的最优配置，强调国家供给的科学性和效率性，这与过去的改革思路截然不同，[8]现在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结构性改革”。[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待调整的利益在范围上更广、程度上更深，意味着资源需要重新分配以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正义。宏观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属于国家给付分配。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社会福利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德国公法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就提出“生存照顾之理论”[10]。政府照顾公民生存及生活所需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义务，其主要通过“给付行政”方式来履行供给职能。
定义反冲质子磁谱仪的中子探测效率为中子入射到单位面积聚乙烯靶上产生的反冲质子被焦平面探测器记录的概率，可表示为
(二)从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双重维度探索社会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实现之道
实现社会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需要具备现实的物质力量。首先，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及其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是先决条件。“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作为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担当者，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彻底改造异化制度的物质力量，在巴黎公社时期已初露自我管理的萌芽。而共产党人与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在于它始终强调并坚持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在于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其次，“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是基本政治条件。诚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通过建立“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的“无产阶级的大军”，由劳动者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以保障行政和立法机关清廉高效，确保人民政权真正成为“负责的公仆”，促使“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页。 ；再次，建立公有制，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经济条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代之以“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进而消灭异化劳动，使自由联合劳动成为孕育“自由人联合体”的沃土。他曾高度肯定巴黎公社废除不公平的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以及财产制度，施行工人参与生产管理，称之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实现社会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需要具备关键的精神力量。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主客观世界、争得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页。 更在于对社会解放予以开拓性的宏观把握：一是必然性论证。追寻理想的人类制度、“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革命信念。出于个体生存境遇的人道关怀，早期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制度、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价值旨归进行法哲学批判；对造成无产阶级整体境况的制度根源，中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中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之道；针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多样性特征，马克思晚年从历史学、人类学等视角对各国无产阶级斗争予以具体分析，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辟开可达之路；二是可行性论证。人类制度究竟能否既尊重历史规律又被赋予某种主观意志？这正是制度生发观当中演化论与建构论之争的焦点。坚持演化论的哈耶克就认为制度应是无数主体混杂参与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继而反对人类理性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干涉。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人类制度正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矛盾统一的产物，将二者截然对立不过是机械的制度生发观的严重偏见。就演化论的发端动机及演绎结果，马克思曾做过极为精彩的预见性评论：“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三、应然价值与历史必然：马克思对实现人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旨归的坚定信念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母题。人类解放的实现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怀揣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历经艰苦而漫长的不懈努力方能达到。对于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其制度体系的应然价值予以哲学关照，更对其历史必然性展开政治经济学的严密论证，为这一运动注入钢铁般的信念。
(一)在制度、个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统一中诠释人类解放阶段制度的应然价值
为马克思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这意味着，作为与共产主义近乎同义语的人类解放，其制度价值旨归应是涵括正义制度、人的自由个性的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集群：完全而彻底的正义制度，应是基于彻底消灭私有制，真正摧毁了异化的制度枷锁，使之成为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充分保障自主合作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属人的”制度；“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应是在社会财富为全体劳动者共有、共创、共享的条件下，对“自主活动”的劳动自由和自觉而独特的个性自由的全面占有，是达到“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境界的彻底的自由；“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全面超越，是对建立在“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巨大鸿沟之上的政治形式的彻底克服，是自由人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建的理想组织形态。制度正义、个性自由以及社会整体和谐自由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人类解放阶段制度系统的应然价值。
(二)在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中论证人类解放阶段制度价值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有限视界来思考人类解放。为使人类解放具体化，他转向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为使人类解放现实化，他在此解剖过程中用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辩证逻辑体系论证人类解放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源自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这一思维方法，经过马克思天才般的改造成为基于客观存在的辩证逻辑体系，持有以下鲜明观点：一、现实始终是思维逻辑的起点、亦是归宿。是为起点，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亦是归宿，则出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二、“现实的起点在思维中表现为逻辑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思维逻辑是以反思的方式来把握历史，表现为抽象思维中的历史进路与现实历史的展开过程呈现出互为倒像的关系。三、思维逻辑是具有历史性与能动性的综合体。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思维逻辑随现实及其必然性的展现而具有历史性的特征；作为概念的全部展开，逻辑体系不仅是整体自洽的，也因概念的内在拓展冲动而赋予整个逻辑体系以能动性，即能动性的概念中再现历史逻辑。借助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找到了在经济领域探寻制度发展奥秘的“解剖刀”。对于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谨慎指出其限度所在：思维逻辑对于现实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把握和统摄一定是基于历史现实而不能囿于主观偏见，一定要正确揭示历史规律而不能凌驾于现实仅在思辨的闭环内循环。因此，即便通过科学思维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中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即便在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早期革命中发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认识的能动性都无法以思辨的方式实现对历史阶段的直接跨越，而只能是以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呈现来揭示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以期“缩短和减轻”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更具深意的是，人类解放之路荆棘满布、道阻且艰。屹立于近二百年前的马克思用严密的逻辑论证穿透历史雾霭，以此点亮指引后来者们奋力前行的明灯，并在他们心中点燃信仰、信念和信心的烈火，因为“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收稿日期： 2019-07-19
作者简介： 龚世星(1982—)，女，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博士,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制度变迁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政治生态演化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AZZ004)、2016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制度建设视角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188-05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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