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三农论文,进程论文,三农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7）04—0001—07；中图分类号：F30，F290；文献标识码：A
“三农”问题近些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焦点、重点、难点问题，中央连续几年出台的1号文件均与这个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大的问题有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如不解决这一问题则改革无法深入进行，经济发展很难持续。本文在对“三农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对“三农”问题认识的误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措施，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目前“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种缓慢增长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4年后，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个百分点，2000年后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位运行，最高点也仅达到2004年的11.98％，远低于1994年32.49％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率相比，1995—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状况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农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说明了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1]231—232
图1 是1992～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1994—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①。
图1 1992—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347页计算而来。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0.455，仅下降了9.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由0.3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总收入中通过农产品购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则使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或城镇居民手中；由于农村居民的比重超过城镇，则上述数据显示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显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进一步减少。给定恩格尔系数的这种下降趋势，则经济增长率越快，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农民购买力不足，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要低。[2]78—80。一方面农村购买力水平较低。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在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人口57％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19014.1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51891.9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73.2％。从人均消费性支出来看，2005年城镇居民为7943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农村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农村市场还没有启动。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品拥有量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费品农民买不起，200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底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空调、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分别为96、135、91、81和42台，而农村居民对其拥有量分别为40、84、20、6和2台；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3]10—11。“如图2所示，我国农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22.5％下降到2005年的10.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的比重发生偏离。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93％；就业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虽然下降比率高于产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仅33％，远低于产值的下降幅度。从产值与就业的偏差来看，在这16年间，二者的偏差并未明显改善，在1991年至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又出现偏差增大的趋势。产值与就业比重发生偏离，就业比重偏高，劳动力转移缓慢。
图2 1991—2005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68—69页计算而来
表1 1991—2005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58页和第126页
二、“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吗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一产业就业多和产值比重低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从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如果从农民人均资本投入和近年来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看，上述分析似乎是可以被经验证实的，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流出并不改变粮食产量，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4]207
采用生产率变动的方式解释城乡收入分配的变动也是不成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到超过需求，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这种粮食（农产品）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率和供求的变动对农民显然是有害的。但能不能通过制定粮食收购价格来稳定粮食产量呢?这里的问题是能不能制定合理的价格且这个价格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变动。如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下降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制定收购价格，那么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将使粮食供大于求，同时，农民的收入将被稳定在制定的粮食价格上，农民也将根据这个价格决定产量。显然，一旦把价格固定住，则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由于农产品的过剩可能是暂时的，比如气候因素造成的某一年粮食增收了，粮食收购价格只能保证当年农民把粮食卖出去，长期则可能随着农业成本的提高（如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减少粮食产量，这只要对比一下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就非常明显了，因而制定固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将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这种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从1999年制定粮食收购价格后到2003年突然遇到农产品供不应求和价格上升的情况，其原因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太慢。这种农业生产率的变动只能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农产品供不应求，却不能解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原因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约束。
当然，一旦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的发展。可是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否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依靠极低的工资与城市工业企业竞争。这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80％的农村人口的特殊条件有关，比如投资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等，因为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我们并不否认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选择的最好的发展方式，但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其过渡性质是必须要表明的。这些乡镇企业为什么不在城市里发展呢?城市里的所有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节省耕地，交通和信息发达，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国乡镇企业所以能够与城市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而农民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还有不需要审批的极低的土地成本。依靠这种低成本，乡镇企业成功地接收了原来国有企业中生产基本消费品的部分，把它改造为成本（工资）极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成本的扩张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工资率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使重化工业得以高速发展。中国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发展对于城市中基础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乡镇企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基本消费品，同时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在中国可能是其它的发展方式所难以达到的。但是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特别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在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时候就遇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关系极大。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成本和产品需求就清楚了，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工资相对于平均15％以上的GDP增长率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原因是存在着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所产生的竞争可以压低工资，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居民靠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乡镇企业的低工资竞争还导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目前所遇到的基本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显然与此有关或关系极大。1997年以来，随着城市基本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出口。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长率带动的，而这种依靠低汇率的出口增长却是不能持续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费品，而不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和外汇储备，而一旦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需求的严重萎缩。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所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但更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如在珠三角地区出现过的“民工荒”问题，原因并不是因为流入这一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减少，而是这一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加快而使乡镇企业的工人“转业”了，即农民工更多地进入了城市的劳动服务业。虽然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与乡镇企业差别不大，但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别却极大。乡镇企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工人提供安家立业的条件，那些农民工在乡镇企业就业只能是暂时的，这里当然不包括离土不离乡的当地乡镇企业，而当地乡镇企业是难以扩张的。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流转上似乎有成为第二个“农村”的趋势，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珠三角地区和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由大城市辐射所形成的城市群，从而把农村逐渐改变为城市。这个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明显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地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农”和收入分配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业反哺农业，采用严厉的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业投资和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投资，通过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的增加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从长期来看则未必有良好成效。工业反哺农业将提高工业的生产成本而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真正“反哺”农业②。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发展到重化工业阶段，基础产业乃至房地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产业，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产业的资产值太高从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外贸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业，但换来的却是增加的注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
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依然占60％的条件下，采用紧缩政策不仅起不到降低资产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而且会由于失业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我们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扩张性政策，或者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乃至大幅度提高GDP增长率（如20％以上）。这种扩张性政策与1998年以来所采用的政策不同，以前的政策实际上是朝着使经济复苏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比如提高资产值和刺激消③ 等，目前所要采用的扩张性政策恰恰应当与1998年以来的政策方向完全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和家庭的资产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费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并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当前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够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资产值的方向进行。这就不仅需要从总量上调节需求，而且特别要采用产业政策调节需求的方向，以从根本上扭转决定市场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转市场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变市场需求的流向都是复杂的问题，比如目前能不能让高收入阶层都不买汽车、别墅而转向基本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来增加就业?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基本消费品部门，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基本消费品部门生产过剩而严重亏损，谁也不会向这个部门投资，政府直接投资连投向基本消费品哪个行业都不知道，而且不可能和目前极低成本的乡镇企业竞争。我们需要找到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作为突破口，这就是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
从1980年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高速增长的跳跃，结果是极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扩张性的跳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当前中国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国在2020年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使所有农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完全应该达到或超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20年前的速度。只要我们抓住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这个根本点，同时理清市场机制运行的脉络，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危险。
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
1.城市化——打开“三农”问题的钥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它与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个含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无论与拉美国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还是和东南亚超过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用了20多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完全可以在未来的15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使他们享受现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实际上，现代的教育、文化以及产品的消费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们对现代产品的需求；也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因此城市化比技术和工业产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竞争的游戏，共同发展文化、体育等娱乐活动。城市除了教育、科学研究和文化等不可替代的功能外，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建筑业、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金融业和目前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也是不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种产业。当然，城市并不是一个产业，而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19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又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像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种大城市的扩张还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市区的房价。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使农民变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太慢了，致使农产品需求受到严重的约束，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进一步使农业投入减少和技术进步缓慢。
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劳动力转移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关系。图3是我国1991—2005年名义GDP增长率曲线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曲线，由图中可见，二者的相关性非常明显。1992—1996年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5.20％，这段时间内第一产业人口转移也较快，年均转移劳动力近1000万人，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随着名义GDP增长率下降，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减缓。2002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减少。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是这种转移速度相对于名义GDP的高增长来说仍显得太慢。1992—1997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重下降了8.6个百分点，而产值只下降了2.7个百分点。而在1997—2003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降低，就业比重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统计数据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为这些货币统计数据所表示的只是能够买得起什么产品，而不代表实际的生活水平。农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温饱阶段，这种收入水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发展几乎无缘，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娱乐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可以说相差一个时代，有近40％的农村家庭连最能与外界沟通的电视机都没有。这种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他们接受极低的工资和各种工作、生活环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着必须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这就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的发展速度相联系。英国、西欧和美国城市化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原因是工业的增长速度较慢，从而并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极快，比如名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20％，乃至更高，则必须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货币投放或投资只能首先流入工业和城市，它只能通过工业部门雇用农村劳动力和购买农产品的方式才能流向农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严重下降时，也必然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5]45—47，而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的严重波动而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城市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图3 1991—2005年名义GDP增长率曲线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曲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57页和126页计算而来
在第三部分讨论政策选择时实际上已经表明，在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应该说别无选择，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顿。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放慢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可以重新安排就业，但对于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却不能把他们疏散回去，他们必然会在城市里与下岗职工争夺工作和生存环境，这种民工潮是难以阻止的。目前并不是在理论上论证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怎样安置的问题。经济增长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越多，问题就越难解决，拉美、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所有产业中是最慢的，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在技术上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更是严重下降。显然，在目前农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产性投入增加的。比如购买拖拉机，拖拉机厂工人的工资将比农民的收入高2倍以上，而目前中国企业中工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0％，从而拖拉机的成本是用比农民工资高十几倍的价格生产的，农民怎么用得起拖拉机呢；反过来，即使农民购买了拖拉机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却只能是增产不增收。拖拉机是如此，农业部门使用的化肥和其它工业生产资料投入都是如此，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根据成本提高，因为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只要价格提高，农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使价格下降，而工业生产资料投入的价格却不受限制。这使政府经常为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发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增加农业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常的发展顺序是，随着农村劳力的转移，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这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得以改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将形成对农产品正常的供求状态，促使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率。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为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4]299—300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只有通过走城市化的道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基金项目：2006年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与坚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06ZD028）（项目负责人：柳欣）”和2007年国家社科项目“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互动关系研究（07CJL004）（项目负责人：冯素杰）。
注释：
①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因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
②工业反哺农业问题涉及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例如，假设GDP总量或增长率不变，则政府要对失业工人进行补贴就需要对企业增税，企业的税收成本提高后只能降低工资而使更多的工人失业。政府要补贴农业只能增加工业的税收，如果这部分财政收入由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投资支出，则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使农民收入提高，而工业反哺农业则只是暂时提高了农民收入，而农民支出的增加则会进一步增加工业的收入，只要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来，工农业的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③目前针对中国2003年以来消费支出的下降，一些经济学家又提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这显然只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从事，难道目前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还不够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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