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冷战论文,中国人对论文,看法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对外政策等等的认识，而且那些看法是变动不居的，要对他们在各个问题上的看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和精确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需要找到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人在冷战后认识和思考美国问题的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特征，那么“疑虑”可能是最恰如其分的。不论是从思考的起点，思考的心理状态，还是目前思考所处的状态等哪一方面看，都是如此。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基本上是两面的
从冷战结束后中国人认识美国的角度看可以大致肯定，不论是哪些中国人从哪个方面认识美国，基本上都踩在两个出发点上，即美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安全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安全包括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从这种双重的坐标出发，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基本上是两面的，它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也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正在谋求世界霸权，因而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中国人用双重坐标衡量美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基本心理状态。毛泽东曾经精确地描述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时，有一种独特的“师生情结”，即中国人真诚地将西方发达国家当作自己的先生，认真地讨教和学习，可是在历经坎坷以后终于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这种“师生情结”给中国的爱国主义平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因此特别能感动中国人，尤其是感动那些深怀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从20世纪历史的演变看，中国人对美国的双重认识在不同的时期，是有孰轻孰重、孰主孰次或两者并重的区别的。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除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美国是值得效仿的榜样之外，大多数人对美国既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好感。在那时的统治阶层中，确实有人在搞“以夷制夷”，将美国看作是可以利用的支力量，但总的说来都未能如愿以偿。当然这同他们的政治地位软弱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而他们的政治地位多少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联系在一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美结成战略同盟，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一度急剧增加。但是，随着美国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支持遭到唾弃的蒋介石政权，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成了新中国的敌人，美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包括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也随之一落千丈。中国人当时认为，美国再强大，在中国也是失败者。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后，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的看法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这是当时中国人中反美情绪高涨的思想根源之一。直到70年代初以前的20多年里，美国是世界上的恶霸和侵略者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是绝对的主流认识，现在看来，它已经作为“历史记忆”保留下来，其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确是一个转折点。由于中美关系改善在起步时基础十分薄弱，以至于双方领导人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努力在中国是很有成效的，它们使毛泽东的战略调整得到有力的支持。迄今为止，一提到尼克松、基辛格，仍然会在普通的中国人心中，唤起对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美妙回忆，当时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人士仍然被称作是“老朋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塑造美国形象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塑造美国积极形象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也在一些中国人中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就可以万古长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那以后的近十年里，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不过是好奇多于好感，而且敌意仍然存在。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结束贫穷落后的历史，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一经落实为国家的根本政策，立即在中国唤起巨大的热情和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国开始推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三个因素，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是反对苏联扩张的同盟者，特别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参照系，至少也是参照系之一。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荡漾着朦朦胧胧的希望，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多少有些类似美国那样国力昌盛的国家。
在那个时代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强烈的吸纳欲望使他们有时甚至是生吞活剥地照搬各种舶来的学说、经验和模式，并迫不及待地试图身体力行。从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选派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至今，到美国留学已经成了潮流，到发达国家留学本身甚至成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价值”。
不仅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多数中国人在想到中国的现代化前景时，几乎立刻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美国。不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也不论是对美国了解的深浅或是真伪，相当多的人在把中国的现状和他们的憧憬，与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进行对照、比较。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教育和独特的文化等等，无一不成为了解和学习的对象，无一不被尝试接纳或借鉴。尽管从常识上都能理解，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发展道路千差万别等等，但是中国人仍然指望通过向美国学习，借助美国的许多经验，包括借鉴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像美国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
可以肯定地说，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整个80年代里，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向美国学习，成为中国人认识美国的主流。在以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那期间中美之间也存在种种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诸多不善意的行为，如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阻止中国武器出口、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等，进行了抵制和反抗。但是相比较而言，认为美国是先进国家，中国需要了解美国，向美国学习各种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和办法，是占压倒性的主流看法。
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
中国人的热情持续到90年代初，天平又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要精确地描述和揭示当今各类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观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能够把握的最普遍和有代表性的看法，恐怕就是“疑虑”了。
这里所谓的“疑虑”，对于那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来说，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特别是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战略意图，并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这种疑虑影响到他们认识美国的各个方面，包括美国亚太战略的意图、美日安全保障同盟的性质，等等。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就是担心像美国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和平与安宁是否还会存在？美国如果随心所欲地将中国视为敌人，中国怎么办？从“历史记忆”的层次上看，许多中国人在怀疑，将美国视为“先生”时，“美国先生”是不是还要欺负“学生”？……
从事情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人的疑虑最初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八九风波与苏联集团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美国政府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制裁中国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以及在历次有关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中，美国国内各方面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和攻击，在中国人中引发了这种疑问，即为什么在苏联集团崩溃前，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可以置诸脑后，而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却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大张挞伐？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人的反感和疑问导致的是被侮辱和被抛弃感，而不是怀疑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而且基于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他们对“老朋友”布什总统（在中国经过与美国的错误政策坚决斗争后）最终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抱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决策层对布什政府的一些行动（包括布什在1992年大选期间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反应，比较而言是相当有节制的。而这些有节制的决策也为中国公众所接受。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后的有关言行，导致中国决策层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克林顿在竞选期间严厉谴责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软弱无力，而且他领导的政府从执政伊始便公开宣布，其对华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并在1993年5月宣布， 为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附加人权条件。
克林顿政府的言行使中国决策层几乎断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定一经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决策层显然一直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意图保持警惕，要警钟长鸣。挫败被认为确实存在的美国的此类政策，成为中国一些重要的内外政策的起因和动力。
1993年夏季，美国根据莫须有的情报，在公海上拦截中国的“银河”号商船，并进行检查，从而引起中国公众的极大愤慨。随后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以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为由，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再次点燃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这两起事件导致了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海湾战争后，中国人还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主持正义和敢于负责任的国家。但美国现在在他们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国家。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变化并不是表面性的，它的严重后果在于引起了深层的疑问，即：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霸道的、与推行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这种疑问在20世纪初就存在，因此引起的共鸣也是巨大的。它与对美国反感的情绪相结合，成为后来那种断定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看法的主要根源。那种看法目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即使不占主流，也是相当普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不论作出何种积极的努力，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为形势所迫或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总之决不会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1993年中国决策层与中国公众在对美政策上开始形成共识，其契合点即在于对美国的意图的怀疑。中国决策层认为，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地包含着颠覆中国政府的企图。中国公众则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上上下下的怀疑导致了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敌意的增长。
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公众（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开始认同并响应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号召。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决策层给霸权主义的重新定义决定了冷战后中国反霸斗争的特殊含义。按照中国决策层的解释，冷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差不多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言行，例如在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上“强加于人”和“双重标准”，在台湾问题上“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军控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
上述状况构成了中国人自李登辉访美后思考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主要背景，后来他们对有关问题的战略思考，就是在这样充满“疑虑”的气氛中展开的。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不同判断
1995年夏季，由于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在中美两国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1996年3月，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中美之间爆发了空前紧张的危机。此后不久，美国与日本宣布重新定义它们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保障同盟。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差不多从那时起，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人们也就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展开了频繁的讨论，其实也就是辩论，只不过不像美国那样公开和激烈罢了。
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和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促使中国有关方面在采取对策前急于弄清楚：美国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出尔反尔用心何在？美国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与美日重新定义安全保障同盟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克林顿政府到底推行的是何种对华政策？参与对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讨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各研究单位的国际问题专家，以及高校的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而且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在加强。
有关美国亚太战略的讨论比较多地集中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及其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的主流看法充满了担忧和否定，他们认为美日重新定义安全保障同盟，是美国不肯放弃冷战思维的产物，这种依靠军事同盟维持地区安全的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肯定是居心不良的，其矛头所向值得怀疑。许多专家相信，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既是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也是炒作的结果。正是美国的安全战略造成了这一地区“冷战不冷，缓和不热”。美国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为了防范中国，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这里的霸权地位。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论”来抬高美国的战略地位，使这一地区的人们误以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即美国对华政策（1）是接触；（2）是遏制；（3）是接触与遏制并重， 或曰软硬两手。这里无意详述各种观点之异同，只是想指出，不论哪一种判断，无不以美国对华政策居心不良为前提的。“接触”也好，“遏制”也好，“软硬兼施”也好，无非都是些手段，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搞垮中国”，或是为了“阻止中国强大”，或是为了将中国纳入“……轨道”，总之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
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表现出的另一个共识是，他们都认为中美关系难以把握。如果追随讨论的过程便可以发现，他们对中美关系进程的判断，往往直接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的影响。通常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波动导致了他们判断的波动。往复多次便产生了某种危机感，即担心中美关系会因长期动荡不定而失控。因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感到把握不定，因把握不定而产生危机感。如此循环，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深切忧虑”的心理状态，并认定不确定性至少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之一。
重新认识美国的安全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未来
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逐步兴盛起来的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讨论，强化了对美国政策的疑虑。从战略层次上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与在理论层次上比较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是同步开始的。特别有意义的是，研究界对中国国家利益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与中国决策层的以往看法趋同的，而且客观上起着将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阶段的主要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和保持国家的统一，这些也被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或生存发展的“起码基础”。
将中国国家利益的上述认定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观察，其结论既是严峻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利益对立已经具有“战略对立的味道了”。极而言之者甚至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都要来得复杂和严重，因为“美苏之间的危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竞争，至少不直接关乎独立生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而中美之间近年所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都直接关系中国此类的核心利益，……”。
在中美关系涉及的经贸、人权、安全、武器扩散等领域里，有相当多的现象可以被用来证明上述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仍然是台湾问题。当中国人说美国在打“台湾牌”时，绝不仅仅是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是在揭露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强盛。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中国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称为强国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历史，也是在挑战中国的未来，包含着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1997年秋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和1998年夏季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一度使中美关系峰回路转。两国政府为确保高峰会晤成功，再次努力引导公众舆论。高层互访营造的热烈气氛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媒体全面和大量地报道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全过程，中国公众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兴奋不已，仿佛中美关系又回到了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时刻，那一时刻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是那么美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赞颂中美首脑会晤和预言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光明的读物，在书店和街头随处可见。
1997年秋到1998年夏的中美首脑互访对中国公众的影响是相当积极的。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中国人的疑虑并没有如此轻易地便被抹掉，它只不过被淡化或暂时搁置起来。
1999年5月9日，美国空军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许多中国人几乎立即断定，美军的行径是蓄意挑衅。美国的种种辩护无法使他们相信，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技术装备和侦察指挥系统的美国空军，会“误炸”标志如此明显的中国大使馆。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公众掀起猛烈的抗议浪潮。中国媒体对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持续不断的密集报道，对中国公众已经激扬起来的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从当时事态的发展可以想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侵略多么严重地加剧了中国人的忧虑。中国公众的抗议浪潮是一段时间以来中美积累的矛盾的大爆发，它的背后反映出中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人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通过合作与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分歧，是冷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各国经济和社会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取得进步的根本途径。但是美国在解决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行为与上述原则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美国与英国不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伊拉克；美国在违反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决定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扩大美日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不肯就美日同盟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明确的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根本性的修改。
美国的这些行动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在谋求世界霸权，特别严重的是美国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空军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促使政策研究圈子中相当多的人相信，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美国的安全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迄今为止，有关的争论还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
中国对美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
疑虑所产生的影响与反感、愤慨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营造了情绪化的气氛，前者则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它不会推动对美国行为的过激和非理性的反应，但却引导出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和诸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的政策。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理对美关系的角度看，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被称为是“预防性反遏制”（它当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全部内容），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将来有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彻底地和永远地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
“疑虑”作为冷战后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最基本的特征，虽不像反感、愤慨和敌视那样情绪化和容易被感觉到，但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甚至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疑虑的存在，使美国那些“愿意看到一个安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等一类言辞，听起来有些像卓别林的喜剧，既滑稽又酸涩。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当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不仅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美国甚至不肯对其态度做基本的调整。
客观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的确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来，主要还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样，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总的说来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没有特别深厚的社会根基。他们仍然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需要也应该继续向美国学习。中国人认为，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其实也不复杂。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并不像美苏对抗那样，产生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境外权势争夺。中国不打算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他们只是希望美国不要无端干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台湾、西藏一类问题上向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或许中国人的疑虑也就在于，他们不大相信美国真的会那样做。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明，美国人对中国同样存在深刻的疑虑，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忧，担心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的戒备和遏制。例如美国一面怂恿它的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加强军备，一面对中国部署每一枚导弹神经过敏。这很难说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疑虑”更为复杂和严重，它是多种历史与现实、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等等的复合体。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其中包括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势地位带来的傲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的欠缺、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以合理地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而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显然，要消除美国的“疑虑”和防止这种“疑虑”演变成错误的政策，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90年代初期，中国曾经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个方针有可能经常被误解为是官样文章或政治谋略，现在看来它是入木三分的和有远见的，它的确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箴言，因为它产生于中国人当时面临的特殊环境，包含着中国人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