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情论文,艰辛论文,民主政治建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1-0012-04
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现实道路中，毛泽东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民主立国的艰辛探索。其间，他在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都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因而，他在不同时期对我国国情的认识、分析便直接影响着他领导人民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效果与方法。
一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革命如此，革命的民主政治建设更是如此。如何来认清中国国情呢？毛泽东认为，最主要的是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还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阶级关系状况等。为此，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民主政权建设时，总是从调查研究、分析中国国情开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的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后来，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村民主政权建设方针。这便为当时农村革命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有力地反击了当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同时，毛泽东还阐述了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的农村民主政权建设。据统计，全国当时已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五省成立了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共201个，区农民协会1103个、乡农民协会16144个、村农民协会4011个。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附和着买办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上层中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扶植的国民党反动派作为新工具代替了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政府。为了争取人民民主，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农民发动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建立和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武装斗争，进行了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1928年底，全国先后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根据地15块。然而，面对当时敌强我弱、“白色政权”包围“红色政权”的严峻现实，党内有一些人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进一步透彻、全面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他分析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而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削弱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便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起来后，如何争得民主，解放民众呢？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里蕴含着毛泽东革命民主政治建设的丰富的思想，在他看来，工农大众民主的取得不能被动等待，也不能幻想国民党专制政府的恩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得工农大众的民主，而要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取得的工农大众民主，切实建立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政权组织形式，就必须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只是政治上为革命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经济上还要铲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行土地革命。农民有了土地，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才能发展，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焕发出来，红军才能因此壮大，革命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才能有动力源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还将上述思想付诸其领导的革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的内容体现了以下民主原则：(1)实现代表广大民众真正的民权主义。保障劳动群众自由、平等。(2)真正实现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使政治权力掌握在最大多数工农群众自己手里。(3)彻底实行妇女解放，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和保障青年的一切权利。(4)彻底承认并且实行民族自决。(5)争取并且确立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真正的解放，确立中国劳动民众完全的主权。(6)实行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在将来社会主义的阶段里实行无产阶级的独裁。(7)要彻底维护工农利益，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有系统地进攻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努力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仍致力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后的新形势和新矛盾，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民族大众的矛盾，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基本矛盾会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由此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集起来，成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便要求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能够建立一个体现民族利益的民主政权。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政权建设主张。毛泽东分析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日本侵略中国起，应当改变为除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这个政府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因而，在不违背工农基本群众利益的前提下，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还要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和发展，毛泽东也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批判了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其中政治纲领就是毛泽东指出的用于指导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构想，而且将其具体化于抗日各个时期的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发布了施政纲领，广泛深入开展了民族宪政运动。从当时的民主宪政楷模——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来看，其内容主要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部分。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为此，要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同时，在不损害边区主权原则的前提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于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间的自治能力，同时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讯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的基础上，以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农业、商业，支持抗战，改善民生。可见，团结抗日救国是三部分内容的核心，而实现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民主政权的建设作保障，要有民族大团结作基础，要有经济上的民主作保证。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的艰苦岁月，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从保障抗战胜利的大局出发，又大大发展了，突出地表现在各根据地坚决地执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原则，完善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原则，发布了保障人权、财权的条例，依法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财权，实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争苦难和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医治战争创伤，休养休息，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企图在全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顺应人民对和平与民主的强烈要求，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大众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统治集团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面对这种局势，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两条基本原则即和平、民主。并指出，当时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于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民主政治建设来说，理论上毛泽东依据其对国情的科学分析，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政权继续采取抗日时期的参议会组织形式，实行“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建立了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建立了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政府，而且各解放区还制定和实施了宪法原则或施政纲领，规定解放区政权的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议会制，规定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保证的各项权利，规定了人民司法制度等。各解放区的这些民主政治建设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建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
建国初期，新中国在旧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了，需要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并尽快建立新社会制度所需的经济基础。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还未彻底肃清，针对这种特殊的国情，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即必须稳步前进，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精力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以此为指导，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中领导人民踏踏实实地为巩固新政权，发展民主政治作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1)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民主监督；(2)决定采取由地方军管会和政府邀请各界代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形式来实施民主，建立地方民主政权；(3)为迅速完成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决定在国营、公营工厂中对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由工人选举与企业行政人员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参加工厂的民主管理。基层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由此得以建立，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4)对于广大私营企业加强了工会建设，既要求资本家按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要求发展生产，又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5)在农村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在农村中的主人翁地位，这对于当时农村人口占80%的中国来讲，可谓是新中国民主建设中的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6)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将镇压反革命纳入法制化轨道，巩固和保卫了人民民主专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7)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8)实行普选，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国家根本大法，毛泽东将其特点概括为两点：一是民主原则，二是社会主义原则。这也表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将进一步民主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了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就首先在党内提出，如何以苏联经验为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为此，毛泽东从1955年9月到1956年4月，先后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次是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通过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及在杭州、天津分别咨询15个省委书记的意见进行的；一次是对国情的全方位调查研究，主要是通过1956年2月至4月间听取34个部委汇报工作展开的。通过这种大规模地国情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多次分析到，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工农业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并将其概括为“一穷二白”。同时他还指出，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不完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于是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不够完善的部分和环节，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基于上述对国情的深入广泛调查与科学分析，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曾反复强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必须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重视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解决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上，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把享受民主与受纪律约束统一起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要大力维护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解决科学与艺术领域中的矛盾时，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内民主问题上，要进一步健全党委制，党的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在权力制约机制问题上，要健全民主程序，发挥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地方自主权等。
三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及初步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本可以贯彻并坚持下来，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重新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于此，毛泽东对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方式——“大民主”非常赞成，他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于是，他对群众的请愿、闹事、工人的罢工、学生的罢课等持赞成态度，认为其对改正官僚主义有好处。他还对当时新出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方式极力赞赏，认为“四大”的革命方式是一种创造，是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并要求全党同志把它传下去，将其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等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大字报能够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字报等“大民主”的方法也在农村普遍出现了。
后来，由于右派的进攻，国内一定范围内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猖獗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党的干部中腐败现象、官僚主义滋生与蔓延等情况，使毛泽东感到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依然激烈，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党中央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愈益严重。于是他提出要“不断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强调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斗争方式，让群众起来造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的“走资派”，打倒一切权威，包括合法存在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机构。“大民主”由此发展到了顶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由此脱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突出表现为：(1)国家权力偏移，直至集中到党的系统，党的组织国家化、行政化，加之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实际上代替了党的集体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已名存实亡，“革命委员会”实则成了权力机构，后来被规定为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机关。四届人大以后，还被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甚至取代了基层自治组织；(2)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原则实际上遭到破坏，人民群众团体实际上变成党的群众工作部门，使得人民团体的社会监督功能和政治参与机制难以发挥；(3)司法和检察机关的功能逐渐衰退，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保障被削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被认为是“党的驯服工具”，在组织结构上，国家司法部和地方各级司法厅（局）自1959年起撤销，刚刚建立起来的公证机关和律师机构也全部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统归中共各级党委政法部门或政法部门内的党组织领导，国家监察机关也被指责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而撤销。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层次和职能的法制保障被大大削弱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的公、检、法机关被认为是“旧国家机器”而被砸烂，社会主义遭到了严重践踏。
造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个人性格和哲学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也有国家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原因，更有复杂国际形势的背景。其中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国情认识的偏差及没有坚持贯彻原有的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在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国情做出科学的判断与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有效地开展了革命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建设。毛泽东的悲剧也在于他对中国国情做出了科学判断与分析但没有坚持和贯彻下来，他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正确的民主立国之路，然而在实现民主的具体方法上（如“四大”）却严重脱离了国情，致使民主无法健康发展。从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中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革命或建设时期，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不同时期中国的国情出发，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层次、领域及采取的方法与步骤都不能脱离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否则就会践踏民主，破坏民主秩序和社会秩序，阻碍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2-10-28
标签：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