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经济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的增长过程是稀缺资源在经济主体间的合理配置过程，如何最有效地安排这种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初衷。目前，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了诸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不仅与中国在该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有关，更与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方式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关。(1)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过程是一个要素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然而，与日趋完善的商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的发育还略显滞后，政府参与和动员资源配置的方式与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一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过低的资本价格不仅产生了资本的过度形成现象，政府为主的投资方式更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中小企业“倒闭潮”)；(2)过低的劳动要素价格和逐年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与高储蓄高投资一起，成了内需不足和挤出私人消费的主因；(3)需求决定产出的反馈结果又使产业结构产生了非均衡发展，使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
如图1所示，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还是居民消费占消费需求的比重，抑或是消费需求在内需中的比重都呈连年下降趋势。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占GDP的比重由1984年的53.6％下降到2011年的44.9％。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3—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平均达到了0.481①。从投资的角度来看，1978—2013年，中国形成了三次投资高峰，而三轮投资高峰与要素的配置过程密切相关，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改革初期，以土地要素改革(土地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要素市场改革，不仅开启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而且极大地释放了压抑许久的生产力，该时期的资本形成率平均达到了35％左右；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联动发展带动了劳动要素由农村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第三个出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代表，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投资率达到了40％—50％。这三个时期中，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投资增长率远大于GDP增速，投资过热的现象显而易见。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中，(1)一类研究认为资源的非效率配置会通过一系列间接因素(包括收入差距扩大、转型期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内需不足产生影响(Valle & Oguchi，1976；Musgrave，1980；Cook，1995；Edwards，1996；宋铮，1999；龙志和，周浩明，2000)。(2)在过度投资引起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研究中，张军(2002)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的过快形成和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促使经济增长的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配置的自然结构；秦朵、宋海岩(2003)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的配置效率低下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很大关联，而地方间的攀比效应又强化了这种关系。(3)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效应的文献大多集中于2007年以后，以研究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居多(Hsieh & Klenow，2009；陈永伟、胡伟民，2011；袁志刚、解栋栋，2011；朱喜等，2011；袁富华，2012等)。
图1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各项指标比较
注：(1)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由笔者整理得到；(2)图中的总需求指对本国产品和劳务的总量需求，并规定为内需(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需求)和外需(出口)之和。
既然转型期的内需不足、投资过度和产业结构失衡是伴随着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来，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源的错误配置是否与转型期特有的经济现象(“民工潮”、“民工荒”、中小企业“倒闭潮”、过度投资、收入差距扩大)相关?是否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机制和路径如何产生?其表现形式是什么、影响程度如何?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点在于从资源错配的新视角重新建立了影响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理论逻辑。
二、理论框架
(一)作用机制
图2所示的经济系统由两种产业——产业一和产业二进行运作和维系，社会生产的要素投入分别是资本和劳动，Ⅰ和Ⅱ分别为产业一和产业二的等产量曲线，C—C为初始一般均衡状态下的等成本线，
—
和
—
为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后两产业的等成本线，下标1、2表示产业一和产业二。下面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资源错配的产生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
1.经济系统完全竞争(产品要素市场双竞争)。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点为A点，即要素的配置方式为(K，L)，因此，经济系统现有的资源各就其位，得到了最有效利用。若此时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开出了宽松货币政策的药方，但同时劳资谈判结果决定提升员工工资水平，于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会上升，则在短期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业一和产业二的成本曲线将分别变为
—
和
—
，且将分别改在C点和B点重新安排生产，与有效率的C＇和B＇点相比，配置了过多的资本和过少的劳动。此时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为：
，这便产生了资源错配现象，即
部分形成过度投资，而
部分形成失业，与帕累托最优生产点相比，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社会总产出也出现了下降：
。
2.产业一为垄断部门(产品要素市场双垄断)，产业二为竞争部门。此种情况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假设垄断企业得益于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超国民待遇，能够在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下融通生产所需的资本投入，同时垄断部门对劳动要素市场的垄断使得本部门的劳动能够参与收益分成，从而产生了高于市场竞争时的劳动价格。于是，产业一的等成本线变为
—
，资源配置方式为：
，且满足
的部分形成过度投资，
部分形成失业，其中
分别为产业二在A点的资本和劳动配置数量。同理有产业结构失衡后的产出状况：
。
图2 产业间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
图3 资源错配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
资源错配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会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如图3，最初的帕累托最优生产点在总需求AD和总供给AS的交点A处，此时的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潜在产出水平为
。以上述第二种情况为例：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使垄断行业对投入要素的组织方式偏离了最佳的配置比例，因此，非效率的要素配置方式产生了非效率的产出水平——社会总供给与最优生产状况相比下降了，总供给曲线移向AS＇(图中①)；与此同时，低于市场竞争水平的资本使用成本使垄断企业有了增加投资以获取更多垄断利润的冲动，这样，由投资需求增加引发的总需求增加促使总需求曲线移向AD＇(图中②)；在中长期，通货膨胀、工资的刚性加上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和收入水平，因此，消费需求会跟着下降，但投资需求并未有减少的迹象，最终的总需求曲线为AD″，有效需求水平小于
(图中③)，此时的经济不仅存在着失业与过度投资，而且内需不足与通货膨胀并存。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主要建立衡量资源错配引起过度投资的数理模型和测算方法，至于针对需求不足和产业结构的分析我们将从实证部分的分析过程导出。要严格度量和测算过度投资和需求不足比较困难，问题主要来自于对最优投资水平的确定。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过度投资，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实际投资相对于合意投资水平的偏离，若记实际投资为
，合意投资为
，则投资过度程度可以用
来表示，经对数变化后，也可将过度投资水平
表示为下式：
我们将均衡状态下企业的生产技术设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D型函数，则在既定产出
条件下对每个企业施以成本最小化约束，数学运算的结果可求得企业对资本要素的均衡需求量：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以要素价格错配为基础的要素间相对资源错配指数：
与完全竞争状况相比，重新组织要素投入方式后的生产技术有可能发生变化(即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同于完全竞争状况)，因此，若我们假设存在资源错配经济的生产技术为
，该式还假设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要素配置效率的函数②，且规模报酬可变。另外，对任何厂家来说，利润最大化决策的结果有：
③，在此条件下，可以求得两种资源配置状况下的要素价格之比分别为：
于是，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可以避免测算合意的人均资本水平，将其代入(4)式，应用时间序列并取对数，则可以推得过度投资与资源错配指数间的关系满足下式：
上式中
。一般地，资本相对于劳动错配的程度越大(发生过度投资的情况往往是资本的价格小于资本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因此只要
，则过度投资的程度越大；而企业的资本密集使用程度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则需要视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而定。至此，我们将变量全部转化为一般情形和可测算状态，而且由(10)式，我们可以得到本部分的计量实证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由两部分构成，其中，资源错配影响过度投资部分的分析涉及资本、劳动、产出以及相关的价格指数等指标的28个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而资源错配影响产业结构和内需不足部分的分析除了前部分的数据外，还需要涉及2000—2011年间资本形成总额、消费、进出口等构成支出法GDP和需求结构的时序数据以及相关年份的投入产出数据。实证中需要得到分地区和分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数据，我们的估算继承了流行的永续盘存法，主要借鉴单豪杰(2008)和徐现祥等(2007)的测算技术和处理方法。关于资源错配指数的测算方法则延续了笔者的另外一篇拙作(曹玉书、楼东玮，2012)中的方法，限于竞争状况下的共同劳动要素价格不可得，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是用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实际工资作为衡量标准。此外，利率市场化前，资本要素的使用成本对所有经济单位一致，采用6个月到1年期的贷款利率作为资本的使用成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君安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二)过度抑或适宜——资源错配下的要素过度配置(投资效率)分析
为提高统计可靠性，解决时序数据过短的问题，我们以推导而得的(11)式为依据建立了28个省份④1978—2011年各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以期验证资源错配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由于两组以上同涨同落的同阶单整数据序列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相关关系，因此，为避免序列差分后引起经济信息的丢失，对原有序列进行相关分析前需要确认它们间有协整关系。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和区分时间序列的平稳过程(主要指宽平稳过程)和单位根过程以避免伪回归的发生，是进行协整性检验的第一步。表1和表2分别报告了单整性和协整性检验结果。
表1的检验过程我们采用了常用的5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取对数后的各变量是非平稳面板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各变量皆是一阶单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成立。表2采用了Pedroni协整性检验，检验结果除Groupv统计量未通过检验外，其他6项均拒绝了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几个一阶单整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为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中国的资源配置与投资效率状况，我们将1978—2011年分为三个时期：1978—1992年改革初期阶段、1992—2000年改革推进阶段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阶段、2000—2011年的改革深入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基本与中国的经济周期和转型周期相符。表3的6个模型报告了各时期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其中前4个模型中的资源错配变量采用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错配指数，为了确定资本和劳动各自的错配情况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后两个模型的错配自变量采用了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绝对错配指数。其中，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应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从模型1到模型4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无论是低于完全竞争的资本价格(资源错配指数)还是人均资本的增长都对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量有正向效应，因此从总体来说投资增速总是快于产出增速。这与我们在第三部分讨论的第一种情况比较相似，即引起过度投资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于资本要素市场的不完善。过于低廉的资本价格造成了资本的过度形成和积累，这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错配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投资相对于产出就增加0.057个百分点。另外，技术进步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促进了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加速替代，即人均资本每增加1％，投资相对于产出就增加0.327个百分点。对于各个经济增长阶段来说，资源错配引起投资增长的三个时期中2000年以后最显著，它们在数值上是逐步递增的。因此，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日益深入，但要素市场不完善的状况仍旧没有改观，而且改革仍显滞后。
在模型5和模型6中我们对资源错配指数进行了分解，分别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错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各变量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2000年以后的部分时间段内劳动要素的错配超过了资本要素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即模型部分分析的两种情况在各时间段兼而有之，这以转型期两次“用工荒”(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另一次是2009年年底开始)和期间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等典型经济现象为代表。从整个1978—2011年期间来看，尽管两种错配指数对应变量有负向影响，但对投资和产出的作用需要两种要素的协同配置(由(11)式可知其最终影响为正)，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源的非效率配置在整个改革期间是引起投资过快增长的重要推手。
有了模型的协整估计后，就可得到各时期的残差序列(为使分析更清晰，我们对其取反自然对数)。由于此前假设了该序列为协方差平稳过程(宽平稳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分析全国28个省份在各个时期的过度投资情况及其在时间上的涨落变动趋势。图4的散点图显示：(1)过度投资在1978—2011年期间形成过4次高峰，分别是1982年前后、1993年前后、2002年前后和2008年前后，与中国的经济周期和转型周期基本吻合⑤。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资本形成率达到了40％以上，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房地产投资和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投资驱动式的增长使中国经济维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政府投资过快增长容易挤出私人投资，而且伴之而来的是产业结构失衡和居民收入差异的持续扩大。(2)政府对要素市场的过度介入和过度投资引起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在2008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逐步显现(东部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这在2010年以后投资与合意投资比值的下降趋势中得到了印证。
除分阶段讨论外，我们还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分区估计，结果如表4(除模型5的估计方法采用截面时点双固定效应外，其余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需采用截面固定效应)和图5所示：(1)与经济现实比较一致的是，东部地区资源错配指数对应变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单位产出的投资增速中有四分之一是由资源错配引起的，其余部分归因于劳均资本的增加；(2)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统计上不太显著)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以“铁(路)公(路)基(建)”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尽管西部地区的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拥有比较优势，但不完善的要素市场使得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未能在数量上引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西部地区投资相对于产出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因素(表现在人均资本对应变量的影响程度在三个地区中最大)，资本由东向西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则是次要方面。就资本和劳动错配的分效应来说，2000—2011年，东、中部地区估计得到的劳动错配系数超过了资本错配系数，说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降低了实际产出增长率，而资本要素的错配则使投资的增长速度超出了正常水平，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导致被解释变量增长率产生了正向变化；而西部两要素的错配效应与前者相反，但总效应仍旧为正。
图4 全国1978—2011年及分时间段过度投资水平比较
此外，图5描绘了各地区过度投资变量的变动情况：东西部地区在2003年和2009年前后达到了高峰，两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在2009年以后出现了缓和趋势。此外，2008年以后，中部7个省份有投资不足的迹象。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考虑效率优先发展东部以及兼顾公平政策顾全西部的同时不能忽视中部地区的发展。
(三)不足还是过剩——资源错配对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下面我们将重点从研究资源错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转向探讨资源错配对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由第一部分的经验研究得到了内需和消费需求占比连年下降的事实，这与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消费变化规律不符，因此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探讨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远未到位，众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性还左右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致使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缺位，内需不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我们知道产出什么产出多少往往由需求决定，因此需求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影响生产决策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基于此认识，本部分我们将借助投入产出系统，从资源错配影响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线索来进一步探讨结构失衡、需求不足和资源错配三者间的关系。
图5 东中西部地区2000—2011年过度投资水平比较
我们将分两步来继续本部分的主题：一是通过计量模型建立资源错配变量与内需变量(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间的统计相关性；二是通过投入产出系统中内需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来间接地建立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间的相关性。
1.资源错配与内需的统计相关性。表5报告了2000—2011年内需与资源错配的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其中，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投资和消费经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皆为平稳序列，而基于豪斯曼(Hausman)检验的结果需要我们在前三个模型中采用时间固定效应，后三个模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消费需求方面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错配的系数显著为负，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需求就会下降大约1.5个百分点。而资本要素错配在这里不显著，但从模型1和模型3可以发现，它对于消费需求与劳动的错配一样都有负向影响。可见，消费需求的连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要归于非效率的要素配置方式，而劳动错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这与我们先前的假设相符。从投资需求方面的估计结果来看，两种要素的错配指数对投资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资本要素错配的影响较劳动要素来得高，这说明资本的错配一方面加快了投资相对于产出的增加速度，劳动要素的错配则从另一方面降低了经济总体的产出效应。总的来说，过度投资中的10％应归因于资源的错误配置。
2.资源错配对内需不足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分析。分析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需要借助于投入产出系统。记Y为各产业的产出结构向量，D为最终需求结构向量，且定义两者的构成要素均为0与1之间的正数，其和为1；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y和d分别为产出总量和最终需求总量；最终需求D由消费需求结构向量C、投资需求结构向量V、出口需求结构向量X和进口需求结构向量M组成，且表示为它们的线性组合。于是，系数c、v、x、m的经济意义分别为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和进口占总需求的比重。由此可得由投入产出表定义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为：
是由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占比组成的最终需求结构向量；
是由各需求结构向量组成的最终需求结构矩阵。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反映各种不同需求在最终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后者是同种需求向量在各部门间的分配比例。
根据本部分的假设：资源错配的存在会影响经济人(既是投资者又是消费者)的需求决策，而受此影响的需求水平变动又会通过投入产出系统，最终影响产出水平和产业结构；若我们暂时假设需求总量和产出总量保持不变，则其影响的过程和逻辑可以用下式表示：
其中，
。如果记
，加波浪纹变量为存在资源错配情况下的产出和需求水平，τ为与各变量相应的非效率影响因素。由此我们只要知道ΔD和ΔY之间的函数关系，便能找到引起资源配置变化—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间的传递线索，并可测算三者之间在数量上的关联和影响程度。即根据式(13)，需推导以下函数关系：
进一步地，若我们只考虑同一时期内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诸如生产技术或同一种需求在各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则(16)式可简写为：
据此，我们便可以根据(17)式和第一步的统计经验估算出在消除资源错配前提下的产业结构变化状况。我们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2000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4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试算，测算需要得到相关年份三次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其结果如表6所示，将其与第一步得到的资源错配与需求结构的相关数据一同代入(17)式中，便可得到我们所需的结果。
表7报告了各个年份资源错配、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间的协同变化关系。我们发现，资本与劳动的错误配置在2002年影响最甚，其次是2007年、2005年和2002年。其中，以2002年为例，资本错配增长一个单位分别引起了消费0.96％的下降和投资近7.7％的上升，在劳动方面这两个数值也分别达到了0.42％和3.1％。影响需求结构的同时也使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的非效率配置使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了近7个百分点，使第三产业少增长了3.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本部分的分析结论：如果消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过度介入，打破资源在各经济主体间的流动障碍，使市场能够真正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那么在资源错配程度下降一个单位的水平上，我们可以使消费需求平均增加0.62个百分点；缓解过度投资需求6.84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地，在优化第二产业结构4.32％的同时提升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近2.16％，从而可以促进产业向高级化演进并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分析微观企业在生产中的要素配置方式出发，定义了资源的绝对和相对错配指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中观领域)和最终需求结构的影响(包括宏观领域投资和消费需求)，试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民工潮”、“民工荒”、“过度投资”、“内需不足”、三次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以及“中小企业倒闭潮”等)，以期找到内在的影响因素。通过数理及经验分析，我们建立并验证了资源错配对经济影响的内在逻辑，结果显示：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资源错配有不同的特征，1992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非正常流动以及资本的过度形成与资源的错配有相当大的关系；不仅如此，资源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错配亦可能是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推手；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效应不仅限于一隅，经济系统是一个连锁反馈的系统，需求决定产出的机制表明，要素配置和要素收入方式的变化影响需求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地，需求的变化还会对产业的组织方式及其结构比率产生作用。因此，若我们能够消除非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打破要素在不同经济主体间的流动障碍，就能够缓解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内需不足和投资过度问题，同时，还能够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服务化演进。
基于上述分析，减少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1)应将要素市场改革作为转型升级的出路和突破口；(2)提振内需还应加快收入分配改革；(3)打破垄断和区域封锁，构筑不同经济主体间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地区间的协同运作机制；(4)完善投融资体制，引导要素在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合理配置。
本文陈述的观点与第二作者供职单位无关。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来源：劳动份额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基尼系数数值由国家统计局公布。
②资源错配指数也可以理解为与完全竞争状况下相比的要素配置效率。
③这里我们假设了产出品价格为1。若以成本最小化为基础求解，则有
，即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自身价格之比等于影子价格(边际成本)。
④由于西藏、海南的部分数据不可得，重庆在直辖前的数据不可得，因此，我们将重庆与四川进行了合并处理，即总共由28个省份组成面板数据。
⑤参见曹玉书、楼东玮(2012)，文中用利利安指数(Lilien's Index)测算和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要素流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周期，得到了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同步相关性。
⑥此处省略推导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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