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何以可能——当代中国人学逻辑僭越和缺失的反思——黎明、黄昏与月亮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僭越论文,辩证法论文,月亮论文,缺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学何以可能”问得好，这是康德那种理性自省在我们今天人学研究中的一种深化。之所以康德的提问本身就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因于它对人类理性妄自僭越的科学限定。中国当代人学研究应该有这样深一层的反思，何以可能首先就得界说何为不能，有了前提，自然也会彰现中国人学真正的现实可能性。我以为，中国当代人学建构的唯一可能性路径就是面对中国人现实生活情境及其真实发展的世界文化史大背景，摈弃那种抽象概念移植、推演和叠加之套路，只有这样，才会看清我们人学研究的真实语境和缺失之处。以笔者之见，这可有一人学之黎明与黄昏、太阳与月亮的喻说。
一是现实中国土地上正照亮理论地平线的人学日出之黎明。中国当代人学研究发展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我们真实生活之映照。70年代末兴起的人学大潮（伤痕文学、人道主义、异化讨论），80年代出现的文学、哲学主体性讨论、价值哲学与实践哲学，一直到今天的人学建构。究其根据，实为我们这块土地历史发展中多种复杂生活交错形成的多重语境结构。从现实层面看主要有二：一是“文革”结束时，对“左”的专制下中国人正常生存被粗暴践踏的一种感性反抗和直接反思的结果；一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责任制的实施，特别是市场交换中法人主体的出现，对人之责任和权利的呼唤。从文化本体上看，这种人学的自然浮现只能是历史性的启蒙意识形态。因为从市场交换中形成的物化主体性与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必然会以抽象的人类本质建构出新的价值悬设，这种同样以“无声的类”联结起来的人是无法超越市民社会视域的。说这种人学之建构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黎明，是特指其对我们这块农业土地（自然经济）的现实批判。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的一些论者却是以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来遮蔽这一真象的，而无视马克思在1845年已经实现的科学革命，特别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现实的历史的确证。这就使我们这种人学日出的起始蒙上了很浓的历史阴影。
其次，中国人学初升的真实世界文化背景却是当代西方人学的黄昏。西方的人学太阳在文艺复兴时期喷薄跃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18世纪政治上冲击专制的人道主义和19世纪德国人本主义的古典理性主义和类本体人学阶段，本世纪后进入个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尼采、弗洛伊德到萨特）发展，30～50年代上升达及顶点。60年代后，这一轮新日开始西斜逐步至黄昏。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关于人与主体性的讨论，远远落伍于当代人学逻辑发展的进程。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他性”与“主体间性”，经过弗罗姆和阿尔多诺的“非占有”与“非支配”，以生态学和后现代思潮为语境的当代后人学思潮已经喊出了防止“人道主义的僭望”这样限定性的口号。而我们对主体性与人的新一轮确证，却仍然仅仅停留在古典人本主义（至多是新人本学）那种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控制主义的旧框架之中。一些论者虽然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科学“异化”（物役性）范式，但却在扬弃异化的过程中又错误地走到了相反的非生态境地。当然，这不是要将当代西方人学的逻辑直接延伸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而是说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新的逻辑参照系。
最后，是关于人学之月亮的喻说。在本文的前述中，笔者沿用了当代西方学者对人学发展描述的隐喻，即太阳（人学）升落的黎明与黄昏。可是当代人学研究中一个最新的成果，就是女性主义人学理论的质疑：即女性在传统人学逻辑中的缺席。我们发现，本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波伏娃、弗里丹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米列特、芭古与佩格利亚的后现代语境中，过去一切人学研究的本体实质上仅仅是一部男人的文化父权制的历史。女性主义有理由尖锐地发问：history为什么不能写成herstory？！上帝为什么是一个男人？！换到我们自己的话语，也可以发问道：男人为什么就是太阳？女人就一定是月亮（阴）？！所以，我们中国今天的人学研究“何以可能”如果是一个真问题，它就不能仅仅是一条“man”或者“human”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人学研究中迄今仍没有被提出，这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人学理论逻辑始终存在着这一重大缺失和无意识盲点，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研究中持存着的一种巨大的逻辑非法性。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