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的理论与理论的神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 （2000）03—0041—03
理论的神化
一种理论的存在或神化，必须或至少是该理论具有存在和神化的价值，并且，还应同时具备存在和神化的条件和各种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一）特定的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了其它理论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前苏联，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年逝世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最后到尽快地将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继承和运用列宁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风格，并用来指导苏联当时的现实革命。这在当时起了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如坚持列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在医治战争创伤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增加国家积累，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等等，都反映出了斯大林的思想即赫氏所称的“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至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相结合而产生出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改变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紧接着由此而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当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神化，而是将其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起其指导地位。这段时期内毛泽东思想给予中国人民的，以及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不是空洞的理论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硕大的精神与物质财富以及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人民的自豪。在当时和现在，我们都可以这么说，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永远不容抹杀的。
从以上简单的表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种理论，如果被神化，首先是该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了其它理论不可取代的作用。至于后来曾被神化或可能被神化，则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该理论自身的错误或缺陷。这一点，从下面继续进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二）为了一定的目的如政治目的，需要将某种理论进行神化
首先，解体以前的苏联所从事的事业，与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属性上来看，应该属于同一范畴。这种事业，是一种属于继承性与开创性并举的事业（但是神化者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创造性）。既然是一种继承性的事业，那么，在继承者看来，为了正在进行着的事业能够得到长期稳定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目的，在继承前人事业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指导过该事业取得胜利的理论继承过来，用以继续作用于同一属性的事业。在这种人看来，该理论已经指导过过去的事业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理论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前人从事过的属于同一属性的事业，那么，用该理论来指导现在或将来的事业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了。只有这样，才能借助这种理论来保住我们继承的事业仍然能够像过去一样稳定甚至更加蒸蒸日上地发展。笔者认为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即出于此。
其次，在一种伟大事业承前启后期间，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关键时期，要马上产生一种可指导后来实践的全新理论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马上发展一种可以立即指导后来实践的理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旧的口号”（列宁语），搬用现成的理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要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就必须将这个理论描述成放之四海和放之永远而皆准的真理，亦就是说，必须将该理论进行神化。只有这样，才能被后来事业的实践者所接受。至于用这种神化了的理论来指导当时和后来的事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就只能留给后人来评价了。
第三，这里要强调一下，上述两种理论的神化都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都是为了使在被神化的理论指导下的事业能够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尽管这种神化的目的不值得提倡，且应该予以反对，但与出自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将理论进行神化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不可否认，后者对理论的神化也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但这是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神化，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化即是如此。
（三）人为的拔高是理论神化的加速器
任何理论的被神化和宗教教义的被神化一样都是因为人的作用。一种是盲从和盲目地去拔高。这是一种对理论的朴素的、出自内心的但又缺乏理性思维的拔高。这些人亲身经历或目睹了该理论指导下的事业在某个历史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这种成就带给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否长远，但的的确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如解放后中国工人阶级当了工厂的主人，政治上有了地位和发言权，贫苦农民分到了几千年来想要却得不到的土地等等。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值得他们信赖、崇拜和讴歌的思想，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拔高虽是毛泽东思想被神化的因素之一，但却无可指责。
另一种是封建残余和传统思想习惯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是封建沙皇的统治，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也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时代。其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地要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对理论的理性认识。在这部分人看来，凡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正统的，就是值得维护并予以歌颂和神化的，而且拔高到任何程度都不以为过。
还有一种是高压下的产物，这是一种屈服于高压而违心地去神化某种理论。如在“斯大林主义”的高压下，谁也不敢挑“斯大林主义”的缺陷，谁都要将“斯大林主义”奉若神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庐山会议开始，谁也不能对毛泽东思想有半点的怀疑和抵触。
再一种是既得利益者，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捞到好处而不遗余力地去拔高理论，如林彪、“四人帮”等。另一类是明哲保身者，他们为了个人的荣誉、地位与利益，必然要去做一些拔高理论的举动，这里面或多或少混杂有机会主义者。
（四）人的神化与理论的神化
人的神化促进了理论的神化，而理论的神化又反过来促进人的神化，二者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互为因果。自从有规范的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以来，就是人理合一，理论的人格化、人性化历来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如我国古代产生的儒家学说，就是以其创始人的名字而称为孔孟之道，再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都冠以代表者的名字。既然这些学说、思想、理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影响甚至改写人类历史，那么，不仅这些理论的创始人值得神化，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学说也就理所当然地更加值得神化了，因为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人的作用已经成为过去，而理论的作用可以延及当代和将来。所以人和理论的拔高，相互借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神化的理论
理论一旦被神化，就已不是原来的充满生气的理论了，而是一种在横向上不容他人修正且具有极强的排他性的唯我独尊的理论，在纵向上则是不思发展且也不容许他人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的僵化的理论。其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成为历史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神化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理论上的霸权主义，唯我独尊，是一切神化理论的共同特点。它们或它们的神化者，把该理论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容不得他人对其正确性进行任何质疑，不容他人对它的缺陷进行修正或修改。中国的60年代，刘少奇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毛泽东的一些冒进的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内的头号修正主义分子，最后惨死在神化理论的大旗下。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并不完全悖于毛泽东思想的人口论，就被陈伯达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批，带给中国的结果是，增加了近两亿人口的负担。
（二）神化的理论是僵化的理论
某种理论一旦被神化，就变成了宗教教义似的僵化的理论，不仅自己本身不能发展，也不允许别人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历史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真正的继承者，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们如果有在天之灵的话，决不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顶峰”，是什么“最高标准”、“最后标准”而需“大树特树”，也不是什么“最精和最管用”的“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对把他们的世界观当成教条教义，如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他们就指出过《宣言》中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更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要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的纲领，而应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思想最为活跃和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自觉没有成熟而反对称“毛泽东主义”。邓小平更是认为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政治上的杰出的领袖人物，都反对将理论僵化，都主张前人的或自己创立的理论是应该有所发展的。
（三）神化的理论是历史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方面它具有极强的排它性和僵化性，阻碍了理论自身对缺陷和错误的修正与进一步发展。这违背了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而且，由于它的被神化，它不仅失去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地失去了对现实事业应起的积极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还继续用其中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论来指导现实的事业。尤其是处于神化顶峰时期，其权威性更大，危害性也更大；被神化的周期越长，对事业的危害的时间就越长，且更难以纠正。中国从1958年庐山会议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化，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停滞和倒退，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就是用天文数字也难以统计，这让我们付出了多少政治的经济的甚至于许多人生命的代价才得以纠正！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永远要记住的。
另一方面，在神化的理论的大旗下，不知卵翼着多少理论上的惰虫与政治上的野心家。他们一无需要什么真才实学，二无需要很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三无需要多大的政绩，四无需要像现在有些人那样请客送礼、四处钻营跑官要官，只要能“紧跟”，会“高举”，多喊或高喊些“誓死保卫”、“无限忠于”之类的口号，就能够欺上瞒下，对上行假、大、空，极尽阿谀奉承之术；对下拿起神化的理论大旗，行使“讨之”、“诛之”、“千刀割、万刀割”之权。他们小则可以躺在神化的理论圣坛上吃着现成的供果，不再去探求理论的发展，更谈不上忧党、忧国、忧民了，大则变成疯狂的野心家，他们要享受的不再是小小的供果，而是借此把自己变成神而且是位于正中的神，即要的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大权。前者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基数较大却鲜有典型代表可举。后者虽然人数不多，却更为阴险，可喜的是杰出人物显见经传。外国如将斯大林的观点奉为“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是一位，中国的口喊“万岁”、手举“红宝书”的林彪是一位。
笔者认为，要防止理论被神化至少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该理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二是要正确地看待过去的理论对现实事业指导的局限性。三是要彻底抛弃对理论创始人的个人崇拜。四是最重要的一条，即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敢于对理论中不切合实际的方面进行修正修改，并不断地用新的观点来丰富它、发展它。至于曾经被神化过的理论是否能纠正恢复到它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人类历史正是在正确与错误相互交替、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理论当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