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分化与弥合——论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当代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范式论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8－0162－05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在1839年的《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社会学时，便宣称这是一门直面社会现实的学科。而在彼时的欧洲社会，最大的社会现实便是资产阶级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工业化发展逻辑在欧洲大陆全面展开并渗透至整个西方社会，现代性战胜传统性而成为推动西方社会全方位运行的主动力，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渐渐凸显。那么，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的现代社会学，其理论目标、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与这一社会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前者的诞生、发展、危机与现代性的发轫、繁荣、分化又有着怎样的先天关系将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内容。
一、现代性的发轫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性的概念源起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这是一场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发起的向封建专制主义和神学蒙昧主义开战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所高举的思想旗帜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随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深入，由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而成的现代性理念得以渐渐明确。因此，早期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内在统合的整体面貌。
早期现代性阶段大约对应于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段。在此阶段，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快速成长使得西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变迁和科学的成长等一系列现代性力量引领下的社会运动颠覆了横亘西方社会若干个世纪的封建传统局面。但历史的变迁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一举功成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摧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未能立刻建立起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因而导致了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局面的出现；工业革命虽然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体系，但也导致城市中的封建行会解散和农村庄园经济的破产，从而使得大批手工业者失业、农民流离失所①；资本主义的兴起虽然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生产关系，但由此导致种种新经济问题使资产阶级措手不及、无从应对，从而导致劳资纠纷等社会冲突接连不断。可以说，在早期现代性阶段，社会处于一种旧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未建立，各种前所未见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状态。如何摆脱混乱不堪的社会困境，重建社会秩序、追求社会进步成为当时最大的社会主题，至此，社会学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得到了彰显。
假如说现代性的出现必然导致了社会学的出现这一论断可能带有某种武断的决定论色彩，那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研究中的通则式因果关系的三个标准来对现代性的发轫与社会学的诞生之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进行验证。首先，变量之间必须相关。很显然，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不管是孔德还是涂尔干或是韦伯，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指向现代社会的，而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性格必然与社会学之间存在割舍不断的关联。正如吉登斯在其代表作《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言：“我所理解的社会学并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② 可见，现代性与社会学之间这种内在的关联是无法质疑的。此第一标准得到验证。
其次，从时间序列上来说，原因必须先于结果发生。在此标准中，现代性的发轫是因，社会学的诞生为果。学界通常认为，现代性的发轫源起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标示着一种传统社会的断裂，也有一些学者追溯得更为久远，认为可以将现代性概括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与文化。但无论我们更为认同哪种界定，从时间维度上来看，现代性的发轫都是先于诞生于1839年的社会学的。此第二标准得到验证。
第三，变量之间不是假相关。此标准的言下之意是该关系不能被第三个变量所解释。因此，我们在这里假设：现代性的发轫与社会学的诞生之间存在正相关：现代性的发轫导致了社会学的诞生；反之，若没有现代性的发轫则没有社会学的诞生。一方面，现代性所致力于要实现的目标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是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凸现出来。”③ 另一方面，现代性在打破了封建传统秩序后，并未能立刻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此，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呼唤着一门致力于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出现。而自社会学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人本主义社会学抑或批判的理论传统，其所确立的理论目标都是“秩序与进步”。由此可见，社会学为其自身所设立的理论目标并非原创，而是内涵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的。另外，从理论原则来看，现代性的发轫宣告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形而上学阶段上升至主客二元对立阶段，而现代社会学，无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人本主义社会学抑或批判的理论传统，不管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旨趣有多大的差异，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所奉行的均是此一由现代性所开启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由是观之，无论是从理论目标来看还是从理论原则来看，社会学的全部命运都能且只能在现代性中找到答案。此第三标准得到验证。
因此，综上所述，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断定现代性的发轫与社会学的诞生之间具有某种因果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现代性的发轫催生了社会学。
二、现代性的分化与现代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困境
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下半叶，与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便利的交通、迅捷的通讯相伴而生的是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种族屠杀、失业、高科技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类社会渐渐陷入了一个物质越充足、科技越进步而人的自由越丧失、精神越孤独的怪圈。而自古典时期便以确立的社会学两大传统理论范式——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本主义社会学在这一社会状况面前则出现了严重的失语，其理论解释力日趋式微，从而陷入了“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由社会学的鼻祖孔德开启的，这一理论范式所做出的理论承诺是直面社会现实，理论原则是“只问是什么，不问为什么”，这是一种直接源自于自然科学的思维原则，是基于一种人与社会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假设。这一思维方式主导下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站在“人”的立场俯视“社会”，必然导致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性肯定，以致变成现代社会权力宰制和剥削压迫的附庸或帮兄”④。一旦既定的现实发生改变，则此一理论范式将随即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人本主义社会学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实证主义社会学高明一些，其创始人韦伯将具有主观意向性的社会行动确立为研究对象，显示了其更为全面的研究视野。但“这些仅仅是初步的手段……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和最终的目的上”，韦伯与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那就是最终要将社会学建成“认识社会规律，管理和控制社会活动的科学”。⑤ 这一理论目标的确立显示了韦伯其实也是一位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拥护者。
但作为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孔德和韦伯在当时已经隐约地对他们所开创的理论范式的前景产生了担忧。以孔德为例，在他的全部学说中，实证主义是最基本的方法论也是他的理论原则。应该说，孔德的社会实证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是契合的，它为刚刚掌权的资产阶级及其所推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上的响应和佐证。社会实证论是孔德全部社会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但在孔德学术生涯的后期，他却完全改变了其赖以成名的实证立场，转而提出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道德方案——人道教。人道教所蕴含的理论原则是“用理想和信仰来整合社会，在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终极追求等深层心理中维持社会秩序”⑥。这一转变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实证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理性，是追求绝对客观性而拒斥主观性的，而人道教则信奉人间泛爱，将价值理性追求置于实证经验之上。为何孔德始于实证主义而终于人道教呢？这一理论原则的转变表明了孔德在信奉了实证主义大半生后对其产生了怀疑和困惑。
而在人本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韦伯那里，我们同样能观察到他思想旅程中的彷徨和矛盾。以科层制理论为例，韦伯一方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或称作工具理性）支配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运行，形成了一套结构复杂、功能独立且严格按照目的合理性方式行动的行为系统——科层制，从而使得工作和组织效率极大提高，物质生产能力飞速发展。但另一方面，韦伯也意识到这种科层制管理模式必将极大地压制人按照自己的信仰、理想而行动的自由，并且科层制程度越高，就越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构成威胁。据此，韦伯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科层制模式，对人的本性、自由不啻是一座“铁的牢笼”，并且这种异化现象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⑦至此，韦伯陷入了对其合理性悖论的困惑与忧虑中，并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能够找到导致这一悖论的根源和解决的路径。
今天，古典社会学家们的怀疑和担忧变成了现实，他们所开创的理论范式也陷入了生存危机。追根溯源，导致困境的根源应该在于极端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但这一思维方式并非由社会学所原创，而是涵摄于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之中。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其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一为科学理性，二为价值理性。科学理性追求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崇尚科学的精神和工具理性，其所秉持的是一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价值理性关照的则是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崇尚人文主义。在思想领域，原始现代性应是由此二者相互支撑、合二为一的。但当现代性进入实践领域后，此二维理性的推进却出现了分化和失衡。科学理性凭借着先进的科技与工具将人高举到主宰自然的地位，从而颠覆了前现代社会自然凌驾于人之上的局面。这一生存境况的改变使得人开始沉醉于对科学理性的无上崇拜，而忽略和遗弃了价值理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延续至今，科学理性已经完全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并且这一将人从自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正义之士瞬间变成了对人的自由、理想等主体性产生极大抑制的恶魔。至此，现代性的“人格分裂”倾向开始凸显，并有日益加剧之势，现代性本身也因这种分化而遭遇了“生存危机”。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因为科学理性的极度发展和异化，不但其母体——现代性难逃厄运，就连因现代性的发轫而诞生的社会学，其在当代也一并遭遇了理论困境与生存危机。因此，要走出这种双重困境，必然要放弃曾经奉若神明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而代之以一种整体的、批判的、反思的思维方式。
三、当代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两次世界大战而搁浅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停滞后进入到一个更为高速运转的发展周期，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军事主义、工业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毁灭性后果也开始显现，环境危机、生态失衡以及各种社会犯罪层出不穷。现代社会学理论范式在此社会现实面前严重失语。面对日益异化的社会现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在已经蔓延至社会生活领域），各种以“后”为标志的思潮喧嚣尘上，各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声音不绝于耳，现代性这一议题被推到质疑与批判的风口浪尖。在这些思想的火花中，既掺杂了一些将现代性妖魔化的怪诞荒谬论调，也包含了许多透视社会现实、诊断社会病因的真知灼见。一批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如福柯、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利奥塔、马尔库塞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纷纷从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出发重新构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些思想家的理论无疑是深奥而令人费解的，但若细细品味他们怪诞话语中隐藏的立场与主旨，可以将他们分为现代性终结论者和重建现代性者。
（一）以丹尼尔·贝尔和福柯为代表的现代性终结论者
20世纪70年代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西方社会的未来趋势作出了探索性的预测，宣告后工业社会即将或已经到来。而在随后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又对现代性精神展开了鞭笞，他认为内涵于现代性的、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种冲动力——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中，并且最终前者战胜了后者，从而使得人们的价值思想迷失于对利益和功利的追求之中。由此，现代性走向了衰落，并最终趋于瓦解。在判定了现代性的死刑后，贝尔重新构筑了一套后工业知识社会学体系，他认为“社会的结构变化——在科学与技术关系方面革新方式的变化以及在政府政策方面的变化——其主要根源在于知识性质的变化”，“理论知识才是后工业社会的首要的主导因素”。⑧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深刻极端、著作庞杂多元。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疯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纪律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中福柯对欧洲人的理性观念、话语方式和权力观等现代性维度中的主流元素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颠覆了世人信奉多年的“真理”，解构了主体，最终宣告了现代性语境中人的死亡，从而在本体论层面宣告了现代性的死刑。
贝尔和福柯均是从反现代性的立场出发来解构现代性的，他们着眼于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对现代性的合法性展开批判，否定其存在的意义，试图以一种后现代性取而代之。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他们分别创立了后工业知识社会学和知识考古社会学。
（二）以哈贝马斯、吉登斯为代表的重建现代性者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社会学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其在关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许多论题上都是与贝尔、福柯以及包括德里达在内的许多后现代思想家相对立的。哈贝马斯指责贝尔的现代文化异化论，认为其背弃了现代性原则。哈氏对福柯的思想也是颇有微词，他认为福柯过于夸大异质性、差异性，而否认特殊性背后的统一性。在哈贝马斯的眼中，现代性并没有走到尽头，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化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的缺陷。在这些思想的叙述中，哈氏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构想——以交往理性重建和谐、完整的现代性。
作为继帕森斯之后的第二位社会学理论集大成者，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学三大传统理论范式，无论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涂尔干的社会实证论，抑或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都倾向于从某种单一的维度出发来考量社会发展，“他们或强调社会结构作为整体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客观制约作用，而将个人淹没在社会结构中；或是强调个体及其行为、理性、动机等是解释社会构成及其变迁的原动力，而忽视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的制约”⑨。但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多维的，用那种非此即彼的化约论态度或是各执主客观中的一极对社会进行研究都注定是片面和不真实的，即使某种理论范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取得了某些理论成就，但最终都将在现实的检验面前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是实证主义者强调的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还是人本主义者强调的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这两个维度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是相伴而生的，既不能简单否认其中一极，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正是在对古典社会学传统进行承传和批判的基础上，吉登斯构想出结构的二重性，试图以此元概念来克服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从而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原则，在主体间展开理论视野。
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是站在维护现代性的角度对之进行批判的，他们都坚信现代性的未竟性和延续性，只是他们分析的角度不尽相同。在最终的医治现代性病症的方案上，哈贝马斯开出的药方是：以交往理性弥补启蒙理性的缺陷，进而为现代性的困境寻找出路。而吉登斯则主张：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固然是偏激的，哈贝马斯的固守现代性也是过于保守的，因此他走的是一条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无论是现代性持终结论者还是重建现代性者，他们的社会理论可以说都触及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本质，不同的只在于他们对现代性未来命运的判断。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它必将有功德圆满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当代是不是现代性寿终正寝的末日呢？笔者认为，下此结论为之尚早。现代性作为一个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体系，科学理性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除此之外，价值理性还有认知理性、评价理性、审美理性等等，它们的发展才刚刚起航。我们所应为之努力的方向是沿着现代性未竟的维度继续发掘那些“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⑩ 的主要特性，探索人类社会的新发展。
注释：
① 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重建——社会学的诞生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缘起》，《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
③ 转引自胡全柱《困境与转向：社会学理论的当代考察》，《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
④ 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⑤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⑥ 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⑦ 崔月琴、丁惠平：《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⑧ 参见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00—101页。
⑨ 郇建立：《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结构化理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⑩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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