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世纪的赋学研究的展开，大略围绕现代学术的三次演变而表现出三次转折：一是世纪初之新旧文学之交替，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西学的影响；二是新中国建立后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学的影响；三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文学研究新生代的出现而显现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赋学研究的历程与诗歌等其它文体相比，显然受到相当程度的轻视甚至忽略。考察有关文学史著，虽因虑及文学史的整体性而必然对汉赋作一定的介绍，然较为详细论述汉赋之形成与分期诸问题的，唯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注：详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1册第5章《汉赋的流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文学批评史著虽亦兼及赋学，也鲜有专论或新的发明。直到90年代，批评论著才受日见兴盛的赋学影响，为其腾出领地，如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对汉代赋学思想的研究，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为元人祝尧《古赋辨体》单立一节。可以说，本世纪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借鉴西洋撰史之方法和批评观念来审视问题，对赋学研究改变传统模式、建构新世纪的新批评无疑有益，但没有给赋学与赋学批评提供新材料、开辟新领域，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本世纪赋学研究三阶段发展的批评载体，是数以千计的赋学论文与数十部有关赋学的专著。
（一）自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是现代赋学批评体系形成的肇始阶段，其研究重镇在中国与日本。
在世纪初2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赋学研究专著，最初的赋学是在一些国学大师笔下出现：如刘师培《论文杂记》、章太炎《国故论衡》以及顾实等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于赋之渊源、流别诸方面多有探考。其中章太炎从创作论的角度持“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观点，认为“赋亡盖先于诗”（注：详见章炳麟《国故论衡》卷中《辨诗篇》。），刘师培从南北文学之差异出发对楚辞与汉赋关系之探究（注：详见《刘申叔遗书》本《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继清人焦循《易余龠录》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提法，确立“汉之赋”为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观念（注：详见《王国维遗书》本《宋元戏曲史序》。），皆对本世纪赋学的展开起重要的影响。到20年代，始有一批纯赋学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相继问世。论文如曹聚仁《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文学百题》1925年7月）、 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 许世瑛《辞赋与骚赋》（《文学月刊》第3卷第1期1932年）、冯沅君《汉赋与古优》（《中原月刊》第 1卷第2期1943年9月）、万曼《辞赋起源》（《国文月刊》第59期1947年9月）等，对赋的性质、渊源、 流变以及文学史地位作出现代意义的阐释。
在这一阶段，我国出版的赋学专著主要有三部：第一部是陈去病的《辞赋学纲要》（注：陈著作于1927年，书前有“自叙”以明义，今有台北文海1971年重印本。）。陈氏为南社诗人，其《纲要》共分十五章，首章总论辞赋的渊源与分类；以下十四章分论先秦、西汉、东汉、魏晋、六朝、唐宋辞赋，提纲挈领，分析简明。论其主旨，则推崇古赋。继陈著后有金钜香《汉代辞赋之发达》与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相继问世（注：金著于193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陶著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初版，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更名为《汉赋研究》重版。）。金著收入“国学小丛书”，计十章，仅五万字，然其对赋的定义、源流、作用、盛衰，以及抒情、骋辞、析理三类创作的分析，皆具备了本世纪新赋学的特点。陶著为最早的汉赋专史，它的主要成就在对骚体赋的研究和赋源于“隐语”说的推阐，特别是其持“言情”的艺术批评标准扬弃“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以确认汉赋的“美文”特征，具有“现代文学的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初早期中国学者接受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多通过日本为媒介，对赋史的研究亦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注：铃木氏《赋史在要》于1936年初版于日本富山房，于1942年同正中书局出版殷石臞译本。）开启。《赋史大要》作为历史上第一部赋史，其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在讨论赋之定义、形成、分期后，着重探讨了韵文形式的赋兼有“事物铺陈与口诵二义”，此为赋学研究家普遍接受；二是理出了一条由骚赋到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股赋的赋体之历史衍化线路，同样受到重视。
（二）50年代至80年代初，是本世纪赋学研究的承续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赋学研究基本是空白，港台与海外学者的研究卓有成就。
在此30年间，大陆学界受庸俗社会学批评影响，汉赋被戴上“御用文学”、“形式主义”等枷锁而遭否定。其时寥寥无几的论文，也只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常识介绍，如李嘉言的《关于汉赋》（《光明日报》1960年4月17日）；一是批判文章，如钟培贤、 张宗宙的《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驳斥右派分子吴重翰评价汉赋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山大学学生科学研究》1958年3月），谈不上科学的理论研究。 而在港台地区，赋学仍被视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受到应有的珍视。其中杨胤宗对宋玉赋的考论（注：详见杨胤宗《宋玉赋考》上、下，分载《大陆杂志》第27卷3期、4期，1963年8月。）， 田倩君对司马相如赋的研究（注：详见田倩君《司马相如及其赋》上、中、下，分载《大陆杂志》第6卷8期（1953年4月）、第15卷4期、5期（1957年8月、9 月）。），饶宗颐、郑康民、刘咏娴、王礼卿等对陆机《文赋》的研究（注：饶氏《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载日本京都《中国文学报》第14号1961年；郑氏《陆机〈文赋〉与山水文学》与刘氏同题论文，分载《建设》第9卷8期1961年、第12卷12期1964年；王氏《文赋课徵》一、二、三、四、续完，载《人生》第30卷9期、10期、11期、12 期、第31卷1期，1966年。）， 李辰冬等对曹植《洛神赋》的研究（注：如李辰冬《曹子建〈洛神赋〉的意义》，载《中华日报》1952年2月3日—10日；江举谦《曹植〈洛神赋〉争论考评》，载《建设》第2卷第9期1954年2月。），均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台湾学者张清钟的《汉赋研究》（注：张清钟《汉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虽为通俗读物，对解读汉赋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海外学者治赋功绩尤著者，当推日人中岛千秋。中岛继铃木虎雄之后，经多年研究，完成了洋洋五十余万言的《赋之成立与展开》（注：中岛千秋《赋之成立与展开》，日本关洋印刷社1963年版。）。该著共分六大章：一、作为歌唱方式的赋；二、游说文学的发展；三、楚辞的游说样式；四、作为文学样式的成立；五、汉赋的展开；六、由于时代区别的赋体特色。香港学者何沛雄《读赋零拾》谓：“日人研究汉赋用力最深者，无如中岛千秋。……（其书）搜材既博，分析亦甚中肯，视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可谓后出转精。”信而有征。此外，日本学者如中泽希男的《赋谱校笺》（《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7辑1968年3月）、 稻畑耕一郎的《赋的小品化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期（1975年）、2期（1976年））等论文，在发掘材料和理论思考方面均作出较为突出的贡献。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即有一批欧美学者治赋有所成就，代表人物如英国的韦理（A.waley）、许士（E.R.Hughes）、霍克思（D.Hawkes），法国的马高尼（G.Margoulies）、 吴德明（Yevs Hervouet），德国的温萨（E.von Zach）、 爱克斯（ E.Erkes），美国的海陶玮（J.R.Hightower）、华滋生（B.Watson）、 康达维（D.R.Knechtges），荷兰的高佩华（R.H.van culik），加拿大的郭伯斯基（E.E.KoPetsky）等。这其中很多是翻译家，研究成果较突出的是牛津大学许士《中国两诗人》（班固、张衡）；吴德明（原名：伊夫·埃鲁特；巴黎第七大学）《汉廷一诗人——司马相如》，或作《汉代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哈佛大学海陶玮《陶潜赋》、《贾谊鵩鸟赋》；哥伦比亚大学华滋生《汉魏六朝赋选》；康达维《荀子》、《贾谊》、《扬雄》赋系列研究；高佩华的《嵇康及其琴赋》等。从其研究之发展态势来看，欧美诸家的研究明显从翻译作品、介绍常识向考论本事、理论阐发勘进，特别是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吴德明、康达维等赋学论著的出现，为海外赋学研究开启了新纪元。
（三）80年代至本世纪末，是赋学研究的复兴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赋学研究空前炽盛，并带动了港台与海外赋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使相对冷落的赋学成为世界汉学复兴中的一个醒目的聚焦点。
随着中国大陆在7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赋学研究亦突破了旧有桎梏，1980年出现了多篇研究论文，预示了复兴苗头。继此，近20年间大陆赋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千余篇论文已牵涉到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983年以来大陆赋学专著的大量出现，标志了本世纪赋学研究的成熟。考论其要，可分四类：一是以汉赋研究为主的断代赋史论类，其主要著作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汉赋通义》（同前1989年版）、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1984年版）、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1989年版）、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1992年版）、章沧授《汉赋美学》（安徽文艺1992年版）、阮忠《汉赋艺术论》（华中师大1993年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藉1992年版）。二是辞赋通史类，目前出版两部即马积高的《赋史》（上海古籍1987年版）和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1996年版）。三是赋学理论类，主要有叶幼明《辞赋通论》（湖南教育1991年版）与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四是赋总集、选集类，如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1993年版）、毕万忱等编著四卷本《中国历代赋选》（江苏教育1990—1998年版）等即是。结合上述赋学论文与专著，其与本世纪前两阶段相比，成就在于：第一，研究视野明显开扩；其二，理论研究趋向深入；其三，确立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四，延伸到对汉以后辞赋的研究；其五，开启了赋学理论的研究；其六，注重辞赋美学的探究。
与中国大陆赋学研究复兴相适应，港台地区80年代以来赋学研究亦较前此繁盛。代表论著有张书文《楚辞到汉赋的演变》（正中书局1980年版）、张正体、张婷婷《赋学》（学生书局1984年版）、李曰刚《辞赋流变史》（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何沛雄《汉魏六朝赋家论集》（经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文史哲1980年版）、《汉赋史论》（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廖国栋《魏晋咏物赋研究》（文史哲1990年版）等。其中张正体的《赋学》规模甚宏，简宗梧从音韵学考辨赋作的真伪，从语言学文字学研究汉赋的“玮字”问题，成就卓然。而香港学者何沛雄专精赋学，于魏晋六朝赋研究用力尤勤。相对而言，海外学者这一时期的赋学研究进展不大。日本学者如清水茂、户仓英美、伊藤正文等虽或有一些论文发表，然近二十年间与赋学相关的著作仅户仓英美 《诗人们的时空——从汉赋到唐诗》 （东京平凡社1988年版）一部。比较之下，韩国赋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则呈上升趋势，其中安振高、李庆善、范善均、朴现圭、金学主、金寅浩、李国熙、白承锡等赋学论文，成为目前国际赋学一支未可轻估的研究力量（注：参见徐敬浩编《国内中国语文学研究论著目录（1945—1990）》，韩国正一出版社1991年版。）。在欧美，自80年代以来真正致力于赋学研究而成就卓著者，当推美国的康达维。他的学术成就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长期从事中国赋学的文本翻译与文献考订工作，其中浩大的英译《文选》工程尤为世人关注（注：参见苏炜《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载《读书》1987年2期。）。二是致力于汉赋学的研究， 其中对贾谊、刘彻、扬雄、张衡赋的探讨，皆有新的发明。三是培养了60多位汉学研究博士，为美国学界造就了一批中国赋学研究人才。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赋学交流活动，为中西赋学研究沟通所起的作用，意义及影响深远。
在此阶段赋学的崛兴，有一个重要的征象即是以往世界上赋学研究的四大区域即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由“分治”走向“融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媒介又是国际赋学研讨会的相继召开。自1987年、1989年相继在湖南衡阳、四川江油召开首届、二届国内赋学研讨会后，199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1992年、199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相继主办了二届、三届国际赋会。这三次国际会议不仅展示了与会学者关于赋学的最新成果，而且引起了国际汉学界对古老的赋学的兴趣与关注。
二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人的文学评点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建立了科学的批评体系与系统的批评方法，则赋学研究自不例外，它的宏观成就也首先表现于建构了内容丰富的、较为完整的批评体系。
综观本世纪的赋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领域：
一是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这项工作包括文献的整理与文献的研究两方面。就整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成果：1.赋总集的编纂。古代赋总集之详备者，无过清康熙间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和清光绪间鸿宝斋主人辑《赋海大观》。《大观》收赋量大，律赋居多，意在为当时作律赋者揣摩，实用性强而赋史价值不高。《赋汇》编纂认真，然疏舛亦多，其要有二：一为唐以前赋编纂失察。据《历代赋汇·凡例》：“秦汉六朝及唐以前之赋，有梁《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赋苑》、《修文御览》、《文苑英华》、《唐文粹》六种，书内所载甚多，咸为类次。”然编者依据六种资料，未经考异，至于张溥之书“卷帙既繁，不免务得贪多，失于限断，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编延承，必致其误。二为唐以后赋大量缺收。缘此，治赋学者经多年资料积累，至 90 年代始相继完成了《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历代辞赋总汇》（马积高主编，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赋选本的编辑。古代赋选自唐宋以后大量出现，主要是供士子科举考试用的律赋选本，而今人编辑赋选一重要不同之处，是在于普及赋学知识和供科学研究。国内学者自瞿蜕园编《汉魏六朝赋选》后，已相继出版近20种赋选，其或以“体国经野”之大赋为主（注：如毕万忱、何沛雄、罗忼烈编《中国历代赋选》。），或专选诗化的抒情小赋（注：目前以历代抒情小赋为编选对象的有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许结《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抒情小赋卷》两种。），皆可视科学的赋学研究之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海外学者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滋生选择的《汉魏六朝赋选》，在美国赋学领域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敦煌赋的整理。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约达四五万卷的敦煌遗书，敦煌学即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的赋文（包括见诸《文选》的赋篇、唐人文赋和通俗故事赋三类）也引起赋学界的关注。而对敦煌赋的整理，学者甚众，几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如1910年蒋斧对敦煌《西京赋》残卷的整理，1914年叶德辉对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校勘，1935年王重民对王绩三篇赋的校订等。而对敦煌赋作专项的系统整理，主要有台湾学者潘重规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第11期1978年2 月）、大陆学者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锡厚的《敦煌赋汇》（江苏古藉出版社1996年版）。4.出土赋残卷的整理。本世纪重大的考古成就，在于出土文物的大量发现，其中牵涉到赋学研究的主要有两次：一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一号墓出土竹简，发现了自《汉志》后即不见著录的唐勒赋残篇，后经考释，确认为唐勒在楚王宫廷创作的《御赋》（注：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它》，《文学遗产》1990年2期。）。二是1993 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发掘西汉古墓，得汉简《神乌傅（赋）》，残简21枚，约664 字（注：详见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 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 载《文物》1996年8期。 按：《神乌赋》释文简次由裘锡圭先生排定。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载《四川师大学报》1997年3 期）对释文有补订，且阐发其文学史地位，可参阅。）。5.赋学工具书的编纂。这主要表现在赋学辞典编纂与古代赋论的汇编两方面：赋学辞典目前已有多种， 规模较大的有迟文浚等主编的《历代赋辞典》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霍松林、徐宗文主编的《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后者颇具百科性质，尤为详博。古代赋论汇编则有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高光复《历代赋论选》、叶幼明《赋话丛编》等。6.赋的翻译。这是本世纪国外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世纪初叶的欧美学者贡献较大，而至70年代以后康达维对《文选》中赋篇的译解，是为典范。这既是本世纪赋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又是中西赋学交流的重要通道。
赋学文献的研究重在两端：第一，有关赋的辨伪。其视点又比较集中在“宋玉赋”和“梁园宾客赋”。有关宋玉赋的真伪问题，自陆侃如写《宋玉赋考》（《读书杂志》第17期1922年），历70年，治赋学者如刘大白、游国恩、胡念贻、汤漳平、简宗梧等均有详明考辨（注：参见刘大白《宋玉赋辨伪》，载《小说月刊》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 胡念贻《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 汤漳平《宋玉作品真伪辨》，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而确定《文选》所收宋玉散体赋的时代真实性，似必将西汉散体文赋的成形时限上推百年，这一讨论也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西汉初年“梁园宾客赋”的真伪作为当代赋学史上的一个疑点，在1992年香港第二届国际赋学会上，大陆学者费振刚与美国学者康达维再次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尽管费文从对《西京杂记》的考论与对汉代赋史的梳理得出肯定的结论，康文从文献学与语言学的角度论辨其非（注：详见《新亚学术集刊》第13期《赋学专集》中费振刚《梁王菟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与康达维《西京杂记的赋篇》两文。），这一讨论本身的文学史价值以及必将继续深入讨论之现实，是确乎无疑的。而在辨伪过程中，赋学研究者比较广泛地运用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音韵学、历史学以及文化与美学的方法，于研究的深入不无裨益。
第二，有关敦煌赋与出土赋的考论。对敦煌赋的整理在于原文校理、词语训释，而其研究则主要在体制、内容考辨与文学价值评估两方面。早在1935年，容肇祖《韩朋赋考辨》即对敦煌俗赋的体制内容作出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继此，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补探》、简涛《敦煌本燕子赋体制考辨》等，均作出卓有成效的研讨。而对敦煌赋文学价值的评估，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尤其是俗赋作为一种以白话韵文叙事说理的通俗文体，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治赋学者的充分肯定。而唐勒赋残卷的出土，既为战国散体赋创作提供了实证，也是宋玉赋真伪讨论的一条重要佐证。特别是汉简《神乌赋》的出土， 引起了赋学界的震动， 且成为1996年第三届国际赋会讨论热点。《神乌赋》的存在及时代性，至少有两点已引起重视：1.《神乌赋》内容、体制与敦煌俗赋极为相似，这说明早在汉代已有此类通俗故事赋，此不仅为敦煌俗赋寻到一赋学自身的源头，而且为汉赋的“娱乐性”提供了蓝本。由此又可推导出一种思路：目前所存表大汉天声的“体国经野”的大赋是经历史选择保留下来，从数量上或风格上未必是汉赋的创作主流。2.在本世纪文学史家的论著中，基本确立了这样一种史观，即敦煌俗赋源于讲经变文（注：如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载《文学遗产》1989年1 期。），而汉简《神乌赋》的出土，提供了一条将上述史观颠倒过来的依据，亦即敦煌俗赋并非源于变文，相反，是讲经变文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汉代即已存在的俗赋形式之影响而成（注：参见简宗梧《俗赋与讲经变文关系之考察》，收入《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二是赋史与赋学批评的研究。
赋体文学史的撰著与研究，是20世纪赋学的一条主线，也是其由莽荒走向繁盛、成熟的重要标识。这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史的撰著。本世纪完成赋体文学通史主要有三部，即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36）、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就内容、体制以及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后者较前者详瞻、成熟，自不待说，而耐人寻味的是，此三部史著，其不尽相同的撰写思路恰恰反映了三种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概括地说，第一部是以赋的体类为主干写史，其优点是清晰地展示了由“骚赋”到“股赋”的线索，其不足在于对赋的时代特征及赋家的创作地位缺少深透的分析与理解。第二部是以赋家赋作为主干写史，其优点在对赋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影响以及赋家自身的作用，均有较全面的展示与详瞻的分析，其不足在于套用一般文学史的撰写方式，成为文学史中一文体的抽样扩充，缺乏对赋体文学自身演变之内在机制的把握。第三部是力图以赋体艺术自身的演变为主干写史，其优点在能够兼括辞赋艺术的体制（如骚赋等）与风格（时代性及赋的诗化与散化等），通过赋的叙述性、描绘性特征观照其兴衰衍变与审美价值，其不足则是著者对时代与艺术关系的复杂性、对赋体文学衍变过程中的羼杂与回复现象难以清晰把握，所以并未能很好地贯彻其全面更新赋史撰写方法的意图。
（二）汉赋的研究。在整个赋史的研究中，汉赋仍为本世纪的研究重镇，可以说从世纪初王国维强调汉赋为一代文学之胜，20世纪的赋学观是基本延承这一传统的（注：按：马积高《赋史》的一个重要新见是“唐赋高峰论”，堪称独见。）。从汉赋研究论文来看，领域极为广阔，形成了由作家作品到理论批评的研究体系。而从论著来看，80年代前主要限于对汉赋历史与范畴的介绍，至80年代后，其研究范围和理论思想均有了新拓展，显示出本世纪汉赋学的成熟。在这一时期，有几部论著值得重视：1.龚克昌的《汉赋研究》：这是一部具有特定历史阶段拨乱反正的论著，其意义在割断历史上评价汉赋“俳优说”、“讽谏说”、“虚词滥说”观念在当今被庸俗社会学承袭的机缘，肯定汉赋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形式美的文学进步作用，从而演渡到视汉赋为文学自觉新起点的理论思考。2.姜书阁的《汉赋通义》：该著分上、下卷，上卷释义、溯源、考史、综论；下卷评析思想内容、结构形式、音节声韵等，学风扎实，然以批判汉赋价值立论，与龚著相左。3.万光治的《汉赋通论》：该著从文体论、流变论到艺术论对汉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讨，在考镜源流、探寻规律与揭示汉赋艺术特色诸方面用功尤勤，成绩卓著。4.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与《汉赋史论》：简氏两著虽为论文集，然其由说字诠音到汉赋辨体，始终贯穿着他以学论文，因小见大的研究思路，在汇融旧学新知方面独树一帜。综观本世纪汉赋研究，从对汉赋作家作品的考证、诠解、阐释到汉赋批评思想与理论的确立，基本完成了科学的汉赋学体系（注：参见许结《〈汉赋研究〉得失探——兼谈汉赋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1期。 ）。
（三）魏晋以下赋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魏晋以下赋的研究仅限于一些著名文学家和作品的评论，而这项研究的全面展开，也是近二十年的赋学研究成果之一。对魏晋南北朝赋，曹道衡、何沛雄、廖国栋、程章灿的著述堪称代表，其研究方法基本踵武汉赋研究，已显示出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研讨规模，尤其是对这一时代赋作与赋论关系的探讨，似有逸出汉赋研究模式，表现出特有的时代风貌。对隋唐以后赋，特别是宋以后的赋家赋作，马积高《赋史》与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发掘甚多，后者更以“力破‘骚亡于魏’、‘赋亡于唐’之旧识，对唐以后辞赋创作之本事、艺术努力钩沉显微”（《中国辞赋发展史·后记》）为撰史方针之一。
（四）与赋史相关问题的研究。这比较集中表现于两方面：1.赋的起源问题：概述其要，有“一源说”与“多元说”。古人论赋，多持一源说，如班固《两都赋序》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为《诗》源说；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为《诗》《骚》说；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谓：“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又杂以诸子散文说，其后刘师培云：“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论文杂记》），则引出纵横散文。本世纪论家于旧说颇多发挥与扬弃（注：关于近年对赋源的探讨，主要参见郑在瀛《“赋自诗出”浅证》（《北方论丛》1980年6期）、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 李伯敬《赋体源流辨》（《学术月刊》1982年3期）、 孙尧年《〈赋体源流辨〉驳议》（《学术月刊》1983年10期）、李回《散体赋渊源于散文，滥觞于〈庄子〉》（《丹东师专学报》1987年3期）、 徐宗文《试论古诗之流：赋》（《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2期）、 曹虹《“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第一届先秦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曹明纲《论诗赋源流说的历史演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4辑）。），并新立“隐语”“徘词”诸说，代表见解为朱光潜的《诗论》、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任二北的《优语集》、刘斯翰的《赋的溯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1 期）、周勋初的《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3期）。而持多元说者改变了过去的单一模式， 认为赋有由楚歌演变而来、由诸子问答体与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三条途径（详马积高《赋史》）。有的论者复从赋的演变过程作动态考察，以明其多元机制。2.辞赋异同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见解：一是辞与赋名异而实同，故通称辞赋，如万曼的《辞赋起源》等。二是辞赋间有渊源，但作为文体，则分镳立异，如曹菁《骚、赋体辨异》（《常德师专学报》1984年1期）、徐宗文《辞、赋、 颂辨异》（《江海学刊》1984年6期）等。三是视辞赋异名为一文体的发展流程， 以观其分合变化，如郭建勋的《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是目前对此问题较为全面的一部论著（注：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赋学批评作为本世纪赋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值得重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视赋为一独立之文体进行的审美研究与艺术思考。关于这项研究在目前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在汉赋研究领域已见端倪。如果借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框架，赋学批评同样包含了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其中理论批评又包括赋学本论（赋体特征、赋学功用）和赋学分论（创作论、技巧论、形式论、通变论、鉴赏论）；而实际批评则重在辞赋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从本世纪的研究看，赋学的实际批评较理论批评成熟，而赋学的理论批评又是本论较分论成熟，这是赋学研究起步较晚以至不够深密的缘故。其二，赋学批评的另一方面是对历史上赋论的研究。这项研究起步最迟，至90年代才有叶幼明的《赋学通论》与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以专著形式启开风气，然觇测其成，仍属依据历史线索对古代赋论作一般性介绍，缺少以现代的眼光作深透的研究。而一些散篇论文，也多围绕陆机、刘勰诸家赋论进行阐发，并未能形成赋论史与赋学理论相融贯的批评系统。
三是赋学专题与范畴的研究。
随着赋史研究的深入，赋学的专题与范畴也成为20世纪学者关注的对象。缘此，赋学研究家对赋的“体物”功能、与文人集团的关系、以及前述对敦煌赋、出土赋的探究，皆具有专题研究特征；然与其它文体尤其是诗学领域相比，却缺少那么丰富的理论专题（如比兴、风骨、意象、境界等）和诗派流别（如江西诗派、盛唐气象等）等等。所以，本世纪有关赋学专题、范畴的讨论，相对集中在赋家赋作、赋体形式和赋与其它学科交叉关系的研究。
首先，本世纪的赋家赋作研究仍以汉代为重镇，尤其是80年代拨乱反正，赋学研究复兴的起点又在汉赋，所以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由汉赋研究的引领，对汉以后赋家的专题研究应运而生，诸如许东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注：1980年剑桥大学出版了英人葛克咸的《英译庾信哀江南赋》，为庾信赋在欧洲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陈韵竹《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洪顺隆《范仲淹赋评析》皆以专著形式表现了这项研究的成就。至于曹植的《洛神赋》、陶潜的《闲情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夏完淳的《大哀赋》等，诚为论辨热点。
其二，对赋体形式的研究，本世纪学者从两种划分形式着眼：一是语言形式的划分，即“骚赋”“诗赋”“骈赋”“律赋”“文赋”类的专题讨论。如郭建勋的《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马积高的《略论赋与诗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 万光治《古赋与文赋刍议》（《第三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论文集》）、邝健行《律赋与八股文》（《文史哲》1991年5期）等， 均对各自的研究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结构形式的划分，即“大赋”与“小赋”的专题讨论。在“大赋”研究方面，呈示出由对汉大赋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的分析向汉大赋的文化结构以及汉以后大赋创作形态之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小赋”研究方面，也由魏晋抒情小赋的专题研究向上追溯于汉代小赋、向下直到明清小赋的全程探考。
其三，关于赋与其它学科关系的交叉研究，在本世纪前90年几乎付诸阙如，直到90年代几次国际赋学会的推动，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赋学会上，饶宗颐在特邀演讲时即呼吁加强赋与图、赋与文化史、赋与修辞学等相关的研究。客观看待近年赋学的发展，确实出现了向与相关学科渗透的征兆，诸如周笃文、林岫《论吴淑〈事类赋〉》（《文史哲》1990年5期）、 毕庶春《试论大赋与邹衍及稷下学派：大赋艺术特色探源》（《文学遗产》1993年2期）、 许结《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中国曲籍与文化》1995年1期）、 陈万成《孙绰〈游天台山赋〉与道教》（《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论文集》）、邓国光《汉魏六朝辞赋与纬学》（《第三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论文集》）等，其探讨已涉及文化学、哲学、宗教学、地理学等领域。
三
回顾20世纪赋学研究的流变历程和思想建构，并借以反思其在学术观念、方式上取得的成就与在学理上尚存在的迷误，当有助于未来赋学研究的开展。
不可否认，自本世纪初接受西方新的批评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来，赋学同样完成了在学理意义上的转型。以历时两千余年的赋史以及近两千年的辞赋理论为参照，并视本世纪百年赋学为一动态的流变过程，则其学理意义上的转型又可归纳如次：
1.由依附转向独立。在赋学批评史上有一非常奇特的现象，即魏晋以后诗学批评的繁荣，是由魏晋时代评论家对汉赋的批评所引领而走向自觉，然而从整个文学批评史来看，赋学批评又始终依附于诗学批评而存在。简括而论，汉晋间人论赋，如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两都赋序》）、裴子野批评汉赋“淫文破典”（《雕虫论》）等，皆取法《诗经》，依经立义。隋唐以后，赋学批评围绕“古赋”与“律赋”之争展开，其实质也是取法诗学领域古体诗与格律诗的讨论，所谓”唐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号为律诗；……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至于自宋迄清出现了千百种诗话论著，而赋话则始见于清乾隆间浦铣、李调元笔下，继踵诗学，不辨自明。相较而言，自本世纪初学者提出“赋是什么”的思考，从第一部辞赋学论著的出现，已显露出与诗学批评分离的自觉意识，而经百年之学术经营，赋学体系的建构与独立，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由功利转向学术。古人治赋，颇具功利性质，故赋学批评，亦多以功利之需为鉴衡。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因赋邀宠，缘自汉世“献赋”之风，要在作赋有利禄可图。隋唐以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所谓“主司褒贬，实在诗赋”（赵匡《选举议》），作赋之盛，亦利禄之诱。所以唐宋时代出现的《赋谱》《赋格》类的论著，以及清代出现的多种《赋话》，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供举子科考之用。可以说，赋体创作在当代的消解较古诗更为明显，这一则因缺乏吟咏性情的作用，一则亦不可忽视其创作较诗歌尤具功利的特征。缘此，本世纪赋学缺少创作为参照的研究固然不及诗学帖切与深入，但它在失落创作审美的同时彻底摆脱了功利的作用，则为其纯学术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3.由社会学批评转向审美判断。如前所述，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前近30年间，一种庸俗社会学批评方式对古典文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摧伤，其中赋学尤为严重。然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思路，还应追溯其历史机缘，亦即古人在文以明道之政教思想支配下对赋体文学审美的忽视。也就是说，两千年赋学评论主流是注重社会功用的政教批评，这是前人批评汉赋“俳优”、“虚词滥说”的根源，晋人挚虞谓汉赋“四过”：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即在反对“背大体而害政教”（《文章流别志论》）。至唐宋应制律赋兴盛，引起文坛之争，然分析归趣，赞美律赋者意在“四始尽在，六义无遗”（白居易《赋赋》），反对律赋者则谓“文辞害道者，莫甚于赋”（何群语）（注：何群语引自《宋书·隐逸传》。按：何群是对进士科考律赋上言，故所谓“赋”实指“律赋”。），态度相左而意旨尽同。本世纪赋学批评主流一明显征象即在向审美判断的转移，这在有关汉赋美学的论著中已得到证明。试以汉赋“大”美为例，古人或颂其上德，或谓其虚滥，皆取政治社会之态度。今人论此，固然也注重汉大赋的政治因素与社会风貌，但更重的是大赋之所以产生的审美机制与赋作的审美内涵，研究视点已不仅限于政教内容和比物属事，而是更重赋家的审美心理以及由此生发的起统率作用的空间艺术结构（注：对此，许结《赋学批评方法论》文曾借用西方完形心理学“格式塔”（Gestalt）词语规范汉大赋空间结构； 杨九诠《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文学遗产》1997年1 期）一文专门论述。）。这种认识可以使赋文学超越产生自身的时代，进入文学史美学轨道并显现其特有的艺术价值。
4.由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古代赋论的单一模式，在于它的依附性、功利性和屈从于经学的政教意识，相反，由单一转向多元，又首先在赋学研究自身的独立。再以目前汉赋研究为例，它在微观层次上从辨明真伪、训解词语、确认本事、作家作品系年、作品诠释多方面展开；在宏观层次上对汉赋源流、汉赋艺术史实、汉赋与文化制度、学术思潮诸关系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对汉赋艺术理论的研究、对汉赋研究之规律与理论之反思，完成了摆脱单一性的辐射状的多元开放体系。同样，因赋学的独立性与学术化，论者的视野也由汉赋转向更广袤的领域，比如近年开始并日见兴盛的对唐以后赋的研究，对清代赋话的研究，对赋与学术史（包括科技史）之关系的研究，不仅拓展了赋学，而且对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5.由对汉民族实用性文章的认知转向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受古代长时期的献赋、考赋制度的决定或影响，赋家的功利心态，赋的社会实用性征较其它文体更为明显。因此，这种在西方很难找到对应的文体，且作为汉民族语言特色的赋，也就始终在实用批评的理论漩流中打转，难以形成独立的批评体系。20世纪赋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赋作为历史的文学样品必然褪尽其实用性后，受到学界的评估，视点已在文学史的价值与地位。也正因为中国学者对赋的审美价值之再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他们中很多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从开始热衷的小说、戏剧、唐诗向文学源头追溯，产生于战国、两汉的古老的辞赋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初造作用，日益受其关注。这种研究在本世纪通过赋作文本的译介、赋家的研究向较具规模的赋学研究的勘进，已显示出由草创到成熟；而其媒介除了东西文化的普遍交流、西方华裔学者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国际赋学会的相继召开（注：参见徐宗文《走向世界的标志：首届国际赋学术讨论会述评》，载《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赋学研究者在设立研究课题时，无不关注包括西方在内的赋学研究现状，而西方学者对东方赋学的参与，也正是赋学经一个世纪的转换成为世界性学术的标记。
百年赋学，历程之坎坷、现状之辉煌，确非古代文学研究中其它文体或领域可与比拟。但若以其它研究领域作参照，反思本世纪赋学自身的薄弱环节，其研究缺陷又主要表现在相对孤立于文化学研究、与文学思潮研究疏隔、表层描述即作家作品研究繁荣而探讨赋学内在审美规律不足以及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诸方面。正因如此，目前治赋学者才孜孜以求，感受到尚有可供驰骋的研究空间。而据此研究现状（含成就与不足）揣度未来赋学发展方向，当有三大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从基础工程的建设来看，目前仅出版《全汉赋》一种，编纂体例亦褒贬或异。《历代辞赋总汇》与《赋话丛编》编纂完成，尚待出版。至于其它文体研究旧有的和新编的大量的“纪事”类与“理论汇编”类书籍，在赋学尚付阙如。所以编纂诸如《赋学纪事》、《赋论汇编》等资料典籍，已成为开展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从基础理论的研究来看，章太炎说的“小学亡而赋不作”是值得深思的。也就是说，本世纪在运用新批评观研究赋学并取得成就之同时，学者又往往丢失了传统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使“小学”与“赋学”最初的因缘断裂，出现了治赋者不谙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反之亦然，这也必然形成深入开展赋学研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由于赋论资料与研究的不足，使其至今难以跻身于文学批评史家的领地，而事实上赋论在中国文学思潮史上的作用，应该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这种开拓大抵有两层意义，一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如对尚缺少开发的唐以后赋与赋论（尤其是清代赋话）的研究。这一点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将开拓的意义仅限于数量的增加和补遗拾阙（或谓填补空白），那又是没有前途的。因此第二层意义的开拓，应是赋学研究本身的深入：如微观深入于文字学、音韵学等，宏观拓展于文化学、科技史等，这即使在比较繁荣的汉赋研究领域，也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赋学的交叉和边缘研究。赋之创制，在“征材聚事”（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兼有才学，故昔人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而“赋取穷物之变”（刘熙载《艺概·赋概》），其博物之综合特质又内含多学科的交叉。然而奇怪的是，对此具交叉性质之文体的交叉研究，目前的研究反不及诗学深入，比如诗赋与考试制关系深密，在唐诗研究领域已出现了高质量的论著（注：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虽兼括有唐一代文学与科举关系，但其重点则在唐诗。），而赋学领域实属罕觏。究其因有二：一是因现代学科划分过细，学界缺乏兼通之才，而赋为兼括百科之文，无兼通之才治赋，自难游刃自如。二是近年来赋学复兴之起始的良好愿望在“纠偏”与“补阙”，其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捷径”意识，所以在初始的创建力衰退后，赋学研究势必“困乏其身”。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特别是赋学研究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其中包括对其它学科知识与人才的吸纳，目前赋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研究并出现一些边缘课题，为赋学的开展与深化提供了新思路，这也是可以预料在今后若干年内赋学研究的一个趋向。
赋为“古老”之文体，又为“年轻”之学科，然而20世纪赋学研究的成就，至今仍被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家、甚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家所忽视。当然，科学的研究总是不顾忌主观的取舍在自身的轨道运行，赋，这株神奇的石楠花，以其特有魅力，必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创造出更美的话语。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