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语言学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西方社会语言学是近30年来，在西方较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创立的一门边缘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该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跟一批西方学者的名字相联系的。由于拥有自己比较明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拥有比较宽广的发展空间，社会语言学已经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扎下了根，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幅射作用。
几十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受美国和英国学者的影响，较成功地进行了言语社区、社会方言变异和移民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发展中国家较感兴趣的论题是多语现象、国语政策以及教育语言的选择和使用等等，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或多或少地印有西方学者的痕迹。
从教学和科研的角度来看，30多年来，社会语言学已经成为西方语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几乎所有的语言学系都开设社会语言学这门课程。除此而外，社会语言学在人类学领域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系都开设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课程。（注：这三门课的名称不同，但内容多有重叠或交叉。）
一 起源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首先在美国诞生，但是，西方学者从事的社会语言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萨丕尔的《语言论》（1921）、马林诺斯基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1923）、叶斯泊森的《从语言看人类、民族和个人》（1925）、弗斯（Firth,J.R.）的《人类语言》（1937）、魏因赖希（Weinreich,U.）的《接触中的语言：发现与问题》（1935）和豪根（Haugen,E.）的《双语现象在美洲：论著目录与研究指南》（1956）， 这些研究曾为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作过必要的铺垫。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社会语言学异军突起，创办了诸如《社会中的语言》和《国际语言社会学学报》等该学科学者公认的世界一流刊物，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与社会的论著，譬如，赫茨勒（Hertzler,J.U.）的《语言社会学》（1965）、布赖特（Bright,W.）主编的《社会语言学》（1966）、费什曼（Fishman,J.A.）的《语言社会学》（1972 ）、吉廖利（Giglioli,P.P.）的《语言与社会环境》（1972）、普赖德（Pride,J.B）和霍姆斯（Holmes,J.）的《社会语言学》（1972）、拉博夫（Labov,W.）的《社会语言模式》（1972）、海姆斯（Hymes,D.H.）的《社会语言学基础》（1974）和特鲁吉尔（Trudgill,P.）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74）。该时期，西方学者对语言与社会或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兴趣激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第一，语言与弱势群体（即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诸如英国的语言与社会阶级问题，美国的语言与种族问题，西德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语言与移民政策问题，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教育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期，社会学这门学科发展迅速，有关社会阶级和女权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是当时大众传媒中的热点问题。语言学家联系语言来思考并研究社会阶级、性别、种族和移民，从而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第三，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红极一时，许多语言学家颇感不满，纷纷起来抨击乔氏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这种中心二分法，批判其封闭的句法系统理论，认为乔氏的理论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跟乔氏展开的论战中，海姆斯的论点颇有代表性，他对乔氏的语言能力概念提出质疑，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交际能力”模式。
第四，传统方言学受到城市方言学的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语言学家拉博夫创立了一门“城市方言学”，或称“社会方言学”，其代表作为《纽约英语的社会分层》（1966）、《作为结构单位的语言变量》（1966）和《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研究》（1972）。这些论著重新界定了社会方言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是对“传统方言学”的扬弃和发展。
二 研究范围和目标
西方学者围绕社会语言学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围展开的争辩由来已久。较有代表性的是海姆斯、拉博夫和特鲁吉尔的论述。海姆斯提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有三项：（1）既有社会目标又有语言目标； （2）社会现实的语言学，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从事的工作；（3）社会构成的语言学，旨在探究语言在使用中的范围广泛的理论。 （注：Hymes,D.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海姆斯特别强调，社会语言学的目标应该具有广泛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
拉博夫在《社会环境中的语言》（1972）这篇论文的前言中指出，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均属“普通语言学”范围，他主要关心“语言规则的形式，语言规则形式跟语言系统的结合，多种系统的共存以及语言规划和时间系统的演变。”拉博夫强调指出，“假如将本项研究工作跟脱离社会环境的研究工作进行对比是多余的话，那么，我倒情愿认为本项研究完全属于语言学研究。”
特鲁吉尔是从研究目标的视角，来论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的。他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分为三组：“（1 ）研究目标纯属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2）研究目标一部分属于社会学， 另一部分属于社会语言学的；（3）研究目标完全属于语言学的。”（注：TrudgiLL,P.1978"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In P.TrudgiLL(ed.)1978,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in British English.London:Edward Arnold.）
三 主要分支
1.偏重社会的研究
民族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亦称本土方法论，通过分析不同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会话或者分析非语言交际，来揭示人际互动的特征、途径和规律。由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创立，代表作为《民族方法论研究》（1967）。加氏认为，“要了解一个人所说话语的意思，只在于并且全部在于了解他说话的方法，即看他是如何说的。”该方法曾被誉为当代现象学研究方法中最主要最完善的研究方法。
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Bernstein's code theories）， 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主要工具，儿童通常是通过语言来接受教育的，因此，语言的学习是个人社会化的条件，儿童社会化的过程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的阶级背景不同，往往造成儿童的语言习惯也不相同。语言习惯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中上层阶级使用的精密型复杂语码，注重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抽象概念，用词较多，有利于儿童认识人际关系，进行逻辑思维；另一种是下层阶级使用的封闭型受限语码，不注重语言的表达能力，使用的句子较短，词汇较少。由于学校都用第一种精密型复杂语码，所以下层阶级子女的社会化进程受到妨碍，下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子女的学习成绩出现差距。代表作为论文集《阶级、语码与控制》（3卷，1971—1975）。
2.主流社会语言学：社会和语言并重的研究
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创立，代表作为《语言社会学：研究社会中语言的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1971），主要研究社会多语现象、双语教育、双语体（digloSSia）、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等。20世纪70年代初期， 费什曼极力主张，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使用“语言社会学”这个名称。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该术语开始成为“社会语言学”一个分支领域的名称。该领域影响较大的论著有：费什曼的《语言社会学进展》（第一卷， 1971；第二卷，1972）、《语言社会学》（1972）、《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语言》（1972）、《双语教育：国际社会透视》（1976），费什曼、库珀（Cooper,R.L.）和康拉德（Conrad,A.W.）的《英语的传播》（1977），斯波尔斯基（Spolsky,B.）和库珀合编的《双语教育个案研究》（1978），法佐尔德（Fasold,R.W.）的《社会的社会语言学》（1984）、《本地语教育再思考》（1988）、《语言学中的社会语言学》（1991）以及斯波尔斯基的《双语现象》（1988）等等。
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 ）和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说话民族志又称言语民族志或交际民族志，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海姆斯创立，奠基之作为《交际民族志导论》（1964）和《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1964）。该领域较为重要的论著还有：鲍曼（Bauman,R.L.）和舍尔泽尔（Sherzer,J.）的《说话民族志探索》（1974），萨维尔—特罗伊克（SaviLLe—Troike,M.）的《交际民族志引论》以及迪朗蒂（Duranti,A.）的《说话民族志：面向运用的语言学》（1988）。这些论著表明，一批职业人类学家为了获得语言研究的新视野，已将研究兴趣转向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和应用语言学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研究篇章、会话、谈话以及超句子层面的语用变体，涉及诸多学科。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ZeLLing S.）于1952年首先提出这个术语，60年代该项研究进入高潮，并逐渐渗透到描写语言学、文体学、人类学、民族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等诸多领域。社会语言学取向的话语分析跟社会语言学的其他诸多分支相重叠，譬如，海姆斯从事的言语事件研究（1964），既属于话语分析，也属于说话民族志；斯塔布斯（StuBBS,M.）的《话语分析：自然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分析》（1983），兼属话语分析和民族方法论；冈波茨（Gumperz,J.）的《话语战略》（1982）和《语言与社会认同》（1982），兼属话语分析和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米尔罗伊（Milroy L.）的《语言中性别区分分析的新视野》（1988）兼属话语分析和世俗语言学。
语言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of language）， 该分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论著，大多跟“口音反应”（reaction to accent）研究和语言态度研究有关，例如，贾尔斯（Giles,H.）和鲍威斯兰德（Powesland,P.F.）的《言语语体与社会评价》（1975）等等。自此之后，语言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贾尔斯、 布里（Bourhis,R.Y.）和泰勒（Taylor,P.M.）的《面向民族关系的语言理论》（1977 ），贾尔斯主编的《语言、民族与群际关系》（1977），贾尔斯和伯恩（Byrne,J.L.）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群际方法》（1982），成为“群际关系”（intergroup）理论和“适应”（accommodation ）论的代表作。贾尔斯、库普朗（Coupland,N.）和维曼（Weimann,J.）的《“谈话易行”……但“掷地有声”：关于谈话的信念》（1988）以及贾尔斯的《社会语言学当前与未来的走向：社会心理学的贡献》（1991）均为该领域有影响的论著。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的社会心理学已经处于社会语言学的中心位置，因为该分支在理论、方法论和科学发现方面均作出了重大建树。
3.世俗语言学：偏重语言的研究
城市方言学（urban dialectology），如前所述，继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博夫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纽约黑人英语的研究论著发表以后，该派研究方法广为传播，广泛用于诸多言语社区的研究，譬如舒于（Shuy,R.）、沃尔弗拉姆（Wolfram,W.）和赖利（Riley,W.K.）的《底特律的社会方言研究》（1966），沃尔弗拉姆的《底特律黑人话语的社会语言描写》（1969），桑科夫（SankoFF,G.）和塞德格伦（Cedergren,H.）的《蒙特利尔法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成果》（1971），特鲁吉尔的《诺里奇英语的社会分化》（1974），霍瓦特 （Horvath,B.）的《澳大利亚的英语变异：悉尼的外部社会》（1985）等等。
社交网（social network）理论，是世俗语言学中第二种重要的方法论，是对拉博夫语言变异理论的修正、扩大和深化。拉博夫认为，语言变异跟社会阶级、年龄、性别和声望等社会变量是纯相关的关系，社交网理论则认为，言语社区中引起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是群体、社交网和成员资格。该分支的重要论著是：米尔罗伊夫妇的《贝尔法斯特：城市话中的变化和变异》（1987），米尔罗伊（L.）的《语言与社交网》（1980）、《观察分析自然语言》（1978），米尔罗伊（J.）的《社会语言学中的社交网与声望论据》（1988）和《语言中性别区分分析的新视野》（1988）。
认同论（identity theory），世俗语言学中第三种重要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勒帕热（Le Page,R.B.）和塔布雷一凯勒（Tabouret —Keller,A.）。在解释语言变异方面，如果说拉博夫的理论是以“系统为基础”，米尔罗伊夫妇的理论是以“网络为基础”，那么，勒帕热则提出语言行为是“认同活动”的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活动的地点都是个别的地点。该派的代表作为勒帕热的《多语社区的描写问题》（1968），勒帕热和塔布雷—凯勒的《认同活动：以混合语为基础的语言与认同的研究方法》（1985）。该理论对当前社会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 重要论文集
1.重要的论文集
30年多来，出版了许多极有影响的论文集，对于形成社会语言学的文献规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布赖特主编的《社会语言学》（1966），海姆斯主编的《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1964），海姆斯和冈波茨主编的《交际民族志》（1966），费什曼主编的《语言社会学读本》（1972），吉廖利主编的《语言与社会环境》（1972），冈波茨和海姆斯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方向：交际民族志》（1972），特鲁吉尔主编的《英国英语中的社会语言模式》（1987），弗格森（Ferguson,C.A.）和希思（Heath,S.B.）主编的《美国的语言》（1981），普赖德和霍姆斯主编的《社会语言学》（1972），罗曼（Romaine,S.）主编的《社会历史语言学》（1982）和《言语社区中的社会语言变异》（1982），特鲁吉尔主编的《英伦诸岛中的语言》（1984）和弗格森的《社会语言学透视：社会中的语言论集1959—1994》（1996）等等。
2.三部大型的论集或手册；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两部大型的社会语言学论集，这就是纽迈耶（Newmeyer,F.）主编的《语言：社会文化环境》（1988 ）和安蒙（Ammon,U.）、迪特马、马泰尔（Mattheier,K.J.）合编的《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科学国际手册》，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社会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的基本情况。
纽氏一书，从狭义的视角，将社会语言学研究界定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这至少是对“正统语言学”的一种补充。全书作者14人，其中9人来自北美，内容涉及方言学、世俗语言学、语言社会学、 混合语研究、话语分析、说话民族志以及语言与性别等诸多社会语言问题。
跟纽氏一书相比，《手册》的部头更大，近2000页，内容更全面，更显得雄心勃勃。该《手册》的编写目标，除了描述社会语言学理论和研究层面的论著外，还把社会语言学跟应用领域和邻近学科相结合，指明其他学科特别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社会语言学的影响。
跟上述论集不同的是，该《手册》从广义的视角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并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门拥有自己权利的“学科”。尽管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社会语言学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但是，确定无疑的是，该学科拥有自己的主体理论，拥有自己的研究实践、研究重点、研究问题和适用范围。该《手册》从单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概述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该《手册》的突出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并论证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这是由其自身的主体理论、研究实践、方法论、自身的兴趣范围和应用研究所决定的。第二，在讨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影响中，该《手册》试图说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科学诸邻近学科的理论影响，此前的论著几乎还没有系统详细地论述讨论过这种影响。
第三，最具特色的是，《手册》的撰稿人多样化，范围广，在全部193篇论文中，出自欧洲人之手的145篇，其中西德人78篇，东欧和苏联人17篇，其他人员主要来自奥地利、比利时、英国、荷兰、瑞典、瑞士和丹麦。该《手册》堪称是一部欧洲人撰写的颇具分量的社会语言学论集，这跟社会语言学文献中通常是英美人占优势的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外， 该《手册》还是一部真正的“双语”论集， 书中德文论稿98篇，英文论稿95篇。
90年代后期，又出版了一部大型社会语言学手册， 即库尔马斯（Coulmas,F.）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手册》（1996），这是《布莱克韦尔语言学手册》丛书中的一种。全书544页，28章， 撰稿人多为杰出的社会语言学家，全面概述了社会语言学从产生直到新近的发展状况，确定了社会语言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社会语言学的方向。
为了反映社会语言学学科内部的划分，该《手册》核心部分分为两编，一编是“语言的社会方面”编，另一编是“社会的语言方面”编。另外开头有一个绪论编，阐述了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结尾有一个应用编，介绍了多年来社会语言学成果在四大领域的应用情况，这四大领域是：教育、双语教育、法律职业和语言规划。
五 发展趋势
如上所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如此广泛，研究兴趣是如此多元，以致于要精确预言未来一二十年内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向，几乎成为十分困难或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社会语言学某些分支的发展趋势，还是隐约可见的。
譬如，在“世俗语言学”中，拉博夫的研究范型代表的是正统方法论，很可能进一步发展，并渗透到言语交际的领域之中。拉氏的研究框架已经赢得西方社会语言学领域中诸多语言学家的青睐，他们大多偏爱“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或称“狭义社会语言学”，注重语言和语言系统的研究。但是，人们已经看到，欧洲的安蒙、迪特马和马泰尔等社会语言学家，已经把研究目标扩大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来，他们更倾向于把社会语言学纳入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纳入当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中，该框架在解释语言行为时，更加重视社会的作用。
在“主流社会语言学”中，各分支流派的研究方法并存共进，其中重要的是语言社会学、人类语言学、话语分析和语言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些分支的方法中，语言的社会心理学近年来成就显著，该分支最初研究语言态度，后来扩大到交际与环境，语言使用与寿命以及跨文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话语的研究，多年来已经渗透到“世俗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另外，话语分析还出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动向，即开展“批判性的语言研究”，注重批判性地分析话语样本，研究方法不仅跟韩礼德一类语言学家的功能主义视野相联系，而且还跟哈伯马斯（Habermas）、阿尔蒂塞（AlthuSSer）和富科（Foucault ）一类学者关于权力和观念的社会思想相联系。
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层面，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形式主义”方法跟“功能主义”方法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问题。
1.“形式主义”方法与“功能主义”方法
1988年4月香港大学主办的“第一届语言与社会香港会议”， 深入讨论过一个理论问题：“近年来‘社会语言学事业’在转向统一的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进展？”该问题涉及社会语言学乃至整个语言学内部“形式主义”方法跟“功能主义”方法的划分问题。
（1）并存论 法佐尔德认为语言学中的这两种方法并立共存， 谁也取代不了谁。形式主义者热衷于支配关系和结合论的句法研究，很少关注“主流”社会语言学家、语用学家和话语分析专家的研究内容。这两种方法各有不同的支配原则，目前尚没有什么机会，将这两种方法并入一种统一的关于语言使用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之中。
（2）怀疑论 米尔罗伊（J.）对综合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前景表示怀疑。米氏论证道，实现多种不同方法的综合，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不同的兴趣适合进行不同种类的研究。拉博夫的研究以语言系统为基础，所以他对语言变化和语言系统感兴趣；互动社会语言学家偏爱以说话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并用此方法而不是用拉氏方法，来解释“社会群体中的人类语言行为”。米氏认为，统一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最终可能会“对一般的社会科学作出贡献。而不是对语言学作出贡献。”（注：Milroy,J.1991"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sociolinguistis."In K.Bolton and H.Kwork(eds)1991,详见参考文献第〔2〕条。）
（3）功能论 吉本斯（Gibbons,J.）提出， 社会语言学家首先应该着力进行适当的功能解释，关注那些无法从社会方面作出的说明和任意性解释。
（4）统一论 勒帕热论证道，“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语言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方面，在我们跟宇宙中的客体之间发现我们自己，界定我们自己。因此，我无法承认，在语言的社会方面跟语言的心理方面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在我看来，这二者的每一方都包含有另一方。……对语言进行的这种研究，基本上绝对是一种对世界万物进行的综合研究，其中人人都有其独立的存在，人人都试图将自己跟他人联系起来，人人都试图发现自己的身分。”勒氏断言，形式主义者的种种语法模式只能靠个人的语言使用才能检验，在此意义上，“全部社会语言学都是语言学，全部语言学都是社会语言学。 ”（注：Trans.1988 Transcript of the "regional round table"and "theoretical round table"held at the First Hong Kong Conference onLanguage and Society,Department of English,University
of Hong Kong:manuscript.）
2.语言理论：“离析论”（segregationalism）与“综合论”（intergrationalism）
哈里斯（HaRRis,R.）的论著强有力地抵制了渗透到“语言科学”中的许多正统思想，特别是跟乔姆斯基语言学有关联的那些思想，同时抵制了多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在哈氏看来，
20世纪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离析法，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主流的方法。这种分析法由索绪尔奠基，由美国的布龙菲尔德及其后继者发扬光大。该方法的分析对象是存在于人们自身权利之中的语言，它独立于其他的交际变体，恪守描写的方法，描写法跟其他任何学科使用的方法均不相同。另一种是综合法，认为语言可以显示社会交往中结为一体的复杂的人类能力和人类活动，这些能力和活动十分复杂，以致于将语言能力从非语言能力中离析出来将失去意义。……语言研究中的离析法从典型的语言社区和交际情景中抽取研究对象，然后构建没有语言环境的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系统。另外，语言研究中的综合法则坚持认为，只有在正常的功能语境中研究语言，这种研究才不致于被扭曲。（注：Harris,R. 1987"Language as socialinteraction: integrationalismversussegregationalism."Language Sciences 9(2).）
1990年哈里斯在“交际能力的形式意义”这篇论文中强调，（注：Harris,R.1990"Making sense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In N.Love 1990,The Foundations of Linguistic Theory:Selected Writings of Roy Harris.London:Routledge.）“经验是无法截然切分为语言经验和非语言经验这两大块的……词语也不可能独立于情景之外：词语既是社会情景的一部分，也是心理情景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不进行基本的综合，人们既不能学会一种语言，也不可能像语言使用者那样有效地进行活动。”因此，为了描绘语言行为跟人类交际中其他行为之间的对应性，为了更精确地描绘出语言与交际的“多维空间”，社会语言学家似应充分关注人类的认同、民族、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社交网、社会群体、态度、政治和思想意识等行为和特征，这些行为和特征对人类的交际具有很大的冲击作用。社会语言学家已经非常现实地考虑到，社会语言学研究无论如何是不能够脱离社会群体、社会和人类的普遍行为的。
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论上，当今的西方社会语言学依然呈现出一幅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图景。由于当今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原本是人类学家、方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语言教师，他们正在从各不相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因此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自然也就迥然有异。从研究成果来看，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愿望尚未成为现实，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在该领域中，人们目前感兴趣的依然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语言学家是可以圆满处理并尽量善待其他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的，因而也是有可能克服学术圈子内时常出现的门户之见的。
六 结束语
西方社会语言学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和西方价值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显而易见，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研究兴趣，具有浓郁的西方社会的特点，其理论和方法论也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
但是，西方社会语言学毕竟是普通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视角来看，西方社会语言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不论是对东方社会语言学还是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了解西方社会语言学的沿革脉络、分支流派和发展趋势，消化并吸收西方社会语言学中的合理成分，钻研并解决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问题，中西融合，拓展创新，用我国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发展或完善普通社会语言学理论。一言以蔽之，用“西方”之石攻“中国”之玉，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学者的概念和模式，这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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