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的系统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系统论文,段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能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分析《说文解字》。他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来全面、科学地考察对象，分析《说文》时，首先把《说文》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因而能从整体上、从各部分的联系上去把握认识对象。然后才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去分析研究许书。段氏在融会贯通许书的基础上，用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各要素的层次上，从系统的相关性、有序性方面来阐发许慎的说解条例和全书的体系，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读通读懂《说文》，而且教给了我们良好的思维方法。
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系统论建立以后，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门新兴的科学，认为它代表了现代科学方法论。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在系统论创立100多年以前就问世的一本语言学巨著——《说文解字注》的时候，我们竟惊奇地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段玉裁竟然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从事语言学研究。这位语言大师生于1735年，卒于1815年，而在本世纪50年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格朗菲才成立“一般系统研究会”，并创办刊物、著书立说来宣传系统论。仅从时间上的对比，这就启示我们，对于我国传统的理论，我们应该认真地进行研究总结，以便发扬光大我国的民族文化。本文则试就段氏的思维方法，探讨他是怎样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论来研究《说文》和汉民族语言的，或许这能给我们以某些启示。
我们知道，许慎在编写《说文解字》时，是有比较完备的体例的。《说文》一书的说解，条理井然，系统性非常强。但是，这些条例，在段氏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详细地注释发明、归纳总结。不了解许书的编写体例，就不能真正读懂许书。自《段注》问世后，人们对其条例才越弄越清楚。根据这些条例来读《说文》，人们才能真正读懂许书，从而充分发挥《说文》的语言学功能。正如江沅在《说文解字注后叙》中所说的：“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伙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许氏著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旨，皆详于先生所为注中。”而段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处于那样的时代，竟然能比较自觉地使用系统思维方法，用系统论的一些观点来分析《说文》。
段氏的系统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他分析《说文》条例的思维方式，即能够贯彻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来全面、科学地考虑问题，分析许书。段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把《说文》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把《说文》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组织、结构和性能的整体来看待的，因而他能从整体上，从许书各部分的联系上去把握、认识《说文》。然后，他才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综合地分析研究《说文》，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段氏经过多年研究，在融会贯通许书的基础上，能用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上、各要素的层次上，从系统的相关性、有序性等方面来分析《说文》的体例，阐明许氏的说解条例。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读懂《说文》，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们良好的思维方法，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系统地思考问题。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段氏在研究《说文》时，很明显地运用了以下几方面的系统性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段氏研究《说文》时，往往从全局出发，从整体入手，强调对许书进行整体性研究。他认识到，《说文》是由各个要素组成的，但全书不仅仅是这些要素的简单堆积和相加。各要素形成全书时，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一旦全书由许慎根据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编写原则精心组织而成，各要素之间就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之间也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而全书的作用也就随之大大提高，因而，整体就大于孤立各部分的相加之和。
为了从整体上理清《说文》的线索，段氏下大功夫治理许书。他说：“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所以，他下决心融会全书。他明白，组成《说文》的基本要素，就是许氏对9353个篆文的形、音、义的说解。但一旦这些说解，由许慎设立的540部统摄起来后，则能“举一形以统众形”，而做到“隐括有条例”了。这和个别地说解一个个孤立的文字的形音义的功用就大不相同。段氏为《说文解字·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八字所作的注解，最能体现段氏对整体性原则的认识。其注文曰：
“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谓分别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书，汉时存者《史籀》十五篇，其体式大约同后代《三仓》。许所引《史篇》三：“姚”下、“匋”下、“奭”下，略如后代《仓颉传》《仓颉故》，秦之《仓颉》《爰历》《博学》合为《仓颉篇》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训纂》《滂熹》同之。《凡将篇》每句七字，《急就》同之。其体例皆杂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编成有韵之句，与后世《千字文》无异，所谓“杂厕”也。识字者略识其字，而其形或讹，其音义皆有所未谛。虽有杨雄之《仓颉训纂》，杜林之《仓颉训纂》《仓颉故》，而散而释之，随字敷衍，不得字形之本始，字音、字义之所以然。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象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这里段氏把按一定组织结构组合而成的《说文》与杂乱无章的童蒙课本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不能以道里计，实际上，段氏认为学习了许书对每字的说解，就可以起到“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的作用，从而贯通汉语文字的整体。而那种“随字敷衍”的童蒙杂字不过是些个别字义的简单堆积而已。
在段玉裁看来，不同的系统，其整体性的形成又不是一样的。他在分析比较《说文》和《急就篇》不同的“分别部居”时说：“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别部居不杂厕’。而其所谓分别者，如姓名为一部，衣服为一部，饮食为一部，器用为一部。《急就》之例如是，胜于李斯、胡毋敬、赵高、司马相如、杨雄所作诸篇散无友纪者，故自述曰‘急就奇觚与众异’也。然不无待于训诂，训诂之法又莫若据形类聚。故同一‘分别部居’而功用殊矣。”在段氏看来，系统的设计者对整体把握的角度不同，其系统的整体效应也是不同的。只有系统的设计者把组成系统的各要素放在一块综合加以考虑，合理地安排系统的属性组合、数量组合等等，主动地追求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效应，才能设计出最佳的系统，从而取得最佳的效益。而《说文》就正是许慎设计的一个最佳系统，其整体效应和功能大大优于《急就篇》等字书。
段氏还反复强调许书是一个“形以经之，义以纬之”的大系统，实际上，按段氏的看法，《说文》是一个以形、义、音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汉语语言学大系统。他说：“许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当《尔雅》、《史籀篇》、《仓颉篇》之字形，以每字之义当《尔雅》、《仓颉传》、《仓颉故》之训释，以象某形、从某形、从某声说其形，以某声、读若某说其音，二者补古人所未备。其书以形为主，经之为五百四十部，以义纬之，又以音纬之。后儒苟取其义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类为一书，其条理精密胜于《尔雅》远矣；后儒苟各类其同声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如是为一书，周秦之韵具在此矣。故许一书可以为三书。”又说：“许君之书，以字部首为经而物类纬之也。”（《说文解字·叙》注）这里的“经”、“纬”、“条理”，就指出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原则，这里的“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一书可以分为三书”，就指出了系统的基本要素和系统存在着的不同的等级和层次。这里的“当”、“胜于”就说明了各要素形成系统后所产生的有机性、组合性和组织性。而当要素组成系统后，系统的特点就不是它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特点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它们相互联系和作用新产生出来的。正因为他认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观察、分析《说文》时，就能从整体、从全局出发，把各个要素放在一起综合加以考虑，以便从整体上把握许书，取得最佳的效果。这也启示后学在研究《说文》时，要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去进一步研究许书。
二、相关性原则。段氏在研究组成《说文》这一大系统的各个要素时，非常注重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以及《说文》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换一句话说，就是段玉裁已注意到系统的相关性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组成《说文》的基本要素是对9353个篆文的说解。在段氏看来，每个篆文的说解又包括说形、说义、说音等要素。统摄全书的总纲则是部首，统帅文字形音义说解的总纲则是六书。因而，在《说文》这个大系统中，还存在着部首、六书、引证等等子系统。而组成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关性，表现出要素之间的系统联系、机构联系、功能联系等等。下面举例说明《段注》是怎样阐述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的。
在叙述“部首”与众形的关系时，《段注》说：
颜黄门曰：“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此最为知许者矣。盖举一形以统众形，所谓“隐括有条例”也。就形以说音义，所谓“剖析究根源”也。（《说文解字·叙》注）
这段话，和他所说的“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就把“部首”与众形的统帅和被统帅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
再如在《段注》十五卷上，段氏认为许慎所讲的“晓学者，达神旨”，“神旨”就是指的六书。他注解说：“神旨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神妙之旨也。”他又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这些解说，就把六书对形、音、义的决定作用阐述明白了。六书之间，形、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段氏也曾多次加以说明，并提出“六书始于象形”，许书是“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等见解。
在考察《说文》的引证系统时，段在“示”部“祝”篆“一曰从兑声。《易》曰：‘兑为口，为巫’”句下作注说：“此字形之别说也。凡一曰，有言义者，有言形者，有言音者。……凡引经传，有证义者，有证形者，有证声音。此引《易》证形也。”从段注可以看出，引证系统由经籍系统和通人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又分别处于《说文》的说解系统中，与《说文》的说义、说形、说音相互交错，密切相关。
段玉裁还有一个理论核心，这就是胡奇光在《中国小学史》中所说的“形、音、义三位一体观”。这个观点反映在他的《王怀祖广雅注序》中：“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以得其二；有古形、有古音、有古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以得其五。”在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他又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元”篆注）“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说文解字·叙》注）这就说明了汉字形音义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
段玉裁认为，《说文》是形书，是阐述“字形之本始、字音字义之所以然”的专书，所以《说文》对词义的说解，是紧密结合字形进行的，或者说是以形体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许氏多说解字的本义。在《说文解字·后叙》“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句后，段注说：“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相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段氏对系统论的相关性原则的具体运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说文》中说义与说形是相互依据，相互印证和相互说明的。为了说明本义，许慎往往不采用一个字的常见义，而选择其罕见义来说明词义。也就是说，凡足以说明形体声音的，即使是罕见义，许慎也在所必录；反之，即使是最常见义，也在所必弃。例如“也”当时常用作虚词，许氏却用“女阴也”这个在古书里向来没有见过的词义来解释它，其原因就正在于此。
在段氏看来，《说文》中，汉字的形音义三者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系统中的部首子系统也好，六书子系统也好，引证子系统也好，都是为汉字的形音义系统服务的。这些子系统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子系统与系统整体之间的关系，都由段氏给我们指出来了。读完《段注》后，我们会体会到：《说文》这个大系统依赖各篆的说解，各篆说解又由540部首和六书理论作统帅，各篆说解时，又有通人子系统、引证子系统为其服务。书中的各要素，都是构成全书系统的基础。这些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离不开系统整体，而且，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由系统决定的。
总之，《段注》在分析《说文》全书时，非常重视各个要素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种种复杂关系，因而能对各个要素做出合乎实际的分析，从而帮助读者真正读懂《说文》，而进入语言文字研究的殿堂。
三、有序性原则。《段注》在研究《说文》时，从阐述许书条例出发，认识到许书“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一”部末注），因而十分重视全书各个要素之间排列、组合、变化的规则性和秩序性。而这种排列、组合、变化的规则性和秩序性，就是系统的有序性。
例如，《段注》卷一在说明540部的次序时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
540部的排列顺序，是始“一”终“亥”，这是因为汉代阴阳五行家言“万物生于一，毕于亥”。正文末“亥而生子，复从一起”《段注》曰：“此言始一终亥，亥终则复始一也。‘一’下以韵语起，此以韵语终。”
至于其他部首主要是据形系联，就是把形体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正如《段注》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为了说明这一点。在第十五卷叙目中的每部之下，段氏还专门说明了540部排列的根据。例如：
一 部一
二 部二古文上字，蒙一而次之……
示 部三次示者，示从二，蒙二而次之也。二者，古文上。
三 部四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
王 部五蒙三而次之，从一贯三也。
玉 部六亦蒙三而次之。
珏 部七蒙玉而次之……
气 部八文象形，而次此者，为其列多不过三。
士 部九蒙上以一贯三，次之以十合一。
丨 部十王玉中皆有丨以贯之，故次之以丨。
许书中隶属于同一部首之内的字，大致都是具有同一意符的字。同一部首内，字的排列次序，主要是根据意义，意义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再仔细分析，其先后次序大致是先实后虚、先近后远、由整到散、从吉到凶等等。同一义类的字的排列，其根据则随之而异，或以音近相联，或因理同相系。段氏对许书的这种顺序也屡加阐发。下面略举数例来说明。
在“一”部“文五、重一”之后，段注曰：“凡每部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如一而元。元，始也。始而后有天，天莫大焉，故次之以丕。而吏之从一终焉，是也。”
“玉”部之后，段氏详细地分析了该部收字排列的次序，其注文说：
按自璙以下皆玉名也；瓒者，用玉之等级也；瑛，玉光也；
以下五文，记玉之恶与美也；璧至瑞，皆言玉之成瑞器者也；璬珩玦珥至瓃皆以玉为饰也；玼至瑕皆言玉色也；琢雕理三文言治玉也；珍玩二文言爱玉也；玲以下六文，玉声也，瑀至玖，石之次玉者也；……灵谓能用玉之巫也。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
了解了说解系统的这种顺序，我们就能更清楚《说文》的编排体例。其他如“行”部先列途道名称，次列形容词，再列动词。“肉”部的字，排列顺序大致是：有关妇女怀孕的字——肌肤字——头脸部位字——内脏名——与肢体有关的字。“水”部的字，先列水名，后列修饰描写水的形容词。如此等等。
关于说解系统的有序性，在为“元”篆说解作注时，段氏在阐述许氏说解一个篆文的次序时说：“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在向读者揭示了《说文》的次序后，段氏还特别强调了解《说文》系统有序性的重要性：“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
同时，在认识许书的有序性时，段氏也看到系统的有序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许书部首的编排顺序就不是绝对的。其中有些是无法以形相联的，有些是找不出蒙次联系的，有些则是许慎的疏漏。比如卷三的“彝”、“革”、“鬲”相次，就不是以形相联，段氏在“鬲”下说：“形无所蒙，以物可彝而次之”。又如“卜”、“用”、“爻”三部相联，段注为“卦爻之事与卜相近，故次于此”。又如卷二“哭”、“走”相次，段氏则认为“有形不相蒙者，此是也。”。“甘”接于“巫”后、“喜”接于“于”后，段氏则干脆注曰“不蒙上”。
又如同部各篆的排列，也有一些特殊规律，如一部当中如有东汉皇帝的名字，必须首先列出。和字形部首方向相反的字，必然在每部的最后；字形是由部首重叠起来的字，一定在每部之末。但重叠字作部首的例外。如“珏”字不在“玉”部之末，单列一部。段氏解释说：“因有班
字，故珏专列一部。不则缀于‘玉’部末矣。凡《说文》通例如此。”
又如在阐述《说文》记录文字的次序时，段氏注释说：“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但是，在“上”部，则“独先举古文，后言小篆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
段氏指出的这些变例，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有序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同一系统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上都保持有序的状态。
四、层次性原则。上面已经说过，段玉裁认识到《说文》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组成系统的要素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井井有条的。这里还必须提到，段氏同时认识到，组成《说文》系统的各要素并不是平列的，各要素的作用不是均等的，而是具有层次性，它们在系统里是有次序、分层次排列的。这些要素又组成子系统，子系统也是有次序、分层次的。同时，系统本身又是更大系统的要素和层次。
前面已经说过，《段注》认为，在《说文》中，起作用最大的要素有两个：一是部首，一是六书。
段氏把部首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在注中多次强调。他说：“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部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除上面所引外，又如在《叙》文“同条牵属，共理相贯”下注释说：“同条共理，谓五百四十部相联缀也。”在“据形系联”下解释说：“系者，县也；联者，连也。谓五百四十部次第，大略以形相连次，使人记忆易检寻。……部首以形为次，以六书始于象形也。每部中以义为次，以六书归于转注也。”在“引而申之”一句下，段氏又说：“由一形引之至五百四十形也。”
对于相同的要素，段玉裁也注意它们在系统中所处的层次。比如在“祝”篆下，段氏注曰：“凡‘一曰’，有言义者，有言形者，有言声者。……凡引经传，有证义者，有证形者，有证声者。”在“小”篆下段注曰：“凡言‘某说’者，所谓‘博采通人’也，有说其义者，有说其形者，有说其音者。”可见，同样是引经或博采通人，段氏则认为，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中。
许书全书的编排层次，十分清楚，按其层次，我们可以这样排列：14卷、540部首、9353字、每字形义音的说解及同字异文。对于每一个层次，段氏都有阐发，为避免重复，这里不再俱引。
此外，从《段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系统的动态性原则、目的性原则的阐发，如他把语言就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因限于篇幅，本文亦不再论及。
在段氏所处的时代，虽然没有人从理论上总结和提出“系统论”，但是，我们在研究考察了《段注》分析《说文》的思维方法后，我们会十分惊奇地发现，现代的系统论在段氏的手中竟然运用得那么纯熟，那么自觉。这也正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段玉裁运用系统方法论来分析《说文解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从系统的层次性原则看，《说文》系统的第一个层次，当是全书的编排体例。可以说这是《说文》的宏观系统。《说文》的第二个层次，则是《说文》的说解系统。这是许书的另一个子系统。说解系统又由说义、说形、说音等子系统组成。其中说形子系统的总纲则是六书系统。此外，说解子系统又由若干说解术语组成。全系统的各要素，又是有序的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我们如果从整体出发，弄清了这些要素的层次、关系、顺序，那么，我们就了解了《说文》这个大系统。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说文》这本“形书”与《尔雅》等义书、经传群书等典籍的相关性，我们对《说文》这个系统就会了解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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