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路：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之路论文,性问题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发展之路是走向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是最先促其萌芽和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现代文学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是一种新的人的文学；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意义概念。经过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因此，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年8月8日至8月11日，由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延边大学共同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刘中树、金照正和马自力首先代表三家主办单位致辞，随即与会者围绕着中心议题进行了十分认真和自由的讨论。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各种观点激烈碰撞，表现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和当代学者之间平等、自由交流的学术精神。
一、多元共存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观念的确立
1996年，青年学者杨春时、宋剑华发表了一系列文意，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命题，从而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界关于百年中国文学近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广泛讨论。此次会议上，宋剑华（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首先发言，他仍然坚持原初的观点，认为现在必须理清现代性、现代意识、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应将中国文学放在文学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来确立其属性。从时间段上，虽然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存在共时性，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入现代。他指出，现代性是现代性质而非现代因素，20世纪这一百年中有许多现代因素存在于生活与文学之中，但这些因素没有形成主流或主潮，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来看现代文学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疑问。他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化的，但并不表示其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性。他从近代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学内涵入手，对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作出了界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太关注社会的外在形态，它的社会内涵明显大于它的审美价值，所以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转型期过渡文学，其表现形式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相通之处，而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相通。最终，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也只进入到灵魂的外部而没有走入灵魂的深处。
宋剑华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探讨。与会的专家和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界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性。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宋剑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普通主义的“现代”观。他认为现代化是现代之过程、现代之所行；现代意识是人类对于现代的主观认知、自我认识；而现代性则是人类关于时间的一种意识，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本质。现代性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很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关于时间的一种意识，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进入历史的塑造。他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把现代性区分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美学的现代性。认为前者表现了人们对于进步和理性的信仰；后者却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世俗化趋向，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批评和质疑。这不仅在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中，而且在早于它的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皆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他不同意宋剑华的以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标志的说法。他认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美学的现代性相伴相生，展现为矛盾的自我质疑的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产生的条件到内容和表现形式皆与西方不同。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既隐含着资本的意志，也受惠于现代进程中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不同民族生活的交会融合。只有在基本价值趋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才能真正分享相互的差异和获得其主体的利益和尊严。
面对这一问题，龙泉明（武汉大学中文系）则进一步把中国20世纪文学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他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主导性质是现代性的，它的整个现代化行程虽然艰难曲折但在总体上却是逐步深入的，其性质与特征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且越到后来越鲜明。他认为，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追寻文学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文学的现代性就是文学为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所应具有的性质与特征。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文学现代化过程的认定。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应当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实质上是近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第二，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龙泉明不赞成把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画等号，因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收与运用上。然而，若将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优秀作品排除出去，中国20世纪文学的成就也将黯然失色。
王学谦（吉林大学文学院）也从文学社会学视角入手，指出社会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最终参照系，文学现代性的深入探讨有赖于社会现代性的准确认识，但应立足于文学本位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不是互补式的而是对立式的。要解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首先要对现代历史中这两条道路进行价值判断。这两种现代化模式均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现代文学中的争论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两种文学现代化模式的论证。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一直处于一种不流畅的、矛盾的循环阐释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说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现代性。他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在反应社会现代性时应立足于文学本位。从终极意义上理解，文学就是人学。而文学应立足于价值理性，越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就越具有价值理性的强度。若用人学的观点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只体现在以人的个性自由、人道主义为中心叙述的文学当中，而深刻的启蒙主义是一种人的价值的重构。它试图以人的价值的重构来完成历史的重构。
袁国兴（吉林大学文学院）则冷静地指出，我国的现今文学界是否应消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热，这个热本身恰恰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现代性的表征。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现代性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值得考虑，而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令人深思，若此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恰恰是不具备现代性的。从古代开始，文学承担的义务就是文学是时代趣味中心的体现。而我们说的时代性问题包括时代意识、现代化、现代性，在我们讨论的层面上不外乎是人的主观判断。现在讨论从西方拿来的“现代性”问题意义似乎不大，而需要讨论的应是方向问题而非道路的曲直问题。他最后指出，文学应回到文学本身做踏踏实实的工作。文学研究亦如此，我们的文学史要讨论他本身有什么规律、意识，怎样写。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文学界自然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历史的进步不在于讨论问题的孰是孰非，而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范畴和一个新的概念。
面对众说纷纪的“现代性”解说与争论，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则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复杂性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属性等问题作了自己的阐述，提出了两个空间形式与两个时间形式的转换和中国特有的现代性“涡流”的观念。他首先肯定了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观点。现代性脱离不开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上的认识，而时间又总是与空间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时间观念的变化是建立在空间变化之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至大无上的空间形式受到西方世界挑战的时候，存在于固有观念中的同一的空间观念随即消失了。遇到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形式，发生了一种碰撞，从而造成了世界的破裂感、分裂感。在一个空间结构当中作为价值判断的东西可能不同，它呈现的价值、色彩、意义、状态也是不同的。不同的空间结构中有着不同的时间观念，我们总是感到中国近现代文化都带有压迫性反思的特征。现在往往被视为现代，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发展的生长着的东西叫现代性，形成的意识称为现代意识。这是存在于观念中的，没有确定性，这是由于我们两个空间中存有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西方的现代性与我们的现代性之间有共识性特征，但更大量存在着非共识性差异。因此关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是由于两个空间、不同的时间观念相同又，相异造成的。王富仁进一步指出，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现代性“涡流”，它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呈现“涡流”旋转状态。旋转当中造成互相压迫，不仅有来自传统的压迫还有另一种现代化追求的压迫。几方面共同作用形成了现代化“涡流”以及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反思，即理想性反思和压迫性反思。而现代性研究在90年代之所以陷入理论上的混战，就是由于整个时间观念、空间观念交错，以及民族内部不同感受与选择的结果。最后，他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范畴，不可能有一个终点和一个非常完善的客观化标准。而对于中国，现代化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实现的过程。不要力图找到一个现代性的同一标准，一旦找到这样一个同一标准，我们的思想也就变得空寂和荒芜了。我们要意识到个体的价值，把自我对世界的感受、思想、切实的追求转化成社会性。只有这样，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现代性。
二、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内在层面的界定与完善
经过激烈地争论，与会的专家学者站在认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立场上，基本肯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属性与特质，并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研讨中确立了多元共存的不同解说态势。从而把现代性问题的研讨推入到更深入、具体的层面。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内在层面的界定与完善成为与会者进一步探讨的中心。
孙中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从科学、本体、自我风格三个方面提出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宏观断想。他认为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所谓20世纪文学显然不仅是一个时间的运动过程，而且是一种现代意识，是现代审美主体的物化形态，是丰富的时代观照的多维反射，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推出现代意义的全新的文学。只有人的观念具有时代的科学精神，才能写出好作品，做出正确反映这种客观态势的研究来。这种时代的精神自然要注意人的超前意识，但是科学性应该具有本位价值。可以说科学性是现代化的脊梁。这种科学精神是“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口号，然而却始终未能在运作中深度地体现出来。因此在运作中常常被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所取代，其结果在是与非、正与负、传统与承传之间时时混淆莫辨。在现代化的走向中，大一统、一体化的思维方法是不可取的。科学精神就它的原理层面来说，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为了达到科学目的，它理应涵盖着思辨、证伪、求实等许多内涵。这对文学现代性的建设来说是不能忽视的。20世纪是一个批评话语密集和出新的时代，一个理论反思的时代。我们的现代化理应从时代的迅猛发展中吸取补养，加速现代化的步伐。
对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具体关系，肖鹰（北京大学中文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的渴望与现代性的焦虑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现代化中国人民有一种迷信：一方面是对现代化的渴望与呼唤，另一方面又有现代性的焦虑。现代性是对时间的一利。意识，时间是标准的、肉动的，而时间的标准化、自动化是我们现代意识中最核心、最深层的东酉。在这样一种时间观念中，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基本的担心，那就是担心落后、停滞和不如人。这样一种时间性的现代性焦虑就是现代化发展中每一个生存个体对自我存在、自我意识的一种压迫感。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面临着现代化的迷信和现代性的焦虑这一矛盾，也就是理想的现代性和被迫的现代性的矛盾。理想的现代性是对现代化的地种理想，而被迫的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的时间性焦虑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仅后发达国家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此外，通过90年代对后现代的挪用有一个倾向，那就；是人为地夸大了现代与后现代的直接对立。在 90年代中国对后现代的误解是十分严重的。作为文学来说个基本的立场就是，站在现代化的土壤中，深入体验、把握现代性焦虑，从这种焦虑中思考文化或人类的未来。
陈方竞（吉林大学文学院）则正本溯源，在对吉林大学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状况的介绍中，对文学现代性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大量的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文学现代性的三个文足点：1.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转化。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文化的冲击，促进了新兴都市文化的变革，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慢慢开始；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异常的痛苦心态则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构成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心理基础。2.维新变法的战育改革开启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注重师学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3.报刊出版业的日益壮大和报刊分流的完成，为“五四”新文化的重镇《新青年》等刊物在思想内容、整体构思、栏目设计上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则认为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要寻找能够真正描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语言和理论范畴来诊断中国社会与文学的自身问题。他提出以“民本”的概念来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试图以此为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找到它的文化同一性。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显然是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之后的产物。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完成了中国社会结构重心由君到民、由朝到国、由家到群的转变。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念与社会理想的一致性成为20世纪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既定目标。因此，“民本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与灵魂。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规定与历史宿命，是由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与基本任务所决定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纪中的几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现代化溯求的表现，显现出中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民本思想与人本思想的融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这种融合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中发生了一种蜕变。他认为民本思想的演变与分化并非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沦落与丧失，而是中国社会在持定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中对现代化国家体制建构方向所作的自我调整。
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就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与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性发展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杨匡汉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一个20世纪大中国文学的观念，并提出了“一个框架—种追求”的思路。“一个框架”即世纪性的大中国文学；“一种追求”即全方位的现代性追求。从世纪性大中国文学的视野实行三个“打通”：即晚清和现代、当代文学的打通；祖国大陆文学与祖国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的打通；汉族与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打通。从而灿立空间共享、合而不同、一体多源的现代性观念。他认为现代性不只是时间概念，还是意义概念。是根源于社会底层和灵魂深处的一种精神和内在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优秀的传统又不断开拓新的空间，是与现代的文化思潮、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价值判断相会合的文化问题。真正追求现代性的人应是一个引导社会、对社会进行不断批判和思考的人，是能够寻找精神家园关心意义本身的人。能够借助民族的心灵脉动把握历史叙述话语的人。他最后总结性地招出，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体现在四个层面上：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主体现代性。现代性特质总的来说是一种过渡形态，因此经常发生文化错位，造成紧张的心理冲突，造成悖论式的情景不断产生，相似的问题不断地轮回和重复。现代性就处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中，现在人们仍在矛盾重重中对其进行思考。
王光明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产生时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怎样的修改和补充的问题值得研究。以诗歌为例，诗歌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在语言上以白话人诗，形式上追求诗体解放，内容上表述了新的思想情感，从中可以分离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发展中经过了多次的修正与补充。到了90年代又有许多诗歌现代性观点被提出，但与世纪初提出的问题进行比较时，其中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他认为，中国现代新诗并没有真正成熟，意识形态思维多而审美形态不够完善。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则重点谈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自由主义作家及其作品的现代性追求。他认为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文学的现代性必须表现出对个体、自由的追求。而中国文化一向忽视个体的追求，没有个体的独立性。他重点以林语堂为例，具体探讨了他在宗教情结、人生哲学、城乡文化选择以及女权主义立场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贡献。作者认为不管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还是审美理想，林语堂都坚持自由立场，虽不以对抗方式表现，而“退”有时也是一种力量，这也是一种现代性显现。最后他指出，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不一定以西方为参照，也不一定追求一种对或错、褒或贬，应从中性角度来理解。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共同背景下，寻找一种合理的现代性概念。
此外，李怀亮（河北学刊杂志社）从十七年文学的反思，孙先科（河南大学中文系）就新现实小说的现代性问题，李晓虹（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对郭沫若研究中的片面性倾向，邹志远（延边大学中文系）就当下现代性概念的差异性，李新宇（吉林大学文学院）就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关系等具体、实际的文学史问题，探讨了“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曲折和反复，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深层体悟和独立观点的重视。
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
此次研讨会争论最激烈、思想碰撞最尖锐的议题集中在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质疑与反思上。与会者的观点有的是相融互补的，有的则是针锋相对的。而正是这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才能使学者们的独立意识、独到见解得以相互交流，使大家开阔了思想视野，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化的转换为立足点，对9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作了概括性描述，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他的梳理主要侧重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资源。第一，国民性批判。民族新生之大道，还是“他者化”之歧途。这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主要是来自中国版的“后学”（包括后殖民与后现代），之所以说它是“中国版”的，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违背了后学的西方“原版”的理论旨趣与批判取向。中国版的“后学”持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族性——身份观念与华夏中心主义情结，试图寻回一种本真而绝对的中国身份“中华性”，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但如果我们把“本真性”的标准绝对化，那就必然会引发严重的价值危机与民族对抗。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之间无法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第二，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这种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资源来向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90年代中国部分学人在世界体系理论启发下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其认识视野已经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之间。因此，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首先要基于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本身的反思。
功利生义倾向是20世纪中国文化在特定的环境中无法逃避的责任和文学的主流倾向，经过了100年，当我们回首来时路，面对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企盼，彼时的追求似乎将日见沉重。刘克敌（山东矿业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和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晚清到“五四”文学功用观两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探讨了20世纪中国文学深受功利主义影响的弊端。刘克敌认为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实践基本上一直贯穿全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它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在对陈寅格、杜亚泉、钱智修等学者关于中国文学中追求功利性弱点的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他对这种急功近利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作家的人格理想和创作心态等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最后他指出对功利主义趋之若骛的灾难性后果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致使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着不可原谅的不足和缺憾。而学术界某些人对此故意保持沉默，只能视为其学术良心的失落。黄开发探讨了从梁启超的晚清观念变革到茅盾的现代主流文学观念基本结构的形成这一文学功用现的脉络流程。在此基础上他总结道，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给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成就与辉煌，也带来了毋庸讳言的缺憾。中国现代功利派文艺在精神内涵上缺少哲理境界，缺少形而上的追寻。理性（工具理性）在主流文学观念中占据着霸主的地位，压抑感性，于是窒息了想象、本能和潜意识的表现空间。一味强调文学的认识和社会功能，必然会造成文学和一个民族生存现实的脱节，阻碍文学自身的发展，并且与文学的现代性追求背道而驰。
对于“重估现代性”问题，李怡（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结合近十年来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思潮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90年代的“重估现代性”讨论是对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化追求和文学思想的冲击和挑战。即使面对“五四”启蒙立场，许多学者的观点也并不相同，于是进行了对“五四”立场本身的整体审视和清理。“重估现代性”将包括“现代”与“科学”等这些曾经构成我们思想基础的却又经常模糊不清的基本语汇第一次置于审判的前台加以怀疑。“现代性重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以及复杂的文学现象找到了一种相当独特的解释。他指出，今天所谓的“现代性话语”实质上也是相当复杂的一种存在。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现代性话语也只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一种解释，它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更多的复杂内涵，甚至也不能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许多微妙的精神追求和心理事实。
文学的价值观一直存在着精英与平民两种不同的意识，其本质也是关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的。黄浩（吉林大学文学院）从90年代的文学发展和义学批评现状入手，对于文学发展中的反大众倾向作了深入的批评。他认为，中国批评家一贯持有的启蒙意识中包含有过于强烈的精英意识，并且将其作为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传统，而90年代文学批评观念和话语的复杂化本身就是对大众参与的拒绝。他主张建立一种简单批评，并且把思想和形式的平民化作为这一批评的本质构成。他认为现代化决不排斥平民化，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就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则结合文学史研究本身进行了独到的现代性反思。他认为反思现代性更需要一种独立的声音。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史正逐渐沦为一部编年史统摄这部编年史的内在理念是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文学史家们也总想为文学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每一个研究者的视野都追求总体性和整合力，追求规律和本质。但复杂化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史原初景观就被轻易地抽象掉了，整合掉了。因此，反思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对于重新回到经验历史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文学性”天生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一旦重新面对原初的文学史语境，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化途径将被打破，而其中最难整合的就是审美的领域。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域和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系，还原中国现代文学中审美现代型的固有复杂景观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
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现代化思潮的评价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实意义和价值理解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构成热烈的对话。逄增玉（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对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与文学叙事进行了客观的评析。首先，他梳理了晚清以来社会历史进程巾人们对“现代化”、“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肯定了他们思想中很有价值加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的理性光芒，并认为在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真正现代性的东西，不能笼统地认为反现代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发展没有积极意义。而且，近现代中国出现的各种反现代化思潮作为一种原创性的意识，程度不同地进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思潮和文本，影响和预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现代主题和叙事。最后，他认为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联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预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结构框架，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容。
而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则从20世纪中国文学巾的几种反现代意识的思想局限，以及这种局限给中国并不成熟的现代化环境所带来的逆向回归的后果中，重新审视了中国社会与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艰辛与隐忧。他认为，3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个性意识的淡化和人类意识的匮乏是最突出的一种反现代意识，它使人们对现代化的渴望转化为一种非现代化乃至反现代化的实践。而乡村文化尺度的确立和对知识者贬损是以自然形态和自然价值来对现代意识进行疏离和改写，它淡化了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主题，是以回归原初境界的路向把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道德救赎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文化尺度在近年来回归自然的思潮中似乎获得了合乎当代性的理解。但是，它却是现代化充分发展、烂熟之后的文化形态，有着具体的生成环境和基础。在中国社会和文学没有充分现代化的情况下，把回归自然作为中国发展的境界则必然成为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张福贵认为，40年代以来发生的文学论争和思想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乡村文明和都市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加以政治化的结果。文学主题中的反现代性意识一直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占有主潮地位。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研讨会留给各位学者及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思考也许是日久弥深的。整个会议期间与会的专家学者始终在热烈的对话中展示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平等的交流。在众多问题上体现出学者们的执着而尖锐的怀疑精神和反思意识，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学术精神。此次会议基本明确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属性，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颇有建树的探讨，出现了多元争鸣的态势，它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对每个问题都达成统一的认识，而在于在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空间中，发出了众多的、富有个性的声音。正如马自力在会议结束时所总结的那样，这次大会最大的启示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思考通过交流乃至争论的形式充分呈现出来，其所显示出来的少有的认真、平等气氛和学理性追求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意识。中国文学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一样，是一个长久而有意义的话题，而现代性是一个动态而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它应该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完整理解，每一种理解都是对这一世纪性问题的丰富和深化，而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正需要以这样多元的文化结构反思历史并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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