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经学成就及其理论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成就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船山一生的学术活动中，经学上的成就最大。他几百万字的解经之作，或考证名物训诂，或探讨分析经义，都能别具只眼，独抱襟怀，发前人之未发，启后人之所向。自汉以后，说经之家，卓有成就，见于载籍者，代不乏人，而求如船山涉及之广，开掘之深，创获之多者，实难多得。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宏扬光大，船山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船山经学著作写成于清代顺康年间。乾嘉之后，陆续出而面世。清代学人对船山经学的认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本来两千多年的经学有汉学宋学之争，门户对立，难于和协。汉学内部又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别，互相水火，诋毁不遗余力。宋学内部，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严重对立。意在协调的鹅湖之会，竟弄得彼此面红耳赤。船山经学，究竟传承何种学派，他的显著成就究竟在哪一方面，大家聚讼莫定。大体说来，理学家认定他的理学，古文经学家认定他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家认定他的今文经学。如此对立的学派，在船山一个人身上竟合而为一。此中具见船山经学特色。
唐在《国朝学案小识》中说：“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尊程朱，于此可见矣。”他认定船山是一个程朱学派的理学家。船山《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他父亲“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志游焉，以题书室，学者称武夷先生。”“当万历中，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他父亲完全是个反王学的程朱学派，船山当然会受到家学影响。但后来他自己走的路子，却并没有局限于这种家学。他自题墓石云：“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载，康熙八年已酉，船山为其徒唐端笏“剖示学术源流”，使唐“知有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自题墓石，是船山对自己一生学术行事的最后认定。他只肯定张横渠之学为正学，为自己一生企求的目标，并没有涉及到程朱。说他“由关而洛而闽”，淡化了他对张载之学的传承关系。“归宿正轨”，说他最后还是传承了程朱之学，这完全有悖于船山的自我认定。“力诋殊途”，当指船山对陆王的批判。于此亦需有分说。船山经学，极富批判精神。于宋明理学，可谓深入其壘，洞见其辎瑕。笔锋所指，诸大家几无一幸免。关学虽奉为正宗，然横渠不足之处，亦常婉言补益匡救之。于程朱，多所称扬，而批评之处，更屡见不鲜。告门徒“知有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于朱陆异同，是非判别之际，自然有轻重不同。但指斥重点，实在王学末流，即所谓后来心学之误。但船山经学，不但善于批判，亦善于吸收。于陆王之学，不是一无所取。即于释道，虽排斥不遗余力，但否定其世界观，亦吸收其方法论。
晚近学者多认为，船山继承张载的气本论，批判程朱的客观唯心论和陆王的主观唯心论，消化大量的先行资料，集百家之长以为己用，而成为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集大成者。这认定可谓比较公允。
船山在《诗经稗疏·黄流在中》条中说：“义理可以日新，而训诂必依古说。”这两句话是船山经学的集中体现。汉代古文经学重视名物训诂的考证，为后世经学所推重。儒家经典来自先秦，是当时人们生活思想的反映。如果不从当时的语言文字和名物风习中去求得确切的内含，则经典的文本意义便无法确定，一切解释都是无据的空说。船山虽承宋学之后，解经重在探寻其义理，但亦极为重视汉以来的古文经学。所以他的解经之作面世之后，即被当时汉学大师所推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的《诗经稗疏》作肯定说：“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在列举大量的创获之后，认为“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毛氏传，郑氏笺，是汉代古文经学的权威之作，为后世所极力推重，船山能补足他们的疏漏，确不易得。对《周易稗疏》作肯定说：“大抵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对《春秋稗疏》作肯定说：“在近人说经之中，颇有根柢，不同游谈。”清代承明代王学空疏之后，大扬汉学高潮。考据之风，淹盖一时。说经之家，颇多博雅之士。《四库全书》开馆于汉学鼎盛时期。纪昀为当时老师硕儒，独于船山《稗疏》诸书推重如此，实可见其汉学功力。此正其“训诂必依古说”的主张得到充分证实。
但船山经学的精髓则在他所认定的“义理可以日新”。这是他“趋时更新”的进步思想在经学中的具体体现。
就解经说，辨正名物训诂是入手处，探求其中的义理则是目的。在辨正名物训诂上下功夫，目的在于使我们探得的义理是确实可靠的，而不致成为无根的臆说。船山自书堂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欲为六经开出生面，目的在于使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得到真正的开掘，获得新生命，以益于人生世道。他认为训诂必依古说，但不盲从旧说。《诗经稗疏·有条有梅》条，船山经过反复论证，最后肯定说：“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领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歆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凡此类求通于诗意，推详于物理，所谓以意逆志而得之，虽尽废旧说而非僻也。”同书《斯螽莎鸡蟋蟀》条，船山反复引证，指出此三虫各自为类，而《集传》谓三虫实为一物，不过随时变化而异其名也，乃是“不审于物理”。而诗人写蟋蟀因气候逐渐变冷，故由野而户而至入室避于床下，是诗人“体物之精”。又同书《螟蛉有子，果嬴负之》条，船山经过反复征引，结合自己亲身观察，力驳先儒传记之误，并慨然说：“物理不审，而穿凿立说，释诗者之过，非诗之过也。”王敔《姜斋公行述》云：“盖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谈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说经之家，笃守师承，谨遵传记，思想上束缚太多，眼界自然狭窄。又书卷之外，不亲庶物，生活更为贫乏，少耳闻目见之新知，以资挹注。陈陈相因，自难有所创获。船山强调“推详于物理”，指出他人“不审于物理”之误，盛赞他人“体物之精”。他不但能读“万卷书”，更能“行万里路”，所以于书卷之外，不断汲取直接而新鲜的知识。说经之际，常常证以亲见亲闻，自然有所突破。这一点，他又大大越出古文经学传统。
前已说及，清代的理学家认定船山的经学成就，说他传承了宋代的程朱之学。汉学界的老师宿儒认定船山的经学成就，说他的几种裨疏能补汉代古文经学名家著作之遗，皆词有根据，不同臆断游谈，于当时说经诸家中，最有根底。下文将说及，清代的今文学大家认定船山的经学成就，并引他为同道。在这一方面，本文拟作较多的分说。
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于东汉末年渐告平息。清代前期，今文学家又突然兴起。庄存与、刘逢禄出，一反当时名物训诂的考据之风，远承汉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魏源曾师事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与之同时的龚自珍，亦起而与之唱和，今文经学影响渐大。魏源的力作《诗古微》，在当时的今文经学中极有影响，刘逢禄亲为作序，认为“自汉以来治《诗》者，未有如默深者”。《诗古微》将船山所作《诗广传》自《采蘩》以下万余言为其下编之三，标目为《诗外传演下》。盖比照三家诗有外传例而为之。他这样大量引用船山文字作为自己著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标明其所自出，显然认为船山诗学是上承三家诗的，和自己是同道。其时船山著作已陆续刊行，魏氏如果不多读船山之书，对船山经学思想有所认识，决不致贸然如此。笔者认为，他引船山为同道是很有见地的。笔者于《论〈诗广传〉说〈诗〉》中曾经指出，《诗广传》说《诗》，于三家诗说有类似之处。这类似之处，实同源于孔门说《诗》。孔门说《诗》，多就一篇诗的余义进行开掘。《论语》载子贡因贫富而悟切磋，子夏因素绘而悟礼后，便是典型例证。后此的孟、荀亦扬此风，其著述引《诗》，多取其余义，而于全诗的主题本义，则很少顾及。流风所被，历久不衰。汉代今文经学的三家诗，船山的《诗广传》，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的。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诗广传》、《点校说明》指出：“《诗广传》是王船山读《诗经》时写下来的一些杂感性的文字。他从个人的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和文学的观点出发，对《诗经》各篇加以引申发挥，所以叫做‘广传’。船山之所以如此，实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明代晚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王学末流，空疏狂荡，无益于济危扶倾。当时的志士仁人，痛感宋明以来理学的流弊，欲起而矫正之。顾炎武、黄梨洲、王船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通经致用，学术应肩负国家兴亡之责，更不能置四海困穷而不顾。船山是个积极用世的思想家。明王朝的倾覆，他力救而不得，怀着一片孤忠，回到家园，潜心从事著述。国家之治乱隆替，民族之兴衰存亡，斯民之喜怒哀乐，人心之离合向背，莫不茕然在抱，郁积于怀，读《诗》之际，有所触发，便自然形诸笔端。《点校说明》说它是“一些杂感性的文字”，的确如此。《诗古微》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其时清代已入衰疲之境。内忧外患之深，大体与明代末年相同。而古文经学之沉溺于考据，无补于时，亦与王学末流之无益于匡济相当。则魏源之心事学术，亦有似于船山，亦属情理之常。
同《诗广传》性质相类似的解经之作还有《尚书引义》。此书《金陵本刘毓崧跋》云：“此书就《尚书》每篇之义引而申之，其体裁近于《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虽不尽与经义比附，而多与明事有关。”《韩诗外传》与《春秋繁露》是汉代今文学家之作。刘氏说船山《尚书引义》与此两书体裁相近，完全正确。说它“多与明事有关”，正是今文学家通经致用主张的体现。说它就《尚书》“每篇之义引而申之”，还不甚准确。这一点《中华本王孝鱼点校说明》说得好些。它说《尚书引义》是王船山发挥他的哲学、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王船山引申《古文尚书》之义，“借题发挥”他自己的意见。所谓“借题”，只是借篇中某一点作为引子，议论开去，以阐发自己的观点，而与其篇之主题本义，可以无多关涉。例如他借《召诰无逸》中“所其无逸”一句的有关注释，利用佛家“能”、“所”的概念，仔细分析主观（能）与客观（所）的辩证关系，以批判宋代理学与佛学的唯心主义。又如他借用《尚书·太甲》中“习与性成”一句为引子，大谈人性的形成与改变，提出“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等重要命题。又如借《禹贡》为引子，反复分析义利关系，进而论及历代治水方法的得失，又进而论及历代防边弭患的策略，是非得失，剖析分明。全书共四十九篇，每篇各有其中心论点，彼此之间，并无有机联系。
船山的《周易外传》，性质与《诗广传》、《尚书弓义》大致相同，极具今文今学的特色。他自己在《周易内传发例》中谈到此书的写作情况：“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险阻而自靖；乃深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志无可酬，业无可广，唯《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隆武丙戌为清顺治三年。其时南明王朝正在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斗争。两年以后，船山避戎于莲花峰，还组织过一次武装的反清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还讲求《易》理。乙未，是清顺治十二年，他斗争失败后，躲在晋宁山寺里，即着手写他的第一部说《易》的著作《周易外传》。可见他的读《易》说《易》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为了政治斗争。“志无可酬，业无可广”，明代之亡，已经定局，他已经无法从事救亡图存的斗争。但他意识到一场不流血的斗争正在开始。“唯《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正表明这一点。他在《发例》最后说：“《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质言之，《周易外传》全在于应用。《王孝鱼写于〈周易大象解〉后的编者识》说：“《内传》所讲，大半是一些普通原则，而《外传》所讲，则偏重于特殊应用。”通经全在致用。致什么用呢？《外传·杂卦传》结尾时点出清楚明白：“以生以死，以荣以贱，以今以古，以治以乱，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农、虞、夏世忽徂，而留于孤竹之心；《周礼》、《周官》道已坠，而存于东鲁之席。亦奚至惊心于险阻，以贼道于贞常也哉！……是故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故人极立而道术正。《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岂有妄哉！岂有妄哉！”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反过头来，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又哺育着生活在这里的民族。船山认识到，一切发展变化，总有一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总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朝代尽管更迭，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仍留在志士仁人的心里，这就是他所指的“孤竹之心”。上面的典章体制尽管改变了，但它的精神在民间仍有赖以传播的阵地，这就是他所指的“东鲁之席”。所以民族的军事政治斗争虽然一时失败了，但只要民族传统文化能长期保存下来，最后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船山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授徒讲经，就是要利用这“东鲁之席”，传播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去滋润那“孤竹之心”，以争取他日的胜利。他说“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就暗示了这一点。
上面就《诗广传》等三书的今文经学的特色作了简略的解说。其实，船山的今文经学特色在其他解经之作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于此不作解说。
儒家思想是人生世道之学，它涉及到一个人如何认识自己和不断完善自己，一个人如何处理自己和所处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早期儒学大师那里，这些问题表述得极为平凡简易。他们大多就事论事，很少离开事实而空谈大道理。但这些平凡简易的语言中，却凝炼着他们从亲身实践和直接观察中得来的关于人生世道的认识与领悟。这些认识与领悟特别经得起开掘。不同时期的人怀着不同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去开掘，所得到的便不会一样。儒家思想最富于融合性，与其他思想体系相接触，善于吸收其有益成分。即使是与之针锋相对的思想体系，也善于吸收其中某些积极因素，以融入自己的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内部亦常常发生裂变，形成不同流派。流派之间的斗争，常常导致儒家思想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凭着这些特点，儒家思想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学者们已不再就事论事，而将儒学向逻辑化、哲学化推进一大步。后此的王船山接过宋人所反复争论的诸范畴，分析改造以构建自己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体系，是总结前人，也是开启来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王船山“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船山建设方面近于‘哲学的’。西洋哲学，前此唯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方向发展”。他认为船山哲学的走向是近代的。
关于清代的今文经学，梁启超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借此我们可进一步认识船山。他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又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喜以经术作政论”，说的是他老师康有为。梁氏看出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是受到龚、魏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推重了龚、魏他们那些今文学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如果从魏源上溯一小段时间，便找到清代今文学真正的源头便是王船山。当代学人对王船山是不是启蒙思想家，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认真探索一下？如果认定船山几部重要的经学著作极具今文经学的特色，而魏源又引他为同道，则他在清代今文经学中的源头地位可以肯定。涓涓之水，终成江河。则认定船山的启蒙地位，也就不必怀疑了。
收稿日期 1997—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