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境与产业技术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战略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增长速度下滑，市场需求疲软，失业率上升，虽然采取了强有力的金融和财政措施，效果均不明显。对此，经济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由于软着陆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恰好与亚洲经济危机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很多人从金融制度和外贸出口等短期因素方面分析，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进入了“次高增长阶段”。最近，有专家指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进入了由我国技术进步特性、经济体制和城乡经济运行机制等因素所共同形成的低水平下的低就业经济均衡陷阱之中。”主张从更深层次的中、长期因素分析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其中，关于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战略选择与目前经济困境之间关系的分析尤其发人深省。
1 追赶型国家经济均衡的制约条件
对于一般开放型赶超国家来说，在赶超过程中，经济增长实际上一直是在非均衡状态下实现的。也可以说非均衡是赶超国家在赶超过程中的经济常态。
首先，赶超国家，包括60～80年代的日本和70～9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与韩国，经济均衡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高度技术和知识依赖基础之上的。由于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较大的技术和知识差距，在追赶的初期，引进国外技术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因此，国内生产系统处于不断的快速“创造性破坏”和技术大变动过程之中，技术不变的假定根本不存在，技术与经济之间很难达到均衡状态。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这种过程中进行的。
其次，赶超国家，尤其是小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普遍较强，而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又不在赶超国家手中，他们需要的技术和关键产品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转让，他们的产品出口取决于发达国家市场是否接受。因此，国际市场的变化对赶超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十分敏感的影响。这就决定了赶超国家产业和市场的均衡基础是不稳定的，收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均衡难以实现。我国作为地理和人口大国，虽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经济发展受进出口的影响也很大，199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30%。
第三，尽管赶超国家的储蓄率都较高，但由于加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它们普遍面临原始积累不足的问题。因此，外资的利用就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外资的进入具有诸多影响。从正面来看，它可以增加资金引进国的就业，使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自然增长率，促进经济在高出口依赖水平上实现“超级”均衡。但是，外资进入的数量是引入国难以控制的，同时，由于外资进入与新技术、新知识的进入是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技术和知识形成的“生产者剩余”的大部分会以“技术租金”的形式被外国投资者所带走。资金引入国所能够剩下的主要是劳动力报酬。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外资的流动，导致赶超国家外资流动不稳定，从而使收入水平波动，经济难以达到均衡。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证。1994年以来， 我国利用外资额增长较快，1997年达到639亿美元，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8年下降了7.9%，估计1999年上半年会继续有较大幅度下降。 出口和利用外资的下降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赶超国家一般具有劳动力过剩的初始条件，即使实现物质产品市场均衡，也只能是劳动力非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无限型的国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均衡只能在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实现。
上述四方面是赶超型国家经济均衡普遍面临的制约。
2 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误与经济困境
在我国，除了具有上述赶超型国家实现经济均衡的一般制约因素之外，产业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误是导致目前陷入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从技术发展战略角度分析，早期兴起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主要采取自主创新战略，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效率型与结构型失业与创新的就业领域相互平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留有充分的时间调整就业失衡问题；在引进技术战略中也有在以引进技术为主，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自主形成生产能力（如日本、韩国）和直接引进先进生产能力（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两种不同的产业技术战略，其长期经济后果截然不同。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与经济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导致就业不充分，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外延性扩张，从而使长期累积的经济结构矛盾突然爆发，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就业与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均衡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之间又有紧密联系。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我国来说，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参与国际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加速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而引进先进生产能力又是技术创新最简单的捷径。在当代大工业生产领域内，低价格劳动力优势在竞争中的作用在下降，技术创新的一般方向是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经济质量。显然，短期内大量直接引进国外生产能力与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由技术创新的“外生性”和跳跃性所至，即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生产能力相对于国内的技术在规模经济水平上具有跳跃性质，使得我国在享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在如下两方面承受经济增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从而导致失业压力上升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后果。
第一，引进生产能力使制造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水平实现跳跃，带来制造业边际就业弹性的大幅度下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仍然是工业。由于当代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使得工业生产以大规模高速度为基本特征，资金密集度大、劳动密集度小，不但工业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低，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由于直接引进先进生产能力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尽管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但就业总量增长仍然很快，随着市场逐步饱和，就业弹性下降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事实上，不同的产业技术发展战略选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整技术创新的“外生性”和“跳跃性”所引起的负面经济效应。其中主要是“自主创新”与“外生性创新”的关系和“引进技术”与直接“引进生产能力”的关系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产业技术发展战略引导方面，自主创新一直处于从属地位。1990～1997年，我国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的费用远远高于企业的R&D支出，1995年和1996年达到7∶1以上。 在以引进为主导的产业技术发展战略指导下，直接“引进先进生产能力”以实现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轻视引进技术，忽视对引进设备所含技术的消化吸收。据统计1996年和1997年全国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的进口金额，分别为124.4亿美元和136.8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技术进口合同金额的81.5%和85.9%。而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4类进口合同之和仅为26.1亿美元和21.8亿美元， 分别占当年进口合同金额的17.1%和13.7%。我国在80年代开始大量直接引进国外生产能力后，满足国内市场增长的需求产量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到1997年国内市场达到了产品市场供求均衡以后，就业压力逐步变得明显起来。低就业水平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或产出增长）同步而受到制约，进而使有效需求的增长滞后，造成市场在人均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供过于求，国民经济被迫于低水平下出现均衡。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宝钢与辽宁鞍钢，一个是引进的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体系，一个是我国50年代以后自己发展起来的技术体系，两者的生产能力相差无几，但需要的职工人数却相差近20倍。即两者相比建设宝钢的边际就业弹性只有0.05左右，如果我国的钢铁工业都采取宝钢的技术进步方式，采用直接引进先进生产能力方式进行替代，那么将有200～300万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工人下岗。再如，乙烯的生产技术，最具规模经济效益的技术体系经过了年产5万吨、10万吨、30 万吨和60万吨的逐级变化。赶超型国家当前不可能也不应该按照原始的技术路线发展乙烯工业，应从年产5万吨技术跳跃至年产30～60 万吨级的技术，而这样做的后果是边际就业弹性不会超过0.1。 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个产业都要提高技术水平，而解决技术进步与失业矛盾的关键就在于产业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式和战略选择。强化自主创新，加强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从短期效益上可能不如直接引进先进生产能力来得快，但是“外生性”创新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负面效应也会相应缓解，特别是当前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和领域，及时调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恰逢相时。
第二，“外生技术创新”使得就业链条的上端留给了国外。发达国家同样因为工业应用新技术而使工业内部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但是，在工业生产扩张边际就业弹性因技术进步下降的同时，与技术进步有关的上游产业，如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面向生产的服务与咨询等一系列产业和技术进步所需的先进设备制造业得到快速扩张，技术进步没有使全社会总就业弹性下降。而我国以引进技术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模式则不同。我们直接引进的是生产设备、工艺方法和重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能力，而上游的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研究与开发、先进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生产等所需要的高级就业机会，都留在了国外，没有对国内工业生产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形成补偿。其结果是引进越多，损失的高级就业机会就越多；在国内创新能力不足，又要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引进越少，损失的生产效率就越大。在这种两难抉择中，我国采取了短视的技术引进战略，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
3 对策与建议
针对引进技术使制造业边际就业弹性降低的问题，要向日本学习，加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和研究与开发的力度，使之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种子技术。
日本在50～60年代通过大量引进技术，并以10倍于引进投资的力度加速进行研究与开发，经过再创新后实现技术出口，这一模式不仅使国民经济的技术体系获得了快速改造，而且没有在宏观经济水平上导致就业弹性下降。这得益于日本通过引进技术使产品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并不断创新，逐步走向领导世界市场的潮流，极大地刺激了出口增长，使生产规模迅猛增大，并推动了城市化，带动了服务业，尤其是面向生产的服务业的快速跟进，从而使总就业量大幅度上升。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人对日本的模式开始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认为，日本模式仍然是成功的，学习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走出低水平均衡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前我们恰好与日本相反，技术引进（主要是设备和生产能力引进）的投资数十倍于研究与开发投入，这是掉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议在当前储蓄大大高于贷款的环境下，政府应通过增发国债的途径，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争取到“十五”计划末，使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1.5%。鉴于过去我国一直存在科研与经济“两层皮”，科研投入效果不高，成果转化率低的弊端，建议采用新的市场机制，促进和扩大研究与开发规模，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各种咨询产业，增加高级就业机会。
第一，在1999年已经进行大规模科研机构改组改制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融资机制。这种机制应包括：政府投入启动资金，建立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并对其给与适当减免税优惠；对于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政府财政给予贷款贴息；简化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手续，放松“名额”控制，并建立场外资本交易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机制；风险企业再投资免征所得税等等。
第二，目前我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投入每年达数千亿元，而且大部分用于直接引进国外生产能力。限于中国国情和引进外资的战略需要，这种状况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十五”期间国家应调整政府技术引进和技改投资结构，直接引进生产能力的项目原则上应主要由企业向银行贷款或向社会筹资，从根本上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政府投资主要支持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能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工作应以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进行。建议“十五”期间我国技术引进硬、软件比例从目前的8.6∶1.4调整到7∶3，并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达到1∶1。
第三，在应用研究与开发领域，改变过去政府无偿拨款的科研投入方式，政府投入采取有偿制度，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承担者，并采用业主责任制的办法进行经营。对业主的待遇采取给予股份的方式与技术创新成果直接挂钩，必要时，可以将业主的股份提高到30%以上。
第四，大力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和大专院校的融合。国家高技术研究，包括S863计划，不仅要研究储备技术，更要与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紧密结合。国家科学技术三个层次战略部署中，高技术研究的定位不清，我国高技术研究更要强调产业化目标，在生命周期比传统产业短得多的高技术领域以技术储备为目标开展研究意义不大，也很难跟上瞬息万变的高技术发展。另外，在科学技术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技术储备，而是缩小差距，增强竞争能力，不是在纯理论方面缩小差距，而是在应用领域实现赶超。
第五，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企业登记注册制度过于繁琐，进入门槛过高，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加快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发展，应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变注册制为登记制，大大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同时，还应在信息服务与市场开拓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建议政府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和技术信息查询系统，免费或低价为企业提供服务。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有这样的机构。例如加拿大工业技术部下就设有多个这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咨询和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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