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理论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预算论文,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是科尔奈1980年在分析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首先提 出的概念，它是指当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国有企业的经 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国家或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 保证其生存下去。以后的经济学文献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已被运用 到一些试图解释转轨时期或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的尝试之中(Maskin 1999)。
科尔奈后来在讨论有关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Korn ai,1998a)。其中外生性(exogenous)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国 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而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性(endogenous) 现象起因于Dewatripont和Maskin讨论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t problem)， 其它学者用它进一步解释了短缺经济的形成，政府官员的监督、多个投资者以及“联邦制” 与软约束的关系等问题。
一、外生性解释
经济理论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某一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期中不随模型内 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约翰伊韦尔，等，1987）。科尔奈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Goldfeld等人则利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等软 约束问题，Hillman等人则从政府无法承受企业破产后引起的政治代价来分析，Schaffer从 政府对企业作出承诺的可置信性程度论述了软约束的形成，我国学者林毅夫和谭国富则从政 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的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总之，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政 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
1.科尔奈的父爱主义解释
科尔奈认为，“父爱主义是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1980)。科尔奈用父爱主义来概括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类比。
科尔奈指出，国家与微观组织之间的父爱主义程度是一种体制重要的本质特征。他将父爱 主义程度分为五个等级。①程度0的父爱主义是弗里德曼—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想，企业自 立 无助，自生自灭，国家对之不管不问。它意味着完全的硬预算约束。无论企业财务平衡出现 什么问题，国家一概不管，国家只管依法征税，仅此而已。②程度1的父爱主义，企业是一 个“独立核算”单位，它应当用出售产品的收入来弥补自己的支出，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 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用减税、优惠贷款、财政拨款、承担亏损或允许涨价等办法 帮助企业解脱。国家也帮助不景气的甚至经营亏损的企业，使其得到发展。③程度2、程度3 、程度4的父爱主义则代表了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央按配给方式在企业间进行实物分配的国家 与企业之间关系。此时的企业完全依赖国家。
事实上，即便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也未出现过完全符合父爱主义程度0的情况，国家会以 各种手段干预经济。程度2、3和4的父爱主义目前已基本上不存在了。程度1则是社会主义国 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存在政府的支持，此时企业的行为准则就会建立在期望政府干预 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科尔奈宣称父爱主义，特别是程度1的父爱主义是预算约束软化的 直接原因。国家之所以会拯救即将破产的企业，是因为它不愿承担由于企业倒闭所带来得后 果。而预算软约束必然导致与短缺相联系的若干现象。
2.外生性解释的发展
继科尔奈之后，不少文献采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这一类预算软约束的 现象。
Hillman等人(1987)探讨了政府满足企业要求追加投入的后果。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的出 厂价是变化不定的。低的价格诱使政府对亏损企业予以补贴，否则企业不得不大批解雇工人 ，而失业的政治代价又非常昂贵。
Goldfeld和Quandt(1988，1990)建立一套预算软约束模型，试图解释亏损企业所获补贴的 多少取决于企业花费多少资源进行游说。他们指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增加了企业对资源的需 求 ，并进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现象。
Schaffer(1989)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他认为预算软约束的产生是因为有父爱主义倾向 的政府不能够向企业作出可置信承诺(a creditable commitment)，即当企业破产时，它不 会设法拯救。由于企业无法获得政府是软弱的（即具有父爱主义倾向的）还是严厉的完全信息 ，这使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实施硬预算约束来建立政府是严厉的这一声誉。虽然Schaffer建 立的博弈论模型是沿着外生性分析的思路，但是其思想和方法被其他学者（例如Dewatripont and Maskin）在进行内生性分析时所采用。
Shleifer和Vishny(1994)认为政治家有非经济目标，例如政治家热衷于通过增加就业率和 社会总产量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当政治家直接控制着企业或者可以同企业进行讨价还价 时，企业的营利性就会让位于政治家追逐非经济目标，所以政治家必须对企业承担的任何损 失进行补偿。Boycko(1996)认为政治家会使用财政补贴促使企业雇佣过剩的员工。财政补贴 一般被认为是有父爱主义偏好的政治家常用的手段，这恰恰是给企业提供了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和谭国富(1999)试图从政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和转轨经济中预 算 软约束盛行的原因。他们认为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为建立某种战略性的国有企业而设计的， 而这类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具备自生能力。为了扶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国 有企业，社会主义政府只好扭曲绝大多数资源和产品的价格，使用行政手段按计划分配这些 资源和产品来扶持这一类型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计划协调的问题，政 府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错误的（林毅夫，1996）。结果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需要对企业经营失 败负责，追加信贷和提供其它援助给国有企业，以便完成投资渡过难关，预算软约束就 这样产生了。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许多战略性企业在市场中仍然没有自生能力。为了战略 目的，政府需要对这些企业提供支持。而且，转轨经济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政策 性负担。政府对政策性负担负有责任。企业亏损时，政府同样有责任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 就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二、内生性解释
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预算软约束成因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 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制。Dewatripont-Mask in(1990，1995)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政治性等非经济因素之外，预算软约束的发 生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并把其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对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的投资 项目追加投资，其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由于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 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方的逆向选择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运用于解 释其他与软约束有关系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成果。
1.Dewatripont和Maskin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解释
Dewatripont和Maskin试图探讨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信贷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对效率的影响。 他们认为，当投资者无法事先获得贷款项目的赢利性的全部信息时，分散的信贷市场有助于 提高投资效率。比较银行与企业业主之间的关系，企业业主一开始就知道工程项目可否赢利 的信息，可是银行只能在第一笔投资结束后，才能获得这样的信息。这样，一个差的项目（ 即完工时间很长，事先无法知晓能否赢利的项目）便有可能获得投资，因为银行不能把它从 所有项目中分辨出来。此时，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便产生了。如果一笔相当数额 的先期投入已经沉淀下来了，即便银行发现项目不好，也不能停止该项目。如果银行停止贷 款的威胁会阻止企业事先上马不好的项目，那么银行很愿意做出不再追加投资的事先承诺。 但是，沉淀成本(sunk cost)会破坏事先承诺的可置信性(creditable)：即当银行追加投资 时，银行和业主都会从继续对工程投资中获得好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终止 投资产生的边际成本，此时预算软约束便发生了。为解释信贷分散化对信贷效率的影响，De watripont和Maskin把资本主义抽象为有多个银行的分散式的信贷市场，每个银行的所有权 属于不同的人；而把社会主义抽象为仅有一个银行，即中央银行的集权式信贷市场。在分散 式信贷市场中，差项目要获得再次投资的途径可能不是原先 投资的银行。假定原先投资的银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会监督项目的进展情况，然而，后来投资 的银行并不知道监督所获得的信息。结果，由于原先投资的银行并不能完全获得该项目的全 部收益，其监督投资效益的动机减弱了。监督力度的减弱带来了先期投资效益的下降，从而 影响了追加投资的赢利性，追加投资发生的可能性下降了。银行做出项目不好就停止投资的 承诺就变得可置信了。业主受到银行承诺的制约，就不会上马差项目，投资效率便提高了。 在项目选择上，分散式信贷市场更为严格，投资效率更高；而在集权式信贷市场中，对项目 的选择不太严格，预算约束趋于软化，投资效率低。
Dewatripont和Maskin把初始项目投资归结为“逆向选择”，而把第二阶段投资归结为“道 德风险”(Moral hazard)。在分散式信贷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同银行之间协商一致 的难度很大，因而降低了追加投资的可能性。而在集权式信贷市场中，一方面，如果采用La nge和Lerner所惯用的以社会剩余最大化取代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方法来描述计划经济，追加 投资的条件变得更松弛，预算软约束更易发生；另一方面，由于仅有一个银行（即计划经济 中的中央银行），信贷市场高度垄断。计划经济中的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极强，它可以印制货 币来对企业进行追加投资，从而预算约束更易软化。
2.短缺经济和预算软约束
钱颖一(Qian，1994)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 但 是，钱颖一的分析思路并不是沿着科尔奈的父爱主义解释向下推演的，而是从Dewatripont 和Maskin的分析获得启发。当银行无法对不赢利的项目实施取消追加贷款的行动时，预算 软约束便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种产品既是消费品，又是工业原材料时，面临软约 束的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原材料，从而挤占了民间消费品，短缺现象便产生了。
钱颖一的创新之处是：第一，把消费品的短缺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即国有企业同民间消 费争夺资源，如电力、铁路运输、食品等。第二，把企业的需求同银行所施加的财务约束联 系起来，分析了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可以推论出低价位的短缺现象 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均衡。
通常在企业陷入困境时，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和补贴。如果这类事件频繁发生，亏损企业会 继续生存下去，这将导致企业投资需求难以遏制的增长。当一种商品既是消费品又是工业原 材料时，在面临软约束的企业部门和面临硬约束的家庭部门之间就存在着竞争。这类商品的 销售者又不能区分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因为提高销售价格只能把家庭部门清理出市场，而 不能阻止企业上马亏损的项目。所以相应地维持较低的价位，社会福利会高一些。
尽管在软预算约束下亏损的项目可以获得贷款，由于存在短缺现象，它却不能得到全部的 投资。而亏损项目所需的资金和完工时间往往超过银行的预期。如果该项目不能获得足够的 贷款，那么追加投资也不大起作用。虽然维持较低的价格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短缺却可 能迫使企业在开始时不为差项目申请贷款，从而有助于提高项目的平均投资效率。在特定条 件下，迫使企业不为差项目申请贷款的激励效应胜过低价位的负面影响，提高价格反倒带来 社会福利损失。可见，低价位的短缺现象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均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价格是信息甄别的工具(screening device)。如果把价格控制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会产 生社会福利的损失。则差项目很难获得追加投资，硬约束将把差项目清理出市场。
在对短缺的解释上，钱颖一和科尔奈最大的分歧是价格的作用。科尔奈认为，由于经营不 善的国有企业会得到国家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投资需求基本上是无弹性的，因此，就不存在 一个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价格水平。不论什么价格水平，短缺现象都存在。价格没有起到配 置资源的作用。钱颖一则认为，存在一个市场出清的价格，但是为了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在 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把价格压制到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基于上述分析，钱颖一认 为在价格放开之际，有必要加强财务约束和进行制度改革。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一味地放 开价格将带来福利损失。
3.投资者数量与预算软约束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投资者的个数将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项目一般有多 个投资者参与投资，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质上只有一个投资者。投资者的数量将影响预 算软约束的形成。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能成功地硬化预算约束，阻止企业继续上马不赢利的 项 目？黄海洲和许成钢(Huang & Xu 1998a)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有 助于硬化项目的预算约束。
假定有两个投资者参与项目投资，为了获得有关进行再投资最佳方案的私人信息，投资者i (i=1，2)观察到信号Si，如果追加投资证明是必需的，可以分别根据计划A和计划B来对项目 追加投资。然而，哪一个计划更好将取决于银行所获得的信号：如果S1＞S2，计划A更好； 反 之，计划B更好。假定投资者已经开始投资，投资者1从计划B与计划A得到的总收益之差会随 S1增加，而投资者2从计划A与计划B得到的总收益之差会随S2增加。因此，就不存在一个机 制来诱导每个投资者披露它的指示真实信号，以有效地选择计划A或B。投资者当然可以随机 选择计划A或B，但这样的选择还不如让项目下马更有效。这种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的融资方 式，促使他们不会轻易地对原先投入的项目追加投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的参 与将是其预算约束较为硬化的原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质上仅有一个投资者，所以形 成预算软约束的可能性很大。
黄和许由此预测，项目风险越大，多个投资者共同参与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把韩国 和我国台湾的融资体制进行对比，韩国公司的资金大多来自为数很少的几个银行，而我国台 湾公司的资金则有许多银行共同提供，因而韩国经济更易受预算软约束的因扰，在亚洲金融 危 机中更脆弱。
黄和许(1998b)进一步研究了预算软约束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R&D)的关系。他们注意到，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R&D项目的投资往往采取外部融资方式，即有多个小公司共同投资，特 别是在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电子、生物工程。这种融资方式比由大公司一 手包揽全部项目投资的方式效率高。他们认为，R&D项目的风险越大，越需要建立一个有效 的甄别机制(screening mechanism)，以严格地筛选项目。对差项目的追加投资必须坚决予 以取缔，即便它是事后赢利的。这种有效的甄别机制只有在多个投资者获得了不同的私人信 息，产生利益冲突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当一个投资者包揽全部投资时，由于不存在利益冲 突，这种甄别机制就不起作用。在计划经济中，实质上只有国家投资，因而开展R&D项目的 效率比较低。
4.“联邦制”与预算软约束
钱颖一和Roland(1998)分析了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从80年代开始， 中国经历权力从中央到地方逐步下放的改革进程，地方政府逐渐担负起建设地方经济的责任 ，中国经济体现了某些“联邦制”(federalism)的特征。为此，钱颖一和Roland构造了一个 三层动态博弈模型。中央政府处于顶层，中间是一批地方政府，下面是众多的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中央财政权力下放以前，中央政府从国有企业征收税利，并将此笔收入用于支付 国家公务员工资、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财政权力下放之后， 每个地方在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内行使征税、支付公务员工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国 有企业。政府的效用是所辖地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假定存在一个三重序贯博弈，其中第一重为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预算软约束的序贯博弈： 政府在投入沉淀资本后，决定对亏损企业是否进行补贴；国有企业的战略是争取政府的补贴 。第二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争夺中央政府的政策优惠和流动性资本的竞争。 第三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序贯博弈以决定如何分配政策优惠（如全部铸币税利 益的分配）。假定地方政府的税收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而流动性资本（如外商投资）倾向于 投入到基础设施好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资本，必然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大了基础建设投资（不可否认，有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出现过头局面），必然 减少对所辖区域国有企业的补贴。换言之，由于存在吸引流动性资本的冲击，对国有企业实 施预算软约束的机会成本增大了，如果继续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可能失去 流动性资本的青睬。由此可见，财政分权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将得以硬化。
由于在垂直化以前，国有银行的各分支行的经理由银行和地方政府共同任命，地方政府对 所辖范围内的银行施加压力，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形成“倒逼”机制，地方政府不断地向 中央政府争夺铸币税收益的结果，造成货币分权化倾向，使得中央银行无法独立地执行货币 政策，货币发行量失控，将带来通货膨胀。每一个地方政府都独自享有本地区货币发行的全 部收益，却与其它地区一起承受全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地方政府获得铸币税收入促使地方政 府对国有企业实施软约束。随后，中央政府决定把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不再满足地方政府 扩大信贷规模的需求，迫使地方政府失去铸币税收益，从而不得不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 束。
5.政府官员的监督与预算软约束
白崇恩和王一江(Bai&Wang，1998a，b)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把中央与政府官员的工资内 生 化，研讨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白和王认为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以代理人 监督资本投向的问题导致了预算软约束。
假定中央拥有一批潜在项目，但中央必须依靠代理人（即政府官员）对项目的可赢利性进行 监 视，以决定是否上马。假定项目上马后，需要两个时期才能完工，每个时期分别需要投入资 本C[,1]和C[,2]。政府官员对部分项目的预期总收益实施事前监督，这种监督是不可观察的，且 成本高昂。随后决定上马一部分项目，包括事前审查为赢利的项目和一些未经审查的项目。 第一期投资完成后，政府官员知道了所有上马项目的赢利情况，决定终止某些不赢利的项 目，以节省第二期的投资C[,2]。
政府官员需要中央支付工资津贴以鼓励其努力工作，但官员的努力程度却无法被观察到， 中央只能把可以观察到的因素与官员的工资津贴接起钩来。这些可观察的因素包括：所有项 目的净收益、上马项目的数量、下马项目的数量等。假定项目上马和下马的个数由中央直接 决定。
一般来说，未被审查的项目都在完工时不能赢利。尽管如此，如果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ri sk aversion)，政府官员的最优工资方案将有如下特征：一是官员会让某些未经审查的项目 上马；二是官员会让某些不赢利项目完工。
最优工资方案具有两个特征的原因是，设计最低工资方案的核心是诱使政府官员为事先审 查项目付出足够的努力。假定政府官员有两种努力方式，最大努力程度和较低努力程度。可 以预见，在最优工资方案下，采取哪种努力方式，对政府官员来说是无偏好的（即代理人“ 激励约束”得到遵守）。作者采用反证法证明了最优工资方案的特征。
假定与上述最优工资方案的特征相反，政府官员不会让未经审查的项目上马。当中央决定 稍微增加一些上马项目时，政府官员为了完成上马项目数，会不得不让一些未经事先审查的 项目上马，这一变化会导致项目总收益下降，并进而影响官员的工资收入。无论政府官员是 否付出最大的努力，其预期效用都会下降。由于在较低努力程度下，收入的边际效用较大， 这样在较低努力程度下预期效用的下降幅度就比在最大努力程度下的下降幅度要大。由此， 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条件放松了。我们知道，在最大努力程度下，政府官员边际效用的下降 接近于零，政府官员激励约束条件的放松意味着，原先设计的工资方案并不是最优的。此反 证说明，政府官员会上马一些未经审查的项目。
由此可以推论，出于类似的考虑，如果中央决定在第二期投入时必须略微减少已进行中的 项目数，由于让不赢利的项目继续完工，政府官员预期效用在较低努力程度下的下降幅度比 在最大努力程度下的下降幅度更大，激励约束也松弛下来，因而，政府官员会让一些不赢利 的项目完工。
政府官员在最优工资方案的诱导下决定不让某些不赢利项目停工，是预算软约束的传统形 式。在白-王模型中，软约束的特征比Dewatripont-Maskin的早期模型更显著。
Dewatripont-Maskin认为当上马了事先不赢利的项目时，软约束问题才产生。这些项目之 所以最终能获得再投资而完工，是因为它们是事后赢利的。而白-王的分析框架表明，某些 事后不赢利的项目也最终得以完成，其目的是激励政府官员付出足够的努力进行事前审查。
由上可见，预算软约束理论的外生性解释侧重于从体制的角度分析，而内生性解释则从经 济系统中不同主体个人理性的角度来进行，因而更具说服力。不难看出，预算软约束理论对 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经济中的诸多经济现象大 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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