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光耀的日本观_李光耀论文

论李光耀的日本观_李光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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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世界著名政治家中,李光耀是对日本问题讲得最多的一位。李光耀谈论日本问题,其终极关怀并不是日本而是新加坡,也就是说,他关注日本,其目的是为了给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李光耀的日本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而且对我们深入探讨李光耀思想以及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也非常有意义。

把日本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取得成功的榜样看待,这是李光耀日本观的最主要内容。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时, 称赞日本“是唯一非欧洲民族,却能够自我推动,踏进了工业时代的国家”。〔1〕在1983年新加坡劳动节群众大会上演讲时, 李光耀又说:“日本在过去38年里,从战败的灰烬中崛起而成为工业国当中生产力和效率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一个国家”。〔2〕1993年6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专访时,李光耀也指出,日本是成功的榜样,韩国人和台湾人因为日本获得成功而仔细研究日本,他们也一直在学日本。李光耀坦率地承认,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3〕

那么,日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李光耀提出了他的看法。

第一,李光耀认为深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是日本从废墟中迅速崛起的关键。他说:二次大战后,日本之所以出现速度惊人的恢复,“首先是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日本的迅速崛起“跟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联系”,然而“与人类智慧、人民的勤劳、有纪律和技能,以及具有高度工艺水平、管理能力、市场知识等皆有很大关系”。〔4〕“在战败之后,日本和西德都是疆域缩小,资源减少。 但两国的居民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工业和技术方面都掌握了高度技能,有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人员,这些人都训练有素,容易重新组织起来。新兴国家则与此相反,大量的居民未受过教育,多数是世代务农,对工厂里的纪律不习惯,对需要的技能不熟悉”。所以,日本和西德能迅速崛起,而新国家却发展缓慢。〔5〕

第二,李光耀认为,日本的成功也与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很有关系。1966年10月,在新加坡职工总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李光耀指出,日本之所以能迅速恢复国力,与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很有关系。1970年9月, 李光耀在出席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也指出:“通过美国的贷款和投资,利用特许和专利迅速地引进基本设备和技术知识”是日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6〕1995年5月19日,在东京出席《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亚洲前途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李光耀也说:“比起其他东亚国家,市场开放对日本的得失利害关系更大。日本从开放贸易中得益最大。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原料进口,就是靠出口偿付,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这也是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引擎”。〔7〕

第三,李光耀认为日本的成功还与日本的改革密切相关。李光耀指出,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能够有惊人的进步和转变,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成功地把科学和工艺灌注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同时又能够保留自己的艺术文化。现代日本的成就,可说是融合新旧于一炉”。〔8〕在1980年新加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也说道:“日本在1868 年对西方工艺的挑战所作的反应是明治维新。为了吸收知识,他们决定改革封建的日本,为了要和西方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而打开国家的门户。他们向西方学习、模仿,并且改进了西方的产品”。结果日本便得到了迅速发展。〔9〕1970年2月,日本皇太子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在2 月26日为明仁皇太子举行的国宴上说,日本人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它改造了日本的君主政体。他对明仁皇太子说道:“日本人民能够随着技术的改变而变更其他方面,同时又保留了足够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了迷失方向的问题。”〔10〕

第四,李光耀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与日本的民族精神有关。1968年10月,李光耀应邀访问日本,在向日本首相佐藤致答谢词时说:“日本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由于日本民族固有的品质而取得的,就是这些品质,舍此无他”。〔11〕1988年10月,李光耀在环球策略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日本人具有高度集体表现的优良品质,他们辛勤苦干,有商业头脑,富有高度的竞争能力与务实精神。这是促使日本人成为赶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第一个东亚国家人民的重要因素”。 〔12 〕1970年9月,李光耀在新加坡雇主联合会晚宴上讲话时,也说, 在日本人的公司里,一旦签署协约之后,“无论是工人,或工厂内的劳工代表,或工会领袖,都会以同样凶狠的精神、同样坚韧的毅力和同样强烈的狂热去做他们所必须做的工作。这也是过去十年中造成日本12%至15%的实际经济成长的另一个因素”。〔13〕

第五,李光耀认为日本的崛起还与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有关。李光耀指出,良好的工作态度、集体协作、对公司效忠、和谐的劳资关系以及个人肯为国家牺牲等集体价值观是日本成功的文化推动力〔14〕。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集体价值观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基础而产生的,当然,也有历史因素的影响;日本战败的历史“促成了它们社会内部强大的结合力”。〔15〕而且,也与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有关,“日本的制度是由公司负担雇员的福利,这是较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着重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劳资双方同甘共苦的精神”,它“更能发挥集体协作的精神和促进合作”。〔16〕

第六,李光耀认为善于选择会取胜的工业,也是日本成功的一个原因。李光耀指出:“日本的成功就是他们拥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可以准确的选出会取胜的工业:造船、汽车、相机、手表、电气与电子产品、电脑,他们集中发展的那么多工业,都证明是成功的工业”。〔17〕

新加坡和日本同为岛国,没有资源,有不少相似处,而日本又是成功的榜样,因此,李光耀十分重视日本的经验。无论是在确定发展目标,还是在选择国家经济发展支柱产业,或是企业管理上,新加坡都十分注意向日本学习,可以说,注意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成功国家学习,正是新加坡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光耀推崇日本,重视向日本学习,但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亚国家的野蛮行径他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93年9月, 李光耀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专访时说,日占时期,对他来讲,“那是一个令人心灵受到创伤的经历。在那三年半的岁月里,我对权力的本质和人性的本质的认识,比我在任何一所大学里头所学到的更多。我看到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多么轻易地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向它屈服”。〔18〕他曾多次说到:是日军的凶残狂暴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对殖民统治的仇恨。1994年12月,他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专访时,李光耀又以他个人无法抹去的战争时期的经历,讲述了他在日本占领时期所感受到的惧怕、震惊与恐慌。他说:“我无法忘记日治时期的惧怕、震惊和恐怖的情景,因为突然间新加坡好像回到中世纪,回到黑暗时代。”他还说:“日军的残暴以及对人们行使暴力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日本文化与他所认为的其他文化大不相同,日本人相信暴行。他说道:正是“这种残暴文化,使或许5万、或许10 万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华人男子惨遭屠杀”。“这是很恐怖的经历。事件(屠杀)并非在战争激烈时发生,而是在战后、胜利后发生。因此是冷血策划的行动”。他也因此提醒人们注意“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19〕

日本在二战时侵略邻近各国,这本来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为了真正吸取历史教训,不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日本应该正视历史事实,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可是,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过去的战争历史总是遮遮掩掩,不敢正视和承担责任。1945年8月15 日,裕仁天皇向日本人民宣读终战诏书,但是他从未用过“战败”或“投降”的字眼。他生前几乎每年都要按期遥祭在侵略战争中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亡灵,却从未向惨死在日本军刀和炮火下的亚太地区的2000多万冤魂表示忏悔。日本政府的首脑和政客们也很少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从不承认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常常有意无意地否定这段历史,美化侵略。一些日本政要时常发出有关二战的惊人之言,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能否把那场战争称为侵略战争尚存疑问”;有的甚至公然胡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并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这一系列谬论自然受到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和抨击。对这些胡言乱语,李光耀也作了坚决驳斥,他明确指出:“如果那是一场解放战争,那么当日本军队进入新加坡时,我们应该是获得解放和自由,但那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们被臣服, 被残暴对待和被压制了3年6个月”。他说,“这场战争加速英国、荷兰、 法国这些欧洲帝国的瓦解”,但是“即使没有这场战争它们也会瓦解。非洲没有战争,不过,英国、法国、比利时还是要非殖民化”。〔20〕

李光耀呼吁日本要坦率面对历史,这样,过去的一切才不会给未来蒙上阴影。他说,虽然最近的几名日本首相对日本在战争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作出了道歉,“但全世界都很清楚的是他们并不代表日本的领导层。他们只代表一部分日本领袖,而这些领袖并不是主流的领袖。主流的领袖是在自由民主党内,因此,日本是否已经认错,还是模棱两可的”。只要这种含糊不明的现象存在,其他亚洲人将会继续担忧,日本有一天可能重整军备,再次踏上军国主义道路。他认为,“如果人们有这种置疑的话,对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无益”。〔21〕

李光耀指出,只有当日本的主流派政治领袖“跟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一样采取相同立场,而学校和传媒也承认这些事实,并把它当成历史的一部分来教导”,有关的担忧才会化解及消失。〔22〕

李光耀认为,日本之所以不能坦率地面对历史,是因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在人民中得到公开讨论。他说:“日本不像德国,盟国在那里完成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在中国于1949年成为共产党国家,以及在1950年爆发韩战之前,日本并未完成解除武装的计划。美国的政策也停止解除武装,因为它们要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党国家。因此,它并没有完全脱离过去。战前、战争时期日本的强有力人物延续到战后”。而且,日本的战争罪行也没有得到公开的讨论,“不像德国,这个问题一再引起争论。德国战犯法庭进行了那么多对德国人战争罪行的审讯。因此这个问题在人民当中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就因为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公开的讨论,影响了日本对侵略战争真相的揭露,致使日本年轻的一代对于这场战争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就加深了日本社会反省这场战争的困难。〔23〕

李光耀强调指出,日本若要改变它对过去的军事行动所持的含糊不清的态度,就必须揭露及审查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所有事实,并就这些事实加以公开辩论。他说:“我认为日本人应该公开讨论并持续不断的开诚布公。公开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讨论事实,这事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同时,要教育年轻一代掌握和认识过去,认清过去的事实和教训。〔24〕他说,公开地讨论过去和教导历史,也将有助于使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重新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25〕

李光耀表示,以理性的态度看,他不认为日本会发动另一次侵略中国、韩国、台湾或东南亚的战争,他说,在三十年代,世界被几个帝国瓜分,欧洲人不准日本进入他们的地盘,日本人只好以武力解决问题。现在,即使自由贸易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只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保持有效,日本将没有必要诉诸武力,而且这样做也将得不偿失。因为中国现在拥有核子军力,跟三十年代有天渊之别。韩国工业力量强盛,也有核子潜能。即使对军力较弱的东南亚国家,日本的侵略行为不见得就能轻易得逞。电子传媒报道迅速,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迅速反应,日本的侵略行为将逃不过谴责。因此,他说,人们担心日本重振军力,是感情多于理智。但是,只要日本不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作出坦诚的交待,邻国将会继续怀疑日本的意图。〔26〕

基于对日本历史、现状以及世界局势的透彻了解,李光耀对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较客观的估计。

首先,他认为,日本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9年2月,李光耀应邀访问日本, 在同日本首相竹下登会谈时,李光耀指出:“现在是亚洲合作成为世界一大市场的良机”。“亚洲目前仍处于依赖美欧的境地。如果日本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本帮助其他亚洲国家,亚洲国家现实地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20年后就会达到70年代欧洲的水平”。〔27〕1989年3月, 李光耀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的专访时,又说道:“亚洲地区进步及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但前途大有希望。日本挟其巨额资金及强势日元,当使亚洲在20年内成为大好市场之催化剂”。〔28〕1992年2月, 李光耀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关西财界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说时,也指出:“东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极可能在下世纪初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29〕1994年11月,李光耀在日本《朝日新闻》主办的“创造21世纪”国际论坛上就日本在21世纪扮演的角色所发表的演讲中也强调说,他相信“日本能够,也应该协助所有东亚国家(包括中国)脱离贫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是符合所有东亚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又说,在未来30年内,“日本将是在所有东亚国家里投资最多的投资国,也是东亚国家经济转变的最重要因素”,他还肯定地说:“日本扮演积极角色的潜力确实存在,哪怕只有一半潜力化为现实,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增长都会有很大的好处”。〔30〕1995年5月, 李光耀在东京出席《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亚洲前途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作为亚洲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以及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现任主席—日本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能带动贸易自由化发展。通过领导亚太经合论坛争取贸易更自由,日本可以把世界推向更好的贸易秩序”。〔31〕

李光耀强调说,日本若要在东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它就“必须改变过去50年来的模式。日本过去的策略,目的是尽量增加出口与减少进口,它过去对日本发挥了良好作用,如今却会限制日本所能扮演的角色,破坏它的增长”。李光耀呼吁日本放宽限制入口的条例,开放国内的市场,以起带头作用,带领整个东亚向一个更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体系迈进。李光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建立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上,扮演主导地位,并协助形成了多边贸易制度,使西方和东亚获得空前的增长与繁荣。如今,则轮到日本带头,但它必须以身作则,先开放本国市场。他说,日本要是继续采取以前的策略,把谈判拖到最后关头才作出最小的让步,那将是短视的做法。因为,美国如果对亚洲失望,就会把注意力转向欧洲。而且,日本如果坚持现有做法,就得冒着日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他解释说,解除经济管制和开放市场不光是日本对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所应尽的义务,它也将促进日本国内的经济重组、增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生产力,并刺激国内投资。他还说,日本的储蓄能力,未必会受到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的影响。“经济更开放,不意味着储蓄会减少。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主张,日本将来应扮演的角色是成为横跨东西方的桥梁。他说,二次大战后,日本坚定地把自己纳入美国轨道。当时的口号是“脱亚入欧”,但近年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增加,反映出它的经济同东亚其他国家一体化的程度加强了。日本现在又流行“脱欧入亚”的口号,他认为,“脱欧入亚”这个口号内涵太狭窄,也太短视了。“日本不应离开西方。哪怕重新进入亚洲,它也不应离开西方,而是成为横跨东西方的桥梁。对日本前途,对东亚前途,对世界前途来说,这是最好的做法”。〔32〕

其次,李光耀认为,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早在1967年,在与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李光耀就已预见到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发挥经济领域以外的巨大作用。他说:“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满足于在世界上仅仅扮演这样的角色:生产更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以及教会亚洲人怎样种稻”。〔33〕后来的事态发展确实应验了李光耀的预言,当日本圆了经济大国梦后,它便开始勾画“政治大国”的蓝图。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已把充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主攻目标,并以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外交活动。李光耀说,他支持日本派后勤支援部队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他也希望日本“负责任地参与联合国的种种活动”。 〔34〕然而,他坚决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他反复告诫“不要让日本恢复独立的军事地位”。他警告说,军事上独立的日本将会引起“极大的不安”。〔35〕他批评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敦促日本派兵到中东参战,是目光短浅的做法。他说,由于日本人做事力求尽善尽美,一旦日本开了先例,它可能再度成为军事强国。〔36〕他还说,日本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因为它全民一致的特性,不达目的决不甘休的进取精神,加上日本人的盲目冒进性格,一旦方向错误,它对世界的破坏性是非常巨大的”。〔37〕他明确指出:“只要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有效和可靠,我相信日本的最佳利益是继续不发展核武器,自卫队只有不大的防卫军事力量。这样的日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扮演领导角色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日本最好的选择是继续依赖美国核力量的保护,“专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并成为这些领域的国际领袖”。〔38〕不过,日本要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也并不容易,“因为它必须考虑到邻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恐惧感,尤其是中国、朝鲜、韩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因此,“日本必须放弃它对二次大战责任的推诿和含糊态度,才能在不引起邻国戒心的情况下,肩负起国际义务”。〔39〕*

注释:

〔1〕〔2〕〔8〕〔9〕〔13〕〔14〕〔16〕〔17〕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30日第3版,第593、165、 294、217、268、593、165、283、314、294、216页。

〔3〕美国《时代》周刊1993年6月14日。

〔4〕〔5〕〔6〕〔10〕〔11 〕〔英〕亚历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1版,第510、465、510、485、375、 37页。

〔7〕〔31〕〔32〕《联合早报》1995年5月20日。

〔12〕〔15〕《联合早报》1988年10月25日。

〔18〕《联合早报》1993年9月16日。

〔19〕〔23〕〔24〕《联合早报》1995年1月5日。

〔20〕〔21〕〔22〕〔37〕《联合早报》1995年1月4日。

〔25〕〔29〕《联合早报》1992年2月14日。

〔26〕《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1日。

〔27〕《联合早报》1989年2月25日。

〔28〕台湾《联合报》1989年3月9日。

〔30〕〔38〕〔39〕《联合早报》1994年11月21日。

〔33〕〔美〕理查德·M·尼克松著《超越和平》,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91页。

〔34〕《联合早报》1992年6月23日。

〔35〕《联合早报》1989年10月28日。

〔36〕《联合早报》199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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