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华[1]2004年在《垃圾填埋场恶臭气体产气机制及其动态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实地监测和实验，深入研究硫化氢恶臭气体的产气机理和动态变化，为最终恶臭气体控制提供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对暴露垃圾源头及不同距离空气成分的分析，得出填埋区空气中恶臭气体主要为硫化物、氯化物、苯及衍生物、胺类四种，其中硫化物和胺类含量较高；沼气收集管内的含硫恶臭气体主要为硫化氢。 2、通过沼气工程改造前期和后期污染状况现场监测，重点分析北方平原型填埋场H_2S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沼气工程改造前期，填埋区内新鲜垃圾年填埋高度为2m时，H_2S质量浓度随季度变化显着，其浓度峰值出现在第叁季度9月，可达179.1mg／m~3；新鲜垃圾年填埋高度为0.5m时，H_2S浓度季度性变化不明显，峰值仅为21.8mg／m~3；这是新鲜垃圾含水率的季度性变化和年填埋高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沼气工程改造后期(2003年6月～7月)，渗滤液收集井内H_2S的浓度变化趋势与水面蒸发量的变化趋势有良好的相关性。平均38℃的堆体内部温度和垃圾降解过程的pH值决定其浓度变化。填埋场H_2S气体主要在填埋区释放。因此，控制新鲜垃圾年填埋高度，是控制H_2S质量浓度季节性变化和出现高峰值的关键。 3、通过实地钻取阿苏卫填埋场陈腐垃圾，真实模拟填埋场压实工艺，以陈垃圾模拟柱对调节池渗滤液中COD_(cr)、NH_3-N处理研究效果为研究基础，研究模拟柱顶空部分H_2S气体变化。结果表明，模拟柱压实密度为1.09t/m~3时，渗滤液垂直运动明显。回灌此模拟柱水力负荷为4cm／次、6cm／次、8cm／次、10cm／次时，COD_(cr)去除率稳定，平均去除率达82.39％，最高去除率可达90.1％；出水NH_3-N浓度均值为549.3mg／l，且介于415～700mg／l间变化。自循环回灌COD_(cr)去除率最高仅为11.5％，NH_3-N去除率最高仅为11.8％。 当回灌水力表面负荷为39.8-99.51／m~2·次(即4cm／次、6cm／次、8cm／次、10cm／次时)，回灌后H_2S气体浓度变化较为平缓，同回灌前浓度变化趋势一致，最高浓度为1.115mg／m~3，因此，渗滤液回灌对于H_2S气体浓度影响不大。
胡斌[2]2010年在《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解析与控制技术研究》文中指出卫生填埋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最终处置方式,以工艺简单、投资省、处理量大、运行费用低等特点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城镇居民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恶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研究针对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控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长期积累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基础,开展了填埋场恶臭污染特征和控制技术研究,探明了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源、恶臭污染物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研制开发了垃圾填埋覆土改良除臭技术,并建立示范研究。研究取得的主要结论有:1、阐明了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特征。通过实地监测,明确填埋库区和污水处理厂为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主要恶臭污染源;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分析技术,鉴定识别出68种恶臭污染物。其中,H_2S和NH_3浓度最高,是垃圾填埋场主要恶臭污染因子,其次依次为卤代烃、芳香族化合物、含硫化合物、挥发性脂肪酸、含氧有机物和其他烃类等。解析了特征恶臭气体(H_2S和NH_3)浓度与填埋垃圾量、覆土量、气压、风向、温度和湿度等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揭示了垃圾填埋场主要恶臭气体H_2S和NH_3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温度、气压和湿度是影响垃圾填埋场恶臭物质H_2S和NH_3浓度变化的显着性环境因素;东风、东南风、东北风极易导致填埋场恶臭污染物向厂界方向扩散;简单增加填埋库区填埋覆土和除臭剂用量对控制H_2S和NH_3浓度效果不明显。2、研制了新型垃圾填埋覆土改良材料。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研发的污泥竹炭堆肥覆土改良材料对恶臭去除效果显着,其对恶臭气体H_2S和NH_3的去除效果明显优于终场覆土、陈年垃圾和新鲜粘土,去除率达85%以上。污泥竹炭堆肥改良覆土对挥发性脂肪酸、芳香族化合物和卤代化烃也具有良好的除臭效果,分别达到88%、95%和86%以上,可有效控制垃圾填埋场填埋作业过程恶臭污染物的产生恶臭物质。材料性质和代谢产物变化特征表明,污泥堆肥改良覆土具有相当强的硫氧化作用和硝化作用,将H_2S、硫化物和NH_3分别转化为硫酸盐和硝酸盐形式积累。3、运用扫描电镜和聚合酶链式反应-变性梯度凝胶电泳(PCR-DGGE)技术对实验室填埋覆土材料除臭微生物生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填埋覆土材料微生物群落组成、数量和丰度存在差异,污泥竹炭堆肥改良覆土的优势菌群数量和丰度显着高于其他叁种材料(P＜0.01),这可能是该材料除臭效果最好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设计建造了库容为400 m~3的简易填埋单元,分析了填埋单元运行55天中城市生活垃圾产气监测点的H_2S、NH_3浓度和恶臭强度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填埋单元产生的H_2S和NH_3的浓度相对比较稳定,分别维持在0.2 mg/m~3和5 mg/m~3左右;填埋单元产生的恶臭气体的恶臭强度随时间呈显着性下降趋势,填埋初期恶臭控制至关重要。研究了新鲜粘土、终场覆土、污泥竹炭堆肥改良覆土、陈年垃圾、陈年垃圾与新鲜粘土混合物等5种填埋覆土材料对恶臭去除效果。结果显示,污泥堆肥改良覆土对H_2S和NH_3的去除效率可达85%以上,显着优于终场覆土、终场覆土与陈年垃圾混合物、陈年垃圾或新鲜粘土;与新鲜粘土相比,堆肥覆土可提高H_2S和NH_3的去除率分别达30%和28%以上,且在填埋单元运行第1天去除率便可以提高34%和30%,出气中H_2S和NH_3浓度均低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二级标准限值。可见,污泥竹炭堆肥改良覆土可有效控制城市生活垃圾中恶臭排放,适合作为垃圾填埋场日覆土材料。
王晓瑜[3]2014年在《封场后垃圾填埋场卫生防护距离的设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今国内许多垃圾填埋场已达到填埋设计标高,面临封场；而在众多垃圾堆放场中,由于设施不完善,渗滤液、恶臭气体等污染物严重危害周围环境,也需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封场处理。垃圾填埋场封场后,恶臭气体排放源强已明显减弱,原木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已不适用于封场期。如何根据封场期恶臭气体源强,划定合适的封场填埋场的卫生防护距离,在保护周围环境的同时也能实现填埋场周边的土地价值,这是近年来封场垃圾填埋场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为此,本文以封场后垃圾填埋场卫生防护距离的设置为研究目标,通过填埋场稳定化进程的评价,确定封场期恶臭气体源强,在不同环境保护要求下,研究封场填埋场的卫生防护距离,并提出建议。攀枝花炳草岗生活垃圾填埋场为本研究依托对象。对炳草岗生活填埋场内垃圾采样分析,根据封场垃圾填埋场稳定性评价相关文献资料,选择垃圾含水率、垃圾组分、BDM、有机质VS等六项指标,建立适合的稳定化评价体系标准,最终对炳草岗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化进程进行判断。根据评价结果,利用Scholl Canyon动力学模型估算封场期产气速率,研究分析封场期气体变化规律,得到恶臭源强与时间的关系式,从而确定封场期恶臭源强。采用《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臭气嗅阈值等叁种标准中的硫化氢和氨气浓度限值,利用公式计算法确定封场填埋场的卫生防护距离表明,不同标准限值计算出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同,在选择臭气嗅阈值计算的情况下,卫生防护距离最大,此距离范围外几乎不受臭气影响。同一标准限值下,不同季节的卫生防护距离也不同,在夏季气温高、风速大的情况下,将导致臭气味道传播范围较广,因此所计算出的卫生防护距离大于冬季。根据研究,垃圾组分、含水率、有机质含量、生物可降解度等因素会影响填埋场恶臭气体的产生速率,进而影响着封场后卫生防护距离的计算结果。因此,应根据填埋场实际情况,准确预测恶臭源强,确保封场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应根据封场后垃圾填埋场自身和周边土地的利用情况,采用不同标准限值计算卫生防护距离后,合理划定封场填埋场的卫生防护距离。
鱼红霞, 余杰[4]2010年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与周边限建区划分探讨》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垃圾状况和城市建设的变化,填埋场气体问题日益突出。探讨环境影响评价中如何合理确定垃圾填埋场周边建设的控制距离,科学设置垃圾填埋场的防护距离,已成为解决恶臭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章将恶臭污染影响作为限制性因素,提出垃圾填埋场周边限建区的概念,并探讨了划分思路和原则,最后文章从恶臭污染控制因子选取、恶臭污染影响计算模式及参数选取等对恶臭污染防护距离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对垃圾填埋场周边限建区的划分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文章探讨的基于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影响的限建区划分方法,对垃圾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及垃圾填埋场周边建设项目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段振菡[5]2015年在《典型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业面恶臭物质释放特征及源解析》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急剧增加,垃圾处理处置过程所带来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填埋作为我国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其所产生的恶臭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业面是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主要恶臭污染源,因此,探索作业面的恶臭物质释放规律及恶臭浓度变化、进而对恶臭物质进行源解析,对于日后填埋场恶臭污染的控制以及新建填埋场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系统调查了一年四季填埋场作业面VOCs的释放特征,发现不同季节,作业面检出的恶臭物质种类及浓度均有所不同。其中,春季共检出41种,平均浓度为2,482.6μg·m-3;夏季共检出59种,平均浓度为4,512.6μg·m-3;秋季共检出66种,平均浓度为2,438.4μg·m-3;冬季共检出54种,平均浓度为2,901μg·m-3。检出的恶臭物质可分为含硫化合物、含氧化合物、芳香烃、烷烃/烯烃、卤代烃、萜烯六大类,其中,含氧化合物是作业面所有样品中含量最高的物质。异丁烷、乙醇、柠檬烯、丁烷、甲苯及叁氯一氟甲烷则是填埋场作业面浓度最高的物质。本研究也对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业面恶臭污染随时间的变化特征进行了探索。通过叁点比较式臭袋法及与阈稀释倍数法分别得出了作业面不同时间的实际及理论恶臭浓度,发现春季、秋季作业面恶臭污染变化较为严重,夏季和冬季的恶臭浓度则相对较低;作业面恶臭高发时段为白天14:00及凌晨2:00-6:00。恶臭浓度与作业面总VOCs浓度的相关系数为0.41;气象条件也对恶臭浓度有所影响,其中,温度、大气压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另外,通过特定方法筛选出乙醇、α-蒎烯、硫化氢、甲硫醚、柠檬烯、甲硫醇、二甲二硫醚和乙硫醚共8种物质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业面的恶臭指标物质。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验,对填埋场厌氧降解过程中的恶臭物质产生进行了源解析。结果表明,含氧化合物主要来源于生活垃圾可降解组分中淀粉、蛋白质、脂肪等物质的水解酸化;含硫化合物则主要来源于肉类废弃物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物质;萜烯类化合物主要产生自水果类废弃物;而芳香烃、卤代烃、烷烃/烯烃等物质则可能主要来源于生活垃圾中的非生物可降解组分,其释放速率与产甲烷速率相关。含硫化合物和萜烯类化合物是产甲烷阶段的主要致臭物质,控制厨余垃圾尤其是肉类及水果类废弃物进入填埋场能够实现恶臭污染物的源头削减,对于填埋场恶臭污染控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张彤童[6]2012年在《济南市生活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生活垃圾的储运、堆放、和处理等问题,已越来越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固体废物若不经处理,长期堆放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会对大气和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危害。因此,及时有效地处置生活垃圾是建设文明现代化城市不可缺少的条件。本文首先介绍了生活垃圾的产生及其主要的处理方式,指出卫生填埋仍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生活垃圾在填埋过程中,各种填埋物质会发生各种生化反应,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填埋气体。这些填埋气体会对环境产生诸多影响,如：温室效应、难闻的气味、毒害影响和健康问题、爆炸隐患以及植被恶化。同时,填埋气体中的主要成分甲烷的可燃性,决定了填埋气体的潜在利用价值,可代替相当数量的燃料进行利用,属于一种清洁燃料。分析了济南市生活垃圾产生情况,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教育中心,市区面积3257平方公里,2009年末户籍总人口603.27万人,到目前为止,济南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已达到3000吨/日,预计2012年生活垃圾总产出量将会达到100万吨以上。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做为济南市曾经唯一的生活垃圾垃圾消纳场所,其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13年来总共处理了892万吨生活垃圾,目前虽已封场,但是其产生的填埋气体仍然可以继续进行收集利用,填埋气体的产生速率大概在第10年达到最大值,产气时间可以延续40年或更长。。设计了济南市填埋气体收集方案,并对济南市的填埋气体利用方式进行了选择研究,确定了燃气动力发电机适合济南市填埋气体利用项目,并采用了竖井主动系统来收集济南市的填埋气体。最后介绍了济南市填埋气体收集发电试运行情况,证明了济南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发电利用项目效益显着。
夏芳芳[7]2014年在《垃圾生物覆盖土对填埋气中H_2S的净化作用及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垃圾填埋处理过程产生的还原态硫化物是导致填埋场恶臭污染的主要原因,其中的H2S在还原态硫化物中占主导地位,是该类物质浓度和流量的敏感指标,因此,H2S减排对填埋场恶臭污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填埋场覆盖土层是“填埋气(Landfill Gas, LFG)-大气”体系的环境界面,当LFG通过覆盖土层进入大气时,其所含的H2S会在覆盖土层的物化和生物作用下被去除。生物覆盖土是一种类似腐殖质的物质,在CH4氧化和减排方面具有优良性能,但目前关于其在H2S净化性能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鉴于此,本论文以生物处理后的垃圾为材料,制备了垃圾生物覆盖土(Waste Biocover Soil, WBS),考察其对H2S的去除和影响因子,并构建了模拟土柱和垃圾填埋场反应器,探究了WBS作为新型的填埋场覆盖材料对LFG中H2S的净化作用和机理,获得如下主要研究结果：(1)考察和检测了垃圾填埋场现场大气中H2S的浓度和排放量,获得了实际运行中的不同年龄填埋场的H2S排放规律。在填埋场中,H2S的排放量和大气中H2S的浓度范围分别是141-9854μgm-2d-1和4.4～261μg m-3。填埋场覆盖土呈现出较强的硫氧化能力和硫酸盐还原能力,且两者分别与其中的硫氧化细菌(Sulfur Oxidizing Bacteria, SOB)和硫酸盐还原菌(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SRB)的数量有一定相关性。填埋场覆盖土中主要的SOB有Halothiobacillus、Rhodothalassium、Paracocccus、Allochromatium和Thiobacillus;主要的SRB有Desulfovibrio、Syntrophobacter、Desulfomonile和Desulfobacca。在覆盖土的pH、含水率、有机质及含硫化合物含量等理化指标中,pH值是影响其中SOB和SRB群落结构分布与丰度的最主要因素。(2)制备了WBS,对比于填埋场覆盖土(Landfill Cover Soil,LCS)、桑园土和砂土,WBS对H2S具有较高的吸附脱除性能。WBS组成影响实验研究表明,粒径是影响WBS吸附脱除性能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含水率和pH。WBS脱除H2S的最佳条件为：原始pH值(7.9)、含水率40%和粒径≤4mm。在温度为4-45℃和O2浓度为0%-21%(v/v)时,WBS对H2S吸附脱除量随着温度和02浓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35℃和O2浓度为10%(v/v)时分别达到最大吸附脱除量,分别为55.6±5.0mgkgd.w.-1和59.6±1.3mg kg d.w.-1。当H2S顶空浓度为0.1%-10%(v/v)时,WBS对其吸附可在2-3h内达饱和,且随着H2S浓度的增大,吸附饱和时间延长。(3)探究了WBS的矿物质组成,主要有石英、莫来石(硅酸铝)、钠长石、白云母、白云石、方解石等。WBS中水分和硅酸铝对其吸附脱除H2S有较大贡献,分别可占36.9%和24.9%,其后,依次是石英砂(1.6%)>钠长石(1.5%)>白云母(1.1%)>方解石(0.7%)>腐殖质(0.4%)>白云石(0.3%)。在低温及中温条件下(≤30℃),WBS对H2S的硫有较好的吸附保持能力；当温度达到45℃时,WBS上层含水率的急剧降低使其吸附的H2S在120h内完全释放或转化,但下层仍有88.6%的吸附硫残余量。此外,酸性降水(pH=3.5～6.0)可短期内(12～36h)使WBS的吸附硫几乎全部释放或转化,但酸的种类(H2SO4和HNO3)和pH对吸附硫的释放或转化无显着影响。(4)探索了WBS土柱对模拟LFG中H2S的净化特性,结果表明,暴露于含H2S的LFG后,WBS和LCS的硫氧化能力、硫酸盐还原能力和硫化物含量都出现了增长。相较于LCS, WBS具有较高的硫氧化和硫酸盐还原能力。在土柱运行结束时(第35d),WBS下层的硫氧化潜力达到最大值(82.5±7.9μmol g d.w.-1d-1),为LCS的4.3～5.4倍；此时,WBS上、中、下层土样的CH4氧化活性分别是LCS对应层土样的3.1、3.5、6.6倍。与LCS相比,WBS对H2S和CH4具有更强的净化性能,是一种可有效减少LFG中污染物排放的填埋场覆盖材料。(5)分析了WBS和LCS土柱层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结果表明,WBS和LCS中主要的优势微生物是Proteobacteria、Firmicutes和Bacteroidete。暴露于含H2S的LFG后,WBS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出现了下降,而LCS中却有所升高。在WBS和LCS中参与硫代谢的微生物主要是Proteobacteria和Firmicutes门微生物,包括Ochrobactrum、 Paracoccus、Comamonas、Pseudomonas、Enterobacteriaceae、Acinetobacter,以及Firmicutes门的Bacillus (Bacilli)和Clostridium (Clostridia)。(6)研究了在填埋场稳定化过程中WBS作为新型覆盖材料对H2S的净化效果。在模拟垃圾填埋场反应器中LFG的产生量和气体组分随垃圾填埋时间的增长呈动态变化。由于填埋垃圾异质性高,不同反应器产生的LFG中H2S浓度相差较大,其随时间的变化波动也较大。在整个实验运行过程中WBS和LCS对H2S的去除率均保持在90%以上。含H2S的LFG持续通入,有效地刺激了WBS中好氧异养细菌、放线菌、真菌以及SOB和SRB的生长,而LCS土样中微生物数量增长较少,在LCS下层中放线菌、真菌和SRB甚至出现了下降。这表明,WBS中的微生物对H2S的毒害不仅有更高的耐受性,而且可以在其中生长繁衍并将H2S转化和脱除。WBS和LCS中硫化物含量和pH分析表明,LCS对H2S的去除主要是吸附作用,而WBS不仅能吸附H2S,而且具有较高的生物硫代谢活性,促进了其中H2S的转化和脱除。
贾研[8]2011年在《天水市垃圾场填埋气体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垃圾填埋量的增长,填埋气体(LFG)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天水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是目前甘肃省建成的规模最大的卫生填埋场,其垃圾填埋规模为245万吨,垃圾填埋高度在40m以上,非常接近我国规范要求的填埋场填埋气体利用条件,并且天水市的气候特征也较为适宜填埋气体的产生,但该填埋场并没有建造任何的填埋气体利用设施。从资源化、无害化角度出发,针对该填埋场的实际情况,研究、设计LFG收集和利用方案,减少LFG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回收利用LFG中的甲烷资源,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天水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实际情况,对LFG收集和利用方案进行了研究。阐述了LFG的产生机理、组成成分、迁移机理。通过比较多种LFG数学模型,最终确定使用Scholl conyon模型进行估算,估算出的天水市生活垃圾填埋场20年(2010-2029年)的LFG的产生量为2879.924×105m3,其中2019年为产气高峰,产气量为235.243×105m3。设计了水平集气管和主动垂直抽气井相结合的填埋气体收集输送系统,根据50m的库区中部垂直井间距和25m的库区边缘垂直井间距,以等边叁角形原则布置,设计布设74个垂直抽气井,其中库区边缘34个,库区中部40个。根据LFG的产气速率结果和天水市实际情况,设计了LFG发电利用方案,该方案设计利用LFG发电18年,自2012年首次安装4台发电机组开始发电,并根据LFG的年产气速率增长趋势逐年加装发电机组,至2019年产气高峰时总台数达到11台,随后随LFG年产气速率下降不再增加发电机组,此后,随着发电机组使用寿命的到期报废以及填埋气的逐渐减少,慢慢分年减少发电机组数量,期间总共可利用甲烷量为972.718×105m3,总发电量为1.556×108kWh,其发电产值为7142.04万元。通过对天水市填埋场LFG的利用,不仅可以控制LFG对环境的污染,还能变废为宝,利用LFG中的能源,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杨海静[9]2008年在《北京南站垃圾填埋场填埋气迁移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急剧增加。卫生填埋是我国目前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随着垃圾填埋场的大规模建设,填埋气体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建筑物被不断的修建及拆除,产生了建筑垃圾与城市生活垃圾随意填埋堆放的现象。由于建筑垃圾的存在,将对城市生活垃圾有机垃圾降解产生填埋气以及填埋气迁移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对此类特定填埋场气体迁移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学处理相结合的方法,以将垃圾填埋场作为二次建筑用地新建北京南站工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填埋场中上层建筑垃圾及下层城市生活垃圾特性,据此对此类特定填埋状态下填埋气体在垃圾体中的迁移进行了研究。首先系统研究了建筑垃圾及城市生活垃圾的特性,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厌氧降解产生填埋气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上层建筑垃圾的存在对下层有机垃圾降解产生填埋气的影响。在对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及数学处理的基础上,运用Darcy定律,得出了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混合体的竖向渗透系数和建筑垃圾覆盖层的气体渗透系数,建立了适用于此类特定填埋状态下填埋气在垃圾体中的迁移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上层建筑垃圾的固体骨架特性,包括有效平均孔隙直径、孔隙度、孔隙弯曲程度等,将影响填埋场中填埋气迁移,建立了建筑垃圾的固体骨架特性与渗透系数间的函数关系。在上层为建筑垃圾、下层是城市生活垃圾的此类非规范填埋状态下所建立的填埋气迁移模型,是在已有的规范垃圾填埋场气体迁移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得出的,该模型考虑了建筑垃圾有效平均孔隙直径对填埋气迁移的影响。模型得出了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混合体的竖向渗透系数和建筑垃圾覆盖层的气体渗透系数均与建筑垃圾有效平均孔隙直径有关的函数。应用建立的数学模型,计算出了北京南站垃圾填埋场的压力分布。
王俊[10]2008年在《垃圾填埋场清单分析的关键技术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固体废物(MSW)及其管理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主要采用焚烧、回收利用、厌氧消化、堆肥和填埋等多种处理方法来进行MSW的处理与处置。而垃圾的卫生填埋是MSW处理的一个主要方式,在填埋的过程中,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环境影响。例如会产生有恶臭的填埋气,有H2S等。填埋气的主要成分为CH4和CO2,二者都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填埋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渗滤液,是一种比较难处理的废水,COD值非常高,同时还含有各种重金属等污染物,对环境危害很大。因此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产生的填埋气和渗滤液需要进行合适的处理。生命周期评价(LCA),是一种完整的管理工具,主要用于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采掘、生产、制造、使用、处置阶段的环境影响。LCA方法是用于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环境影响。ISO14040把LCA实施步骤分为目标和范围定义、清单分析、影响评价和结果解释四个部分。其中清单分析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是对七子山垃圾填埋场的填埋气和渗滤液进行清单分析,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垃圾填埋场清单分析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填埋气的成分以及CH4和CO2的比例问题,以及如何得出填埋气的产量,并最终得到填埋气的清单分析数据;另一个方面是要确定渗滤液的产生量,并重点关注其中的重金属问题,需要确定某一个年份内的重金属的浓度,并最终得出渗滤液的清单分析数据。主要采取了数学模型预测和试验测量相结合的方法,最终得到了七子山垃圾填埋场的部分污染物的排放清单数据,并对所得到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从而使这些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为环境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本文总的目的是通过对七子山垃圾填埋场的清单分析的研究,初步探讨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清单分析方法,体现出了LCA清单分析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垃圾填埋场恶臭气体产气机制及其动态变化研究[D]. 纪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2]. 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解析与控制技术研究[D]. 胡斌. 浙江大学. 2010
[3]. 封场后垃圾填埋场卫生防护距离的设置研究[D]. 王晓瑜. 西南交通大学. 2014
[4].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与周边限建区划分探讨[J]. 鱼红霞, 余杰. 四川环境. 2010
[5]. 典型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业面恶臭物质释放特征及源解析[D]. 段振菡. 清华大学. 2015
[6]. 济南市生活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研究[D]. 张彤童. 山东大学. 2012
[7]. 垃圾生物覆盖土对填埋气中H_2S的净化作用及机理研究[D]. 夏芳芳. 浙江大学. 2014
[8]. 天水市垃圾场填埋气体利用研究[D]. 贾研. 兰州大学. 2011
[9]. 北京南站垃圾填埋场填埋气迁移模型研究[D]. 杨海静. 西南交通大学. 2008
[10]. 垃圾填埋场清单分析的关键技术研究[D]. 王俊. 苏州科技学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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