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漳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漳州论文,纪要论文,史学论文,文学史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4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4月1日至5日在福建省漳州市举行。主办单位有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遗产》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江海学刊》编辑部、西北大学中文系。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近30人。会议主旨是回顾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在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同时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文学史理论问题交换意见，加深理解。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 与会不少学者在发言中都谈及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关系问题，表明大家都认识到文学史观的重要性。
赵敏俐（青岛大学）说，“要编写具有时代水平的文学史，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文学史观的问题。”他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历程，认为只有文学观念的更新，才会有文学史编写的突破，当前人们之所以呼吁“重写”文学史的要义也在这里。纵览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其中尽管也有几部质量较高的著作，可是大部分在理论上都缺乏创新。许多作者尽管用力甚勤，在个别问题上也显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是读了他们的文学史，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在整体上没有什么突破，还有些为适应各类学校教学需要而编的文学史，甚至于东抄西凑，删繁就简，不过是改头换面变变花样而已。缺乏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不说是近几年文学史编写一直没有大的突破的主要原因。
张弘（辽宁师范大学）在发言中也强调文学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文学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他说，文学史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理论观点作指导。他认为“文学史观”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观，即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它是线性的延续呢，还是断层的构造？它是古老史迹的陈列呢，还是现代视野中的历时性重建？另一是文学观，即如何看待文学的问题：它是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婢女呢，还是独立不羁的艺术精灵？它是个人心灵的彻底解放呢，还是囚禁于语言牢笼中的超越精神？而这些，应该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在发言中则具体地论述了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用唯物史观指导文学史研究，至今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他的基本论点是：唯物史观是指南而不是公式；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科技条件下自身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具有巨大的兼容性与消化力，所以当前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自然科学的成果引进社科研究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可以融合传统的治史方法，使其中合理成分整合进新的方法中。
对文学史新著的评论 近几年文学史新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很大，形成了文学史编写和出版的繁荣局面。对于这些新著，此次漳州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评论见解。
王春庭（漳州师范学院）认为，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无论是结构框架、理论色彩还是学术水平等方面，都比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原先的那套三卷本文学史前进了一大步，在各种文体和作家作品的分章设置方面更趋合理，宏观研究的分量增加了，编著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以及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等方面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外因，史的线索比较明晰。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史》很有特色，它在章节安排上对初唐散文、初唐白话诗、盛唐散文、唐初及大历末的小说都设专章介绍，这是过去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在分析作家作品的时候，注重于艺术风格、艺术特征的揭示，这就克服了以往一些文学史重思想轻艺术的偏颇。而这更能显示一个时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美学风貌。另外，在对各时期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阐述方面，观点新颖别致、论证细密严谨，做到字字有据，绝无架空之论。这部著作与著者《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互为发明，相得益彰，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之一。葛晓音《八代诗史》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传统的一套写法，但在章节设置安排方面，加大了宏观研究内容。此书不是对八代诗歌递嬗的轨迹和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作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描述，而是作全景式的立体雕琢和整体观照，并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作深入浅出的论述，新见迭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两部著作是从宏观角度、从文化建构的总体着眼，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文学史的成功尝试。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魄和强烈的思辨色彩，使这两部文学史充满了艺术的魅力，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异军突起。会上也有一些学者对有关文学史新著的缺点提出意见。例如，有的文学史新著从内容到写法略无新意，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看不出八九十年代的时代特点；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抄袭拼凑而成，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和贡献；有的文学史局部看来不错，但整体上缺少创新和突破，暴露出编著者宏观眼光的不足和整体把握能力的欠缺；有的文学史条条（史的内容）与块块（作家作品）相互游离，不能很好融合，人工斧凿痕太重；有的文学史也力图出新，但在体例和叙述上都免不了混乱；有的文学史上下两个部分，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文学发展进程的解释是不一致的，明显暴露出双重标准的问题；有的文学史上半史论，下半史实，史与论成了两张皮。诸如此类，问题不少，即使在一些总体质量较好的文学史新著中，也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缺失或谬误。这表明，随着文学史编写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加强对文学史新著的研究和评论，否则在量的迅速扩大的同时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回顾与前瞻 王锺陵（苏州大学）在发言中既有回顾也有前瞻。他说，八十年代中叶文学的方法论研究一哄而起，经过了一个弥漫状态现在开始进入了凝定阶段，这标志着文学史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用陈伯海先生的话说，是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和转换。至于我，则想采用另一个说法，那就是文学史研究的“新潮运动”。
在进入新时期以前，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承受了两脉来源：一是乾嘉传统，比较重视考据、校勘、注释以及材料的收辑、辨析，论及文学史的发展则喜欢以出于某某、衍为某某与递次矫正前代或同时代某种弊病的思路来梳理线索。一是五六十年代从苏联文学理论移用过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上进行分析的方法。前者征实，多从罗列材料引发议论却语焉不详；后者凌空，爱作政治思想上的价值评判，这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气氛弥漫的产物。新时期以前的几十年中是由偏重于政治思想之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导类型的。这种方法比起传统的研究方法算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说理的明晰与条贯上毕竟超越了前人，中国古代单纯以王化政教说解释文学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2)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而为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但它同时将生产方式之类的经济因素引入了文学史研究领域，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3)线性单一的思维方式为两面对立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并且由这一研究方法出发，人们还可以上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渊博的著作以及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学术视域大大地拓宽了，也较前深化了。因而社会学研究方法之统治一个时代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乾嘉传统则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这种研究方法之中，作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补充。
但上述研究模式至少有三方面的缺点。一是与特定政治需要相配合的流行意识相渗透，以至于这种流行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基础。二是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庸俗社会学倾向。三是线性、平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从整体情况上说，正是循着改变这三点而渐次展开的。明白了庸俗社会学倾向之陷于简单化、机械化，于是大文化的视角就被引入了文学史研究之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疏离：一是对于政治需要的疏离；二是对于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疏离。其时，美学热在全国蓬勃兴起，则体现了人们对于僵化的文艺学理论和打棍子的文艺批评的厌弃，强烈地表明人们更愿意深入到文艺本身的特性中去。
当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与革新从最初的纠正错误观念发展到站在文化和美学的视角上时，就来到了一个需要进行重大创造的历史的际遇。文学史革新向着第三个层次发展是愈益困难的，它要求从理论上，整体性地阐明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内蕴相反的两极趋向，根源于史官文化传统的乾嘉学风自然地趋向于一种纯客观论；而流行意识改制文学史则已属于一种纯主观论的做法。而我的意图就在于建立文学史学或曰文学史哲学，从《中国中古诗歌史》到《文学学史新方法论》，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探讨如何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并陈述我对于文学史的复杂的巨系统运动的认识。我着意从理论上阐述了新逻辑学思路。这一思路意在统一逻辑性和偶然性，随机性，多歧性。我认为，文学史观必须以历史观为基础，而历史观又以发展观为其核心。新逻辑学思路之区别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思路，首先便在于发展观上的重大差异；其次还在于新逻辑学思路要扣住史的特点，也就是我在《文学史方法论》（136页）所说的：“切合于历史发展之实况的能予历史以深层次的贯通首尾的整体性把握的理论结构。”这是我心期之所在。
目前，文学史研究出现了多元的格局，这是我们应当提倡的，但多元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走向一元的整合。
关于文学史学的建构，王锺陵提出了三个目标：(1)文学史研究将因深入到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建构上而能为其它人文学科所关注，并还将因其深入到民族精神的走向上而拥有影响后世的力量；(2)文学史学的建构应具有相对于西方的独立品格，创造出是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在世界上形成一个中国学派；(3)文学史学要走向文化、思想、哲学的层次，从而向社会涵盖，一旦达到这个高度，它将完整地张扬人类精神。
三种模式与三种倾向 陈伯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发言中说，文学史观的探讨和文学史学的建构，是一 跨世纪的巨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关于史观与史学的关系，陈伯海认为，文学史观是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研究者如何驾驭史料、如何形成其编写体例的问题，应当建立以文学史观为核心的文学史学。纵观文学史研究的历程，在文学史观方面已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循环论文学史观，二是进化论文学史观，三是阶段分析为中心的两极对立的文学史观。我国古代学者着眼于文学的正变盛衰，一直没有跳出循环论的圈子。“五四”运动以后，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所吸收，形成了文学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承认文学是循序渐进地发展的，它对于循环论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它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线性思维，这就否定了文学史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国以后，学者以对立斗争的模式来解释文学史，变线性思维为双线对立思维，如人民性与反人民性，进步与反动，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等等。这种思维模式以社会学评论代替美学评论，以机械唯物论代替文学史的学科理论，终于陷入困境。近年来，我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转出来，出现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多元格局。
陈伯海谈到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倾向，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他对三种倾向作了评述。
一、文学的文化心理研究倾向。近年来，许多学者着重从儒学、玄学、宗教、民俗、科举等多种文化现象看文学，把文学引入大文化背景来观照。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新的思路，“五四”以后的学者就采用了这样的大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史，不过近年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比“五四”学者更加深入、更有系统，他们深入地揭示出作为文学主体的士人心态。也正因为前人在这方面给我们尊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所以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成绩较大。但应当注意到，这种文化心理研究对于文学来说，仍然是一种外部研究。过去人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文学史，因而把文学史写成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载体。现在从大文化背景看文学，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把文学史写成佛教研究、玄学研究、道教研究的载体。应当吸取以往的教训。如何来克服、避免这种危险？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住外部因素向内部因素的转化，这是关键所在。不能把这种转化说成是内外并存，而应当抓住其内在的转化机制，发现其转化的通道。陈伯海说：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即把审美心理的建构看作是外部因素向内部转化的中介，这样才可能走出他律与自律的困境。这条路线应当这样来描述：社会文化构造→文化心理构造→审美心理构造。
二、历史逻辑的研究倾向。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困果关系，探索文学史发展的罗辑规律，是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另一种重要倾向。这种理论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同样也存在着危险。如果把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强调到过分的地步，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历史的发展是先验的、命定的。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合目的性，但历史现象远比逻辑规律要丰富得多。文学史除了它的规律性之外，还有偶然性，突发性。我赞成陈一舟在桂林会议上提出的观点：要重视文学发展中的突变现象。实际上，文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变异现象，作为研究者，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看待随机性与逻辑性的关系。随意夸大文学发展的随机性、突发性，使之将逻辑性冲垮，那就会导致不可知论。但如果不承认偶然性在许多场合下起着主导作用，那也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历史。我们今天的研究往往是倒果为因，或由果溯因，把历史发展的结果看作是唯一的必然，其实历史在发展的重要关头，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几种可能性同时并存，只是由于突发事件，才确定其最终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随机性现象，又要合理将它纳入逻辑思维的框架。
三、语言意象的研究倾向。近年有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内在机制，语言意象研究就代表了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确有广阔的前途。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个意象的研究，尚未进入意象范型的系统研究阶段，没有把文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言──象──意的演变过程。语言意象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就应当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时代思潮最后总要落实到文本的范型结构上来，而文本范型的价值也应提高到时代思潮上来考察。
陈伯海在评述了三种研究倾向后说，任何一种研究倾向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体系，文学史研究应当从多元互补走向多元一体，而不应当以一元排斥多元。
三种文学史观与三类文学史 徐公持（《文学遗产》杂志）在发言中认为，自从八十年代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展开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观，大家各抒己见，这种学术观念上的多元竞争局面，正是发展和繁荣文学史学科的前提。徐公持说，从大的方面看，可以把近年发表的文学史观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观，一种是理论家或曰史论家性格的文学史观，还有一种是中和或曰调和性格的文学史观。三种文学史观，对于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的形态、文学史的表现方式等，都有不同的理解。
在文学史的性质问题上，第一种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的客观性、本体性，认为文学史作为文学发展的历史，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应采取相对客观的态度去把握其运动形态，应提倡一种尊重历史、以史实为基本出发点的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第二种文学史观则认为，文学史有三种存在态：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原生态早已消逝，遗留态并不等于原生态，今人的文学史编写实际上只能是一种评价态，因此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总结，而且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理论创造，是一种依托于历史的理论创造。第三种文学史观则认为，文学史是人类用语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表现主观世界的历史，文学史研究应当是研究者主观与文学史客观两方面的结合。在文学史的形态问题上，第一种文学史观强调“史的形态”，认为文学史不过是全部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同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艺术史一样只是人类史的某一分支，它不可能逸出历史的基本属性和时空结构。文学史家的所有工作，归根到底是对过往时代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追寻与把握。文学史著作应当力求复原史实，“具备历史本相历史原态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要把复现如此复杂如此丰富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第二种文学史观则提倡“文学史的理论形态化”，有人具体提出，要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路建构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为此必须有一套概念和范畴体系，“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的有机进程”。“整个进程都是基始于矛盾的辩证展开，其中每一环节都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因素，而且到了一定的阶段都必然发生向另一环节的转化，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具有‘内在行进’的过程，因而具有十分严密的体系性。”“我们应以历史逻辑为核心，建立起科学的文学史理论体系”。第三种文学史观认为，前二种文学史观都有可取之处，也都存在局限性，应该以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的原则来建构文学史。在文学史的研究思路问题上，第一种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的发展实际并非简单的、单线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多元并存现象，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都具有偶然性与突现性，所以文学史学的误区正在于偏重构建规律圈与逻辑链，与其抽象地去找寻“规律”，不如实在地描述现象，在文化背景的铺展、作家心态的显微、文学史整体的结构的联结与迭合中，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轨迹与进程，在此基础上，进而窥探文学史的丰富本相。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认为，“在近年来对文学史规律发出的一片热切呼唤中，我们似乎觉察到某种浮躁的心态”，一些论著忽视了不同学科型态的不同个性，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规律的探求和逻辑的展开上，这样做，对于复现历史丰富复杂的本然态，复活文学的血肉之躯，显然无济于事。第二种文学史观则强调“逻辑学思路”，强调文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认为文学史研究“正是在对随意性的克服中获得了谨严的品格而走向科学”，为此，文学史著作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阐明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文学史忽略了对发展规律的阐释，也就不成其为文学史。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必然性就是规律性。文学史上的偶然性与随机性，是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种文学史观并不否认文学史上规律的存在，因此认为，文学史的编纂不能不注重其内在的逻辑，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搞“唯逻辑论”，要充分认识文学史上大量的、随机的、偶发的现象，注意到某些突变的因素，反映出文学史的复杂、丰富与多采多姿。而这些随机的、偶发的现象背后，也有深刻的原因，这又是应该揭示的。
在文学史的视角问题上，三种文学史观都赞成拓展观照方位，以多种视角包括文化的、美学的、民俗学的、心理学的甚至哲学的视角来揭示文学史的深层次内涵。然而在文学史的方法问题上，三种文学史观的歧见又表现得泾渭分明。第一种文学史观主张“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认为“没有基于史实的文学实践运动的全景式的描述和重现，也就构不成文学史”，要以“描述的语式”“去复现历史的无数瞬间和许多横断面：生动地描述历史片断中的文学流派、思潮、运动的特征、态势及其关联，生动地描述众多个体作家的创造与心灵，包括生动地去描述那些相对静态甚至纯属偶然的文学现象”。第二种文学史观则不主张以“描述和重现”为文学史的主要方法，他们重视“建构理论形态”、“理论创造”，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的进程。第三种文学史观则主张逻辑形式的确立与文学现象描述的综合，是“建构”与“反映”兼重。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主客观（主客体）关系问题上，第一种文学史观重客观，主张研究者主体应服从文学史实的客体，主体的过多介入将导致文学史科学性的消失，他们主张“历史主义”（并非客观主义）；至于“当代意识”问题，这一种文学史观也并不加以排斥，不过认为“当代意识”不等同于随意性，“当代意识”也应纳入科学性的含义之内，与历史主义并无矛盾。第二种文学史观重主观（并非主观主义），认为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文学史的编撰是主体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在这里，主体的观念、方法起着主导作用，所以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史。第三种文学史观主张主客观相结合，文学史既要反映客观历史真相，又要表现文学史家的独特观念和方法，体现独特的个性。
在鸟瞰式地概括介绍三种文学史观之后，徐公持说：第一种文学史观重历史、重客观、重描述，可以说是“再现”的文学史观；第二种文学史观重理论、重主观、重阐述，可以说是“表现”的文学史观，而第三种文学史观介于二者之间，可以说是“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文学史观。从历史哲学方面说，第一种文学史观体现了弱因果决定论（重视“偶然性”、“随机性”），第二种文学史观体现了强因果决定论（强调“严密的体系性”），第三种文学史观则体现了辩证的因果决定论。从学术性格上看，第一种文学史观尚实，第二种文学史观尚虚，第三种文学史观虚实并重。三种文学史观各有特色，各有其理论上的自足性。不同文学史观的提出，表现了的学者治学的不同门径和风格，不同的学术爱好和个性。不同文学史观的出现，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使营造学术的多元共存、多元互补、多元竞争格局成为可能，从而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并为未来的文学史学学派的形成打下基础。
徐公持还对80年代以来文学史编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他说，近10年来文学史编写确实出现了高潮，这是对于长期以来文学史数量较少、品种单一、内容雷同、面貌相似的不正常现象的反拨。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有100余部，品种门类也颇繁多，有古代文学通史，也有断代史、时期史，有文体史，也有流派史，有文学创作史，也有文学思想史，甚至还有专项史（如古典诗律史）。从写法上看，有详史、简史，还有史话、史论等。同一领域，往往出现多部著作，如文学批评史就有10余部之多。当然，研究对象相同，观念和写法不必相同，甚至迥异。徐公持认为，新出的这许多文学史著作，其中虽有一些显得粗糙平庸，缺少特色，但确有不少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他列举了十余部著作，指出它们各自的特色，认为它们登上了文学史的新台阶，代表了当今中国的文学史新水平。徐公持又对这些文学史著作进行了归纳，认为从总体面貌上看，它们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大类，三大类文学史著作与三种文学史观基本上相对应，表现了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实践的穿透和影响。他把第一类文学史称作“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其特点是较多继承传统思路、较多运用传统方法，以描述和再现文学史实为基本目标；第二类文学史是“理论家性格的文学史”，其特点是理论色彩较重，相对于传统文学史而言较多革新精神，以阐明文学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为基本目标；第三类文学史是“中和性格的文学史”，兼含前二类文学史的某些特点。三类文学史著作的差异，也是治学的风格和个性问题，不是好坏问题。应当说，哪一类文学史都有可能产生佳品杰作，同样，哪一类文学史也都可能出现次品劣作，在一百余部文学史新著中，我们可以找出各种例子，来证明这样的论点。总之，不以类型判优劣，应以质量定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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