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利益集团博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利益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利益集团的视角来看，“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我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则在于农民缺乏与其他利益集团平等博弈的权利，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则在于赋予农民平等博弈权，寻求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均衡点。
一、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划分
目前在我国，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国家每一项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中与颁布施行后，都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团做出的不同反应，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利益集团实际就是社会阶级或阶层，他们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从事同一种职业，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国家政策对于他们有相同的影响，于是，在社会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结盟，发出相同的呼声与要求。
我国当前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但是在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下，他们都无法表现出来，并且不能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刻意强调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同一性，而否认其差异性，企业财务与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个人收入分配实行平均主义。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体制上，决策权集中在上级特别是少数领导人手中，舆论一律，即使某个利益集团，例如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实行分利制，承认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合法性以及相互之间利益的差异性，允许他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推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则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实行分权制，这不仅包括上级向下级、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而且包括在人代会、党代会等国家权力机构中，其人员构成要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都要有自己的代表，从而拥有表达本阶级利益诉求的话语权。在新闻舆论，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中，也适当放开，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情况下，对国家的每项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形成一种监督或倒逼机制，对国家决策产生反向影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新闻舆论挟持决策的现象。
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及利益集团的划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陆学艺等人曾经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其划分标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十大社会阶层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① 这种划分当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分类，但同时也是一种最宏观的划分。如果从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来看，这种划分稍显过粗，并且过于凝固化。事实上，放在国家决策的视野中来进行划分，利益集团的变化非常大，如同白云苍狗，变化无常。因为如前所述，同一个利益集团在某一个社会问题上，有相同的地位及利益诉求，国家政策对他们有相同的影响，所以他们有相同的观点与看法。而在另一个问题上，他们可能重新分化与组合，成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其利益诉求甚至是对立的，于是，相互之间由合作者变为博弈者，对于国家的同一政策就具有不同的看法与态度。例如，在“三农”问题上，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作为农民来讲，当然希望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国家政策，更多地向“三农”倾斜，投入更多的资金，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等。而城镇居民则相反，因为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分配格局的调整，对农民的倾斜，就是对城镇居民的损失。但是如果换一个问题，例如区域发展关系问题，就会形成两大或三大、四大利益集团，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地区，他们都希望国家政策更多的向本地区倾斜。此时，在城乡关系中的两大利益集团重新组合与结盟，在这四大地区中，每个地区内部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又都有了相同的利益，因而成为同盟者。再如，在国家对股市的调控中，对于国家的政策，不同的社会成员会有不同的反应，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手中持有股票的人，总是希望股价上涨的越快越高则越好，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配送的比例越高越好。而手中没有股票的人，则要么对此持无所谓态度，要么持反对态度。在国家本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已经购买到住房，特别是那些投资或投机性的购房者，强烈反对国家的调控政策，而那些没有买到住房或准备购买住房的居民，则坚决支持国家的调控政策。同样，在有关铁路、航空、通讯、教育、医疗、油价、出租车等任何一个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分化、重组及其相互博弈的刀光剑影。推而广之，甚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有不同的管理目标与职责，也有不同的财政收入。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我们可以明显看见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阳奉阴违，消极应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在国家决策的视野中，对利益集团的划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而异，切不可将其凝固化，以不变应万变。
二、国家决策中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点
既然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着重大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他们都力图追求本集团利益最大化，因此围绕着国家决策，必然展开激烈博弈。此时，作为国家来讲，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博弈？国家决策到底应该听从哪一个利益集团的建议与要求，代表哪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呢？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是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出现以后，它总是凌驾于不同阶级与阶层之上，以一种公允的态度和调和者的身份来看待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纷争和博弈，因此，国家应该代表全社会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国家决策事实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而只能找到一个利益均衡点。利益均衡点的形成，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首先，国家决策要能够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何谓“最广大人民群众”，简单地讲，起码要人口占多数，因为人和人之间在政治地位、权利上应该是平等的，例如外国的全民公决，以及我国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都暗含了这一重要思想。国家决策只有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其社会利益才能做到最大化。为什么有些部门、行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界定做到量化，因此往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自诩，把本部门、行业的少数人利益等同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次，国家决策要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在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弥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的第一次调节中，通过市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的情况。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要让全体成员都能够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决策就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在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分歧和博弈中，国家决策要更多地偏向弱势群体。例如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国家政策要有利于低收入者，他们无力承受高房价，因此，国家政策要有利于房价稳定，在个别房价过高的城市，还应该使其有明显下跌。
最后，国家决策要向重点部门、行业以及地区倾斜。在每一个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都要通过调控，使其实现均衡发展，这样国家政策就必然要有所倾斜，即向那些地位更重要、发展相对落后的部门、行业和地区倾斜，通过增加与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调动其积极性，从而实现该部门、行业和地区的快速发展。例如，在近年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倾斜，以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中，无不包含着这一思想。
从上述三个视角提出的决策均衡点，往往是一致的。例如，从上述三个视角，我们都可以得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倾斜，这应该成为多重视角下的决策均衡点，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从三个视角所得出的均衡点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最后决策均衡点的确定，只能依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来决定。
三、利益集团博弈与决策均衡点的形成机制
在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中，为了准确寻找到其均衡点，就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实现机制。
(一)国家政治资源要在各个阶层及利益集团之间均衡配置
我国传统决策体制的弊病在于，在理论上认为，有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最大公无私，品德高尚，参政能力最强，因此，其它阶级和阶层都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委托给这个阶级或阶层来行使和实现，这样，国家的政治资源在各个阶层之间的配置就不均衡，掌握更多政治资源的阶层在事实上存在的利益博弈中，自然处于有利地位，而其它阶层则处于不利地位，利益蒙受损害。而既然我们承认每个阶层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决策时首先考虑本阶层利益；既然在利益集团博弈中，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来形成利益均衡点，因此，国家的政治资源就必须在各个阶层之间按比例分配，不能强迫一个阶层把自己的政治权利委托给另一个阶层。具体地说，在党代会、人代会之类的国家权力机构中，各个阶层的代表比例必须与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相一致，而且其代表的产生必须真正是由本阶层居民所推选，这样，这些代表才能真正代表和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以此衡量，目前我国这些权力机构中的各阶层代表构成比例并不合理，尤其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农民代表人数过少，有些农民代表并不是真正的农民身份。而这恰恰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社会地位低、收入水平不高却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得到解决。
(二)新闻媒体要成为全民的喉舌，而不能被某个利益集团所垄断
新闻媒体是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渠道，它甚至可以通过倒逼机制，挟持国家决策。往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那些哑巴或者老实的孩子，则会饿肚子。为此，国家必须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确保它能够保持中立地位，一视同仁地表达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给予他们以平等的话语权。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利益集团通过赞助费、广告费等形式，已经收买或者控制了一些新闻媒体，使这些新闻媒体为自己服务，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让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不让发表。例如，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由于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利益集团，无法为新闻媒体带来其所期望的高额收入，因此，他们很少受到新闻媒体主动和正面的关注。再如，在股市问题上，一边倒的舆论是股市要大涨，而批评股市的观点很难发表，甚至连中央的一些调控政策，也受到他们的批评与抵制。而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商则成为控制新闻媒体的又一巨头，一些电视、报纸中，房地产广告费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这些新闻媒体仍然在曲解国家政策，力挺房市。对此，已经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的广告来源必须多元化，以防止被某一利益集团所操纵。
(三)专家学者要有社会良知，并且要对本人信用承担责任
在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中，专家学者往往被人们寄以厚望，认为他们学识渊博，持论公允，观点正确。因此，几乎任何一项政策出台，新闻媒体都会邀请一批专家学者去发表意见，引导公众。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专家学者，如吴敬琏等，确实不负众望，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良知，对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但是，另外有大批专家学者的表现令人失望，在“三农”问题上，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势大好时，专家满天飞，一拥而上，凑热闹，争当弄潮儿，而其后当“三农”陷入困境时，绝大多数专家都成了退潮儿，三缄其口，患了失语症。还有那些股评人士，都是本行业的翘楚，但是他们反反复复灌输给股民的，就是股市必然大涨，由此诱导多少股民上当，甚至倾家荡产。另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大肆吹捧例如德隆这样的问题公司，又有多少股民轻信其言，深套其中。而那些房评人士也不例外。他们与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进行幕后交易，在国家调控政策出台后，仍然鼓吹房价不会跌，劝导居民抓紧时间购买。难怪有网民愤然抨击：剥掉他的专家外衣，他不过是一个售楼小姐。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决策过程中，对专家学者的观点也要正确对待，不可过分拔高。因为专家学者本身也是利益中人，属于某个利益集团，其观点自然有倾向性。更何况，有些专家学者被某一利益集团收买和操纵，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辜负了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信任。由此也提醒我们，对专家学者要有一个自律与外律机制。从自律机制来讲，专家学者要有职业道德，要有社会良知，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从外律机制来讲，对那些蓄意发表错误观点、误导民众的专家学者，必须要有惩罚措施，使其信誉扫地，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例如，可以根据事后股市、房市的发展情况，来检验股评、房评人士预言的正确与否，评出最佳与最差，在民众心目中，其高下立见，那些最差的评论家，将被逐出该行业。
(四)积极创造条件，推行全民公决制度
全民公决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它可以真正发现、表达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意志，防止少数人打着“人民”的旗号而牟取少部分人的私利。如果我们不进行全民公决，怎么会知道哪些利益集团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应该首先得到保护？全民公决在西方国家被广泛使用，例如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围绕该国是否加入欧盟、是否通过欧盟宪法等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政府意见未获通过，处于十分尴尬和困难的境地，甚至导致政府危机。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则缺乏这一利益集团博弈机制。许多人甚至对全民公决讳莫如深，抱有深深的误解，认为它是虚伪的，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台湾当局近年围绕台湾地位、前途所提出的全民公决方案，更加深了一些人对全民公决的戒心。而事实上，全民公决是最能反映最广大人民意愿的有效渠道。台湾当局的错误，并不在于利用全民公决方式，而在于它歪曲了全民的含义，认为它仅仅应该由台湾地区的居民来公决，而把大陆13亿人口排除在全民之外。如果我们在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全体中国人中进行全民公决，台独的阴谋肯定不能得逞。当然，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进行全面公决的条件还不成熟，缺乏许多必要条件。但不能以此就否定全民公决的科学性与优越性，首先应该转变观念，消除对它的误解，然后积极创造条件，稳妥推进，由点到面，由个别到整体，通过它来整合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寻找真正的利益均衡点，从而使国家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
①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