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支农目标与微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以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农论文,江苏省论文,为例论文,金融机构论文,小额贷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通过金融发展，构建一个结构完善、高效运行、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资源和风险的最优配置，促进经济增长(Levine，2005，2008)。随着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诞生，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逐步降低，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一批新型的微型金融机构。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进一步强调了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的作用，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能否发挥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投资、优化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其财务持续能力。面对狭小的农村服务区域和风险较高的小微型企业和农户等服务对象，如何提高成本效率就成为这些微型金融机构实现财务持续的核心环节。
国际上，微型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融资渐成主流，人们开始关注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微型金融机构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金融发展水平)及其社会拓展(Outreach)目标对其自身效率的影响。对于金融发展问题，Hermes等(2009)认为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微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Ahlin等(2011)也认为金融深化程度高的国家，微型金融机构营业成本较低，效率较高。对于社会拓展目标问题，Cull等(2007)和Hermes等(2011)的研究都表明，效率和拓展目标之间存在权衡关系。Annim(2010)进一步依据微型金融机构的双重目标将效率分成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发现金融发展只是提高了微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效率，对社会效率并没有影响，而且社会拓展目标仅对社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对财务效率的影响依然是反向的。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环境和社会拓展目标与国外不同。在金融环境上，国外微型金融机构运营时间长、竞争程度高、监管成熟，而国内微型金融机构经营时间短、竞争力弱、监管尚处于摸索阶段；在社会拓展目标上，国外重在扶贫或脱贫，而国内则是支农。这些不同于国外微型金融机构的特征为微型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中国化的研究课题。对此，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经验研究，如杨虎锋、何广文(2011)利用DEA方法测算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效率整体较高，且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效率值随成立时间的增长呈U型变化；卢亚娟、孟德锋(2012)以每万元贷款成本度量成本效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额度与其贷款成本之间呈U型关系。但是，目前探讨微型金融机构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成果基本没有。这是一个亟待解答的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有意义的思路。
本文试图回答的2个核心问题是，目前我国的金融环境，即各地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微型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提升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国家设定的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拓展目标，即支农方面的监管政策，会对微型金融机构成本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个附加的问题是，扩大融资来源能否促进“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数据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研究假说
按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小额信贷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经批准投资依法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人民币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在微型金融机构中，小额贷款公司产权最为清晰，数量增加最快，是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业的主要渠道，其成本效率能够代表当前中国商业化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
(一)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金融发展是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主要是已有和新增的金融机构(含监督管理机构)及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多样且结构合理，有利于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到最有盈利能力、最有效率的投资项目上(Levine，2005)。Hermes等(2009)认为，微型金融机构成本效率和金融发展相关，但两者关系是正向还是负向并不确定，取决于和微型金融机构业务相似度最高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微型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金融机构的竞争、商业银行人才和技术的正向溢出以及政府监管等三个方面的影响。
1.金融机构竞争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可能为负。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和推广在县级层面全面展开。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如苏北只有农村信用社的一些分支机构，金融服务供给较为缺乏。相对于旺盛的潜在金融需求，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容挑选出优质客户，提高成本效率；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如苏南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种类较少且在数量和额度上有诸多限制，仅有的利率定价的灵活性难以保证其金融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对此，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多样化，如在借款类型和借款数量上的弹性，会使借款者倾向于从商业银行贷款，替代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降低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
2.商业银行的技术和人才等溢出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提高成本效率，但影响有限。不仅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采用了类似商业银行的新的银行业创新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而且多数小额贷款公司的职员和管理者都具有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有助于提高成本效率。
3.地方政府各级金融办的监管有利于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还处于数量迅速增加的起步阶段，数量有限的监管人员、较重的审批工作使监管停留在“重审批、轻监管”的监督水平上，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提升影响有限。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提出本文的第1个假说：处于起步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其面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效应，可能大于商业银行的正向溢出效应以及较弱的监管效应，因此，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二)支农目标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
1.在支农广度上，小额贷款公司“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吸引数量较多的民间资本，扩大可用于“三农”贷款的金融资源总量，可以扩大客户数量，另一方面，在贷款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可以缩短贷款周期，加快贷款资金的周转，这也直接扩大了客户的绝对数量。扩大支农广度，使一定量的贷款资金可以服务于更多的“三农”客户，显然会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
2.在支农深度上，一般认为社会拓展目标和微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之间是反向的权衡关系(Hermes等，2011)。这主要是由于低收入人群需要贷款额度较小，其交易成本更高，微型金融机构控制成本更难，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扩大平均贷款规模以便提高效率(Cull等，2007)。江苏小额贷款公司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007年江苏省政府颁布的《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小额贷款标准为“苏南地区单户贷款50万元以下、苏中30万元以下、苏北20万元以下”，但随着江苏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推进，小额贷款标准不断提高，2009年江苏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简称《2009年意见》)不再规定统一的小额贷款标准，而改为由各市金融办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些地区的小额贷款标准提到了100万元以上。所以，就平均贷款额度而言，支农深度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支农深度还可以用涉农贷款所占比例表示。江苏省《2009年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投向，要求“三农”贷款余额之和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低于70%。和非农贷款相比，金融机构提供涉农贷款服务成本更高且收益率更低，所以涉农贷款比例高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更低。
由此，提出本文的第2个研究假说：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广度目标和成本效率之间是正向关系，而支农深度目标和成本效率之间是反向的权衡关系。
(三)融资结构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
微型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和外部资金，外部资金包括存款、商业资金、补贴资金(含优惠贷款和捐赠等)。2008年《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但“融入资金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50%”，江苏省《2009年意见》中将这一融资比例提高到了100%。相对于自有资金和补贴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压力对小额贷款公司改善经营管理的激励更大，而且，以短期贷款为主的银行贷款，短期内对小额贷款公司提高效率的要求更强。因此，从融资结构上看，扩大外部的商业资金来源，会对小额贷款公司提高成本效率形成正向激励。由此，得出本文的第3个研究假说：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结构和成本效率之间是正向关系。扩大商业资金来源，有利于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
三、研究方法、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对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度量，我们关注成本效率，而非利润效率，这源于微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持续和社会拓展两大目标中，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拓展是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考虑降低交易成本，做到成本有效。我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来测算成本效率，使用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二)模型构建
1.测算效率的成本方程。我们使用Sealey和Lindley(1977)模型，该模型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资金提供者和借款者之间的金融中介。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下，借鉴Hermes等(2009)和Annim(2010)的方法，我们使用劳动的单位价格和贷款的单位价格作为投入价格，以贷款余额作为产出，建立简化的Translog形式的成本方程，形式如下：
在式(3)中，TC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成本，CPS表示每个员工的平均营业费用，CPL表示每个借款者的平均财务费用，GLP为未结算的贷款余额。EQUIT是权益资本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衡量小额贷款公司承担风险的差异，LLR是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控制小额贷款公司在风险承担策略上的差异。
2.成本效率影响因素模型。金融发展、支农目标与成本无效率的模型基准形式如下：
在式(4)中，AGE和REGION分别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时间和地区变量。金融发展变量FINDEV选择某地区银行业贷款余额总和占GDP的比率LOANGDP作为度量指标。融资结构变量DER选择净资产负债率指标。支农变量包括BORNUM、ALB和AGRILOAN，其中支农广度变量BORNUM用借款者数量表示，支农深度变量采用平均贷款额度ALB和涉农贷款笔数比例AGRILOAN两个指标，并将涉农贷款笔数比例AGRILOAN进一步细分为农户贷款笔数所占比例FARMLOAN、农业组织贷款笔数所占比例ORGLOAN和龙头企业贷款笔数所占比例FIRMLOAN三个指标，进一步考察不同涉农贷款对象贷款的比重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无效率的影响，则可以将成本无效率模型扩展形式变成：
各个变量的说明及描述统计见表1。
(三)数据来源
2011年5月，笔者对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按小额贷款公司的地域分布，在苏南选择无锡市29家、苏中选择南通市14家和苏北选择徐州市14家，共57家2010年年底已经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该调查主要了解小额贷款公司基本经营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及业务开展状况，并对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深入访谈，了解其治理结构、业务特色、风险防控等有效措施，以及政府支持政策的落实和展望等。剔除数据缺失的1家小额贷款公司，有效样本共56个。
四、实证结果分析
使用FORNTIER4.0软件，表2给出了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成本前沿表达式中，劳动的单位价格、贷款的单位价格以及贷款余额都对总成本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权益资本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与总成本负相关，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与总成本正相关，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策略和控制水平的确影响了成本前沿，在确定成本表达式时有必要考虑这一因素。我们重点关注无效率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1.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第1个假说，但和Hermes(2011)的研究结果相反，说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与国外同类型的微型金融机构完全不同的金融环境——金融机构竞争效应的影响更强，而商业银行溢出效应和政府监管效应更弱。就金融机构竞争效应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小额贷款公司从排除在农村信用社系统之外的客户中甄别出优质客户进行重点服务相对容易，可以提高成本效率；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受到借款者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还不高，需要加大营销力度，而且借款者的贷款来自于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的情形会提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成本，降低其成本效率。目前，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溢出效应有限。在人才上，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和信贷员多数来自于农村信用社系统，虽然熟悉金融业务，但他们习惯单笔大额金融交易的业务特点还不太适应小额贷款“灵活、简便、高效”的服务模式；在技术上，小额贷款公司也不能完全照搬商业银行的银行技术，需要结合自身特点改进银行技术。这些方面的改进都有待于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发展。从政府的监管来说，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业务规模都处于膨胀期，准入审批占据了监管部门较多的时间，而且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范围的确定等具体的监管制度还在不断摸索中，不成熟的监管制度使政府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控制的激励作用尚需时日。
2.支农目标是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农广度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增加客户数量，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能够提高贷款资金使用率，是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重要途径。在支农深度变量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额度对成本效率有明显负向影响，在贷款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发放贷款的额度越小，同样的成本支付的次数也越多，总的交易成本更高，控制成本效率的难度也越大，符合Cull等(2007)和Hermes(2011)的观点。对于涉农贷款比例，该变量和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小额贷款公司将更多的贷款额度用于涉农贷款，将会加大其经营成本，降低成本效率，这进一步证实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拓展深度和成本效率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根据贷款对象将涉农贷款分成农户贷款、农业组织贷款和龙头企业贷款三类，可以发现，只有农户贷款所占比例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两类贷款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结果和农户贷款的周期较短有关。调查显示，虽然农户贷款比例并非最高，介于农业组织贷款笔数所占比例和龙头企业贷款笔数所占比例之间，但农户贷款的期限多在3～6个月，小于农业组织贷款和龙头企业贷款的6～12个月，额度小、期限短可以加快农户贷款资金的周转，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
3.融资结构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扩大融资来源，提高银行贷款和股东大额借款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这与Bogan(2008)认为融资结构对微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不一致。尽管该研究对融资结构变量采用的是权益资本占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而且样本中多数微型金融机构都可以提供存款服务，但是，从微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时间来看，Bogan(2008)的样本中经营时间在8年以上的微型金融机构占了将近60%，只有不到14%的微型金融机构经营时间在4年以下，而本文调查的56家小额贷款公司，近60%在2010年开业，经营时间较短，所以融资结构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显著正向影响很可能是一种短期效应，因为有研究发现，一些为成员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金融服务组织，进行商业化融资的主要手段是出售成员股份来形成股权资本，而股权资本的提高在短期内促进了该组织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水平的提高(Osterloh和Barrett，2007)。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江苏省56家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分析了金融发展、支农目标以及融资结构对微型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处于起步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时间短、成本控制能力不高，在与农村地区已有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小额贷款公司受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正向溢出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政府监管部门“重审批、轻监管”，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商业银行人才和技术的正向溢出以及政府监管所带来的影响，因此，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2)支农目标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重要因素，而不同支农目标的影响效果有差异，扩大支农广度有利于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但加大支农深度却降低了成本效率；(3)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使用自有资金提供金融服务，其外部资金来源有限，降低了利用银行贷款等负债强化其成本控制等行为的激励作用，因此，融资结构和成本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和规范监管，促进微型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立足“三农”，明确市场定位和客户群体，与已有农村金融机构展开差异化竞争，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实现金融服务多样化。各地业务管理和监管部门需要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的特点开展统一的人员定期培训、开发全省统一的信息支持系统，降低小额贷款公司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监管要从“重审批”及时转到“重监管”，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监管的规范化、常态化，强化监管对微型金融机构控制成本的激励作用。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减轻微型金融机构支农的成本压力。可以依据支农目标完成情况对微型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从适当提高小额贷款标准、扩大业务范围、实施财政奖补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多方面减轻微型金融机构的成本，激励他们做好支农工作同时控制好成本效率。
3.有序拓宽微型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不仅需要加大商业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支持力度，实行批发贷款等，而且农村小贷公司之间还可以进行资金调剂拆借，并进一步探索财政性资金、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保险资金等通过农村小贷公司发挥支持“三农”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