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5年中国科学院的整顿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院的整顿过程中，胡耀邦等同志从科技路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着手纠正“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在全国的整顿中处于重要地位。
一
1975年7月，党中央决定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党中央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由于在全国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客观上促使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而如果“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因此，“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使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是科技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科学院在科研路线、专业队伍、科研机构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首先，科研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在建国后17年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入人心的“科学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精神等，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科学研究工作也被指责为“三脱离”，即：科研“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是“专家路线”、“崇洋媚外”，等等。在批判科研工作所谓“三脱离”的同时，基础理论研究遭到了否定。为了扭转“多年来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江青、陈伯达等人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批判。1970年，陈伯达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要把这一场批判“搞成群众运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正式出版《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并准备在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对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沉重的压力。中国科学院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黑线”的高潮中，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联络站达73个之多。科研人员失去了从事研究工作应有的环境与条件，科研工作不断被削弱。“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科学院经费大大下降，1967年的经费只占1965年的16%。1970年以后经费略有增加，但1976年的经费还比1965年减少1／3以上。
其次，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受到批判和摧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因参与制定或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而受到批判。如：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被污蔑为“三高政策——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执行“学位、学衔”有关规定被指责为搞“名利挂帅”、“专家路线”、“引诱青年走个人奋斗的邪路”等。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或“特务”。许多科学家被打成追随“美帝”或“苏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复辟基础”、“个人名利”、“知识私有”、“技术挂帅”、“学院式研究”等。1971年1至3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公开称知识分子是“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在被立案审查或非法监禁期间，受到残酷折磨。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占全院职工总数的0.38%；被迫害致死的科技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0.41%。除了被审查或打倒外，科学院大批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不少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摧残。
再次，领导班子被改组，研究机构被肢解。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1965年，科学院拥有106个研究所，24714名科技人员，基本形成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究中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被视为一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打碎”、“砸烂”的单位。1967年，科学院的领导权被造反派夺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开始进入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1968年，在“斗、批、改”阶段，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科学院，解放军和群众代表在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中的比例高达76%。造反派始终在领导层中占据重要地位，科学院的领导班子成了执行“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得力工具。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数量被大大削减，科研机构出现了大的变动。一部分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一部分研究所下放地方，一部分研究机构被撤销。到1973年，中国科学院除43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外，直属研究所仅有13个。领导班子的改组和研究机构的肢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性质和任务，使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同时，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相当大的部分被散失、损毁，一些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正如1977年6月方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的：“这几年来，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在基础理论的许多领域，研究工作停顿了；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的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科技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科研的装备和实验手段相当落后。学风被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造成的破坏表明，科学院如不很好地进行整顿，在国家建设中是难以担负起所应承担的重要任务的。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
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造成的严重影响，把科技工作搞上去，1975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同时间，党中央批准了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领导科学院工作。整顿科学院的工作从组织、思想、理论等方面展开。
一、整顿领导班子，执行科技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
7月14、18日，李昌、王光伟与胡耀邦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后，首先着手改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力量。他们参加党的核心小组以后，又先后调进刘华清、王屏，增补了武衡和胡克实。核心小组改组后，取消了造反派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同时，改变了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这时，虽然科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还存在，但是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1975年10月，党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组长继续由郭沫若担任。科学院领导班子的改组，为整顿工作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
在加强科学院领导力量的同时，胡耀邦等重视并强调发挥研究所所长的作用。10月31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选拔业务干部，“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支持他们大胆放手地抓业务工作，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他经常这样讲：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讲话时，明确反驳了所谓恢复室主任制是复旧的说法：“说室主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不要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在胡耀邦等同志的支持下，研究机构的业务专家重新受到重视，研究所所长的作用开始得以发挥。
在组织整顿中，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落实政策，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整顿开始后，胡耀邦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开始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对于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尽量给予安排。为了使更多的科技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发掘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他列举了一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回国后于1970年被下放的事例，向大家询问：“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大量工作，科学院在4个月的整顿中，落实政策的达800多人。
在落实政策的同时，科技后勤工作也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技人员的生活基本上无人过问，加上下放农村等因素带来的变化，使许多科技人员在生活上存在着困难。胡耀邦等明确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从大家议论很多的生活困难入手，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夫妻分居两地问题、煤气炉子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一直受压抑的科技人员从这些生活小事上点点滴滴地感受到尊重和关心。人们相聚时，生活中正在出现的变化成为大家热衷谈论的话题。
二、整顿思想，把科学研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科学院在进行组织整顿时，思想整顿的工作也在进行。正如胡耀邦8月15日谈到的：科学院的整顿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领导班子的整顿；第二，思想作风的整顿。思想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10月15日，胡耀邦在一次会上明确指出了科学院科研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次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呢？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行政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工作。当时在科技领域需要弄清思想的，首先是科学院的方向任务问题。在旷日持久的大批判中，党内一度提出科研工作要“三面向”的口号，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1971年，又提出科研要“三急”，即：急战备所急，急工农兵所急，急工农业生产所急。以后“三急”又简化为“开门办所”的方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口号无论怎么变化，均不是以发展科研为前提，而是以“改造科研工作者”为目的。科学院的方向任务到底是什么？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一次，胡耀邦与几位科技人员交谈，人们告诉他，这些年除了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就是搞生产，与白菜、土豆打交道。有些研究所每周搞业务的时间不足20个小时。这些问题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深入到研究所召开各种座谈会，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每次讲话前，他都亲自准备提纲，对于需要强调的问题考虑再三，甚至对于如何使用新语言来表达新思想也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每到一个单位都用生动的语言发表即席讲话。他在大会小会都明确回答：“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打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遗传所党委汇报时，又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他还说，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因此，“所有的工作为一个目标服务，为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针对现实，大胆直言，这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干部讲话时照念堆满“最高指示”的稿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为使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地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专门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他生动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长征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假使我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青人……。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至今，科学院的许多老同志谈起这次大会，都说：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胡耀邦讲到激动的地方时，台下成片的听众流下了眼泪。一些原来参加造反组织的年轻人，在这次大会后再没有批判“唯生产力论”了。胡耀邦提出的“新的长征”的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其次，当时在科技领域需要弄清思想的，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当时还不可能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但是胡耀邦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尽量消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为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条件。
1.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技领域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毛泽东在1963年听取十年科技规划汇报时谈到的思想。重新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则是科学院进行思想整顿的重要依据。科学家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尽量使大家明确这样一个概念：科技领域不属于上层建筑，不能把所谓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论”搬到科技领域，把广大科技人员当成专政对象。李昌多次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说：在“科学技术战线不要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如果在科技战线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把科技人员变成专政对象，“不能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明确科技界的主体是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联系实际。整顿开始后，胡耀邦、李昌明确否定了“开门办所”的作法。9月28日，李昌在谈话中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会走到另一方面，如清华大学拆掉水利馆，为办工厂拆掉实验室”。他们否定了科技领域的主力军是工农兵的提法，明确提出“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还提出：“批‘理论风’的口号是错误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
3.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为了打消科技人员钻研业务的顾虑，胡耀邦、李昌在许多场合对所谓“知识私有”、“白专道路”进行了反驳。他们鼓励科技人员精通科学，又红又专，向专家发展。1975年8月，胡耀邦主持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科学技术规划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与会者强调了两个问题：（1）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工作必须走在前面；（2）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必须划清发挥科技人员作用与“专家路线”和钻研业务与“技术挂帅”等政策界限。这次会议对于上述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整顿具有广泛的基础。
三、提出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等参考1961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这份由胡耀邦提出总体思路，由李昌、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最后由胡耀邦逐段逐句审定的文件，在几经修改后，于8月17日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以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概括了科技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写上了许多近10年来未曾明确的观点。
第一，提纲肯定建国以来，“我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作出了贡献”。20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第二，提纲肯定现有的400万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人已经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干”。第三，提纲在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方面，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六个关系。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都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就不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绝对地、不加具体分析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既要反对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又要反对排外主义，闭关自守。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5.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加强……而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6.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
《汇报提纲》第三稿上报后，邓小平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斗争策略，提出棱角要磨掉一些，但原则要保留，要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为了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后的修改稿采用了大量引述毛泽东论述的办法，在许多提法上十分谨慎，原稿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语句均作了修改。即使是这样，《汇报提纲》以后仍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重要“罪状”，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汇报提纲》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对于明辨科技领域思想理论是非的迫切要求。
还必须提到的是，为了克服科技队伍年龄老化和后继乏人的状况，胡耀邦等还向中央提出了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创办科技专科学校，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3年后送到研究所工作，或送到国外留学等建议。
三
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从7月中旬开始，至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而被迫中断，历时整4个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在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科技战线把广大群众向往科技繁荣，抵制“左”倾错误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了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科技战线上，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摧残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早已强烈不满。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从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逐步开始拨乱反正，在科学院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中赢得了广泛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将《汇报提纲》（第一稿）作为批判材料印了2000多万册发到全国，并指使“梁效”写“整顿就是复辟”的文章。这些活动遭到了科学院广大群众的抵制和谴责。有的单位的群众去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要同“梁效”辩论。科学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也因批斗不下去而成了一场闹剧。1976年2月，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又一次安排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成百名记者，《人民日报》预留版面，准备大事宣扬。在这次批斗会上，胡耀邦因患病未能到场，李昌被造反派押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后，到会群众要求认识一下主要的被批斗者。当李昌从台上站起时，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李昌被迫绕场一周，群众纷纷向他表示欢迎。批判开始时，与会者纷纷退场。“电影机摄下的只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场面，记载下的是使‘四人帮’极为难堪的景象。”[①]
科学院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抗议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抵制，与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悲痛汇合在一起，在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中达到高潮。“四五”运动中，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群众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厂的群众写出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一充满战斗豪情的诗篇。半导体研究所和其他不少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不顾禁令，播放了周恩来生平事迹的录音。历史表明，科学院广大群众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在科技战线上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二、在科技战线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开始对建国后科技工作中的基本争论作出总结。
在思想整顿中，从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是科学院整顿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清是非的工作是与正确评价建国后科技战线的基本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胡耀邦等人的多次讲话和《汇报提纲》论及建国后科技战线状况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充分肯定建国后科技战线取得的成绩，同时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工作受到了干扰破坏，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这在当时是要有一定勇气的举动。这种肯定和正视，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否定。确立了这一基本认识，其他问题的是非正误，也就有了得以分辨的出发点。此外，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建国以来的科技、文教等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等人搞得极为混乱的问题。《汇报提纲》在论及这些关系时，不仅尖锐地批驳了“四人帮”的极左理论，而且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科技工作中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科学工作中的争论作出了基本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工作，标志着党内代表正确发展趋势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思想的日益觉醒，是由被动抵制“左”倾错误到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环节。
三、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为新时期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作了思想准备。
党虽然在三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断发展，致使党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了歧途。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不仅为恢复科学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做了大量工作，还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研工作要走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些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应该看到，7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以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技人员（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否定，而且孕育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这种思想认识，可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长远大计。事实也是如此。《汇报提纲》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注释：
① 《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1977年3月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