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银镊子转世:秋川龙助短篇小说创作的必要性_芥川龙之介论文

用银镊子转世:秋川龙助短篇小说创作的必要性_芥川龙之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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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日本文学史上,作为“新技巧派”扛鼎人物的芥川龙之介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名家。他选择短篇形式具有不可抗拒的宿命性。芥川执着转瞬即逝的人生观,这决定了其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是瞬间式的。芥川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大都是固定的、静态的、不发展的,他们在瞬间形成,在瞬间结束,因此无论芥川怎样用语言所讲述的故事去抻长它们,所完成的总恰好是短篇形式。作为理性主义的作家,芥川把对人的诠释浓缩、蒸馏为“利己主义”。表现利己主义并不一定非采用短篇形式不可,但是由于芥川的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典籍,而理性主义的芥川并不关注历史发展的胎动的能量,而只从历史中提炼警句式的思考,因此,短篇成了恰如其分的容器。家庭、血缘、体质对芥川的创作也产生了本质影响。感觉细腻正可雕琢形式,寿命难长才选取短篇急就,体力不支只好放弃长篇巨制。所有这些原因之间,彼此有时互为因果,有时交相作用,形成一股巨大合力,牵引着芥川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短篇小说创作。

日本大正期文学的构造,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继承明治40年代的自然主义之命脉的文学理念与在大正期显示出清晰的个性轮廓的新一代文学理念之间的对立。而芥川龙之介正是由于处于这一对立的最前端,而成为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

在日本文学史上,象芥川龙之介这样被频频评论,而且集毁誉褒贬于一身的作家实为罕见。虽然“新技巧派”最初并非是因芥川龙之介而建立的概念,但是,以今天的立场来看,“新技巧派”似乎已经成为芥川龙之介的代名词。在大正中期便已经被视为“新技巧派”头号人物的芥川龙之介在与“新技巧派”相对立的自然主义拥护者的批判中首当其冲实属必然。

为了认清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特色,这里有必要对当时评价芥川文学的臧否双方的观点作一大略介绍。

大正6年6月27日,芥川龙之介的同志、好友佐藤春夫、久米正雄、松冈让等人发起举行了芥川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罗生门》的出版庆祝会。翌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庆祝会发起人之一江口涣的文章《芥川君的作品》。江口涣在指出芥川的作品基调缺少热情和气魄的同时,称赞道:“成为芥川君的作品基调的是清澈的理智和高雅的幽默。”继江口涣之后,三田文学同人井汲清治对芥川的《偷盗》给予了几近最高的赞赏:“芥川龙之介氏的作品给人以优雅的古典感。宁静、沉着,同时又深刻、厚重,而且合谐不紊的调子直透读者心底。”芥川的同志菊池宽则宣称:“芥川的创作……位于艺术的最高水淮”,“在技巧方面是第一人”,“观照的清澈方面也出类拔萃”,作出了芥川龙之介“用银镊子翻弄人生”这一有名的评价。

然而,与上述褒扬相对应,对芥川龙之介批判的声音也十分激烈。中村孤月在大正6年1月13日的《读卖新闻》上苛刻地指出:芥川的《命运》以及《尾形了斋记录》“浅薄稀薄”是“粗制滥造”,甚至极而言之:“文坛上不需要海军机关学校教官的余技。”(芥川当时任海军机关学校教官)前田晃将“没有实感的所谓新技巧派的作品”看作是对人生缺乏积极关心的“无异于玩具的无责任感艺术”,也是暗中以芥川为目标投掷的石头。芥川批判中比较典型的是细田源吉叱责芥川的《开化之杀人》的观点:“他的作品完全是将人生之断片的事件,手段巧妙而且依旧断片地切取出来。因而从他的作品中无法找到宏大的气魄和深沉的心灵。他的作品的唯一兴趣不过是,从无限广大的人生截取一片事件,然后再考虑怎样将其巧妙地形象化。”(《中央公论》大正7年7月临时增刊)细田源吉的芥川文学与人生的深刻广大的现实没有联系的指责,成为同时代芥川批判的有力的一个方面。

对芥川文学的臧否两论本文所关心的是,双方都谈到了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容器大小问题并将其作为评价芥川文学的关键所在,用前者的话说是“用银镊子翻弄人生”,用后者的话则是“无异于玩具”、“人生之断片”。(全文重点号均为作者所加)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的百余篇小说都是短篇形式,他也曾试图写过长篇小说,比如《路上》,但却失败了。对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褒贬双方使用的是截然相反的比喻。“银镊子”具有能动的、功能的性质,而“玩具”、“断片”则具有受动的、虚假的、无机的内涵。

以下,我们想从三个方面对芥川龙之介走向短篇小说的必然性加以推论,并以此对臧否不一的芥川文学作出价值判断。

转瞬即逝的人生观

《舞会》是芥川龙之介的表现明治开化期作品中的名作。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借法国海军军官之口说道:“我在思考着焰火,思考着象我们的人生一样的焰火。”在天主教作品中的杰作《奉教人之死》里,作家写道:“所有的人世的尊贵是那任何东西都难以替换的刹那间的感动。”在芥川龙之介死后,作为遗作发表的《某个傻子的一生》是作家在自杀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的自传式作品。其中描写青年期的自己看到电线在雨中漏电的情景时,芥川发出了感叹:“空中的电线依然放射着耀眼的火花。他纵览人生却没有任何需求的东西。只是那紫色的火花--非凡的空中的火花,即使以生命来换取他也想抓住它。”

如上所见,芥川龙之介多次在作品中表现出对那虚幻美丽的转瞬即逝的光辉的憧憬,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刹那间的感动”。而在《某个傻子的一生》中,芥川龙之介警句式地说道:“人生只是波特莱尔的一行诗句。”尽管这篇自传性的作品写于晚年,但作家在作品中却是让20岁时的自己将其人生观一语道破的。即是说,这一感叹曾深藏于20岁的自己的心中,而在人生即将结束时,又一次在记忆中复出,并且其后15年的生活让人再次承认,人生果然“只是波特莱尔的一行诗句”。

芥川龙之介之所以怀着“人生只是波特莱尔的一行诗句”这一人生观并积极主动地追求“焰火”和“紫色的火花”似的转瞬即逝的人生,是因为由于自己的体质和身世,他在内心深处藏有生命难久的预感。

芥川龙之介生于贩牛奶商人的家庭,父姓新原。芥川出生仅9个月,母亲便突然发疯,父亲只好将他送到母亲的娘家芥川家做养子。芥川龙之介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发疯并很快死去的事实。从此,自己是疯子的儿子这一念头片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极为神经质的芥川怀抱着自己也许会接受母亲的遗传,在某个时候发起疯来的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人生是其意识的实现。怀着“以生命来换取”转瞬即逝的“空中的火花”这憧憬的芥川龙之介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付诸了实践。一方面他明知是在危害自己的生命却依然不分昼夜地拼命读书和写作;一方面,他的自杀显然是受到了德国哲学家麦因林德尔的影响,后者怀有厌世思想,鼓吹自杀是人生的最佳选择。

与芥川龙之介信奉“人生只是波特莱尔的一行诗句”的人生信条一样,他在作品中也追求“一行诗句”的东西。于是,他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他并没有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以长篇巨著进行宏大建筑的志向,他把自己艺术生命的价值放在包容一切的美丽却短暂的瞬间光辉之中。

正是由于芥川龙之介怀着瞬间的人生观,他才操有瞬间的思维和表现方式。《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第4篇短篇小说。但是与前3篇未成熟的习作相比,取材于《今昔物语》的《罗生门》却是最早表现出作家的资质和前景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罗生门》堪称是作家的处女作。一个被解雇的男仆在罗生门下避雨,而罗生门楼上则散布着因饥馑而死的尸体。男仆在楼上看见一个拔女尸头发以做假发谋生的老太婆。老太婆说,若不如此,我便会饿死,事实上,这女尸活着时也做过和我同样的事情。男仆听完,马上剥去了老太婆的衣服,并嘲笑地说,不这样做我也会饿死的。从情节和结构以及主题的表现来看,《罗生门》是具有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往往包容一个作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如《罗生门》一样,芥川的短篇小说的主题大都是固定的静态的不发展的,即它们在瞬间形成,在瞬间结束,无论芥川怎样用语言所讲述的故事去抻长它们,所完成的总恰好是短篇形式。对这种状态,贬者可以说其内容稀薄,褒者却又可以说是结构完整缜密。而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短篇形式与作家转瞬即逝的人生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性主义者浓缩的人生

日本大正初期,以“白桦派”为核心的理想主义作家们将个性的自由伸展和自我的完全发展作为真、善、美来信奉。而大正中期以后出现的作家们对上述信念发生了怀疑,他们意识到正义与人道未必都出自美好的人性情感,有时也出自利己的、排他的情感。他们试图在表面美好和伟大的背后挖掘出丑恶和卑劣,在丑陋和卑劣的个性中发现美好和伟大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将人生截取为各个侧面、多种角度,运用加入主观解释的心理的、理性的手法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疏远缠绕着自身的实际生活中的痛苦、悲伤,而将以近代的对人的解释来刻划历史上的人物作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形成了理性的创作风格。在这一股文学脉流中,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创作便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这一性格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上的影响可以说是宿命性的。在生活中,他无法象萩原朔太郎那样,完全坦露出自我,持有与世俗挺身而战的斗争精神。如所周知,芥川龙之介总是顾忌着四周的人和环境而生存着,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性格软弱,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的出色的理性主义的平衡感觉抑制了自我的释放。在创作中,虽然日本学者中村真一郎称赞芥川试图以“唯美的抒情诗人吟成一首抒情诗那样的精心考虑来完成短篇小说的创作”,不过他的作品世界除去晚年的《海市蜃楼》那样的作品,基本都是没有半点暖昧难解之处的明晰文章,这也与萩原朔太郎那样的以形象来象征式、暗示式地表现无法说明的混沌的内在情念的近代诗完全不同。

以有限的“银镊子”(短篇小说的形式)来翻弄无限的“人生”显然是极难的工作。然而,由于酷爱创造警句的理性主义者芥川龙之介把对人的诠释(文学只不过是人类诠释学的别名)浓缩、蒸馏为“利己主义”,从而使其与“银镊子”处于均衡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以“利己主义”为主题表现人生本身并不一定非采用短篇形式不可,但是由于芥川龙之介获取和表现“利己主义”独特的理性主义方式,他走向短篇小说形式便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江口涣曾说创作小说时的芥川龙之介“是生活的旁观者”,这话道出了芥川冷静的处世心态。然而,芥川龙之介选择“利己主义”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的动机,却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痛自内心的。芥川龙之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谨慎客气地把利己之念压抑起来,可是他周围的人们却毫不客气地持着世俗的利己主义对他施行着压迫。芥川以利己主义为主题创作小说,正是对这种压迫的一种反抗。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压抑利己念头的芥川,在小说的虚构中,通过揭露他人的利己主义,获得生活感觉的一种平衡。

从历史和典籍中获取小说的素材,是芥川文学的特色。《罗生门》取材于《今昔物语》,《鼻子》取材于《今昔物语》以及《宇治拾遗物语》,《地狱变》取材于《宇治拾遗集》和《古今著闻集》,《戏作三昧》取材自《马琴日记抄》,《树丛之中》取材自《今昔物语》。在素材上,芥川的大多数名作均有所依附。因此,堀辰雄说:“他到底没有创作出特有的杰作。”但是,对芥川来说,读书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与从日常身边的平凡生活中创作出文学这一自然主义的金科玉律相对抗,芥川从其书斋的读书中创作作品。文学创作是从实际生活选取素材,还是从书斋中选取素材,完全是作家个人的自由,作品优劣的关键只在于作者的生活感觉如何浸润到作品之中。与那些与现实生活搏击的作品不同,芥川的作品并没有注入作家的热血和激情,但是,作家的理性和神经却密布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独到的艺术风格。之所以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不给人以文学上的深刻的感动,原因正在于芥川文学是理性的文学。不是从现实生活,而是从书籍和历史中获得文学的素材,并不就是作家的弱点,对芥川龙之介来说,却反而是值得称赏的一种发现才能。

芥川龙之介上述取材于历史典籍的作品一般被称为历史小说(尽管也有人对此持有疑议)。这些历史小说只是借历史作为舞台,并不把再现历史作为目的。芥川是借历史的故事传达他对近代人的解释(主题),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创作的是“抓住古人与今人的心灵共通的所谓人性的闪光的快捷作品。”

芥川龙之介获取小说素材时首先是怀着理性思考的,其方式是走向书斋和历史典籍。他在提炼主题时并非面向某个历史事件或故事的整体,即他并不想建立历史观去与历史完全撞击。因此,历史发展的胎动中的能量便没有进入他的意识之中,其结果是限制了作品的规模(篇幅),并给读者留下了技术主义的印象。理性地把握稍纵即逝的“人性的闪光”,必然生成“快捷”(短篇)的作品。

对在书斋中创作的理性的芥川龙之介来说,从题材、人物、主题甚至结构,一切都是早已成竹在胸的,他的笔并不是行走于未知的旅途上。正因如此,他手中的“银镊子”与其所要翻弄的“人生”才从没有失去过均衡。当然,芥川的“银镊子”之下并非是无限广大的人生,而只是“利己主义”这一“人性的闪光”点。芥川龙之介通过对“利己主义”的暴露,在文学中进行着严肃的人生思考。

家庭、血缘、体质的影响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家庭、血缘、体质的影响,此乃不言而喻之事。但是,对芥川龙之介来说,家庭、血缘、体质方面对他的创作的影响却是巨大和本质性的。就本文论题而言,芥川龙之介所以选择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便与他生长于其中的家庭、生母的血缘和体质的情况直接相关。

芥川龙之介出生之际,其命运似乎就被决定好了。9个月时,由于母亲突然发疯,父亲只好把他送到同样位于东京的龙之介母亲的娘家做养子。尽管养父是龙之介母亲的亲哥哥,但是,作为养子,当然不能率性而为,加上龙之介超乎常人的神经质,他更是加倍小心地生活以不去违忤养父母,这种生活环境养成了他成年后过分顾忌体面和周围人眼色来行事的性格。

芥川的养父母家经济上处于中下层,家中具有浓厚的江户文人的空气,保持着传统的江户趣味和对文艺的兴趣。其养父喜作南画、俳句,善栽盆景。芥川龙之介很早就喜爱古董和汉诗便由于这一环境的影响。在这种讲究规矩的家庭中长大,芥川的感情和感觉被训练得十分细腻,对形式极为敏感(事实上,南画、俳句、盆景、古董、汉诗都有精致的形式美的特质)。后来,当芥川龙之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便醉心于形式上的营造,而与中、长篇小说相比较而言,短篇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对象。

由于芥川龙之介过分顾忌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而且每科成绩都出类拔萃。(正是这种全方位的努力学习,使芥川龙之介成为一位走向书斋的学者型作家。)这种性格用在文学创作上时,芥川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短篇形式,因为正是短篇容易被照顾周到。果然,芥川把短篇小说经营得结构整饬、文体和谐,让人无法挑剔。然而物极必反,过于追求完美反而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和笔致的发挥。“美人方有一陋处”,无一陋处便非美人,这也正是艺术的辩证法。

如前所述,芥川龙之介的生母在他很小时就疯病发作不久便死去。这一事实象巨大的阴云始终遮在他的生活之上。自己也许会从母亲那里接受疯病遗传,不知哪一天发作的恐惧,加上自身体质的孱弱多病,芥川很早就持有自己寿命难长的预感。芥川龙之介在35岁时便自杀,主要便出自以上两个原因。前面讲过,芥川的自杀是极为理性的。即是说,自己人生的长短都在他的预料之中。那么,反正自己也是活不长(或者根据他那追求转瞬即逝的“火花”的人生观也许可以说是不想活长)的人,倒不如以有限的时间多留下一些作品。芥川的文学创作生命仅有短短的十年,对自己的生命期限早有预料的芥川选择短篇形式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芥川经常撑病弱之躯伏案彻夜写作,这更加速了体力的衰弱。他之所以在长篇创作的尝试中失败,体力不支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以上分别从3个方面探讨了芥川龙之介走向短篇小说艺术的诸多原因,但是必须申明的是,上述各种原因彼此都不是孤立的,机械可分的。从总体上看,所有这些原因之间,有时彼此互为因果,有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牵引着芥川龙之介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短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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