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自觉——读张立文教授新著《和合学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著论文,中国论文,概论论文,自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立文教授笔耕不辍，自80年代以来，相继推出了《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等多部有分量的哲学史和文化学著作，在海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奠定了令人尊敬的学术地位。近年来，张立文教授又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向构筑中国哲学新形态的艰苦探索。如果说，我们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和《新人学导论》中还只是隐约感到他的这种探索，那么，最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则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探索。该书分上、下两卷，洋洋近80万言，结构严谨，体系庞大，新见迭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该书的出版，不仅是作者殚精竭思，不断超越自我的见证，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新形态——和合学诞生的标志。
一
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合作、结合、融合，和合一词指的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其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正如张立文教授所言，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不是某家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各家各派的普遍文化精神。儒家讲“仁者爱人”，“爱有等差”，是在承认社会等级的基础上求和合；道家主张自然无为，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是通过无差别的爱来实现家庭和社会的和合。和合不是中国文化某一发展阶段的人文精神，而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人文精神。先秦各家讲和合，不待多言；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将自然现象与政治相联系，旨在求君臣、上下与宇宙的普遍和合；魏晋玄学家讨论“有”“无”，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与道家的自由精神和合在一起；宋明理学家热衷于“理气之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理气和合，每个事物是有理有气的理气和合体。和合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建构的和合学首先是对中国文化这一资源的开掘、弘扬和转生。他的这部著作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事实证明，只有民族的，才是有生命力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创新，都应该到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去汲取养分，寻找基础。
张立文教授创建的和合学并不单纯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简单继承。它既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总结和阐扬，更是一种突破和超越。从形式上看，传统和合思想零散，不成体系，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而作者建构的和合学则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它既有自己的基本原理、理论公设，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既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既讲“体”，也讲“用”。从内容上看，传统的和合方式是无中介的直接和合，如把“天人合一”只作为一种神秘体验和道德意识，而不通过发展科学技术等中介系统去追求，是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作为和合的要素还未充分分化和展开，就急于合一，使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是无冲突的重一和合，传统中国人过分重视和谐，不能正视冲突的价值，特别强调形式上无冲突的一致和融合……这些都是传统和合思想的缺陷。作者力图克服这些缺陷。他在建构和合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分别在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和合可能世界引进了智能、规矩、名字（即概念、范畴）三个中介概念，并将此作为“三界”和合的重要环节，突出了发展人类智能、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摒弃传统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思想，积极肯定多元和多元发展的价值，认为和合是诸多异质因素、要素的多元和合，和合首先需要承认多元的、多样的事物的存在。只有多元的异质因素的和合，才能产生新质事物；一元的、同质因素的叠加，产生不出新质事物。不同因素差分的程度愈高，和合的水平也愈高。作者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而接纳冲突概念，并对冲突进行了某种限定。他说，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因，融合是冲突的果；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冲突若不走向融合，冲突便毫无所成，只有负面的价值和意义，故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若无冲突，就无所谓融合，融合的正面价值和意义，亦无所肯定和定位。这些都是崭新的观念，它不仅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超越，而且能够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二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说，一切哲学都是现代哲学。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是基于现实，基于现代化、西方文化和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这三方面的挑战而创建的。它凝结着历史的智慧，蕴涵着20世纪人类的痛苦教训，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演变，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二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人类已进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时代。虽然各个国家在经济实力、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在国际大家庭中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大家同在一个星球上生活，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减少对抗，共同发展。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个共识体现的就是和合学的原则和精神。这说明，和合学对于解决国际争端，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日益进展，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早已被打破，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一统格局已不复存在，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社会日趋分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已带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的消极后果。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贫富悬殊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不影响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另外，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构想已变成现实。如何在一个国家内部长期保持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也是对我们的一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和衷共济、友爱互助的和合精神，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合学原则去解决问题，以营造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直到现在仍对我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包含丰富的智慧和潜在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但从近代开始却一直面临着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存在着向现代转换的问题。虽然100多年来，中国人提出了许多种关于中西融合， 使中国文化向现代转换的主张和方法，但都没有使这种转换落到实处。不论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还是“抽象继承”、“综合创新”，都只停留在方法和口号的层面，而没有整合出一套新的理论或学说架构，以展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面貌。作者有鉴于此，紧紧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建构和合学，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崭新形态，使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方面的探讨有了一个具体的落实和安顿。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形态就一定是和合学，但作者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无疑会推动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讨由方法上的论争转向文化形态的选择，促进中国文化的新发展。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诸多共同的冲突和挑战。作者将这些冲突和挑战，概括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及不同文明间的五大冲突。这五大冲突关系着人类在21 世纪的生存和发展。 作者站在21世纪文化战略的高度，为化解现代人类面临的这五大冲突，依据和合学的理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文化原理，呼吁共存共荣，多元互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文明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认为人类只有把一切关系都建立在“爱”的根基上，才能化解冲突，实现和合，不断获得提升。宽容和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石。没有宽容，就没有合作，就没有多样性；没有爱，就只有仇恨和破坏。人类要进一步文明和发展，就应有更多的宽容和爱。而宽容和爱正是和合学的核心精神。作者提出的和合学的五大文化原理，既触及到人类文明的内核，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冲突的世纪，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和合的世纪。预计它将对人类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化解五大冲突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座右铭，也是中国哲学家应有的气魄和风范。作者以回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为己任，以先哲“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潜心竭思出和合学，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家的这一气魄和风范。《和合学概论》的出版，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世界的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孕育出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是在反思传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展开的。所以，我们在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把西方奉为楷模。在思想文化层面，用西方的观念来批判自己的传统，把中国固有的哲学和文化放到西方的框架内进行解释和评价，以西方的标准来裁剪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甚至连概念、范畴也以西方的规定为准则，不仅扭曲和掩盖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而且使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了挫伤，中国的学者丧失了主体意识。但是，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由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了积极的评价，中国的学者越来越恢复自信。他们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哲学和文化，并强烈地感到当代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和文化形态。作者在阐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出和合学，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回应现代三大挑战的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代表了中国哲学家的自信，显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自觉。
和合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不是为特色而特色的刻意雕琢，而是作者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回应现代三大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哲学文化体系；它不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产物，而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是真正的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哲学的百花园中，中国哲学应该有自己的相应位置。中国的哲学家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作者在这方面无疑走在我们的前面。
这种自觉不仅表现为抛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追求，而且表现为对中国哲学经学传统的否定。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部被称为经典的哲学著作。可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学者丧失了学术上的独立性，而依附于经典，形成经学传统。他们述而不作，只能在解经、注经中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而鲜有独立的哲学著作问世。宋明理学很有独创性，但也没有完全打破这一传统。近代以来，这一传统又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这就造成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不是“照着讲”，就是“接着讲”，而不敢“自己讲”。抗战时期，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只是接着程朱讲。作者敏锐地洞察到哲学发展的新趋势，发现哲学经历了潜哲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正走向和合学阶段，进而推出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和合学，打破了经学的传统，开了良好的风气。
张立文教授不仅是一位博学的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位有思想和开拓精神的哲学家。他的新著《和合学概论》，立足现代，瞻目未来，扎根传统，气势恢宏，思想深邃，在当今流行文化快餐的时代，是一本很耐读的书。其中的精湛见解和深刻意蕴，需要我们慢慢品尝、理解。
标签：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和合文化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新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