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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传记乃至文学评论等领域都有可观的建树。
他写报告文学作品从抗日战争初期他投身人民军队起就开始了。数十年间佳作迭出，最为脍炙人口的当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组作品。这些作品融叙事、写人、抒情于一炉，深刻地揭示了志愿军战士高尚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热情地歌颂了他们那种炽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那种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最可爱的人”这个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称呼一经被作者喊了出来，随即风靡全国，成为对于人民战士的一种最崇高的赞誉，成为我们时代所创造的一个最有生命力的词语。
诗歌是魏巍运用文艺投入战斗时最早选择的武器。他的政治抒情诗形式多样，有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有信天游式的民歌体，也有两句一节或四句一节的新格律诗。不论哪种形式，都诗意盎然，生活气息极浓。这些诗句是那样扣人心弦，发人深思，更像是针对现在吟咏的一样。魏巍具有诗人的气质，因而他笔下产生的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都饶有诗意。
魏巍的散文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思想杂谈。从1954年起，他曾多次应《中国青年》等刊物和报纸之邀，积极参加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他的许多文情并茂的散文，从五六十年代的《幸福之花为勇士而开》、《春天漫笔》、《夏日三题》、《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到八十年代的《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等，就是为此而写的。他向青年人，特别是石油院校的学生作过多次讲演，也属这一类。这些散文纵谈生与死、个人与集体、劳动与享受、吃亏与革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青年人极为关注而又认识模糊的问题，采取平等交心的态度，以真情实感阐述真知灼见，娓娓道来，使人如坐春风。魏巍把这些作品结集时取名《壮行集》，意思是为那些走向生活的青年朋友壮行，为他们献身“四化”的伟大实践壮行。有位青年把有魏巍文章的杂志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30年。这是多么感人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它告诉我们，文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能够发挥多么崇高而美好的作用！今天，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多么需要魏巍这样的散文呵！实践证明，有崇高理想的人讲理想，有坚定信念的人谈信念，才能说服人，打动人。魏巍正是这样。他的这些散文堪称情与理的统一，艺术与科学的统一，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统一。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都能像魏巍这样，谈自己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东西，谈衷心热爱并赖以生活的东西，谈感受真切和阅历较深的东西，那该多好呵！
魏巍在创作之余，还从事文学评论。由于他本身创作经验丰富，对生活非常熟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评论文艺现象时就切中肯綮，绝无隔靴搔痒之弊，并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不乏创见。1957年他写过一篇关于“本质论”的文章，对文艺要不要反映生活本质和怎样反映生活本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学作品，当然不应罗列生活现象，而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但是生活的本质不能是简单的图解，而是要通过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所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体现的。”这不仅在当时对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失为一剂良药，对于今天那种根本拒绝典型化，“反对对生活原生态作任何更改”的倾向也是有力的针砭。魏巍的文学评论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立论准确、深刻，行文生动、活泼，具有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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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先后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和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
《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作者匠心独具地从主人公郭祥回乡探家展开故事，从而写出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在中国农村各阶级中引起的不同反响，勾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氛围，揭示了当年在建国伊始、困难重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出兵朝鲜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表现了毛泽东作出这一英明决策的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胆略。小说人物众多，其中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至少有20多个。人们读后不禁掩卷惊叹：这本书里有多少使人喜欢、使人景仰、使人深思、使人怀念的优秀的人呵！丁玲曾经说过：“《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这个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地球的红飘带》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魏巍不满足于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除进行大量采访外，曾两次沿着长征路线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经过数载结撰，终于使这一壮举在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小说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从湘江战役写起，中经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过草地、巧夺腊子口，直到哈达铺整编，差不多反映了长征的全过程。其间描写沿途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自然环境的严峻和险恶，革命领袖的睿智和胆略，红军战士的忠贞和无畏，党内斗争的尖锐和复杂，敌人营垒的凶狠和倾轧，无不历历如绘，真切感人。尤其可贵的是，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包括我党我军的高层领导人和普通指战员，国民党反动派的最高统帅和地方军阀，都刻画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聂荣臻曾经写道：“作品中出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的形象，写得很像，很活，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和战友，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他称小说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这位曾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了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充分说明了作品的价值。
《东方》和《地球的红飘带》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人民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挫败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粉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像巨人般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长征的精神，抗美援朝的精神，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魏巍创作这两部小说，正是紧紧把握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结的关节点，从而使历史上的人和事强烈地震撼着当代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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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创作的水平和魅力是由许多条件综合决定的，这里包括生活、思想、热情、艺术修养、才能以及时代因素等。魏巍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创作力长盛不衰，进入古稀之年以后，在若干文学领域继续写出了许多堪称上乘的好作品。
报告文学仍是魏巍得心应手的武器。自从1955年他到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给第一届毕业生送行以来，就和石油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古稀老人的足迹从沙漠到海洋，几乎踏遍了我国的主要油田。他的一组以“石油战线巡礼”为总题目的报告文学，描写了西北的玉门、柴达木、克拉玛依诸油田和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描写了东南的胜利油田和近海油田。这组作品中，有两篇以人物为中心。《这才是青春开花处》刻画了坚持同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中成长的青年；《枝枝青莲出水来》刻画了大公无私、志行清廉的油田干部。他们的形象，是对真善美的赞颂，是对假恶丑的抨击。这组报告文学既有形象的描绘，也有抒情的政论。
近年来，魏巍继续创作了不少诗篇。这些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渗透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因为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教训太惨痛、太深刻了。《母亲》这首诗是悼念子弟兵的母亲刘大娟的，这位老妈妈曾被称为“官大妈”，意思是大家的母亲。她是《东方》中杨大妈的主要原型。在这首诗里，魏巍倾注了对“官大妈”的无限深情和忧国忧民的不尽思绪。《我驮着21世纪前进》从诗人背上驮着小孙孙生发开去，抒写了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展望和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真理的坚定信念。在《写在汨罗江畔》一诗中，魏巍同屈原展开了对话，这些热得烫手的诗句，说明魏巍的胸中燃烧着共产主义理想之火，他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年青。
说到魏巍近年来的创作，不能忽视他在杂文领域的成就。魏巍的杂文具有广阔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角度，鲜明、犀利、尖锐、泼辣，同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迥异其趣，显示出它应有的战斗锋芒，真正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我们只要从魏巍杂文的褒贬所向，就可以看出其强烈的针对性。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奇谈怪论，诸如诬社会主义为封建主义，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得了“恐资病”，以沉滓泛起冒充“观念更新”，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不可或缺的“补课”之类，他义正辞严地进行驳斥；对于叛卖祖国、投靠西方的动乱“精英”，他毫不留情地加以嘲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压、不受骗的硬骨头精神，他热情歌颂；对于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仍对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的国际共运的坚强战士，他大力赞扬……。他把在错误思潮泛滥、国际风云变幻中所写的杂文称为“顶风破浪集”、“风雨谈文录”，可谓名副其实。魏巍的杂文晓畅有深意，笔下带感情，即就文风而言，也别具一格，值得提倡。
魏巍近年来的作品中还有弥足珍贵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写的《话说毛泽东》，全面评价了这位历史伟人。 他称颂毛泽东是“纵有误失真英雄，改天换地建伟功；慧眼胆略谁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他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有些人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置诸脑后，他以大量的事实和优美的文笔阐明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魏巍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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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既是作者本人的创作个性，也是社会主义文学本质和可贵的东西。
——伟大时代的强音。我们读魏巍的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传记文学，都会感到其音昂扬激越，令人心灵净化，奋袂跃起。震撼人心的是贯穿于其中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和自我牺牲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此等等。它们在魏巍的笔下，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形象得到了真实反映和充分体现。魏巍曾经把自己早年的诗作比做“小司号员的年轻的号音”。其实，扩而充之，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又何尝不是在充当“司号员”？他的所有作品又何尝不是“号音”？那是伟大时代的强音！
我们说魏巍的创作奏响了时代的强音，这当然不是说他的作品里只有进行曲，不是的。他反映的生活异常广阔，既有对重大事件的描绘，也有对日常生活的点染；既有对英雄人物忘我奋斗、壮怀激烈的讴歌，也有对男女间纯真爱情和自然界瑰丽景色的刻画；既有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颂扬，也有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鞭挞。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在他的作品中有机结合，并见迭出。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的作品从总体上以昂扬激越为基调，体现出一种崇高美。
——叱咤风雨的英雄谱。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综观魏巍的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的英雄形象，包括专用一个原型和概括若干原型，采用真实姓名和未用真实姓名的典型形象。这里有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在《邓中夏传》（与钱小惠合著）中细致描写了这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真实过程，从开始时的不熟不懂、处处碰壁，到后来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这真是一个大写的人。
这里有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地球的红飘带》写了我党我军那么多领导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朱德的坚定忠厚，周恩来的胸怀宽阔，张闻天的从善如流，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即使是着墨不多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老的形象也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东方》中彭德怀的形象高大而丰满。这位奉命于危难之时，受任于仓促之际的志愿军统帅，在严峻形势下指挥若定，在胜利欢呼中冷静谨慎。他刚正不阿，对党内拍马钻营一类现象深恶痛绝；他情深似海，对英勇牺牲的烈士无限崇敬。多么可敬可爱的彭老总呵！
这里有基层的干部、战士。《地球的红飘带》中的金雨来、樱桃、杜铁锤……，《东方》中的“嘎子连长”、“老模范”、“老保姆”、“调皮骡子”……，《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组报告文学中的许多有真实姓名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故事和性格人们读后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贯穿《东方》全书的“嘎子连长”郭祥，他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揭示。这是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丰富内心世界的英雄人物。
这里有人民的英雄群像。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东方》中的杨大妈。她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子弟兵母亲，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有敏锐的警觉。她一心为公，敢作敢为，带领乡亲们保卫土改成果，走集体化道路，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无产阶级的人性美。魏巍说过：“我一生爱美，不论是自然之美或人生之美，都使我倾心相爱，美似乎已经沁彻了我的心魂。”这种自然之美和人生之美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的人性美。例如廖大珠（《地球的红飘带》）这个平时不说话的人却蛮爱动心思，终于争到了夺桥突击队的任务，带头攀援铁索在枪林弹雨中前进。
乔大夯（《东方》）是个英勇憨厚的大个子战士。他屡建奇功。团长、政委特地请他吃“山鸡宴”，他却食之甚少，斯文出奇。在这个外形粗壮、稚拙的战士身上，跳动着一颗多么高尚、纯洁的心！陈三（《东方》）是“小鬼班”的班长。他是那样爱他班里的战士，被人们称为“老保姆”。郭祥（《东方》）是有名的“嘎子连长”。他被打断腿后即将回国，来到为掩护朝鲜儿童而光荣牺牲的爱人杨雪的墓前，抚摩着石碑，一幕幕往事萦回脑际，热泪夺眶而出。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的爱情是那么高洁，那么纯真，就像墓旁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一样通体鲜红。
有人指责我们不讲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否定人性、人情的存在。文学作为“人学”，当然要有人情味，要表现人性美。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老实说，社会主义文学恐怕比某些人所张扬的文学更有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不过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性决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恰恰相反，它是极其美好的东西。谓予不信，请看魏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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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的创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魏巍非常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给自己订了一条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法律”，这就是：“无限忠于生活的真实，尽毕生之力鞠躬尽瘁地获取生活的真实。”因此，他的作品一旦展现在读者面前，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从细节到本质，显得那么真实可信，不由你不被吸引，不受感动。
艺术的真实归根到底来自对生活的熟悉。魏巍笔下最鲜明的人物形象，最动人的故事情节，最有特征性的细节和语言，都是从现实生活的丰富矿藏中发掘出来的。《东方》之所以写得那么成功，当然同他有戎马生涯，亲身参加过激烈的战斗分不开，更同他三次入朝分不开。特别是1952年第二次入朝，历时一年。其间他曾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有一次竟睡在距美国侵略军不过400米的地方。他点面结合，深入战争生活的各个方面，先后访问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他创作上的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说，都是“生活的恩惠”。魏巍对战争年代冀中的生活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但他在构思《东方》时，就感到对建国初期冀中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不那么熟悉，写起来没有把握，于是他又一次到冀中重新体验和补充生活。与农村相比，工厂是魏巍比较生疏的领域，但要全景式地反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这又不可或缺。怎么办？还是要到生活中去。《东方》第四部中“城市”一章，就取自他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挂职锻炼期间的生活感受。魏巍说：“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相信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作家的可贵的创作态度。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充满了辩证法。魏巍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创作只能“有中生无”，却不能“无中生有”。这就是说，艺术构思需要创造性的想象，但一切可供想象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现实生活。原始材料愈丰富，大胆虚构的天地就愈宽广，想象的翅膀就愈能自由地翱翔；相反，原始材料愈贫乏，可以虚构的天地就愈狭窄，想象的翅膀就压根儿飞不起来。魏巍还认为，作家研究生活时要有最大的老实，构思作品时要有最大的“不老实”。这就是说，当作家研究人、研究生活的时候，要艰苦扎实，不能浅尝辄止；而当进入艺术加工的时候，又要善于提炼和概括，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这些意见实属经验之谈。
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真实性和倾向性是应当而且可以统一起来的，因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艺术愈是直面人生和追求真实，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是指丰富的社会生活及其本质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社会主义文学的倾向性则是指用共产主义思想照亮作品。魏巍说得好：“如果说18、19世纪的伟大作家和诗人是用民主主义思想照亮他们的作品的话，那末，我们该用什么思想呢？我看只有用共产主义思想才能引导人民前进。”应该说，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文学创作，这不是新鲜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这么做了。党的指导思想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了。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确立了40多年，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的文学理所当然地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文学创作，决不是在作品中进行空洞抽象的说教。魏巍作品中的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从来不是某种现成结论的演绎和图解，而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生活、研究生活的珍贵发现，包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并通过活生生的形象水乳交融地表现出来。即使像志愿军为什么打得如此英勇这样的问题，尽管入朝之初领导机关就告诉他是由于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答案，而是自己深入生活，结识了众多的干部、战士，接触了许多的具体事件，答案虽然还是这个，但已经不再是人家告诉他的现成结论，而是变成了自己得出的深切体会，同自己的思想感情血肉相连，思想因素已经渗透和融化于感情因素之中。他的作品中主题思想的产生，总是在研究生活之后，而不是在研究生活之前。“创作就是发现”，“思想化为血肉”，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信条。在魏巍的作品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得益彰，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关键在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是社会安定、人们务实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规律性现象。魏巍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群众对我们的文学之所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冷淡，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疏远了人民，疏远了生活，疏远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认母’”，这个“母”就是人民。他提出“这个口号丢不得”，这个口号就是思想改造。他提出要纠正一种不正之风，这个不正之风就是鄙薄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意见有如空谷足音，堪以振聋发聩。为了达到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水平、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不断地得到提高，并且通过创作实践作长期的努力。这是魏巍的创作道路告诉我们的。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1953年9月， 周恩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段论述非常精辟，它概括了社会主义文学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就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这恰恰是在评论魏巍的作品时引申出来的。魏巍忠实于现实生活，但他不满足于单纯地再现现实，同时要求表现理想。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如果失去了理想，也就没有多少希望和前途了。而我们的人民是有前途的，我们不仅要脚踏大地把握今天，还要开拓更加美好的明天。”在魏巍的作品中，对现实的冷静分析、精确描绘同对理想的强烈追求、热情讴歌是辩证统一的。他为我们提供了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这些形象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又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要求，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既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又包含着按照生活的逻辑可能有、应该有和必然有的因素和成分。这样的形象有如光芒四射的探照灯，照亮着人们前进的道路。这是魏巍的作品最为动人的地方。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决不是对人物的“神化”和“鬼化”。魏巍笔下的英雄形象都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有高出于一般人的觉悟、智慧、意志和勇气，但又都有七情六欲，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使像《东方》中郭祥这样贯穿全书的英雄人物，也曾有方法简单和不够成熟的一面，有心灵深处的矛盾和斗争，并非先知先觉，全智全能。这样才真实可信，可亲可敬。另一些人物更有明显的缺点、弱点，作者毫无讳饰地加以揭示，并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如刘大顺这个苦大仇深的解放战士，在气焰嚣张的敌人面前曾一度懦弱恐慌，经过革命熔炉的淬火加钢，竟然创造了只身生擒敌军60多人的奇迹，被光荣地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最后在战场上勇炸敌堡，光荣牺牲。这样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对先进人物不能“神化”，对反面人物也不能“鬼化”。《地球的红飘带》中写了不少敌人营垒里的人物，如蒋介石、王家烈、杨森等，作者没有以给他们画个鬼脸，涂上个白鼻子为满足，而是从理想的高度洞察反面人物的灵魂，鞭辟入里地把它揭示出来，因而同样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这说明，革命的理想主义完全不同于庸俗的脸谱主义。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并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革命的理想使人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曲折的道路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因而总是伴随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它同消极、失望的悲观主义是绝缘的。但是，它又同廉价的乐观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早在1956年，魏巍就指出：“我们的写作中有不敢正视矛盾和冲突，隐蔽缺点和困难，以及粉饰现实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严重一些地说，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缺少革命热情甚至是对人民缺少信心的一种表现。”这种现象后来愈演愈烈。“文革”中江青之流竟蛮横地不准写革命斗争的艰巨和英雄人物的牺牲，硬给扣上“渲染战争残酷，颂扬战争苦难”的帽子，可谓荒谬绝伦。魏巍创作的一个特点是，他敢于放手去写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丝毫不回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和残酷性。《地球的红飘带》中湘江上漂浮着的那么多牺牲者的竹编斗笠和五星军帽令人惊心动魄。即使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以后，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排除分裂主义的干扰，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战斗英雄金雨来的牺牲就是悲壮的一幕。《东方》中描写的是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同头号帝国主义作战，其英勇壮烈更是世所罕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革命的英雄主义是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写英雄人物为人民献身，决不会使我们悲观，相反，他们的高风亮节和豪情壮志会激励我们满怀信心地为崇高理想而斗争不息。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并不是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社会主义文学不仅要善于表现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而且要勇于揭露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这就是魏巍常说的“振奋士气”，“扫清障碍”。他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东方》里的营长陆希荣这个人物，他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没有得到改造，到了某种时候恶性膨胀，终于走到背叛革命的地步。他同那个从觉悟不高的解放战士到气壮山河的革命烈士的刘大顺恰成鲜明的对照，说明一个人哪怕起点低，只要忠诚老实，肯于改造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优秀战士；相反，虽有才能而拒绝思想改造，就会坠入不可救药的深渊。这两个形象的对比，对于人们思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有极大的认识意义。魏巍在谈到陆希荣这个人物的创作意图时说：“《东方》既然是为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就有必要写这么个人物。”其实，即使在和平环境里，这个反面教员的警示作用又岂能低估！
魏巍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既需要现实主义的深化，也需要理想主义的升华，一句话，需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
（三）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应当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精神。魏巍的作品可谓卷帙浩繁，色彩纷呈，其中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在时代精神的问题上，要澄清一种误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来现代派文学。这是完全不对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宣传存在本身的荒诞，人类本性的丑恶，世界末日的来临。这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曲折反映。它对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的某些技巧和手法也可资借鉴。但它宣传的思想观点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它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民族由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殊性，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文学作品只有体现这样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才能给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为本民族特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艺术珍品。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随着民族生活内容的变化而发展变化。魏巍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它既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美学传统，又广泛吸收了国外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营养。例如，在作品的结构上，既眉目清楚，有头有尾，又普遍运用倒叙、回叙、双线或多线交织发展等手法。在作品的语言上，既博采群众口语，新鲜活泼，富于表现力，又多方面学习语言，在描绘波澜壮阔的场景和错综复杂的事物时施展自如。在作品的体裁上，他努力使固有的体裁（如诗歌）现代化，使外来的体裁（如报告文学）民族化，在魏巍的作品中，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是和谐一致的。
在民族风格的问题上，要反对一种倾向，就是以“反传统”为时髦，无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美学传统，抛弃我国文艺的革命传统。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有些作品不仅违反从千百年来人类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而且违反人们赖以进行正常的语言交往的语法规范，以至不要标点符号，不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任意变换时空和人称，支离破碎，扑朔迷离，杂乱晦涩，不知所云。针对这种情况，魏巍指出：“反对洋八股，树立有中国气派的新鲜活泼的文风，应当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他说：“经过文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尤其是经过解放区作家和群众的进一步结合，在语言的群众化上大大跨进了一步。这个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近几年的文风，却突然扭过头去走了一个‘之’字，返回去了。而且比原来的洋八股还厉害，简直看不懂。”“这不能不说是文风上的大倒退。发展下去，是要贻害子孙的。”这真是慨乎言之，痛乎言之，实属切中时弊之论。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时代精神，“民族风格”有可能变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离开了民族风格，“时代精神”也有可能流于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合则兼美，离则两伤。
魏巍的创作之所以能达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归根到底是他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对待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等关系的结果。在他看来，“《讲话》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纲领和永不褪色的旗帜，也是培养我们革命文艺战士的乳浆。”有人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文学正道是先锋。”不对。先锋派文学中荒诞、虚无、猥琐、无奈的内容和光怪陆离、无从索解的形式，同沸腾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审美需求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要讲今天文学的正道的话，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文学正道是《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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