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峰市论文,内蒙古论文,其对论文,证据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4)01-0024-05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以促进中国农村发展和缓解贫困。例如，一些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蔡仿、都阳，2000；蔡仿等，2000），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大力度的投资将是消除地区差异、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极其有效的手段。再如一些强调知识发展战略的学者也指出，中国的贫困地区应以人力资源的开发或教育投资为首先发展手段（胡鞍钢，1999；胡鞍钢等，2001）。政策的制定应以对现实情况的把握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强调教育投资的政策中，对以下3个问题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1)当前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分布状况有什么样的特点？决定这种分布状况的因素有哪些？(2)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程度有多大？(3)在不同级别的教育中，哪一级的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
本文利用从赤峰市4个县的农村收集的家庭户数据，尝试回答以上3个问题。这些数据是由赤峰市统计局农业调查队于2002年8月收集的，课题组为此专门设计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情况调查问卷”。共有340户家庭样本和1374个个体资料，数据反映的是2001-2002年的基本情况。样本户全部是农业调查队的样本点，都属于农业户，未包括牧民家庭。
一、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及其决定因素
我们选择了样本中15-60岁劳动力，首先来看一下劳动力受教育状况的基本特征。从全部样本看，平均的受教育年限为7.4年，有近32%的人口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在教育上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年）要比女性（6.8年）高1.2年，在文化程度上，女性中在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约为46%，而男性的这一数字仅为18%。从分年龄组的人口的教育状况来看，35岁以前的年龄组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不大，如15-25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而25-35岁的大约为8.2年。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口的教育水平逐渐降低，这不论是在受教育年数上还是教育程度上都是如此。在总体上，人口中以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最多，为60%，在45岁前的年龄组中表现出统一的特征，而在45岁以后年龄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超过了初中。样本的教育水平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区差异，敖汉旗的样本受教育年限最低，为6.9年，巴林左旗的最高，为8年；宁城县的文盲比例最低(4%)，翁牛特旗的则最高(11%)。
总之，从对劳动力样本的受教育状况的描述特征来看，人口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组效应和地区效应。更为准确的结论的做出需要对样本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才能得到。
考察个体教育水平决定因素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是估计个人教育水平函数，它说明的是不同个体的教育水平的差异及影响这一差异的因素。计量模型中的因变量是个体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数，不包括留级和休学时间。自变量包括，个体变量：性别、年龄组、民族，在模型中它们都是虚拟变量；家庭经济条件变量：人均支出与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居住地变量：居住地地势、家庭距乡镇和县城的距离；地区变量：县份虚拟变量。对家庭经济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中包括各个年龄段，因而一般的家庭经济变量无法反映样本学龄阶段时的经济状况，根据以往的研究，家庭支出变量可以反映家庭“永久收入”(Tansel,1998)，同时，家庭收入水平往往具有上下代之间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因而，这里选择家庭人均支出变量表示样本接受教育时的家庭经济条件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选择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资产变量。
表1是回归分析的结果。除去个别变量外，大部分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下面依次讨论几个因素与个体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表1 个人教育水平的决定（因变量：个人受教育年数）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1)性别与民族
男性变量的系数高度显著而且是正的，说明男性的教育水平或家庭对男性教育的需求要高于女性。这再一次印证了女性教育水平低于男性的现实。从标准化的系数看，对个体受教育水平影响最大的也是性别变量(0.274)，反映了在该地区性别对个体教育水平也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因素。表2的男性的系数也说明，男女之间的教育年限相差1.3年，对比以前的研究（奈特和李实，1994），部分地显示在该地区男女教育水平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民族变量。表2中汉族虚拟变量的负系数说明汉族的个体的受教育年数要低于少数民族（蒙古族），这与一般的观察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在大部分研究中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要低于汉族，而且具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样本选择中造成的。对民族因素在该地区的影响还应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做出准确的推断。
(2)年龄
本文的结果再一次显示出了教育水平差异的年龄组效应。15-20岁、21-25岁两个年龄组的系数不显著，其它年龄组的教育水平与31-35岁年龄组有着显著的差异。表2还显示26-30岁年龄组的个体教育水平最高，而51-55年龄组的教育水平最低。在26岁之前，教育水平随年龄的提高不断提高，从26-55岁，个体的教育水平呈单调递减，也即教育水平随年龄的提高有不同提高的趋势，在55-60岁年龄组教育水平略有回升。
年龄组效应可以部分地结合中届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说明，26-30岁年龄组接受教育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农村改革所引起的农村发展对于当时的基础教育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而15-20岁年龄组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初中与高中教育后期正是农村发展缓慢而非农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当时的基础教育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3)地区差异
模型中县与县之间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差异是显著的。样本中巴林左旗的个体受教育水平最高，敖汉旗的最低。然而，这种差异并不大，最高县和最低县之间的差异仅为0.96年。
地区间的差异可以用各县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来说明，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的县份，教育投入就越多，教育质量就越高，教育就越发展。政府的主观努力程度也可以来解释教育水平上的地区差异，政府对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义务教育政策上的宣传力度和政策干预程度都会对儿童的入学产生较大的影响。
(4)家庭地理位置
根据一般的经验，那些偏远的地区，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应越低，反之，则越高。我们用家庭距乡镇和县城距离两个变量来捕捉这方面的信息。估计结果显示，虽然这两个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但是一方面系数值非常小，另一方面不具有显著性，因而家庭距中心城镇的距离对农村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与一般的经验不一致的。
(5)家庭经济条件
模型中我们用家庭人均支出代表家庭“永久收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资产变量，可以部分地衡量家庭经济条件对教育水平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支出对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家庭人均支出每提高一倍，个体受教育年限就增加半年。家庭收入对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要考虑信贷约束的影响。信贷约束指的是家庭能否自由（或容易）的从银行、信用社或其他人那里贷（借）到资金。如果信贷约束不起作用，一般认为，家庭收入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没有影响，反之，则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估计结果似乎说明当地农村家庭存在着信贷约束，遗憾的是，问卷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变量来进一步说明。尽管如此，其他的一些对农村信贷的研究认为，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往往无法贷到发展生产的资金，也即是存在着强烈的信贷约束，若把这一结果运用到这里，可以部分地解释家庭经济条件对个体受教育水平起到的正向作用。本文的结果还显示，这一作用并不大，这又与义务教育阶段较低的教育成本有关。总之，家庭支出变量的结果说明，贫困家庭的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家庭人均耕地变量的负系数说明，那些人均耕地越少的家庭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有些出乎意料，一般而言，人均耕地越多，意味着家庭农业收入越高，这样对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有正的影响。对这一结果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从当前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农业收入比重下降甚至占的比例低于其他途径的收入来解释，如样本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农业收入之外的来源占到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上。第二，人均耕地少的家庭，在农村非农劳动机会少的地区，意味着上学的机会成本低，相应的教育水平就会提高；在非农劳动机会多的地区，门槛效应起到一定的作用，即外出打工一般要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在下文的结果中可以观察到）。无论何种情况，对于这些农民家庭来说，教育都是一项最有价值的投资。
二、教育与农户收入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教育有助于农民提高生产力水平，这表现在教育提高了农民从事生产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提高了农民的处理信息的资源配置能力。从个体的角度看，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是个体（或家庭）改善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这可从对教育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得到证实。—个基本的假设是，教育水平与农民家庭的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收入水平就越高。然而，这种关系不是完全适用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根据舒尔茨(1999)认为，教育只有在依靠现代技术的农业中才是有用的，而在传统农业中是没有作用的。再如一些对中国农村地区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发现了教育收益的结构性，即不同生产方式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不同的；李实、李文彬(1994)和孙志军(2002)对农业生产函数的研究都发现教育变量的负系数值。赤峰市样本的特征是什么呢？
估计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的非常适合的方法是估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然而，估计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一个要求是有个人收入数据，由于中国农村家庭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因而家庭收入的取得也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样就不容易把家庭收入分摊到个人身上，除非是个人劳动报酬。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教育对家庭生产的作用。
根据农村劳动力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这一特点，运用贾半森和罗(1982)提出的农业生产模型（注：对贾半森和罗的模型的应用，来源于李实和李文彬(1994)一文，这是一种估计农村个体劳动力教育收益的方法。），可以估算个体劳动力教育的收益。该模型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产出是包括教育等家庭特征在内的一些变量的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Y=A(S)F(X,Z)
其中，Y是产出；S是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向量；X是可变投入向量；Z是固定投入向量。
运用规范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上式两端取对数值，就得到可进行经验估计的模型：
各变量代表的要素已在上面说明过了，u是随机扰动项。在该式中，教育只是移动了生产函数，而没有改变其他投入的估计弹性。
我们选择农业收入作为因变量，在模型中取对数值。自变量中，考虑的数据的特点，包括了家庭农业生产投入、可耕地面积、劳动力人数和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前三个变量在计量模型中都取对数值。教育程度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变量。有个问题是谁的受教育程度可作为标准，在其他文献中，一般用的是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或是成员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或是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李实和李文彬，1994）。本文选取家庭20岁以上成年劳动力中教育程度最高者、最低者和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估计了三个方程。结果如表2：
表2 农业收入函数：教育年数（因变量：家庭农业收入对数）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首先三个教育变量系数的符号都为正，这与李实和李文彬(1994)以及孙志军(2002)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在这两项研究中，教育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也即教育水平与农业生产增长至少是无关的，赤峰样本的估计结果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看，除去方程一教育变量的系数较小外，方程二和方程三的教育变量的系数与劳动力人数和土地变量的系数相似甚至略高于后两者，说明教育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与这两个变量的重要性相同。从具体结果来看，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方程一中家庭中教育年限最高者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还很难判断它与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方程二的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与最低受教育年限者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方程三的结果说明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业生产力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在赤峰地区，教育对农业收入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上述结果还表明，家庭受教育程度最低者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教育年限最高者。这似乎意味着对应于教育边际收益，存在着一个边界点，在这个边界点之前，教育对农业收入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过了这个点之后，教育的作用逐渐降低，甚至若考虑教育成本因素的话会出现负值。为了验证这一边界点的存在，这里以男户主和女户主的文化程度表示的教育变量来重新估计农业收入函数，结果见表3。
表3 农业收入函数：哪级教育最重要？（因变量：家庭农业收入对数）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中把教育变量分为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虚拟变量，其中以初中为对照组。结果显示，不论是从男户主还是女户主的教育程度来看，都以初中教育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大，而且是正面的影响，超过了其他各级教育。系数值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户主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与小学的相比，家庭农业收入大约要高15%，与高中和文盲的比没有多大差异；女户主教育为初中的家庭比小学的高12%，比文盲的高24%，甚至还比高中的高39%。男户主为文盲的与初中的家庭农业收入之间没有差异，以及女户主为高中教育比初中的家庭农业收入低，可能是与这两组的样本量较少（占样本量比例不足1%）而造成的偏差有关，在把这两类样本去掉之后的结果仍旧显示受过初中教育的户主的家庭收入要明显的高于其他家庭的收入（结果略）。
尽管本文只是以农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说明教育收益的边界点可能会存在着一定偏差，但考虑到农业收入仍是农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可以部分地决定家庭之间的收入状况，因而对说明哪级教育最重要仍旧有一定的意义，也即初中教育在决定农民家庭的收入差距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初中教育具有的重要作用既可以对该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教育年限的上升（相对于小学的教育年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同时也说明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还是处于初中以下的水平。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赤峰市农村家庭户调查数据对个人教育函数的估计表明，在该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接近义务教育年限（7年）；在教育水平的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年龄组效应，其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受教育水平先是提高，然后在35岁以后逐渐降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在教育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县域差异，说明教育发展各地区不平衡；家庭经济条件还会影响农村居民获得较高的教育。
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分析表明，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高于土地和劳动力人数的作用，反映在收入函数中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有不断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初中教育的收益最大。此外，女性的教育对家庭收入与男性有着相似的影响程度。
针对以上特点，教育扶贫和教育促进发展政策应着重强调以下几点。首先，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投资政策、社会政策应考虑性别的差别，可以考虑开展专门针对女童的财政资助政策；其次，市级政府对教育发展落后的县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可加大专门针对教育落后地区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三，加强对初中阶段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初中阶段教育的入学率的同时，当前应特别重视提高教育质量；第四，对少数贫困家庭学龄子女实行减免学杂费、教育贷款等政策，以帮助这些家庭提高其整体的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