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外政策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世界大战论文,到第论文,政策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其羸弱可谓达到极端。在列强中间，除全盘瓦解的奥匈帝国外，俄国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伤最为严重，并且接着还经历了破坏性极大的内战浩劫。20年代开始时，俄国人口比战前锐减4000万，其制造业产出减少八成以上（铁矿石、生铁、钢等关键性产品的产量甚至远不及战前的1/20），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则减少了60%以上（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p.321.）。不仅如此，鉴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几年内缺乏足以牢固地控制整个俄国的能力，因而政权的羸弱远甚于这些数字显示的国家的羸弱。
然而，在十月革命后至少四个月时间里，苏俄奉行一种就近期目标而言不仅远超出其能力所及、而且很不符合外部实际的革命外交。这种外交有其理论思想由来，那就是尚待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实践经验来加以补充和修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观（注：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第3节。）。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主要社会属性是人的阶级性，而不是其民族性，后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日益失去其原有意义，尤其是“现代工业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注：见《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63页。引语见第262页。）；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矛盾的阶级斗争，而非任何其他因素，包括民族或其国家间的冲突；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两大国际阶级间对抗的结果，它“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注：恩格斯语，引自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Oxford,1993),p.123.）；反之，单独一个国家内的革命如果不迅速成为国际的，就将被包围它的国际资产阶级摧毁，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直至不仅在一国、而且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夺得国家政权”（注：马克思语，引自Ibid.,pp.123-124.）。诞生于十月革命的最重要政治宣言——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便体现了这些观点。它诉诸于各交战国人民、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而非他们的政府，要求按照民族（即人民）自决原则缔结“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宣布以公开的人民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号召欧洲各大国工人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实现国际和平和被剥削群众的解放（注：《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65页。）。由其世界政治观和激情所支配，布尔什维克革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否定传统的国际法。沙俄和临时政府签订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包括借款协定）被宣布无效，用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话说，“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一种条约，它们虽不成文但不可侵犯，那就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条约。”（注：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Harmonds-worth,Middlesex,1971).v.3,p.26.）传统外交及其惯例也遭到同样对待：托洛茨基上任时有一句名言——“我将向各国人民发布几项革命宣言，然后关门大吉”，而他率团同德国人进行媾和谈判期间拒不遵循任何外交礼节一事，仅是苏俄当时在这方面被人谈论得最多的一个例子而已（注：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New York,1995),p.76.）。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最期望、并且尽可能予以鼓动的，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外加作为欧洲革命之援助力的殖民地解放斗争。一方面，他们尚无法想象俄国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战末期在中、东欧有着基于大众普遍不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它们似乎让人有理由推断革命将在一批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成功（注：Theodore H.von Laue,"Soviet Diplomacy:G.V.Chicherin,People's Commissar for Foreign Affairs,1918-1930,"in 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Diplomats,1919-1939(New York,1963),p.236;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c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2nd edition(New York,1979),pp.200-201.）。
二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设毕竟是在以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为首要特征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将意识形态期望同冷酷的现实调和起来，是摆在新社会面前的一项基本任务。它从未比在革命的俄国更紧要，在那里更经常的是必要性规定所采取的方向。”（注：Condoleezza Rice,"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rategy,"in Peter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N.J.,1986),P.648.）列宁最早也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十月革命后两个月，他就强调“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苏俄政策的中心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412页。早在1915年列宁就断言“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得到巩固并经久存在。）。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列宁的政治清醒和坚定，苏俄才以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换取了生存和喘息。在关于是否缔结这一和约的非常激烈的党内争论中，列宁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拯救了新生政权，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苏俄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注：“保护社会主义在俄国国内的现存成果而不去搞世界范围的革命——这是早期布尔什维克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决定。”Rice,"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rategy,"p.649.）。当然，意识形态激情的过度影响并不那么容易消除，1920年间相信并宣布可以用刺刀来输出革命的红军将领屠哈切夫斯基被准许率军进攻华沙，与据信会揭竿而起的波兰工人阶级里应外合。然而，这只是世界革命思想的一番短暂回潮，红军在波兰的败北强化了同苏俄的羸弱相适应、以克服这羸弱为目的的对外政策（注：Ibid.,pp.652-653;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in 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1991),pp.148-149;von Laue,"Soviet Diplomacy,"p.279.）。用列宁的话说，这种政策就是审时度势，不惮妥协，逐步积累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保持苏维埃力量这一孤岛”（注：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p.138.）。
利用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们最重视的策略，而德国成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利用对象。《布列斯特和约》缔结不到半年，苏德双方秘密约定，德国援助苏俄对白军和协约国干涉军作战，苏联则正式放弃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主权（注：Pierre Renouvin,War and Aftermath,1919-1929(New York,1968),pp.97-98.）。大战结束后，苏德实际上结成了一种准战略伙伴关系。“德国人需要一个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者们看不到的地方来搞重新武装，苏联人则需要外国的军事援助。通过联合生产军事装备以及派往苏联传授战术和训练的德国教官，这一合作帮助了苏联人。”（注：Rice,"The Making of Soviet Stratogy,"p.666.）对于德国以外的欧洲大国，苏联也谋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这方面，列宁提出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周期性战争之间的间隙和国际阶级斗争特殊形式的和平共处（注：参见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34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而英国工党和法国激进党这样的政坛左翼上台，则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到1924年底，所有欧洲大国都已经承认了苏联。与此相关，苏维埃政权对待传统外交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于1922年以派团参加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的方式，在欧洲外交舞台上首次正式亮相，“老式的外交家们高兴地注意到，苏俄代表身着礼服大衣和条纹料长裤，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外交官规范……自此往后，苏维埃外交官便以一丝不拘地严守外交礼节而著称。”（注：von Laue,"Soviet Diplomacy,"p.240.）同列宁用于国内的“新经济政策”相对应，苏联政府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建立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技术甚至文化往来。到1930年，苏联不少关键性重工业部门的新增生产能力， 80%以上是利用西方投资和技术的结果（注：关于3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同西方国家之间商业、文化和人员往来的较详叙述，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111-112页。）。对于周边国家的政策也显示出讲求实际的特征：在西面，苏联同各邻国（波兰和罗马尼亚除外）建立了保证外敌不经其领土进攻苏联的条约关系；在西南和东南面，它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在邻国获取的特权（注：虽然如此，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仍谋求维护某些被认为足够重要的沙俄境外利益，包括中国东北中东铁路、庚子赔款内的俄国份额、里海南端捕渔的权益等。在这方面，他们更接近传统的国际权势政治。见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New York,1969),pp.38,42;von Laue,"Soviet Diplomacy,"p.267.）和支持其政府（包括君主制政府）的民族自主要求，以此来削弱西方大国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变化甚至在它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也表现出来：各国共产党须将捍卫和加强苏联当作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共产国际使苏联得以“将革命鼓动技术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同时不妨碍或不太妨碍它通过传统形式的外交同别国政府打交道（注：Ibid.,pp.243-246.引语见p.237.参见与此密切相关的、对国际法的双重态度：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pp.230-232.）。
三
虽然苏俄对外政策自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起发生了基本变化，但只是到斯大林掌权时期，它才真正完全、或近乎完全按照政权和国家的安全需要来规定（即以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理想来规定）。这样的对外政策是为经过党内激烈斗争而确立的新的苏联大战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服务的，而这一大战略的无情贯彻造就了苏联国力的突飞猛进。列宁去世后，在党内有很高地位和相当威望的托洛茨基鼓吹他一向持有的“不断革命论”，并且得到曾经批评这一理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领导成员的支持（注：见周尚文：《俄共（布）党内托季联盟的出现及其失败》，载于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205页。）。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必须在全世界大力组织和支持革命运动，甚至不惜以苏联本身的安全为代价，以便激发终将导致世界革命的新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然而，特别讲求实际的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浪潮早已退落，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重新到来。苏联必须、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独自建成社会主义，使自己强大得足以经受住难以避免的未来战争。
斯大林解决了如何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是实行以迅速加强苏联国防力量为直接目的的国家急速工业化和农业强制集体化，依靠国家强制无情地剥夺和牺牲农民，无情地压低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用由此取得的巨大资源来发展军事——重工业。“彼得大帝的事业在一个全新的层次上得以重演，靠的是他所用的同一种办法——将最现代的西方技术嫁接到顺从的东方人体材料上。”（注：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1962),p.252.）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估量、个人专权欲望和病态猜疑心理一起发生作用，驱使斯大林在30年代中后期进行大清洗。成千上万官员和普通公民被送上刑场或投入监狱，而关押上百万冤者的劳改营体系成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斯大林去世时，全苏共有252.6万余名囚徒。见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26日。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所有这些使苏联人民遭受了不易想象的巨大牺牲。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斯大林的大战略导致苏联国力剧增。在1928年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大半由于重工业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猛增近3倍，工业产量猛增4倍多。在此基础上，国防开支从1930至1938年猛增6倍半，其绝对数额远远超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96,299,323-324.）。斯大林使得一个经济和文化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转变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兴工业大国，保证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和胜利，并且由此成为美国之外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说，斯大林及其治国模式的功绩和过失难以分离，互为因果（注：参见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New York,1985),pp.93-94.）。
四
苏联国力突飞猛进，但同时有其严重的内在虚弱，这同谋求安全这一目标一起，决定了斯大林的外交。强制性集体化造成农业的大破坏，食物生产量长期赶不上沙俄时代；工业方面经营权的极端集中和计划的刻板导致产品难以更新，生产往往失调；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因大清洗而严重短缺，经济技术发展所需的创新精神和个人主动性因政治恐怖气氛而受到非常严重的阻碍。难以置信的是，农业以外最虚弱的竟是被斯大林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国防系统。军内大清洗使红军丧失了约90%的将官和80%的校官，屠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流军事家几乎统统被处决。其结果是就军事力量而言，“俄国在30年代结束时比它在5年或10年前弱得多，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都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武器生产，并且变得更具侵略性”（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25.又见Rice,"The Making of Soviet Strategy,"pp.668-669；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国家的内在虚弱使得斯大林差不多将防止或避免对苏联的战争当作最高国策。对他来说，苏联是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力量竞赛，在通过最大规模地扩充军备以至比德国强大以前，它处于一个凶兆丛生的“危险时段”。1934年初，他在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向上台不多久的希特勒试探友好（注：Leonard 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2nd edition(New York,1971),p.486.）。尽管从斯大林的观点看，同德国结成权宜的伙伴关系要比同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这么做更有好处（注：Ibid.,p.487.），但希特勒外交随即开始显示的反苏态度促使斯大林转变方针，谋求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阵线来遏阻德国。1934年秋苏联加入国联，在其讲坛上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成了依靠集体安全来防止和制裁侵略的最坚决、最一贯的呼吁者（注：参见Henry L.Roberts,"Maxim Litvinov,"in Craig and Gilbert eds.,The Diplomats,1919-1939,v.2,pp.344-377.）。不到一年，苏联先后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互助盟约。稍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人民阵线方针，各国共产党争取同任何反对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政府、党派和个人合作。然而，苏联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大实效。英国政府对苏联怀抱顽固的敌意，张伯伦首相任内尤其如此。在这位浅薄、卑俗的商人国务家看来，欧洲需要的是一个旨在对付直接和间接的“苏联威胁”的英德法意四国协调，而不是反对德意的联合阵线（注：Andreas 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Cambridge,Mass.,1981).p.60.）。在法国方面，对英国的依赖和对德国的惧怕合成作用，使之同样消极对待与苏联的合作问题，法苏盟约无异于一纸空文。此外，苏联一边也存在重要的妨碍因素：大清洗既严重恶化了它在西方的政治形象，增添了那里的反苏派别的说服力，也使得它的军事能力、因而作为抗德盟友的价值受到严重怀疑；它那惯常的僵硬刻板、迂回暧昧的谈判方式加强了谈判对手原已根深蒂固的对苏不信任观，以致有历史学家不无理由地认为，这是双方“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威胁面前结成最后时刻权宜婚姻的主要障碍”（注：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p.80.）。
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国际局势在斯大林看来非常危险：希特勒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东进野心，英法则不仅一味姑息，而且很可能将德国侵略祸水引向苏联。此外还有日本在苏联远东边境的军事存在和武装挑衅，这使苏联有可能陷于同时在东西两端同两大强国作战的可怕境地。为了消除或大大推迟对苏战争危险，斯大林这位外交方面的“超级现实主义者”（注：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333.）决心比5年前更着力地尝试苏德接近，尽管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希特勒多年来最一贯的口号之一。对斯大林来说，与德国交好（即使是纯粹权宜性的）还有着非同小可的正面好处：可以同德国就他所想望的东欧领土（尤其是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做交易，那是他不可能从英法那里得到的。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讲坛上向希特勒发出了明确的试探信号：苏联不会让“惯于要别人为之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拖入冲突”，苏联愿意同一切对苏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注：Ibid.,pp.338-339.）。事实上，慕尼黑协定一经签署，德国政府就料到苏联将采取“较为积极的对德态度”（注：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p.491.），而在消灭波兰的计划确定后，希特勒更是急于同斯大林达成协议，以保证苏联的中立甚或合作。7月底，德苏双方开始了那一次又一次地由历史学家们叙述的接触和谈判过程（注：苏联所以与此同时和英法进行毫无成果的军事互助谈判，主要是为了防备苏德做不成交易。在这一谈判中，英法代表团的从容不迫和漫不经心恰与苏联方面同样的状况相对应。），其结果是一个月后签署的众所周知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从斯大林的观点看，这一结果确可称作他的绝妙高招。它给了苏联至少一段和平时间以利备战，同时又将波兰东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划归苏联控制，从而使它获得了辽阔的西部安全缓冲地带。不仅如此，“局势已经扭转过来，现在要看西方国家是否会抵抗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如果它们信守自己的宣言，结果就将是一场俄国可以袖手旁观的冲突，其前景是它的所有敌手都互相大大削弱，如果不是互相整个摧毁的话”（注：René Albrecht-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New York,1973),p.538.）。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很难得出与如下断言全然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或可称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使希特勒不用害怕两线作战。而且，也很难将斯大林的这番作为同英法的绥靖政策在道义上等量齐观：英法毕竟没有象苏联那样伙同德国瓜分小国；它们在慕尼黑的可耻退让是为了防止战争，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60.），而苏联却不惜以英法和德国间必然爆发战争来谋取自己与德国间的和平；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法不再容忍其侵略，并为波兰对德宣战，而苏联不仅容忍、甚至以物资供应等方式帮助了这些侵略（注：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1982),p.352.），直到它自己遭到德国进攻为止。
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爆发是世界格局划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关键事态，因为它导致苏联在战争结束时拥有超过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巨大权势。希特勒其时进攻苏联的根本原因，除了他的种族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和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野心外，在于对苏联潜力的过低估计和随着对英战争受挫而来的新战略盘算。使得他犯下这一致命的低估错误的因素包括：在精神文化意义上对“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卑视，那是他从种族帝国主义论说家、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苏联制度和政权异常脆弱的信念，这直接来自极端的反共偏见和反共妄想；由两项事实——红军的各级军官因大清洗遭到极大损伤和它在苏芬战争中表现不佳——引起的谬见，即苏联在军事上虚弱不堪。所有这些让希特勒相信他可以在三、四个月内彻底打垮苏联，后者的军事机器“不过是个笑话”（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p.80-81、88.）。至于他的战略盘算，起初是先打败法国并迫使英国认可他有权独霸欧洲大陆，然后以被征服的中、西欧为基地进攻苏联。但是，英国在美国援助下顽强抵抗，使得他在发动对英空中打击后不久便改变初衷，决心先行征服苏联，而后凭欧陆（连同其外围即近东、北非）纳粹大帝国的既成事实迫使英美就范（注：Ibid.,pp.81-82,89.）。
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自然是它在这场战争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宏伟国力。在开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斯大林的战略误算使苏联远不具备足够的应战准备，加上德国战争机器在质量方面的显著优势（注：迟至1944年，苏军每消灭一个德国兵仍须丧失5至6名战士。见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49.），苏军之节节溃退几乎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发动对苏进攻后仅11天，德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就认为再有两周就能赢得全胜，希特勒本人稍后也稳操胜券似地把注意力转向制服英美（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90.）。然而不出一个多月，哈尔德便已沮丧地发觉苏联有着似乎不可穷尽的兵员来投入战场，无论德军粉碎多少苏联部队，希特勒则大致同时告诉身边的亲信，征服整个欧陆并同英国达成有利的妥协大概需要一代人以上时间（注：Ibid.,pp.93-94;Theodore Ropp,War in the Modern World(Durham,N.C.,1959),p.366.）。在巨大的人力资源之外，苏联还拥有一项至少同样紧要的国力要素，那就是使得任何外来军事征服企图难以持久的最为辽阔的幅员。这一就防守而言几乎无以伦比的地缘战略优势条件，使得老毛奇首创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略战术家们创造性地继承下来的那套战法——工业化时代速决速胜的大规模运动歼灭战——在苏联境内终于完全失败，虽然先前它在纳粹对波兰和法国的战争中取得了极大成功（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Schlieffen,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in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p.296-297.）。苏联的宏伟力量还在于，它就重武器、特别是关键性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生产数量而言远远强于德国：例如1941和1942年它的飞机产量超过德国约14000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能依凭约4000辆对2700辆的悬殊的数量优势来战胜德军（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49、352、354.）。正是这对卫国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至关重要的军事物质力量的由来，构成了斯大林治国模式的历史功绩一面，因为正如一位苏联学家所言，“斯大林的忧虑，即苏联社会和经济的所有各部分（工业、农业、党、青年组织、报纸等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当为一场同妒忌的外国强敌的殊死搏斗做准备，确实有助于总的大战略。在许多方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他的动员全国备战这一观念的胜利”（注：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p.152.）。
六
苏德战争的主要结果之一，是苏联西部边界的大幅度西移和它对东欧控制权的确立。它们对斯大林来说，可称为维护国家和政权生存之外最重要的战争目的。他认为，俄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先后遭到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和纳粹德国的凶猛入侵，濒临战败边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俄国西面缺乏足够的缓冲地带，在于西面邻国过于弱小或敌视俄国而成为西方大国入侵的通道甚或帮凶，因此确立西部安全边界和确保东欧各国对苏友好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
在对德反攻越过苏联边境后，斯大林同丘吉尔相似，相当大程度上从关于战后欧洲的地缘政治目的出发来考虑军事战略。他力求以非常庞大的优势兵力，在非常漫长的战线上向西横扫德军，以便尽快占领尽可能多的地区。用他对一位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话说，在这场战争中谁占领了一块领土，谁就必定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注：Kissinger,Diplomacy,p.417.）。不过，同样为了战后政治目的，他可以放慢苏军推进速度，坐视发动华沙起义的异己政治力量——在该城市的波兰地下军被德军摧毁，虽然苏军当时要迅速解放华沙确有相当困难（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他尽可能不让亲西方的波兰政治家参与战后波兰的治理，派员以最后通碟方式变更受到罗共强烈反对的罗马尼亚政府，阻止美英两国插手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管制事务。所有这些甚至使一向按照美苏合作来构想战后世界秩序的罗斯福也在去世前不久说“我们不能同斯大林共事，他违背了他……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7-79、93、104-106页。）。
罗斯福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他的角度看，虽然他已向斯大林作了重大让步，却未得到说过得去的回报：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改变先前立场，向斯大林表示不反对苏联实现其领土变更要求，但希望苏联允许将被苏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度；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以其关于波兰东界的决定和贯穿自由选举原则的《关于被解放的东欧的宣言》，正式确认了德黑兰会议的私下谅解（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93-94页。）。起决定作用的是一项根本性的军事—政治现实，那就是对德战争使苏军进占东欧，苏联据此重新获得从苏德条约缔结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兼并的所有领土，外加东普鲁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下喀尔巴阡地区，同时建立起对东欧的基本控制。
然而，这些只构成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巨大权势和超强地位的一部分，此等权势和地位虽然因战争给苏联造成极为惨重的人口牺牲和经济破坏（注：详见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62; Melvyn 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Stanford,Calif.,1991),p.5.）而大打折扣，但仍然无可置疑。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取回1905年丧失给日本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兼并千岛群岛，并且绰绰有余地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特权；它控制着德国、奥地利的苏占区，在朝鲜半岛北半部驻军并帮助确立了拥护它的政府；德日的战败、英法的严重削弱以及欧亚大陆许多国家由大战激发或加剧的内部动荡，为它提供了很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那是俄国在历史上极难得享有的；它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即使经过将其砍削大半的战后复员，仍然在兵员和坦克、飞机的数量上独占鳌头。不仅如此，战后不多久斯大林就废弃了为动员和团结全民进行卫国战争而采取的宽松政策和鼓励政策，重新贯彻其战前的治国模式（注：Robert Cong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New York,1991),pp.269-278.宽松政策主要是松驰对民众的行政强制，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的肆意妄为，鼓励政策则指用种种方式鼓励人民相信，战争开始后苏联将开始一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公民权利逐渐增多的新时期。），如此便提供了“国内纪律和绝对顺从”这一苏联国力的要素（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64.）。总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拥有了欧亚大陆上首屈一指的权势，有如经过拿破仑战争，俄国拥有了近乎同等的权势那样。
七
苏联权势兴起的最大地缘政治结果，在于同美国领导的大西洋体系相对，出现了苏联主宰的苏东（欧）体系。就体系的维持和运作机制而言，苏东体系不免相形见绌。尽管从斯大林开始，历任苏联领导人的东欧政策并非雷同，而且总的来说战后40年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曲折地朝着逐渐宽松的方向变化，但仍然可以说苏东体系主要听凭苏联的往往是强制性的旨意来运行，而其维持归根结底少不了苏联的武力和武力威胁。它在东欧的军事存在是它依以主宰这个体系的终极手段，其功能除了威慑西方可能的武装挑战外，就在于防止或镇压东欧国家的造反或其他被认为特别危险的越规趋势。为了替这个体系内的国际强制（无论军事的抑或非军事的）提供理由，它有一套本质上是传统帝国式的观念，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得同世界社会主义利益对立起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注："The Brezhnev Doctrine,from Pravda(1968),"in GearóidóTuathail et al.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London,1998),p.74.参见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pp.149-151.）。另一方面，维持这么一个体系的成本难免格外高昂，而苏联因为经济、技术相对落后，难以负担这成本而不损害自己的发展。结果，事实使人们可以在颇大程度上认同这样的论断：“在东欧的帝国主义吮吸了苏联的资源，吓坏了西方民主国家，却未加强苏联的力量。”（注：Kissinger,Diplomacy,p.567.）不仅如此，它据以控制东欧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之陈旧和僵化，大大加剧了它的内外体制在经济上的低效和政治上的相对脆弱，成为它在20世纪后半叶同大西洋体系的对立和竞争中终告败亡的一个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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