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生成逻辑与维护路径
胡柳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32）
摘要：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领导核心作为一种现实引领力量实现了对国家、社会执政资源的集聚，并支撑整体政治框架的运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领导核心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其确立并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表达，而是党在所承担事业过程中对政党使命、人民意愿、组织制度以及领袖个人情怀、能力的集中表达和整体把握。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维护领导核心需要以服从为前提、强化制度体系、创新和发展领导能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权威；长期执政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领导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在重大历史关头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刻论述，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统一与团结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为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提供了根本保证。那么，如果回到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建党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并不是凭空产生，在这其中，有两个大势起决定作用：其一是时代变迁的内在要求；其二是人民群众意愿的外在回应。概言之，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的使命在于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在中国政治形态中，党的领导核心对于维系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依据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和确立的机理是什么？如何立足长期执政，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使教师自身的教学指导能力与科研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促使教师更加全面、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社会，拓宽了教师的视野，以便他们能够寻找更具有价值的科研和教研课题，进一步增强广大高校教师的科研意识，全面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目前，我们的许多思想政治课教师只做到了“教书”，却忽视了“育人”。而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能够在教学中发现问题，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教育教学，继而明确教学的方向，加快创新步伐，并最终切实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一、领导核心：长期执政的支撑性力量
与早发现代化国家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为起点的发展逻辑相比，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其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潮流推动的结果，其推进逻辑可以理解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进而导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会通过暴力的革命手段彻底摧毁旧有政治体系，之后，即刻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建构与重塑什么样的新型政治体系问题；二是如何培育和建构一个新国家和社会的问题。然而，要在被摧毁的政治废墟上耸立新的政治体系和国家体系，这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国家不得不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承担起这种使命与责任？如果没有这种关键力量，新的政治体系是否就无法确立？或者，即使确立起来是否也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成功党建实践对此问题做了现实回答：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获得了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成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发展，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复兴之路。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力量，从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逻辑：政党主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育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转型的唯一路径，一旦放弃这种选择，就意味着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所以，政党是国家的核心力量和支撑主体。
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共产党面临领导和执政双重任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各项成就的取得，就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现实体现，而要继续延续这种整体、有效的发展，首要前提在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如果我们把这种政治逻辑还原到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党建历程，可以发现：政党散发的光芒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源自其政治理念、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源自政党内部的有机领导。前者强调的是政治有效性，是实现社会重组与整合的基本前提；后者强调的是政党自身的领导能力，就像是军事作战中的司令部，战争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令部的正确指令、决策，如果没有指挥部高屋建瓴的运作，那么就无法破解国家弱化、虚化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党能取得国家建设领导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可以把这个逻辑起点概括为：政治有效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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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和支柱的关系，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论述就已经将其道明：“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p380）这既道出了政治有效性的基础，也突出了党的领导的支柱作用，即有效是工具性的，党的领导是根本性的，如果从中国发展转型的大局来把握，要实现政治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稳固与领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并且“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1](p310)这就进一步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领导核心来领导国家现代化发展，从而保证可以支撑整个社会，保证社会发展不是乌合之众，保证国家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轴领导结构，保证执政的持续与长久。
基于以上分析，要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需要将制度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融入党的组织网络体系，科学设定权力运行的机制和范围，实现机会与制约的双向循环。笔者认为需要做到：第一，正确处理好集体领导制与领导核心的关系。集体领导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领导方式，就权力组织而言，是由“领导集体”共同掌握权力；就权力机制而言，是对党和国家事务的集体抉择。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也强调要突出领导核心作用的原因在于：集体领导制可以防止个人专断、权力过度集中，但也因其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容易导致效率低下、责任不明、行动不迅速等缺陷，此时就需要从内部介入一种寻求调节与平衡的力量，而树立和明确“领导核心”恰恰成为促成这种共识与效率的力量。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分析指出：“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9](p310)所以，要尊重、维护领导核心的特殊地位，突出领导核心观全局、负全责的作用，积极配合领导核心的各项工作，做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内部团结。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在一个领导集体中，没有领导核心，或者是削弱了领导核心的作用，那么整个政治集团就会陷入政治内耗和政治冲突，甚至引发内部领导体系的直接崩溃，这是古今中为被实践证明了的政治规律。第二，完善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实现权责对等。在现代政治视野中，权力的扩张性必然要求对权力实行约束与监督，否则将威胁政治系统的稳定。尽管对于领导核心来说，权力并不是其权威树立的唯一来源，但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下，从形式上看，组织机制的设置为领袖人物提供了权威形成的前提，因而不能脱离权力和职位来考察领导核心的权威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形成机理
领导核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其形成与确立并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表达，也不单单通过几个理论就能完成，而是政党在所承担事业过程中对前途命运的现实表达及其对这种表达的整体把握。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来看，领导核心的形成应基于如下几方面：
进行营造林建设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如茶叶、药材和竹林等，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收入的增加。
第二，来源于基层，来源于人民。在现代西方国家，无论是总统制、首相制还是总理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均是社会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是一个社会阶层与另一个社会阶层甚至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对立的结果。其权威的来源很大程度在于财团、出身、门第等外部因素，一旦这种外部因素的作用消失，领导人在政党、国家和社会中的认同也随之土崩瓦解。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是部分和局部社会利益代理人，更不是平衡和牵制利益集团势力的结果。他们来源于基层，经过多个工作岗位历练，有着丰富的领导和工作经验；他们来源于人民，与人民群众共处同一政治共同体、共享同一政治时空。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都是有着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军事斗争等方面丰富经验的革命者；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曾在地方、中央机关、国有企业等多个岗位工作过；习近平同志从担任陕西梁家河党支部书记开始，就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直至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由此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产生和确立，是基于与基层、人民的互动：这种互动一方面使得领导人能进一步认清社会形态和发展现状，逐渐强化对同一政治共同体的联系和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中创造一种内在认同力量，进而逐渐形成自身权威。
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为全体人民一致接受的政治权威”。[11]这种政治权威首先体现在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身上，其次体现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身上。因为，从本质上看，政党是特定政治力量的集中代表者和集中领导者，而要保证意志的集中统一和政党的持久运转，就需要“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10](p197)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具备集体领导能力成为形成、确立领导核心的关键。基于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领导集体领导能力：一是领导能力的创新性；二是领导能力的发展性。
英国早期思想家洛克，在界定统治者权力必要性时指出：“权力如何巨大，以及它的假设多么必要等一切胡言乱语，如果它们不能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服从的是谁，或者谁是应该统治的，谁是应该服从的，那么，这些话对于确定统治者们的权力，或对于决定那些应该服从别人的臣民的服从义务，都没有任何帮助。”[7](p105)这意味着，在现代政治权力中，权力的实现是以服从为前提，且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确定和实现谁服从谁、如何服从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确立在形式上是基于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某种程度上说，对政治权力服从程度的强弱直接决定了领导核心权威的强弱。所以，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需要以服从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服从并不能等同于对领导者个人的依附，也不是强制性执行，服从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动因，是以自觉认同为基础和前提的。
显而易见，对于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离不开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广大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坚信，党要巩固和发挥先锋队作用，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不然就会是一盘散沙。那么，如何构建和维护领导核心，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呢？笔者认为需要做到：
三、立足新时代和长期执政，构建维护领导核心的基本路径
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实践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政权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力量，要使这种力量臻于完备，并在遵循政党建设与发展规律中把握中国发展的方向、步骤、节奏和路径，就必须确立党的领导核心。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否不断在新形势下构建完善执政体系，将越来越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说，越来越取决于党的领导核心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情怀。所以，如何从构建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内在逻辑出发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无论是从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还是从完善执政体系或者执政框架考虑，都必须把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置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是马克思对全球化进行全新历史哲学审视的理论结晶，只有重返马克思历史哲学视野，才能真正切中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精神实质与方法论价值。
（一）以服从为前提。
第四，家国情怀与人格魅力。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一个怎样的人。”[6](p579)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华丽的宣言，而是取决于其实际的行为能力，这种行动能力构成了对他人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前提。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政党凝聚力除了来源于与时俱进的纲领、完备的制度等要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具有“天下国家”情怀和品行高洁的“带头人”，通过个人魅力打破传统组织中建立的“棍棒式”“依附式”关系，寻求大众对领袖人物一种自内而外的追随与认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如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都是对党忠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品行高洁、知行合一、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典型代表，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做了表率，其人格魅力和政治威望是从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
那么，如何实现和保证这种服从呢？除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外，从实践上看，党的领导核心都有着卓越的领导品质。包括：第一，善于运用“十个手指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与艺术。“十个手指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说的是一种兼顾与平衡，既围绕中心工作又能抓住别的工作，恰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既要凸显重点，又要统筹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8]这样一来，就可以兼顾方方面面，确保各方面的有条不紊，这是得到全党全体人民的自愿服从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眼睛向下看”，多向实践和人民学习。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党的领导人既来源于人民又代表人民；既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先生；既是群众意愿的集中者，又是政策实施的执行者；他们“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9](p234-235)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物的自觉认可。“眼睛向下看”，就要求摆正自身姿态，时刻尊重和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设立和完善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和交流机制，实现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对话，拉近与他们的心理距离；把自身活动置身于社会实践，多下基层，对接触一线工作的人民，认真倾听他们的疾苦与期盼，了解其现实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
（二）完善制度体系。
现代政党政治规律表明，包括领袖在内的政治精英们“大都具有一种天然倾向去扩展权力的范围与规模、去超越任何可以想象的公共界限”。[10](p151)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领袖不能很好地从政治心理、思想行为等方面理性调试权威基础与来源，“家长制”“一言堂”现象主宰政治进程，最终导致领袖权威、政党权威黯然失色。由此决定了现代政治的主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防止或限制基于制度形成的法理权力扩张，使领导权威具有稳定、连续、持久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实现强制度→强政党→强核心的逻辑联系。
第一，政党使命。任何政党都是应使命而生，政党一旦承担了某种使命，就意味着与国家、社会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而要维系这种关系，除了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之外，还需要在政党内部确立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政党不仅是凝聚国家和社会的媒介，还是奋勇向前的先锋，更是统筹全局的领导力量。但无论其作用如何发挥，最终都要体现在领导作用上来。因而，形成和确立一个领导核心，在于能够把这种力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体现出实际的恩泽，恰如韦伯所说：“实际的启示或恩泽依赖于诸如一个救世主、一个先知、一个英雄这样的人”。[4](p954)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党使命的实现必须通过领导核心来推动，领导核心的行动必须通过政党使命来体现。革命战争时期，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是时代的客观要求，正是这种客观要求，呼唤了中国共产党，同样，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种时代的呼唤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1935年遵义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思想，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探索上的被动局面；1945年党的“七大”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由此初步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国家建设方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显示了领袖人物的领导能力和改革魄力，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对苏联剧变、东欧解体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守住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底线，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成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吹响了新时代前行的号角，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的新回应，也是对党的宗旨、使命的最新阐释。可见，领导核心的确立，不仅是“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还是对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延伸。正是在重大历史节点，确立了有力的领导核心，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追踪溯源，关于领导核心的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翻开传统政治思想史，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思想家，都以水中航行的船来比喻核心的力量：唐代思想家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提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则从驾舟原理出发，强调：“在一只船上，懂的业务的人是统治者，而船主和其他在船上的人都听命于这个鞭辟入里的人”。[2](p289)这就是说，政权就像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船使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驾船者的操控能力。在国家政权中，如果没有领导或者领导不力，那么政权就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危机，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也会有一些政治思想家提出“是不是应该由那些贤明之人来执政和掌权呢？”“让最出色的一个人来统治会不会好一些呢？”[3](p91)的问题。尽管中西方思想论述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二者都一再强调的：“领导核心”问题是政治运作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中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领导核心对政党执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领导核心”可以是领导集体，也可以是一个领袖人物，他们被作为一种现实的引领力量实现对国家、社会执政资源的集聚。显然，对于一个政党而言，领导核心的确立意味着支撑整体政治框架运行所聚焦出来的逻辑出发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领导核心的确立则意味着构成了促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能。
（三）创新和发展领导能力。
第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奉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强调既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吸收全党智慧；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和统一。那么，在这一组织制度安排下，全党要形成合力，如果没有一个“枢纽”，是行不通的，恰如邓小平所说：“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重要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5]所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前提，如果失去了这种制度支撑，领导核心的权威也必然散失。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确立和形成党的领导核心：1921年建党初期就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由于并没有真正落实这一原则，导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摇摆不定，中国革命也因此受到重大挫折，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正确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的事业转危为安，并不断打开局面，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改革开放之后，民主集中制被广泛运用于国家事务管理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上升为国家制度，提升了这一原则的政治地位，由此也确立了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民主集中制为前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一个稳定、统一的领导集体和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民主集中制使领导核心领导权的实现有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领导核心领导权实现的好坏也取决于民主集中制是否得到真正落实。
创新领导能力，是对既定领导目标、领导方式的发展；发展领导能力，则是追求新目标、新方式和新模式的创新。所以，创新领导能力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领导能力的发展。从宏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党”的身份转化，“党不作为游离于国家制度外的领导力量，而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12](p341)来运作政治生活，因而需要对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发展；从微观上看，时代的变迁，也对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不断丰富知识积累和提高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充实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不断把握好领导方法与艺术。
结语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事业的领导核心，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形成正确的党的领导核心。换言之，政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有一个承担着引领、组织、凝聚、统筹、驾驭、服务国家和社会未来使命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建党历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征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几代领导核心，不断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由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赋予了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并为其目标的实现和跃进提供了合适、正确的政治领导形式。
配额设计是指根据预期的施工成本进行控制设计，是控制项目成本的主要控制手段之一，EPC建造模式更易让配额设计发挥作用。乡村建设项目相对于城市项目资金来源相对有限，为了节省成本，配额设计可以迫使总承包商提高责任感，提高项目成本意识，主动地谋求改变寻找开源节流的措施。譬如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作为园建草木、建筑材料、包装材料，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建造价，并且可提高建筑文化底蕴弘扬当地特色民俗风情文化。
关于权威的必要性和形成路径，无产阶级的领袖有过很多论述。例如恩格斯专门写过《论权威》一文，批驳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p553)邓小平在谈及党内生活时说道：“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9](p309)
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在新的起点研究领导核心问题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四大考验”“四种风险”依然存在、治党治国治军形势还很严峻。正确总结历史，创新发展理论，树立科学的核心观，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铸就一股坚强稳定的领导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化需要一个具体的过程，并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化学教师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认认真真地分析自己在教学中的问题，并仔仔细细地思考其中的缘由和解决措施，从而摸索出一条具有自身教学特色的课堂优化之路，提升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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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3-0037-06
作者简介： 胡柳娟（1988—），女，法学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调查研究”（18VSJ1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党的执政形象提升路径研究”（15CDJ015）；2016年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资助课题“改进党内巡视制度的对策研究”（16DZXB03）。
责任编辑 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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