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2月7日至9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北京大钊学社、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以上以笔画为序）共7家单位主办的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50余篇论文的作者和特邀代表共82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进行了广泛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各抒己见，争先发言，自由争论，会议气氛十分热烈。
陈独秀研究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专门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为题举行研讨会的，本次会议还是首次。由于近两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相继编译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至6卷，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丰富的资料，使本次研讨会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下面择要介绍与会者的一些观点：
一、关于“共产主义小组”
参加会议的学者一致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必须给予纠正。
有人提出，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一大前的中国共产党，其目的是为了贬低陈独秀。“共产主义小组”一说，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各地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平行的，每个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事实上，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
也有人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与贬低陈独秀没有必然联系。
二、关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作用
有人在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建的这种观点的同时，完全否定了共产国际的作用。其理由是：维经斯基到上海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陈独秀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这不利于共产国际的操纵与控制，所以维经斯基准备搞一个各团体的大联合，以削弱陈独秀的核心地位。维经斯基曾倡议1920年7 月举行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但中国共产党已于同年6月宣告成立， 维经斯基才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创建的党。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立的，不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而且从党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以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为领导核心，因此共产国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一观点一提出，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建党时期，共产国际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对陈独秀有很大影响和帮助。谈到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功绩时，不能否定维经斯基等人的作用。
三、关于党内合作
部分与会者认为，党内合作的决策是错误的，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陈独秀坚持党外合作，要求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四大精神。是共产国际把党内合作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此后，陈独秀多次提议退出国民党，也是出于挽救党和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在独立领导革命的状况下才能发展，如五卅运动，就是陈独秀撇开党内合作而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在全国有政治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
还有人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是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附属品。党内合作是联共（布）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异化出来的一种怪胎，是联共（布）为设置远东防线而在中国构筑的一个具有缓冲性质的驿站。只要联共（布）没有放弃与国民党联盟，中共就只能保持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继续发挥其楔子作用。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必然在维系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赤色绳索之下被勒得越来越紧。
赞成党内合作策略的人认为，党内合作利大于弊。国共合作是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认可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没有党内合作也是很难做到的。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其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共产党才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当然，党内合作也有弊端，这就是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在军队、土地、政权问题上不能自主。但是，大革命失败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党内合作形式，当时党还幼稚，而且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再加上莫斯科指导上的失误，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四、关于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提法源于何处？有人提出源于蔡和森，并认为，蔡和森在批评陈独秀时，概括出二次革命论是没有错的。1923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言论，是有二次革命论的东西，但这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过蔡和森这一概括缺乏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陈独秀的重点是在突出第二次革命，认为民主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时期，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也是如此。建国后，毛泽东以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间不会长，探索了30年，走了很大弯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质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陈独秀提出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要解决“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等问题是有预见性的。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论是共产国际的观点，而不是陈独秀的。因为，1925年共产国际在“九·二八指示”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要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1926年4月， 参与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共产国际代表穆辛也要求中共必须从国民党党政军领导职位上退出，认为“现在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二次革命论。
有人提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致的。其理由是：（1）陈独秀1923 年的文章与恩格斯的有关文章在精神上基本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2 ）陈独秀的文章与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精神也是一致的。（3 ）陈独秀的文章与毛泽东的分两步走理论，说不出有什么原则分歧。陈独秀并不是说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联系。论者认为，不断革命论、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都是对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认识，这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本身的使命是分不开的。马恩认为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再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列宁的“两种策略”也主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盟，在推翻沙皇的过程中，把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清除出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与陈独秀的设想都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没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是写给国民党人看的。陈独秀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孙中山，说服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是写给共产党人看的。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没有错，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确实很弱。总之，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不过是一种策略主张，都是为统一战线免遭敌人破坏而发表的。陈独秀从来没有把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以建设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为止。他也在寻找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也有人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他这个观点是摇摆的。
五、关于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分歧
鲍罗廷在华期间是遵照联共（布）所规定的“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行事的。所以，他在中国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发展和巩固国民党组织和政权，这就必然要与陈独秀发生冲突。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分歧主要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否退出国民党。陈独秀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而鲍罗廷持反对意见；（二）是否建立国际联络委员会。鲍罗廷向国民党中派和右派让步，赞成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控制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陈独秀因此对鲍罗廷大为不满；（三）中共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鲍罗廷为了不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强调在国民党二大时，只能有4 名中共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而陈独秀坚持要有7人参加。以上分歧说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尤其是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是执行了鲍罗廷及共产国际旨意的结果；另外，鲍罗廷在中国独断专行，遇事不同中共中央商量，甚至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这正是陈独秀与鲍罗廷分歧的根源所在。
六、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有人提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引用了大量新公布的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说明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期间，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使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内部以变更国民党为左派党，结果中共不仅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质，反而被国民党所排除。大量事实表明，是莫斯科的右倾错误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也有人认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错误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作具体分析。
七、关于民族利己主义
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时，究竟有无民族利己主义，也是本次研讨会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联共（布）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来制定对华政策的。它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标准是有实力的人物，其目的是为了培植亲苏势力。正是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才使中国大革命遭到严重失败。
有人对此说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研究历史最好不要带有个人主观判断与感情色彩。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并非全是民族利己主义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考虑问题时都首先以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联共（布）也不例外。但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不是纯粹的民族利己主义。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所信任的、所依靠的，还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因为民族主义政党不是苏联的最终选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强迫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利用共产党占据国民党中心位置，并最终取代国民党。再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包括陈独秀在内，他们也愿意从国际革命的角度来谈革命。他们首先是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苏联是惟一的无产阶级祖国来考虑问题，不是从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说联共（布）、共产国际全是错的。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很难用道德标准来简单地评判是对还是错。
八、关于研究历史的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时，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左”、右的判断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共产国际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陈独秀头上，使陈独秀蒙冤受屈多年，其实真正搞右倾投降主义的是共产国际。
针对这种说法，有人认为：研究历史最好不要用戴“左”、右的帽子这种判断方法。研究者应站在客观的角度，从史实出发，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有人呼吁，不能再用简单地划分“左”、右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了，这是历史的教训、血的教训。研究历史要摆脱党派斗争的格局，突破传统的枷锁，才可能有所突破。
本次会议中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一些新观点的提出，都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而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它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如何正确评价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如何正确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所以，学术界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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