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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2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1-0005-14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一直在研究已經故去的業師、金陵大學歷史系的創辦者與任職30年的資深教授貝德士博士，而且主要是利用收藏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卷帙浩繁的《貝德士文獻》。現在我的精力與視力都難以繼續從事此项研究了，因此略作文獻介紹藉以引發更多年輕學人興趣，期望有若干志趣相近者充分利用這批寶貴資料。
一、貝德士其人其事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紐華克(Newark)，這是一個中西部內地小城鎮，居民善良質樸而略有古風。貝德士的父親Miner Lee Bates是一位學者型新教牧師，在當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曾長期擔任哈萊姆學院(Hiram College)院長。貝德士就近在父親的學校讀本科，品行端莊，學習勤奮，曾多次獲得全校演講比賽獎項。19歲畢業並獲得羅茲(Rbodes)獎學金，去牛津大學攻讀歷史。
1916年暑假以後，貝德士獨自遠行前往牛津留學。當時歐戰炮火正烈，牛津學生報名從軍者非常踴躍，一批一批奔赴前線，不少人英勇犧牲在戰場。貝德士雖然是美國人，但也在這股熱潮下投筆從戎，於1917年離開牛津，作為基督教青年會(YMCA)幹事前往近東。稍後又正式入美軍服役，曾經到過印度、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雖然沒有直接作戰，但已經受多方面艱苦鍛煉，並且大大開闊了眼界，增添了不少社會閱歷。
歐戰結束後，貝德士重返牛津勤奮攻讀。先是在近代史榮譽研究院獲學士學位，隨後又增修政治學與通史兩類課程，於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暑假回到美國，並且被基督教聯合佈道會(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傳教士資格，派遣到中國工作。①
貝德士於1920年夏秋之間到達南京，頭一年在金陵大學華言科(Nanking Language School)學習中文，貝德士這個中文姓名大概就在此時啟用。學习中文期間貝德士與同時前來女子文理學院任教的Lilliath Robbins女士相識並相愛，兩年後成為夫婦。貝德士於1921年秋季在金陵大學正式任教，起初是在政治系任教並兼任主任教士，1924年歷史專業從政治系脫離並獨立成系，貝德士又擔當系主任，一手經理各項創辦事宜。在國民革命與民族主義浪潮猛烈衝擊下，金陵大學與其他教會大學一樣加快了“中國化”的步伐。1927年11月，陳裕光在“南京事件”之後出任金陵校長，更為重視加強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並於1930年利用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遺產基金30萬元創建中國文化研究所。貝德士熱情協助李小緣等中國學者，積極參與此項工作，承擔《中國統一政治之形成——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學術概觀》專題研究，並且編撰《西文東方學報論文舉要》，於1933年作為該所叢刊之一正式出版。從1927年到1937年，金陵大學穩步健全發展，歷史系的師資、教學與研究都隨之相應趨於完善，且於1936年率先成立史學研究部，明顯提高了學科層次，其中也包含著貝德士10多年的勞績與心血。②
除認真教學、研究並參與其他學校工作及社會活動外，貝德士還抓緊充實自己。1934～1935年，他曾作為洛克菲勒學者前往美國進修。1935年在耶魯大學完成關於“西元前221～88年中國歷史”的畢業論文並取得博士學位；同時還曾在哈佛大學研究學院學習日文與俄文，這兩種語言對於他以後研究亞洲問題很有裨益。1936年至1941年間，他曾七次訪問日本，代表基督教教會並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從貝德士遺稿中可以看出，他是較早也較清醒地向國際社會發出日本軍國主義必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警報的少數美國學者之一。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金陵大學西遷成都。當時還滯留在日本的貝德士奉學校當局之命，歷盡艱難穿過日軍戰線返回南京，以副校長名義全面負責留守校產。南京淪陷前後，他是南京難民區委員會(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骨幹與主席。南京大屠殺期間，貝德士與許多中外基督徒一起，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做了大量保護與救濟難民的工作。③
抗戰勝利後，貝德士繼續在金大(1946年遷回南京)等校教書，並且贏得同事與學生更大的尊敬。1946年7月29日，貝德士出席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的審判。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目擊者，他以無可辯駁的親身見聞與實地調查資料，證實與指控了日軍大肆殺戮、搶劫與姦淫等萬惡罪行。他那擲地有聲的證詞已經被收入東京審判記錄，並被當時許多報刊所傳播。
1950年，由於中美關係急劇惡化，貝德士返回美國，此後一直在紐約協和神學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並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關學術活動。1965年退休以後，長期從事《基督徒奮進在華五十年》(The Protestant's Endeavour in China,1900-1950)這一巨著的撰寫工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窮盡13個寒暑，為我們留下約一千種書刊、報紙的摘錄和複印資料，還有3800頁工作筆記。這批珍貴資料，連同他生前保存的日記、函電、其他手稿等各種文獻，全部收藏於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這些書稿與文獻資料，堪稱是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一部實錄，但可惜至今尚未被中外學者充分利用。
二、何謂《貝德士文獻》
《貝德士文獻》一詞，最早是我在有關論著中使用的。有些人以為是貝德士的著作，是已出版的書名，其實大繆為然。《貝德士文獻》是英文“Bates Paper”的中文譯名，它原本是貝德士捐獻給耶魯神學院的一大批私人文獻檔案全宗的綜稱。貝德士文獻全部收藏於神學院圖書館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亦可譯為善本室)，屬於“中國文獻收藏”(The China Records Project)。此項收藏由基督教全國委員會(NCC,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於1968年啟動，1972年全部歸屬於神學院圖書館，現已收藏始於19世紀早期的傳教士與團體在華活動的相關手稿與印刷品近1000計量碼。該館還積極收集記述第三世界國家宗教生活的手稿與印刷品。該館另有1800卷縮微膠捲，6萬張縮微膠片。其全部相關收藏，包括300多位傳教士的私人文獻，還有學生志願海外佈道運動(The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UB)等大型組織機構的原始檔案。其收藏之富，覆蓋面之廣，令人瞠目，堪稱研究中國基督教學者必須潛心檢閱的處所。
貝德士本人就是“中國文獻收藏”項目的倡議者與積極參與者。早在1966年，費正清非常關心貝德士退休後的巨大寫作計劃《基督教在中國社會，1900-1950》，並主動提出願意協助他申請經費僱用助手。信上說：“我現在如此急切地提出此項建議，是因為我覺得你所從事的研究十分重要，它將對一整代研究者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些研究者目前尚處於準備階段，不久他們將開始查閱檔案資料。”貝德士對此當然更有緊迫感，曾在回信中感嘆：“從事差會工作或與之有關事業的人，我只認識為數不多的幾個勤勉的工作者，主要是傳教士，他們大多數集中於撰寫自傳及回憶錄，或是他們自己教派範圍內的一段歷史。我有時為了自己的研究做有關調查時結果也非常令人沮喪。那麼多有才能的、積極熱情的人們在1950年左右被迫離開中國，將自己的努力轉移到其他的地方；許多人不久相繼去世，或者失去工作能力，不能重返中國，從事研究或寫作。”④
在“中國文獻收藏”的300多位傳教士中，很多是貝德士的前輩、師友與同事，這一文獻寶藏的建立應該視為他們及其親屬共同奉獻的勞績。這些原始手稿的閱覽室以世俗政治家與基督教會先驅穆德(John R.Mott)命名，他捐獻的私人文獻與世界學生基督徒聯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的早期檔案，乃是神學院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嚴嚴整整擺滿四壁書架，儼然已成為“中國文獻收藏”的先驅。“中國文獻收藏”則全部安善存放於庫房，並且有統一的編號，大多已有圖書館工作人員編制的導引性詳盡目錄，非常便於利用。《貝德士文獻》的編號是“RG10”，RG是Record Group的簡寫，原意為資料結集；其下序列為盒(Box)與卷(File)。
貝德士文獻數量很大，共131盒，1162卷。經過史茉莉(Martha Smalley)等人精心整理，已分類為八個部分：(1)通信；(2)中國札記與資料；(3)《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的書稿；(4)中國著名基督徒文獻；(5)其他札記與所收集的資料；(6)本人著作；(7)教學資料；(8)私人要件與言行錄。
第一部分通信，分為家庭通信、中國時期通信(1920-1950)、一般通信(從中國返美以後)三大類。其中1937年至1938年期間給妻子的信，對於日本佔領區的恐怖情況作了詳盡的描述。一般通信很多是同行或學生尋求貝德士學術諮詢的信件，體現出他的熱心助人與淵博通識。還有許多信件涉及一些研究計劃與機構，如國際佈道會中國研究計劃(1954-1956)、中國文獻計劃(1968-1973)、協和神學院傳教士研究圖書館等。
第二部分中國札記與資料，這是貝德士為撰寫《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準備的大量素材，其中有手抄的或打字的文獻資料、摘要和從圖書館複印的經過注釋的資料。貝德士花費大量時間對主要教會期刊做了索引與摘錄，如《中國基督教年鑑》、《中國教會年鑑》、《中國教會通訊》、《教務雜誌》、《教育評論》等。
第三部分是未完成的書稿，可說是貝德士文獻的核心部分，包括3000多頁草稿，還有修改多次的全書章節目錄。這些稿件已經孟心湉(Cynthia Mclean)女士精心整理，以《貝德士手稿選輯》(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Searles Bates)為書名出版，係由美國基督教全國委員會中國項目資助付印。
第四部分，中國著名基督徒文獻，是貝德士作為上述專著的補充資料加以收集的。其第一步是擬定七個名單徵求有關友人意見，然後形成五個經過修改的名單，其最後結果是一部分著名中國基督徒的小傳。
第五部分，也是與中國社會有關的札記與資料，範圍相當廣泛，而且很有條理。其中有些涉及宗教自由問题的文獻值得注意。
第六部分，本人著作，大多是關於差會與第三世界教會、宗教自由及國際時事評論等。史茉莉將這些著作分為五類：a.論文、小冊子；b.述評；c.來自中國的報導和回憶；d.佈道詞、演講和訪談錄；e.與上述主體工作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通常發表於《基督教與危機》(The Crisis and Christianity)、《全球召喚》(The World Call)等期刊。
第七部分主要是貝德士在紐約協和神學院教授教會史、基督教倫理與實用神學等課程有關資料，還有他作為主持者為該院高級宗教研究計劃(the Program of Advanced Studies)所擬定的一些教學文件。
第八部分雖然雜亂，卻提供不少有關貝德士生平的信息，其中許多照片、出生證、服役證書、日本佔領南京時期的通行證等等，都是具有相當價值的歷史文物，但至今仍未得到應有的整理與充分的利用。僅以貝德士遺存的照片為例，就有若干箱未經整理，所以我也無從介紹其內容。⑤
三、文獻價值評估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首先關注《貝德士文獻》的熱點，應屬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1988年暑假，我利用出訪之便，順道到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文獻，無意中卻在相鄰目錄中發現了“RG10 Bates Paper”。由於有師生情誼，立即借來草草翻閱，又於無意中發現了其中散見於好些卷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大批檔案以及相關人員的來往信件。因為當時我還在校長任內，暑假可以利用的時間有限，只能做了少量筆記與索引，但《貝德士文獻》的吸引力時時撩撥我的心弦。幸好兩年以後得以辭去校長職務，1991年暑假又在魯斯基金資助下重返耶魯大學，整整利用8個月的時間，系統檢閱《貝德士文獻》中保存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獻資料。
根據我當年的筆記與索引，可知與南京大屠殺直接相關的資料，集中保存於第4盒之52、54、63、67卷，第102盒之第861-871卷，第126盒之1137卷。
第52卷主要是1938年貝德士與友人及家人的來往信件。
第59卷集中收藏1937～1939年與南京日本大使館的來往信函及附件，還有1938年與上海日本總領事館之間的來往信函及附件，特別是前一部分大多是直接記述並譴責日軍瘋狂暴行。
第63卷收有1937～1938年與金陵大學創建者會(Board of Founders)來往信函，1938年與上海全國基督教會之間的信函，以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相關函件。
第65卷為與《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的通信，這些信件表明貝德士是田伯烈首先全面系統揭露日軍暴行的共同策劃者與引用資料的主要提供者。
第67卷收有與南京美國大使館之間的來往信函，其中有若干亦與南京大屠殺相關。
第861-871卷主要是貝德士收藏的各種有關南京淪陷後情況的文獻資料，其中以863～869卷價值較高。
第1137卷是貝德士認為對自己有紀念意義的雜件，時間從1921年至1948年。其中最重要的，是貝德士1946年出席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作證記錄的副本，以及對此次審判的相關報導，如《另一個紐倫堡》(The Other Nuremberg)等。
這樣簡括的介紹，顯然不足以反映貝德士文獻的有關南京淪陷後的全部內容，我覺得它好像還是一處未經正式勘察、發掘的豐富礦藏，人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從中搜尋可供利用的史料資源。譬如，199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我曾利用貝德士保持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南京救濟委員會的檔案，以及他和其他委員會成員的私人通信等資料，寫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湖北人民出版社)與《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香港三聯書店)。這個課题本非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但書出以後卻在海外引起強烈反應，好些中英文報刊都紛紛作詳盡報導。作為其後續工作，就是經過美國吳天威教授和台北郭俊銖先生的多番努力，以貝德士有關文獻為主體的一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原件影印出版。
此書英文書名為“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in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可以譯為《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由史茉莉女士主編，並以《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刊》第9期名義正式於1997年出版。此書更為詳盡地公佈了該館收藏的有關南京大屠殺檔案分佈情況。(見下頁表格所示)
主要依據下列文獻：(1)RG8：中國文獻項目之私人收藏；(2)RG10：貝德士文獻；(3)RG11；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檔案；(4)RG20：史德蔚夫婦文獻。
此外，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檔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Sterling Library)還保存著帕克斯頓文獻(John Hall Parxton)。帕克斯頓是一位美國外交官，曾任駐南京副領事(1925～1929)、駐南京大使館二秘(1937)和上海總領事館派往南京官員(1938～1942)。
我已出版的兩本書和耶魯神學院新近出版的這本書，主要是利用貝德士、費吳生、福斯特、麥卡倫、馬吉、米爾士、史邁士、華群、威爾遜等人遺留的原始文獻。這些資料與剛剛出版的《拉貝日記》，都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這個外籍人士群體，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撰寫的最為詳盡的實錄，其公正性、真實性與嚴謹性是任何人也無從否定的。
也正因為如此，在一般人心目中，《貝德士文獻》幾乎就等於是南京大屠殺的實錄，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因為《貝德士文獻》是他一生80多年的完整實錄，南京安全區的救濟工作畢竟只有三年左右時間，而他最主要的本職工作還是先後在金陵大學與紐約協和神學院的歷史教學與研究。據我初步判斷，《貝德士文獻》中所佔比重最大、學術價值最高的部分，還是有關中國基督教歷史的文字實錄，特別是他晚年為編撰《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這一大型學術專著而積累的大批資料與手稿。
貝德士在金陵大學雖然服務30年，但因忙於歷史系教學工作並在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央政治學校兼課，同時還要參與教會本身及其相關各項工作，所以出版學術著作不多，有關基督教的專門論著更少。
根據1948年印製的《私立金陵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冊》，貝德士有關重要著作已出版者如下：
1.《基督教與共產主義》(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該書在1933年譯成中文，並由上海基督教廣學會出版。
2.《人類的一半：遠東的人民與問题》(Half of Humanity:Far Eastern Peoples and Problems,The Church Peace Union,1942)。
3.《差會與遠東文化關係》(Missions in Far Eastern Cultural Relations,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for 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Mount Trembland,Quebec,1942,Reprin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1943)。
4.《教會事業分佈資料》(Data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43)。
5.《宗教自由：一種探究》(Religious Liberty:An Inquiry,Harper and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45)。校慶紀念冊編者注明：“該書現已譯成7國文字發行全世界”。
實際上，他在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教的都是中國政府頒布的教學計劃以內的各種史學課程(中國史除外)，直到1950年在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以後，才開始研究與講授中國基督教史(作為世界基督教史的一個部分)，而遲至1965年退休以後才正式著手撰寫《基督徒奮進在中國社會1900-1950》這部計劃中的鴻篇巨制。
也許，在協和神學院的教學生涯，都可以看作是貝德士為撰寫中國基督教史作準備。因為，他雖然是一位資深的傳教士教育家，但並未受過正規系統的神學教育，更不用說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再則，他雖然在美國被公認為上乘的中國通，但他在金陵30年卻從未教過中國史課程，也沒有從事這方面的專門研究(他的研究僅限於與中國相關的當代東亞國際關係)。所以，在協和神學院的15年任教，不僅足夠地彌補了神學素養方面的缺憾，而且還由於同時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討論課程，更為深化了對於中國社會、歷史與文化的系統理解。可以認為，這兩方面的進步，使貝德士成為當代少數最優秀的中國基督教史專家之一。
特別是1954年底，貝德士應邀參與美國基督教全國委員會海外佈道部遠東聯合辦公室主導的“基督教在華事業”(The Christian Enterprise in China)研究項目並擔任顧問⑥，此後他更為抓緊此項研究。晚年的貝德士，不僅為此指導若干專題研究，搜集相關文獻資料，而且還不厭其煩地回答許多年輕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的詢問。例如，僅為倪維思研究(Study of the“Nevius Method”)一項所準備的文獻目錄與簡要筆記即近30頁，而給年輕學者的論文覆函(包括學位論文審閱意見)之多更難以數計。⑦
在這10多年中，貝德士為自己的著作做了大量資料工作。根據其親密同事W.O.William整理遺稿結果，可以概述如下：
1.花費10個夏天和整整7年時間，為幾千種書籍、文章、宣傳品製作索引卡片，並簡要提示其價值或預期增長的價值。
2.為全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中國教會年鑑》(Chinese Mission Yearbook,1910-1972)、《教會國際評論》(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1890-1939)、《中華基督教會年鑑》(The Chinese Church Yearbook，中文版，1912-1937)、中國和世界主要相關會議文獻、中華續行委員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3-1921)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1922-1950)的各類文件，還有其他約200種文獻(包括中文)，部分中國基督教領導人的著作，中文期刊選錄，各個教會、團體、機構的歷史，許多學位論文與學術文章，未刊文稿選錄，信件與口述歷史抄件，做了大量索引或筆記。
3.在廣搜博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貝德士還初步草擬了按時期區分的撰寫綱要：(1)世紀交替期間教會在中國的奮鬥，1890—1906(131頁)；(2)基督教活躍的進展與傳統中國的年輕教會，1907—1922(603頁)；(3)中國基督教社區的成長，在一個民族蹣跚於危機中的教會參與，1922—1937(1882頁)；(4)在戰爭與革命浪潮中的事工及倖存，1937—1950(648頁)；(5)回顧與詮釋，1950年及其以後(20頁)。這批手稿總共3284頁，而且他在臨終前還把第一時期(1890—1906)的綱要草稿加以修改(亦有474頁之多)。
應該說明，以上這些浩繁的準備工作，都是這位老人獨自完成的。直到1973年3月，貝德士經由費正清從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獲取5000美元資助，才僱用了一個全職打字員與一個兼職研究助理。所謂兼職，即每週工作10小時，僅限於協助到圖書館查詢並核對資料。⑧
貝德士非常尊重耶魯大學賴特烈教授(Latourette,Kenneth Scott)，並且認為自己的工作乃是前者的繼續。賴特烈於1968年病逝。第二年7月，貝德士在《國際教會評論》上發表《基督教的史學家，基督教史的撰述者——紀念賴特烈1884—1968》一文，對這位著名學者的崇高品格與學術貢獻作了詳盡的評介。他強調指出：“沒有人比賴特烈為研究與記述基督教做得更多，他為基督教事工貢獻之大超出我們通常的計量。”賴特烈是一位多產作家，其著作銷售量據說已逾一百萬冊。其中，貝德士特別推重：1929年出版的《中國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in China，共930頁)，評語是：“40年來在任何語言中未經總體更動、修訂或擴充”；1953年出版的《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共1516頁)，評語是“在這裡，教會史——制度、領袖、觀念——已被延展到世界各地，並與人文環境全方位的互動”；1937～1945年陸續出版的《基督教傳播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評語是“不僅為我們所熟悉而且為同時代人所重視。”此外還有1946年出版的《遠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1964年已出至第4版，評語是：“在唤醒美國人關注遠東生活方面，還沒有其他學者產生如此巨大影響。”
當然，賴特烈本人並非認為自己的著作完美無缺。他在《中國基督教史》的序言中說：“作者是一個西方人，在教會生活中或許不能把中國人作為他們的一個部分給以足夠注意。同時他也不可能進入中國人的宗教經驗並給以完滿的理解。因此，有意地把此書取名為“在華基督教差會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而不是“中國基督教會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期望將來會有某位中國學者從後面的角度敘述這段歷史。”此外，賴特烈史料徵引的局限與編纂體例的缺失，也是很明顯的。
貝德土晚年所做的工作確實是赖特烈中國基督教史編纂的繼續。他除了將歷史時段的下限從1926年延伸到1950年以外，還刻意把上限定為1900年，因為這50年乃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最重要的半個世紀。他給費正清的信明確指出：“不要太集中於研究19世紀的早期新教差會，而對20世紀的差會活動極少涉及。可以肯定，1890年以後差會在範圍和影響上都遠遠超過以往。”同時，貝德士還強調宏觀研究和視野寬闊，他諷刺有些就事論事的論文，“幾乎成了一個世紀龐雜而變幻的背景中的地區快照。”當然，他並非完全否定“地區快照”，而是要求“把快照置於一個更廣闊的背景裡和更長的時間範圍內。”他坦率地說：“我總是試圖從整體上來理解基督教事業，包括它與中國社會及文化的關係。這使我十分反感某些世俗的歷史學者和社會科學學者對史實生吞活剝，以漠然而消極的態度從整體的史實中抽取一些零碎的內容編成較為圓通的歷史。
貝德士曾在5頁紙的備忘錄上，具體表述了自己的奮鬥目標：
“第一，建立一部實錄，盡可能不僅從新教徒奮進自身的內部，而且運用經過嚴格審視過的實際標準、外在因素與判斷。
第二，提供具有參考性見解的陳述，或可有助於對於過程與前景、基督教與世俗的專門研究。……閱讀公眾，特別是教師，需要對於基督教在華事業的通盤圖景，藉以理解與評價社會科學家為了自己專業意圖而掌握與展示的斷片。
第三，為我們自己專業歸屬的領域適度貢獻若干歷史框架：(a)對於世界基督教史中的中國因素，對於人類經驗中的基督教信仰與基督教社區的全面瞭解。(b)尋求一種觀察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可靠視點。(c)尋求對於基督教國際與各種文化之間關係的真實經驗的理解。”
由上可知，貝德士的撰述不僅限於繼續賴特烈的工作，而且是頗思有所擴充，有所延展，有所革新，有所超越。M.O.William曾為此總結說：“這裡不是‘差會’的歷史或是‘教派’與‘教會事業’的歷史，儘管包括了所有的它們；這部著作囊括‘基督徒奮進’的整體——外國的與中國的組合成更甚於人類的努力。這是在‘中國社會’之內；不是在一個地方，而是在一個關係紛繁的民眾之中，他們的機構，他們的歷史與文化承續之中，以及他們所曾經過的事件之中。”⑨
貝德士曾經寫過一份名為“關於分期問題與材料組織”的備忘錄，實際上就是他為自己設定的編纂工作的導向。
貝德士最初認為，大體上按10年劃分時期最便於組織材料與表述歷史，但經過反復思考終於確定如此主要分期方案：1895～1907；1907～1922；1922～1937；1937～1950。他強調說：“我們不想利用某個現成的歷史年曆的分期，然後把基督教與中國的史事強塞進去。”所以，他沒有用1911及1912或1928作為分期標誌，因為，從帝制到共和以及國民政府的建立，其本身並不意味著基督教運動的重大變化或與此相應的變化。他擇取1907年作為分期標誌，因為“1907年的100週年會議(Centenary Conference)，以及有關它的信息的聚集，標誌著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而其後一個重大轉捩點則是1922年，因為“1922年以後，直至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在基督教內部沒有一個(堪稱)決定性變化的單個年代(Single year)。”⑩
由此可見，貝德士對於歷史時期的劃分，著重考慮的乃是如何以基督教發展變化的階段性特徵為主要依據。當然，他同時也注意外在環境發展變化的關聯性，所以明確指出：“草擬大綱必須提供基督徒努力的連續階段，每一階段都充滿複雜的活動與問題，並且表現中國背景的繁複變化。時期的選擇必須是可以實現的，試圖發現基督徒表露的各種明顯特徵，以及奮進於其間並且為之而奮進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11)
貝德士在確定分期大綱以後，還為各個時期擬訂了相對統一的“組織材料與草稿的試用標題”，茲抄錄如下：
A.國家情境，基督徒奮進其間
1.社會，政府，法律
2.思潮，教育
3.宗教
B.基督徒的奮進，做什麼？
1.縱觀，合作，聯合
2.教會：自立(Self-Reliance)
3.差會
4.宗旨，政策，適應，交往，社會一倫理關係
5.神學與基督教思潮，與中國宗教的關係
6.計劃，方法，婦女，邊境，部落
7.福音主義，革新
8.宗教教育，主日學校，神職人員培訓
9.(世俗)教育，學院，大學
10.事工：醫藥，社會，男女青年會
11.聖經，文學
12.中國基督教社區，領袖人物
13.外交關係：傳教士，派遣地，中國的報告與陳述
14.天主教徒
15.其他，分類
C.概要解析
大約是在1975年3月以後，貝德士依據自己初步擬訂的提綱，開始試寫了一部分粗略草稿。根據這些初擬提綱與試寫草稿，人們不難發現，與赖特烈早先出版的有關著作相比較，貝德士未完成的書稿有若干明顯特點：(1)時間延伸了20多年(1926—1950)；(2)參考與徵引的資料，無論從種類、數量還是從史料價值而言，都遠遠超過賴書；(3)不僅在主觀上而且在實際上相當重視“中國因素”，即貝德士所說的：“更為重要的是適當瞭解中國的背景與人文環境，或者是基督徒生活、工作於其間的事實。這種中國的人文及整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基督教事業的各種問題，不僅是對抗，而且是持續影響，有時竟壓倒了有形的差會與教會。它是巨大的、複雜的、多變的……”(12)孟心湉也指出：“貝德士的目的，是把這段歷史植根於中國背景，其結果便是給來自中國社會、文化、政治情況乃至中國基督徒話語的各種論據以更大篇幅。”但她批評貝德士的記述“更多地覆蓋基督徒，而不是中國的國家環境。中國政治史沒有充分包括在內，特別是1920年以後。”(13)這卻是某種誤解，甚至是認識的膚淺。因為，貝德士對“中國處境”(Chinese Context)的發掘乃是社會文化的深層，並非側重於淺層的表象。即令是1920年以後在中國發生的許多歷史事件，貝德士也有意省略了對於事件本身的陳述，所側重的乃是事件對於基督教的具體影響以及教會內部的反應與自我調適。
此外，我還非常欣賞貝德士在一份備忘錄中為自己提出的兩項創意：(1)“尋求一種觀察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視線。”(2)“尋求對於基督教國際的與跨文化的關係的真實經驗的理解，包括帝國主義的成見與亞洲人及發達國家人民之間的民族主義的理解。”(14)在大約30年前即已提出這樣的高見卓識，應該成為我們現今撰寫中國基督教史的追求目標。
四、永遠的遺憾
根據貝德士自己的回憶，編撰中國基督教史的想法與研究始於1955年，但直至1965年退休後才能將主要精力投入其中。1973年7月28日，他在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透露若干晚年埋頭寫作的艱辛：
“我目前的工作仍集中於過去所研究的時間段：清末20年間的社會形勢及發展趨向。我儘量運用中文資料，以新穎的視角來修訂傳教士與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那一時期的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920年以及其後，而這些在學術研究中一直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因為以往的研究只注重1860～1890年和20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secular nationalism)。我仍覺得我對1900至1950年這段歷史的研究富有成果。
儘管我一直在努力奮鬥，我仍緩慢而艱難地從豐富的等記資料中獲得素材，有些不是很連續，然後寫成初稿。起碼在我的這一部分工作中，通過以前的寫作取得一點成績，現在處於鬆散聚合的中間階段。我可以寫出一份真正的草稿，這的確也十分必要。1937年至1950年這些歷史，也許是1911年到1937年，我可以壓縮一些事件進程，整個工作在筆記方面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我正在按計劃進行工作，我用了10天的時間參加了一個家庭聚會，去卡羅來納山度假，其餘沒有什麼別的事打斷我。”(15)
這一年他已經76歲，身體依然非常健康，精力也相當充沛。他充滿信心，生活規律，潛心撰著，而熱心助人，特別是關切年輕學者，依然如故。但人事天心兩相違，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他終於走到人生盡頭。正如他的親密友人富蘭克林·吳不勝惋惜地回憶：“貝德士教授出乎意料地死於1978年10月。我負責清理他在神學院四樓塞滿書籍的研究室，記得是在一個下午到了那裡。他的手稿——舊的、修改的和新寫的——塞滿檔案櫃的好幾格。有許多較小的盒子，裝著經過他仔細注釋過的文獻、筆記與摘錄。好幾個紙箱裝著已經分類過的文件。桌上堆著他最近撰寫的書稿，置於紙張上面的是半截鉛筆，好像是表示‘出去走走，馬上就回來’。”(16)大概貝德士也從未想到自己會這樣匆匆而去。
人們很難理解，以貝德士那樣淵博的學識，工作的勤奮，以及MRL那樣豐富的文獻收藏，為什麼歷經13年之久還未能初步完成這部學術專著？
一言以蔽之：力不從心。心太高、太大，老人精力畢竟有限，而且又未能有計劃地合理使用。
貝德士習慣於個人獨自寫作，直到1973年才聘用兩位臨時助手，但主要也只限於打字或協助查找與核對部分文獻。前面已經說過，絕大部分資料都是貝德士自己搜集、整理、分類、注釋，為編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貝德士的最大失誤是缺少一個周密而可行的編撰計劃，他為資料花費的時間太多，而留給撰稿的時間顯然不足。資料搜集是一個無底洞，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範圍界定與時間分配。貝德士所面對的不僅是卷帙浩繁的文獻，還有許多重要課題的社會調查，如中國基督徒重要人物名錄徵集核實等工作，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
貝德士在學術交往上一貫以助人為樂，這本來是一個優秀基督教學者應有的品格，但如果為此而毫無節制地為他人作嫁衣裳，則必然會嚴重衝擊自己的主體工作。M.O.William曾把貝德士晚年的工作歸納為3項：(1)積極參與紐約和世界各地的學術會議與其他活動；(2)為難以數計的博士候選人與其他有關中國問题的作者熱心提供諮詢；(3)為自己的巨著蒐集資料與編撰工作。人們不難發現，前兩項佔去貝德士大部分寶貴時間。
貝德士的熱心助人已是有口皆碑。例如，鮑引登(C.L.Boynton)把自己在中國蒐集的一批寶貴資料送給耶魯神學院圖書館，貝德士立即義不容辭地應邀前往整理。各種各樣求教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飛來，例如有篇文章發表在某家刊物的哪一期？某位孤身前往中國的傳教士的續弦太太的名字？以及在清理圖書館收藏的檔案隨時發現的問题等等。他不僅是來信必覆，而且答覆得極為認真負責。有個年輕學者正在撰寫有關美國教會的執事派遣問题的博士論文，貝德士給他的回信竟有11頁之多。本來貝德士自己也可以就此寫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17)
更為圈內學者傳為美談的故事，應是1977年德國年輕學者古愛華寫信向貝德士求教：“趙紫宸究竟於何時何校接受何種博士學位？”貝德士立即查閱Frank W.Price(畢範宇)的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中國重新發現其西部》)，並參考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的有關記述，獲知趙於1947年由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博士學位。於是他又寫信向普大註冊部門查詢，並得到該校1947年的一期Princeton Alumini Weekly的複印本。趙紫宸的大名赫然見於1947年6月該校200週年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名單之中，並注明趙此前已經獲得博士學位。貝德士一鼓作氣窮究不己，通過趙紫宸的兒子獲悉趙是在1930年左右由東吳大學授予博士學位。但貝德士仍不願到此為止，直至看到南方美以美會會刊《教會之聲》1927年6月號的複印本，上面載有趙紫宸的照片，是被東吳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的四個中國人之一，而這正好是東吳大學建校25周年。貝德士這才給古愛華寫信正式告知結論並贈給全部複印文獻，他倆之間的來往信件至今仍然收藏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18)
貝德士雖然未能完成生前的宏願，但他的勞績畢竟為我們留下一筆寶貴的遺產。
首先，在那些零碎片斷的備忘錄中，記錄了他有關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許多深刻理念；如果把這些理論與他多次起草並不斷修訂的提綱(雖然並非完整)與部分書稿結合起來研究，不難發現他對1900年至1950年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社會活動史的總體構思。其視野之廣闊、觀察之細微與態度之嚴謹，都足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其次，更為可貴的是他在13年期間勤奮搜集積累的大量資料與索引，可以為我們現今編纂中華基督教史提供許多重要文獻的線索。特別是他複印的那些書刊，現今在國內外許多重要圖書館已經很難發現，雖吉光片羽亦彌足珍貴。貝德士遺留的信件甚多，其中有兩類亦需加以注意：一是有關人士提供的書刊目錄；一是為核實某人基督徒身份或其他相關事項的調查問卷及復函。例如，僅為澄清蔣經國、蔣緯國兄弟是否基督徒一事，他即曾向國外多位友人通信查詢，可見其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
對於貝德士的宏大遣稿，紐約協和神學院及相關學術界都極為重視。該院迅即成立專門的清理與研究班子，由美國基督教全國委員會中國項目主任富蘭克林·吳牽頭，M.O.William具體運作，雖片紙隻字也不輕易言棄，終於分類清理就緒。這是一項極為繁雜、艱鉅而又必須過細的工作，清理班子不負重望，終於在1983年秋天完成任務。其成果便是1984年，亦即貝德士逝世六年以後，由NCCCUSA編輯出版的《貝德士手稿選輯》(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Searle Bates)。此書包括四個部分：(1)由富蘭克林·吳撰寫的深情而且深刻的序言；(2)由Milliam，Jr編撰的《貝德士：〈基督教奮進在中國社會介紹〉》；(3)由年輕才俊孟心湉精心撰寫的貝德士書稿提要；(4)史茉莉編寫的《貝德士文獻登記綱要》。應該說，這已經為貝德士遺著的進一步研究、整合、補充、編輯、出版，提供了必要的準備與極大的方便。正如吳所說“孟心湉小姐成功地將貝德士數以千計的手稿壓縮到100多頁。只要認真閱讀便可對1890～1950期間基督徒在中國的奮進獲致一個輪廓的印象。William博士對大綱與實際內容的比較具體的介紹，將進一步幫助作者知道如何查閱這些資料。”
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認真閱讀過《集粹》，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認真閱讀過貝德士的手稿，哪怕是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在全球都彌漫著急功近利迷霧的現今，有多少人甘於寂寞，以許多年的歲月埋首於這堆積如山的故紙堆？我苦於早已與貝德士老師失去聯繫，及至1979年首次訪美，老師已經逝世經年，而遺留文獻尚未及整理完畢，無從對外公開。我最早得以檢閱貝德士文獻是在1988年，但當時仍在校長任內，研究時間極其有限，而注意力僅限於南京安全區相關檔案。1991年再次前往耶魯神學院圖書館，但主要任務還是蒐集並復核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大量文獻，而回國後又花多年時間整理、編輯、出版這批珍貴資料。早在1990～1993年旅居美國期間，未嘗沒有整理貝德士遺著的宏圖大願，但苦於當時繁重的教學與交流工作，面對這卷帙浩繁的文獻寶藏，也只能知難而退。當時，我已經與貝德士的兒子Robert Bates取得聯繫，他和他的家族都殷切寄望於我整理其父遣稿，最好是撰寫一本翔實的傳記。甚至在我1994年回國以後，他們仍然不斷寄來大批貝德士生前發表過的各類文章。
非常慚愧，一晃又過去20多年。作為我早先安排的“貝德士文獻研究系列”的成果，仍然限於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而貝德士文獻的主體部分，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與編纂，我的整理與探索工作還僅僅是開始著手。幸好我們東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年輕同事，都對這一課题顯示出濃厚興趣，有的已經投入大量精力與心血，可謂後繼尚屬有人。但茲事體大，貝德士的遺稿涉及時間很長、空間極大，而內容又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決非少數人所能勝任。懇切期望有更多有志之士惠予援手，關心支持乃至參與我們正在從事的艱難王作，這就是我借《澳門理工學報》發表此文的本意。
附記：
對於貝德士來說，他的最大遺憾可能是未能在生前重返南京，看看昔時的金陵校園與過去的同事及學生。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南京大屠殺70週年，即2007年12月中旬，他的兒子Robert帶領一家十來口人，遠渡重洋專程來金陵這片熱士尋根，與南京人民一起緬懷父親，共同祝願世界和平。此事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現代快報》於2007年12月31日發表《我的父親曾救護很多難民》長篇報導，記述了此次訪問期間的許多感人情景。
2011年11月28日，Robert在辛亥百年一系列盛大紀念活動基本結束之際，熱情地給我發來電子信並附以《現代快報》的報導及其英文譯稿。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時，他細看有關貝德士的展板，發現用的是中文音譯名字“貝茨”，便向館方建議，他們全家人都認為應該用“貝德士”中文原名。他強調說：“大家都知道他叫貝德士，這才是他的大名。”我也覺得紀念館展板應該作相應的更正。
他在信上說，已經收到我的著作，可惜他看不懂中文，不過大女兒回家過聖誕節時認真讀過，她能夠閱讀中文書。他還說但願在哪一天，能夠與我坐在一起敞懷長談，我也有同樣的期盼。但能否實現呢？彼此都是八十以上高齡，但大家同有這個夢，畢竟已足以欣慰了。
註釋：
①以上主要根據Bates自述簡歷、年表。見RG10,B126,F1132。
②據Bates自述及《金陵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冊》(南京：金陵大學，1948年)等相關記述。
③1939年1月23日美國使館曾函告貝德士：“1938年6月30日中國政府秘密訓令，授予您襟綬景星勳章。”同時授勳者還有金陵大學史邁士、林查理兩位教授。RG10,B4,F67。
④兩信已譯成中文，見章開沅：《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2、265頁。
⑤主要依據史茉莉為貝德士文獻編制的詳細目錄。
⑥RG10,B7,F120.
⑦見Bates paper,B13,F218等件。
⑧耶魯藏檔RG10,B6,F107.
⑨⑩(11)(12)(13)(14)(16)(17)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Searles Bates:the Protestant endeavor in Chinese society,1890-1950,New York:China Program,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1984,p.12a,p.16a,p.19a,p.7a,p.41a,p.5a,p.1a,p.10a.
(15)這是目前已發現的貝德士給費正清的最後一封信。見《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第287頁。
(18)Gleanings,p.9a。我於1995年上半年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講學並合作研究，正好古愛華亦在該院任客座教授，談起這桩往事，古至今仍感念不已，因他正以趙紫宸研究知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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