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矛盾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共同体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曾经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当时东亚各国对这一提议反应冷淡，特别是日本不支持，“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2002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访东盟五国时，主动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200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小泉与东盟各国首脑们就日本和东盟之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以及将双方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达成共识。在日本和东盟共同发表的《东京宣言》中提出，将强化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建立“理解亚洲传统和价值的开放型”的“东亚共同体”。建立“东亚共同体”表明日本在地区合作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代表了日本亚洲外交的基本思路。本文从东北亚区域合作现状与困境，特别是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冲突，分析日本倡导“东亚共同体”的目的及其发展趋势，并就我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和对策提出建议。
一、“东亚共同体”的背景和内涵
根据2003年12月12日小泉首相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的阐述，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由三个层次组成，也可以说将通过三个步骤实现[2]。
第一，以日本和东盟的合作为基础。“东亚共同体”的基础是日本和东盟的全面合作，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扩大东亚地区的合作，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共同体”。为此，日本提出了与东盟的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并将其作为加强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第二，发挥“10+3”机制的作用。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合作，将成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中日韩要通过“10+3”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第三，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经济合作，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一同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第四，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中，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在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同时要坚持日美同盟，并且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与太平洋国家、通过亚欧会议与欧洲国家进行合作。
从上述有关“东亚共同体”的阐述可以看出：首先，“东亚共同体”由日本主导，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其次，经济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并逐步扩大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第三，“东亚共同体”的构成超出东亚的地理范围，非东亚国家也可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第四，“东亚共同体”合作的基础由三部分构成：即以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以东盟为核心的东南亚合作以及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合作。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障碍
东北亚是东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不仅是“东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东北亚区域合作快速发展，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东北亚区域合作停滞不前，将会影响“东亚共同体”最终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素也是制约“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直接的军事对抗消失，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淡化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为东北亚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概括起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较快，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335.6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达51.4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俄国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俄罗斯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二是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与整体区域合作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于东北亚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各国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参与程度也不一致，特别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十分冷淡，只有日本海沿岸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积极性。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至今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不是国家或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国家层面的多边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因素包括地区多样性、发展水平差距等方面，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才是根本性的障碍，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之间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一是领海、领土争端日益突出。我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之争尚未解决，而且最近一个时期，我国与日本东海划界和资源开发的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
二是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与我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矛盾。美日、美韩同盟是日本和韩国外交的基轴，美国干涉我国台湾事务并插手朝鲜半岛。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我国将被迫使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美国的介入意味着把日本和韩国拖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之中。因此，我国与日韩之间存在着因台湾问题而爆发直接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这一根本性的矛盾是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由于存在上述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日本和韩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直持冷淡态度，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与我国爆发冲突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韩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合作，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中立态度，日本则非常明显地回避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因此，到目前为止，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纳入日本和韩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双边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以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进而出现了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水平与经贸关系不匹配的现象。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中、日、韩确立了三国领导人之间非正式的协商与合作机制。在2003年10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在中方的倡议下，中、日、韩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发表的第一份三方合作文件，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温家宝总理提议尽早成立“三方委员会”，深入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但至今日本和韩国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从日本和韩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各种场合所表达的态度来看，普遍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应当日韩先行，在日本和韩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中国在适当的时机加入。这种观点符合我们上述分析的逻辑，日本和韩国之间虽然存在历史问题，但都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原则是一致的，但两国与中国存在潜在的根本冲突。因此，尽管中国与日本、韩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三国之间经济的依赖性非常强，但是日韩在与中国组建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十分谨慎。
三、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的
长期以来，日本对组建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一贯持消极态度。2002年，日本第一次与新加坡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与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开始就组建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转变，而主导构建“东亚共同体”则集中体现了日本对东亚国家新的政策取向，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与东盟合作的进展，使日本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加深了危机感。中国不仅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制造能力不断提高，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萎靡不振影响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作用。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届首相都要专门访问东盟，与东盟的合作因受自身经济低迷的限制和美国的牵制而进展曲折。因此，中国和东盟就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的重大进展，在日本产生极大震动。为避免在亚洲合作中孤立和被“边缘化”，保持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小泉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和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就是要和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限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
2.日本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在东亚地区与中国抗衡。从日本的对外战略来看，冷战结束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不仅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扶持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其更重要的作用来抑制中国。由于中国地处东亚的核心，拥有国土和人口上的优势，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日本无法单独与中国形成平衡，所以日本试图建立由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的“东亚共同体”，与中国形成均衡格局，这也是“东亚共同体”要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将合作范围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的根本原因。
3.美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在日美同盟体制下，日本的亚洲外交受美国亚太政策的制约，美国既把日本视作其推行亚洲战略的支柱，又担心日本同亚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尤其顾虑日本与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有所调整，开始转向支持日本在亚洲开展独立的外交。其原因在于，日美同盟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调整得到巩固，1995年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日美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9·11”事件以后，日本首次在战时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日美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心存忧虑，为维护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希望日本经济尽快恢复，并适当扩大在东亚地区的作用，这样可以部分分担美国的责任，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
4.日本谋求开展新的经济外交，以打破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不振，如何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国内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能够起到推动国内改革、增强国民信心和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二战后，日本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加入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效地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了经济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日本为了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改变只重视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贯作法，开始探讨新的对外经济政策，把推动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在此基础上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努力的方向，通过实现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扩大市场，帮助日本经济走出困境。
四、“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及我国的对策
我们预计，“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有两种并行的趋势，首先，从经济合作上来看，尽管日本与东盟主要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如果考虑到政治和安全的因素，日本在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放弃更多的经济利益。当然，日本放弃经济利益的范围必须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所能接受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这两个国家加入“东亚共同体”以后，有可能率先与日本组建自由贸易区，从而提高了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具有的吸引力，将压低东盟的要价，使日本与东盟主要国家在组建自由贸易区上的差距缩小。
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来看，不管经济合作进展如何，日本都将会推进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加入将有助于日本政治目的的实现，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美国亚洲战略“链条”上的一部分。如果在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了以日本为主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东盟配合的东亚政治和安全保障机制，将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为此，我国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积极参与“东亚共同体”。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参与的“东亚共同体”是不完整的。《东京宣言》中所表明的“东亚共同体”是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但中国已与东盟就十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而且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东盟来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对东盟最为有利，东盟不会拒绝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2.加强与东盟的全面合作。中国应当充分利用“10+1”机制，稳步推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在加强与东盟整体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应立足于首先在东盟内部取得突破，从而在与东盟的关系中取得主动。
3.稳步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我国要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能操之过急。我国应该坚持以地方政府为主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贯方针，充分发挥东北等地方政府的作用，积极推动贸易、投资、农业、能源、劳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即保持政治上的灵活性，又能够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的经济发展。
4.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在加强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亚和南亚国家的合作，采取稳定周边国家的政策，使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增加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依赖程度，提高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5.利用“10+3”、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推进经济合作的同时，推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促进东亚多边均衡机制的形成，防止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被“东亚共同体”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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