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判断与发展战略选择——中国又到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工业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又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度加快，其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应提高。观察到这种趋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许多地区也把加快重化工业的发展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工作重点，并相应地在地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中体现出来。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战略的选择密切相关，同时，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继而影响到中国三农问题、城乡就业问题以及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我们在取得任何关于发展战略的共识之前，必须对中国是否到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做出科学的判断。
一、重化工业化的条件不成熟
重工业部门领先增长，重工业比重畸高，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情。在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就是作为战略目标而通过一整套政策手段得到推行的。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52-1978年间，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增长了2780％和905％，前者为后者的倍数(领先系数)为3.07。改革开放在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可以说是重工业的增长过度领先轻工业的倾向得到扭转。1978-1997年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比较平衡，增长率分别为1196％和1349％，重工业的领先系数为0.8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趋势再度出现，在1999-2003年期间，重工业增长了98.13％，轻工业增长了61.11％，重工业领先系数为1.61。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省份重工业领先系数超过或相当于改革以前的水平，即3.00以上(表1)。
表1 重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1999-2003)
地区
领先系数
地区 领先系数
北京
3.87
湖北
1.89
天津
2.37
湖南
1.70
河北
1.45
广东
1.80
山西
2.89
广西
1.23
内蒙古
1.26
海南
1.19
辽宁
2.02
重庆
1.39
吉林
3.06
四川
1.04
黑龙江
1.76
贵州
1.49
上海
3.00
云南
1.31
江苏
1.68
西藏
1.25
浙江
1.31
陕西
2.21
安徽
1.73
甘肃
3.01
福建
1.82
青海
5.94
江西
2.10
宁夏
2.36
山东
1.27
新疆
3.14
河南
1.53
全国
1.6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化新趋势是否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到来，或者说这个过程是否是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却是值得质疑的。在经济学文献中的确有许多关于重工业化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较高级阶段的论述。一个广为引用的说法是所谓“霍夫曼定律”( Hoffmann,1958) ，即根据早期欧洲工业化过程的经验，把重工业化看做是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的、较高级的阶段。除了这种把产业结构演进具体化到特定产业类型替代另一种产业类型的文献之外，更多的学术讨论则是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禀赋及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资源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诱致出新的产业结构( 如Kuznetz,1971; Chenery et al.,1975) 。因此，当我们判断一种产业结构演变的发生是发展阶段的产物，还是某种非规律性的因素的后果，需要观察生产要素禀赋以及比较优势有没有改变。
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成和资金回收周期长、能源原材料耗费大、排斥劳动就业等特点。因此，按照经济规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中国的工业化才可能进入需要提高重化工业比重的阶段。如果这些条件尚不具备，中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就没有到来。如果在不存在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则意味着引导产业发展的市场信号被人为地扭曲了。
第一个条件，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劳动力出现实质性的短缺从而工资水平上涨，而资本开始过剩从而利率水平降低。事实是，目前不仅作为吸收就业的主要载体的非正规部门工资没有实质性上升，正规部门工资的上升趋势也只是一种扭曲现象。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观察工资水平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来进行。观察一些国家和地区2002年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为42.9，中国台湾省为25.4，香港特别行政区为27.3，新加坡为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2.9，在城市打工民工的工资更低到1.9(参见蔡昉，2005)。
第二个条件，以前一条件为前提，重化工业获得了比较优势，因此，其投资效率应该优于它所要替代的产业。由此引申的情况是，重化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逐渐可以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然而，我们在直接观察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一些效益指标时发现，无论是单位流动资产还是单位固定资产创造的工业增加值，轻工业都高于重工业；而单位增加值的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轻工业都低于重工业(表2)。因此，重工业发展加速和比重提高的结果就是，整体工业投资效率下降。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参见刘芳，2004)，199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为12.6％，之后一直下降，到2003年只有3.6％。而同期中国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5.3％，这就是说，资金收益还小于资金成本。此外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产出1元GDP要增加的投入，1992年为2元，现在提高到5元。
表2 轻重工业资本-产出关系比较
流动资产年 固定资产年 每元增加值 每元增加值
平均余额增 平均余额增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加值率(％) 加值率(％)
额(元)
额(元)
轻工业
60.39
88.891.660.29
重工业
57.91
55.361.800.7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三个条件，重化工业所要求的其他投入资源是可以获得的，而且相对价格比较低廉。依靠重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加上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因素，中国必然在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大国上面愈走愈远。一个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达1.25万亿元，占GDP的13.5％，而同期美国只占7％。中国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这些高耗能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陈清泰，2003)。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注：例如，三个大公司控制着世界铁矿石供给的80％，从而操纵着国际市场价格。而除了炼油能力、需求等因素之外，欧佩克的垄断行为也是石油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可见，重工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是严峻的，成本是高昂的。
二、为什么会有重工业领先增长
既然中国尚未达到发展重化工业的阶段，为什么实际中会出现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趋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察历史上各国的重化工业发展，都是在什么条件下起步和进行的。历史上，在国家整体层面上呈现重工业领先增长，分别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从而相对价格就发生变化，从早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而资本稀缺，从而劳动力相对便宜的状况，转变到劳动力短缺而资本丰裕，从而资本相对便宜的状况，重化工业由此诱致得到发展。这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都典型或不典型地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产生“霍夫曼定律”的经验基础。另一种情况是在劳动力丰富和资本稀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尚未得到改变的条件下，只是由于政府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导致仍然稀缺的资本定价过低，从而推行出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是违背市场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前苏联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采取了这种人为推动的重工业化战略。可见，如果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却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一定是生产要素价格遭到扭曲。
观察中国当前的现象，我们发现，人为推行重工业化的政府动机、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环境都是存在的。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由于重工业比重高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增值税体制，都推动了重工业化动机。即便是各级政府具有强烈的加快经济增长动机的情况下，通常也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一种方式是政府着眼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鼓励经济活动。但是，在政府的经济职能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界定，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尚未转变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倾向于超越这个职能，即采取第二种方式，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行为，并且以国有企业作为承担这种增长意图的载体。由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越来越收缩到偏重垄断的产业中，政府干预投资的结果则是直接鼓励了重工业的领先增长。此外，由于在生产性增值税为基础的分税制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这对于各级政府在重工业领域的鼓励投资倾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具备了推动重化工业化的投资动机，并且在目前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方式尚未实现转变的情况下，一旦一系列政策因素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即资本和土地的相对价格被人为压低，部分地区劳动力相对价格被人为提高，实际的重工业投资倾向就被诱导出来。
首先，把周期性的货币政策现象当做长期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会导致投资结构的产业偏离。1998年以后，不仅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是扩张性的，其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然而，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阶段，还谈不上超越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高储蓄率和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获取投资源泉的途径，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改变资源禀赋。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可以证明资本稀缺仍然是中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特征，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其次，资金供需两方力量的共同作用，除了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之外，还衍生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为其庞大储蓄额寻找贷款出路与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金融机构强烈的放贷动机和谨慎的放贷责任之间的矛盾，使得银行信贷投资往往追随国债的投资方向。这时，仍然享受政府软预算保护并受到干预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大型项目便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贷款非常困难，资本需求被人为持续压低。或者说，容易成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
第三，其他生产要素也存在价格被人为扭曲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动下，往往压低土地价格，以此吸引项目和外商投资，这产生进一步压低资本形成成本的效果。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主要由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偏重的产业结构。
三、发展战略决定增长方式
对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府借以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进而，形成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从而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绩效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中国，这种逻辑联系可以一直影响到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能否得到良好解决。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政府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遵循的一种经济发展理念，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一整套政策。有时，经济发展战略是政府事先确定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印度和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都是有意识的选择，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促进实施。有时，经济发展战略仅仅是人们事后的总结。例如，亚洲四小龙倚重国际贸易、利用市场机制的做法，当时并没有通过某种发展战略加以确立，但是，经济学家事后为其总结为一种发展战略类型，分别冠之以不同的名称。通常，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首先是关于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孰轻孰重的认识。在此认识下，形成一系列关于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倾向和手段：(1)生产要素价格是靠政府干预确立，以推行特定(通常是与市场倾向相背离)的发展战略，还是依靠市场机制形成，以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供求关系；(2)产业结构是依据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来的比较优势形成，还是依据某种战略意图通过政策干预而达到；(3)投资决策是按照市场原则由企业家做出，还是根据战略要求由政府统一部署；(4)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还是利用政府配置手段达到，等等。
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品的配置方式，最终表现为增长结果对不同效益源泉的依赖程度。在一个描述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在常规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长之外，如果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可以提高产出，或者说产出的增长在可以被常规要素解释之后，还有一个残差值没有被解释，这个额外的产出增加就是技术进步或者效率的改进所带来的，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TFP)。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的大小，通常成为经济学家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 Krugman,1994) 。
具体来说，要素和投入品的配置通过两个过程进行，第一是从产业结构层面对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选择，第二是从生产过程层面对技术结构的选择。通常，进行这种配置有不同的机制，从而形成相异的增长方式。在不同增长方式下，增长绩效又是迥异的。在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并且要素相对价格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情况下，投资者和生产者按照节约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使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原则，第一步进行产业结构的选择，第二步进行技术结构的选择。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形成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人为地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或者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都可能会违背比较优势。如果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不符合比较优势，即经济发展跨越当前的比较优势所能支撑的水平，发展战略就是赶超型的。具体说如果在劳动力尚丰富、资本尚稀缺的发展阶段上，选择了资本密集和劳动节约型的投资和产业结构，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传统的增长方式窠臼之中。这种增长方式单纯依靠物质和人力的投入，而效率改进在增长中贡献份额较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从关于发展战略的几个内涵出发来概括，国际范围内经济发展经验提供了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战略模式。第一种是以前苏联、印度、改革前的中国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赶超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必然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相联系，除了造成效率低下从而增长绩效不佳，以及其他发展问题之外，如果从增长方式的角度，这种发展战略模式典型地诱导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单纯依靠有形要素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十分低下。正如克鲁格曼( Krugman,1994) 指出，前苏联经济一度的高速增长，可以完全由投入的迅速增加来解释，即这种增长靠的是就业扩大、教育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靠物质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因此，这种没有单位投入产出提高的增长，不可避免会遇到极限。第二种发展战略模式以大多数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注：关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战略选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与拉丁美洲等赶超性战略迥然不同。但是，在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方式的判断上，存在着很大争议。克鲁格曼( Krugman,1994) 把它们也归结到缺乏生产率改进的类型，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为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即利用市场机制、具有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从而得以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了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良好的增长绩效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四、科学发展不能跨越阶段
从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形成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是发展战略符合特定发展阶段所反映的比较优势，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实现根本的转变，继而有赖于选择符合现阶段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按照正确的市场信号，做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又是能够选择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前提。在生产要素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甚至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还扭曲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重化工业化倾向，可能误导我们对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更深刻的后果则是干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也高度依赖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形成良好的增长方式。首先，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影响整个经济的就业效果。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实行不同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不同的就业结果和社会经济后果。那些急于赶超发达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人为扶持重工业或所谓“高新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增长方式，在劳动力尚丰富的资源禀赋下形成了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降低了经济增长过程对就业的吸纳。这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时间里也能够达到较快的速度，但不能实现最大化就业。就业机会的缺乏从根本上阻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维持了落后的劳动力分布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如果发展战略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形成的，按照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得到大的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
其次，超越阶段地推进重化工业发展，由于会诱导出一个就业不充分、不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分配模式是与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的。靠符合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扩大就业，增大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的缩小差距的方式。收入的分配格局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人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要素报酬，即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其他资源如土地的报酬。增长方式则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比例或贡献份额，从而决定了要素报酬的构成。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采取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则资本获得的报酬就高，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拥有者集中，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如果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劳动者的报酬份额就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收入差距就比较小。可见，通过扩大就业，既有利于形成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又能够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增长方式，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大压力，从而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容量都不足以支撑这样一种耗费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是一枝独秀的，必须也应该快于其他国家，更要超过发达国家。但是，这种高速增长是否可以长期维持，取决于增长方式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而资源绝对稀缺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重工业是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成本将是高昂的。在中国发展资源绝对稀缺的条件下，资源的国际政治学制约着我们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只能与目前的发展阶段的资源承受力相适应。超越阶段地依靠成本高昂和不确定的资源、能源、原材料供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在符合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则可以最低程度地避免当前的资源约束。按照这样的发展战略理念，即使将来需要经历一个重化工业化阶段，也完全可能走一条不同于以往模式的新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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