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青少年风险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青少年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44(2007)12-0040-03
风险行为(risk-taking)是指那些有可能带来某种非期望结果的行为。[1]例如，物质滥用、危险驾驶、攻击性行为、不安全的性行为甚至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等等。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风险行为不断出现、增长并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时期，该阶段的发展不仅影响个体今后的生活，从宏观上看也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因此，深入研究青少年风险行为增多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对于引导个体规避风险、理性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认知发展与青少年的风险行为
一直以来，认知发展研究的开展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认知能力不断得到发展与提高。已有研究也已证实：更复杂的认知表征方式、更强的推理能力、更有效的认知策略、更快的加工速度、更优的元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出现。基于这样的事实，风险行为研究者假定：更为纯熟的认知能力使个体能够有效辨识风险情境中的潜在危险并降低参与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依照这种推理，青少年时期的风险行为应当少于儿童时期的风险行为。然而，这却与事实恰恰相反。为什么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在增长但风险行为反而增加了呢？心理学家们试图用双重加工理论以及青少年的风险认知特点两方面解释这一现象。
（一）双重加工理论(dual-processes theories)对青少年风险行为的解释
双重加工理论认为个体拥有两个不同的认知系统：一个是控制的、分析的、理性的加工系统，这种加工过程需要较多的意识参与和认知努力，因而其加工的准确性较高但速度较慢；另一个是自动化的、直觉的、启发式的加工系统，该系统以经验系统为依据大大地简化了个体的认知过程，但由于速度过快往往引起误判从而导致认知偏差。[2]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经验系统不断丰富，各种启发式的积累也不断增多，这在客观上为更多地采用自动化的、直觉的、启发式的加工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个体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更多地采用启发式加工系统将大大降低个体的认知负荷。采用双重加工理论来解释青少年风险行为增加的学者们认为，青少年较之儿童有更多采用启发式加工系统的可能性，他们也更多地采用了这种快速但准确性相对较低的加工系统，因而使得风险行为出现的概率增大。这种观点很好地解释了青少年风险行为增加的现象。
（二）青少年的风险认知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风险认知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风险行为。有学者认为，青少年由于在认知上存在自我中心(egocentric)倾向，因而对行为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并且他们会高估自己对不良后果的承受能力。[3]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缺乏权衡决策各选项利弊关系和估计结果出现概率的相关认知能力。[4]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青少年的风险行为会多于成年人。由于认知能力的发展，成年人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对风险情境和风险后果进行评估；而随着经验系统的不断完善，成年人在使用启发式加工系统时的误判也会随之降低。于是，当个体过渡到成年人时风险行为会大大减少。
二、社会性发展与风险行为
个体的发展都是在生物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进行的。因此，对青少年的危险行为进行考察时，除了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成熟外，还应当关注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关青少年风险行为的社会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亲子关系、同伴交往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一）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风险行为影响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基于Bowlby的依恋理论展开的。研究表明：那些早期没有获得安全依恋的个体社会能力较低，在今后的生活中参与风险行为的可能性更高。此外，母亲的民主程度是亲子依恋和风险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对于非安全依恋的个体，如果其母亲采取更为民主的态度，则此个体参与风险行为的可能性更高。[5]这可能是因为个体累积的社会表征系统不同，安全依恋型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青少年时期的各种挑战，而非安全依恋的青少年则对此力不从心。
另一个受到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向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监管策略。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民主型教养方式（高温暖、高管教）和权威型教养方式（低温暖、高管教）与青少年较少的风险行为相联系；而溺爱型（高温暖、低管教）和忽视型（低温暖、低管教）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更易参与风险行为。对于这一结论，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父母的监管策略对此产生了影响。民主型和权威型父母通过监管策略及时有效地获得子女的近况（如：孩子在哪里？孩子和谁在一起？孩子在干什么？）从而能够及时干预子女的不良行为倾向。除了监管策略，开放的亲子关系也使得子女愿意向父母自我暴露。此外，参与风险行为的个体会尽可能向父母隐瞒自己的行为近况，如果父母采取忽视或溺爱的教养方式则更不可能对此进行干预。[6]总之，父母的监管策略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父母的温暖和管教将直接影响监管行为的有效性。
（二）同伴交往
同伴交往是青少年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往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时期风险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丛生性，即其同伴参与风险行为的个体，他自己也更有可能参与风险行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同伴的影响使个体参与风险行为，这种影响可以是直接的怂恿与教唆，也可以是通过对态度、价值观等方面间接的影响从而改变个体对风险行为的评估及对行为后果的可接受性；二是青少年可能会依据相似性来选择同伴，这样倾向冒险的个体所组成的小群体表现出了风险行为的多发倾向。
此外，儿童早期的问题行为、同伴拒绝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反社会型同伴交往也会使个体的风险行为增加。
（三）亲子关系—同伴交往的交互作用
亲子关系与同伴交往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积极的同伴交往会抵消一部分不良亲子互动的负面影响；反过来，不当的教养方式会加剧同伴交往的负面影响。
三、情绪发展与青少年的风险行为
随着对风险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情绪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及情绪调控。
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决策过程中的情绪作用。Loewenstein等人提出的风险即情绪模型表明：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该模型中即时情绪就是指即刻的内脏反应）。[7]这些情绪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行为，影响认知评估。Slovic等人提出的“情绪启发式”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8]Damasio提出的躯体标志假说认为即时情绪在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9]例如，对消极事件有强烈情绪反应的个体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除了考察即时情绪对风险行为决策的影响，情绪调控的作用也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有研究显示：冲动性个体在挫败或者愤怒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行为。[10]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的“暴风疾雨”期，其情绪情感的两极性表现得极为强烈并且呈现出不易控制的特点。情绪的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很有可能是青少年群体在风险情境中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反应的重要原因。
四、研究趋势及展望
近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对风险行为生理基础的研究也已经展开。研究者采用占位和分类这两种研究范式考察了风险情境中个体认知、情感的神经基础。未来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各影响因素 （认知、社会、情绪、生理）对青少年风险行为的作用机制，更应当不断整合各研究领域的成果以期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综合模型。
【收稿日期】2007-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