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的价值观及其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价值观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基础，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灵魂，以讲政治讲党性为特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是观点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实际，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光照世代；他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也是世界人民崇敬的当代伟人。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统一，内容丰富，感人肺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确立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国内外各种思潮广泛交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周恩来怀着“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的志向，活跃在这个黑暗而又动荡的社会里，面向现实，面向世界，积极探索真理，从各种社会思潮的考察比较中，由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中华民族一向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童年时代的周恩来就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四岁就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背诵唐诗。五岁进家塾读书，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八岁开始读《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他还常听嗣母讲历史和神话故事，“辄绕膝下去，终日听之不倦。”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怀着“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心志，开始接受近代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并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和书籍。他还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深感“泰东西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表示要以“发明新理别辟思潮为务”，认为只有“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在归国途中，他在京都停留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表达了他在各种学说的比较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喜悦心情。回国以后，周恩来热情投身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四名请愿代表遭警方拘捕。 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连日讨论“社会的根本改造”问题，并举行演讲会。周恩来连续讲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总论和阶级斗争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等内容。后来，周恩来曾经谈到：“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的，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1]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又到英国考察。在此期间，他先后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分析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3月， 周恩来在致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
周恩来后来多次谈到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自己“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从封建家庭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3] 在周恩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他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新学说的学习研究，又注重投身于爱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既注意识别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又能对中西传统文化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周恩来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厚的造诣。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西文化做比较研究，在早年发表的《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和《诚能动物论》等学术论文中，对老子和赫胥黎的思想，对儒、佛、耶的思想，作了有见地的比较分析。周恩来作为江浙人，对古越文化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多次赞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写下了“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4]的诗句，说“大禹治水， 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并把我们为创建新中国的事业比喻为“其功不在禹下。”[5]对于王阳明的事功和思想，周恩来也多次作出肯定的评价。 他不仅在早年称赞“王阳明诚格蛮苗”，“履虎尾而不惊。”[6] 还对来华访问的日本学生说：“‘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所讲的，日本人最崇拜的。”[7] 直到1954年，他还把“良知”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创造性地运用到我们的党内生活，认为共产党员如果“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8]周恩来认为，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所以他既批评“惟西是尚”的观点，也反对“惟返古是求”的主张。他说：“水有源树有根。”“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对于中西传统文化的研究要切合“历史主义的要求”，“这样才不会割断历史。”“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9] 对待中西传统文化的这种科学态度，对于周恩来思想的不断进取乃至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2.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周恩来价值观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10]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建立在这种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周恩来一向注重世界观问题。青少年时代，他就以浓厚的兴趣探究“万象之生理”、“生存之常道”、“立身之根本”的问题，有了“万物有理可循”的思想。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初，他深信说实话，爱真理，“这就是唯物史观论者强似唯心论者之最大真实处。”[11]40年代初，周恩来强调整风要从思想方法搞起，从马列主义世界观搞起，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正确思想。他还把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1954年，在谈到从高岗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时，周恩来再次强调“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12]的问题。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周恩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认为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五风”刮起来之所以不容易得到纠正，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这个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才能求得解决。
把确立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看作是一个不断改造、不断进取的过程，是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周恩来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13]另一方面又强调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和保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的发展。“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14]他多次讲到，人生有限，知识无限，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60年代，周恩来曾经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亲属多次谈到要过好“五关”的问题，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说：“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辈子的事。”“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15]
周恩来关于确立和保持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的论述，揭示了革命者永远保持旺盛意志和进取精神的奥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人以为思想改造和世界观改造是解放初期的事情，现在过时了，再提这个问题就是“左”倾的表现。这是必须澄清的一种糊涂观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性。这种改造世界的双重任务，一旦落到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肩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时代条件的变化，不会改造共产党人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只不过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罢了。改造主观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使之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对于革命者来说，改造世界观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我们平常所说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际上就包含着世界观改造的意义。按照周恩来的讲法，这种世界观的改造主要是靠革命者的自觉，要慢慢来，不能急。同志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讲思想改造的时候，周恩来总是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并诚恳表示“我愿意带头。”这就是说，革命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永远需要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这样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永远不会“过时”，更同所谓“左”倾风马牛不相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还要不要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重要讲话中，已经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他指出，有一些干部，包括有的高级干部，“不注意学习和改造自己，结果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党员干部“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既体现了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贯思想，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周恩来价值观的灵魂
一定的理想信念，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同时也是这种世界观的重要体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灵魂。周恩来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时，也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为这种崇高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就富有志气、人格和理想，他学习和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提倡浩然正气、独立人格和大同理想等优秀成分，结合当时社会的时弊，撰写了《尚志论》、《我之人格论》、《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多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事业的建树和个人的志向有很大关系，像“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的班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若论其成功之秘诀”，都是因为他们有“叱咤风云之气”，“坚韧不拔之操”，都是他们的“最初之志”，“使之然耳。”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在《我的人格论》一文中指出：人格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格“现”，“则世界承平，家国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反之，人格“隐”，“则奸宄立朝，盗贼蜂起，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息，水旱频仍，群黎之祸也。”他无情地揭露当时社会“大道沦丧，人失其格”；“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无廉耻之行”，“有妾妇之道”。与人格相关的还有人的声誉问题，周恩来认为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邀名之心”，不能做“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一切“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在讲到理想社会和理想境界时，周恩来总是把它与古代的“大同”理想联系在一起。他在1916年所写的《诚能动物论》一文中，认为“诚”是“人类之共有天性”，主张为人要以诚相待，做到“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利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周恩来在日记中讲到如何“救中国”的问题时，也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前一个“大同之境”是道德理想境界；后一个“大同理想”已是一种富民强国的社会理想了[16]。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以后，周恩来就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他在向国内觉悟社员写信中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7]当时，在法国有人把共产主义同宗教迷信相提并论，周恩来在《少年》杂志上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加以驳斥，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以前，共产主义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生产力的变迁，足以使现代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并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斗争的痕迹，而现今的“下层阶级”乃是“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18]有人怀疑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周恩来专撰《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加以评说，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并认为中国不必来走资本主义“这条死路。”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例，说明一般认为共产社会的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但这话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在共产革命过程中，我们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成为工业极发达的国家[19]。在当时条件下，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不能不说是精辟的和有远见的，这说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已经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有了相当深入的把握，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完全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后来，周恩来在谈自己革命生涯的深切感受时提到：“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20]“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21]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更是行者，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1923年3月， 当周恩来正在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向国内团中央写报告信的时候，收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他们加入的公开信，感到“欣喜无量！”说“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是何等荣幸！”并代表旅欧全体团员表示“愿努力无违”团中央要求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22]的期望。要在中国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周恩来十分重视人生的奋斗精神。他说：“人生赖奋斗而存”[23]，我们“天天总在奋斗里讨生活”[24]，“只要奋斗，就有出路。” [25] 这种奋斗又是根据革命斗争的发展进程，脚踏实地的进行的。周恩来早年就指出：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26]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迈进的必要步骤。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常常遇到国内外反共势力对我们伟大理想的污蔑和攻击。面对这种挑战，周恩来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坚决的回击。早在1922年，法国有人以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作为“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周恩来发表文章加以批驳：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小工商业的恢复，在共产主义革命过渡期中，不仅“不足为惧”，而且“可以乐观”，使“我们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27]1939年，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溶共、反共图谋，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8]1943年，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更加猖狂地挑起溶共、反共高潮，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严厉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灭亡。”
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革命者是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的。对此，周恩来有不少深刻的见解。他入党初期曾从欧洲寄给邓颖超同志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卡，上面写有“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29]表达了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的坚强决心。1922年3月间， 周恩来得悉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罢工时被军阀危害，十分悲愤，写下了《生别死离》一诗，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热诚讴歌战友“壮烈的死”的革命精神，认为“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呼唤革命者“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斗。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周恩来明确指出：“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这就是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生死观和价值观。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先烈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是鼓舞人们为人民为社会作奉献的精神动力。有的外宾问周恩来，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周恩来回答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30]。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趋于低潮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发扬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产主义精神，更加坚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人把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说成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更适合各国的国情求得巩固和发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才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某些国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使社会主义事业暂时失利，也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迟早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1]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的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4.讲政治、讲党性是周恩来价值观的重要特点
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也是共产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理想，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坚持这种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讲政治、讲立场、讲党性、讲革命精神，是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是，周恩来把这些不同内涵的政治，都同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目标联系了起来。周恩来从北伐战争开始一直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他就在黄埔军校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把军队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可以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十分推崇毛泽东、朱德在红军建设中的政治工作经验，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32]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又明确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这种讲政治和重视政治工作的思想，贯穿在周恩来指导经济建设、统战工作、外交工作、科技工作和文教工作之中。他非常注重在各条战线工作的干部，要有“整体观念、”、“政治观念”、“革命精神”。周恩来曾经对党员干部提出：“要有高度的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但他又明确指出：“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提倡政治工作“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33]周恩来是最善于从实际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并富有感染力的模范。
对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周恩来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1951年，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中，周恩来专门阐述了“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他认为一般知识分子的进步，都有“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由于中国是一个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产生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要求得民族的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由人民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表明，一个人自觉地站到了工人阶级立场，不管他是否加入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在阐明了立场问题以后，周恩来进一步谈论“态度问题”。他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会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譬如，在敌、我、友的关系问题上，你采取什么态度？对不同性质的战争，你采取什么态度？对世界和平，你采取什么态度？对于所谓“保持中间”的态度，周恩来作了有针对性的深刻的分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人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应该允许。但“怀疑并不等于对立”，“观察不等于旁观。”周恩来在指导各方面工作的时候，都很重视立场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新华日报》“站在党的立场”，“注意站稳立场”，“强调伸张民意。”[34]建国前夕，他就明确提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过去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应当理解为狭义的政治，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广义的政治，应当把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大事都看成是政治。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是政治。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指出：“坚持讲政治，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上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以为搞经济建设可以埋头于业务工作，而淡化政治、不问政治、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迷失方向的糊涂观念。担心讲政治会重复过去搞空头政治、忽视经济工作的错误，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党已经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现在坚持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是为了给经济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更好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价值观的核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周恩来把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把为党为人民工作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这是周恩来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早在中学生时代，周恩来就有了“人民国家之主人”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始终坚信人民的觉醒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针对国民党“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正告“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并坚信“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35]在总结抗战胜利的经验时，周恩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36]抗战胜利以后，针对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周恩来深信“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37]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常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世纪到了”，“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38]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反复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忘本”。他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39]他特别强调指出：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40]今天我们“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41]我们永远要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42]过去，我们依靠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打了胜仗；今天，仍然要依靠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取得生产建设的胜利。“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群众的意见。”[43]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44]“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45]这就是周恩来以人民为主体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既然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那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周恩来早年就强调“做事切勿忘掉劳苦群众的真正利益。”[46]共产党是为工农阶级谋利益的前驱，“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放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47]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反复宣传“只有在民族解放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才能解放”[48]的思想，强调抗日战争不管是在中华民族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伟大的，教育和动员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49]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最善于坚持“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原则，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夺取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都是为着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就从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性上深刻地论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这也就是周恩来共产主价值观的最高价值标准。
既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就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就在散文《射阳忆旧》中通过赞美江苏淮安家乡勤劳服务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而表达了愿做“天下之公仆”的思想。后来，他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50]周恩来高度评价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 为人民服务而死[51]。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伪国大召开前夕，第三方面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信，建议“国大”延至12月召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作为建议的第一条。经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和指点，一些签名时就犹豫的人当即抹去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有人说出了给蒋介石写信的内情，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大为恼火，说什么：“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当即痛斥他们：“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52]周恩来的一生，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服务而死”的一生。他在病床上作出遗体火化、不留骨灰的遗言时，就对邓颖超同志说：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邓颖超同志在她最后的一篇文章中说：“你（指周恩来），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53]周恩来确实实践了他做“天下之公仆”的宏伟心愿，他之所以深受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主要是要处理好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对此，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相互一致的”，“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须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当时，周恩来还明确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大家知道，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件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60年代初，周恩来曾经讲到：“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54]同时，他还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55]这些重要思想和原则的提出，是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作的非常有益的探索。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基础，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灵魂，以讲政治讲党性为特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可以说是观点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实际，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光照世代；他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二者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又有发展程度和实施政策上的重要区别。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属于本质同一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党早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党内，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共产党员在全社会的表率作用，发挥党的领导干部在全党的表率作用，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注释：
[1][16]以上生平事迹与引文，来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 ）和《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卷中有关文稿。
[2][17][22][23]《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41、46、60、303页。
[3][20][21][26][28][32][34][37][38][48][4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92、662、561、65、432、259、467、705、 700 、454、430页。
[4][6][7][24]《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卷第45、56 、97、161、163页。
[5][8][9][10][12][13][14][15][25][33][36][39][41][42][45][50][54][5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123、467、297、327、119 、117、368、423、194、92、321、274、279、73、13、125—126、421、343、129页。
[11][19][27][46][ 47]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第438、345、365—366、407、601页。
[18]本文中凡注明篇名的引文均不加注。
[29][30][53]见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
[35][40][43][44][5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2、85、348、273、265、240—241页。
[52]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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