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及其编辑实践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作家论文,编辑论文,白马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早期出版活动的两种理念
尽管中国的出版文化源远流长，但具有现代色彩的出版活动——拥有职业的出版人，公共的阅读空间，等等——却是由洋人开启的。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①西人办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即国外的教会团体和各种各样的商业力量，它们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两个方向，教会办刊的精英趋向和商业办刊的利益趋向。
先看教会刊物的精英趋向。由于拥有充足的办刊经费，在教会刊物的出版理念中很少有“经营”的概念，而只有“影响”的意识。这就是说，由于无须为办刊经费犯愁，这些出版物的主要任务也就并非是要借助于刊物去赢利，而只是要借此来实现他们影响中国民众的目的。②因此，早期基督教会的办刊方针是非经营性的。在这种非经营性方针的指引下，他们的出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精英色彩。
以《万国公报》为例。这个刊物除了译介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说，还议论中国当时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以及对中国时政的批评与建议。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如林乐知《文学兴国策略》、李提摩太《新政策》、艾约瑟《富国养民策》、狄考文《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等文，都是关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治疗的药方。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存在与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全新视野，吸引了当时中国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的注意，并将他们的热情撩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都曾是这家报纸的热心读者，并在言论上受到它们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或也可以说，《万国公报》以及类似的教会报刊，其实正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讨论社会现状、发表见解的平台，并为他们以后的出版活动提供了范例。
商业报纸的出版运作取另一种路径。和教会办刊重“影响”而轻“利润”的思维路径不同，商业报纸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在这一根本目的的制约下，这些报纸从机构运作到内容设定、营销策略等方面，都呈示出和教会刊物不同的特点。
首先，商业报纸的出版经费脱离了各级基督教会的支持，因而具有民间投资的性质。投资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赢利。以《申报》为例，1871年5月，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和他的三个朋友各出资银400两，共1600两作为启动资金，创办《申报》，并规定，股款虽由四人分摊。但因美查负责实际经营事务，故凡赢余及亏损皆划为三份，其中美查一人占两份，其余三人占一份。从这样的协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家报纸创办设定时的利益指向。
在经济利益的指引下，《申报》的营销策略也带有现代“市场”的意识。在内容上，为吸引一般读者，《申报》特别注重对新闻的报道，而这个“新闻”有很多是从市民生活中取材的，尤其是对盗劫奸杀、奇闻怪事、里巷琐谈特别热衷。③此外，为了争夺市场，《申报》等商业报纸还大打价格战，如先《申报》而成名的《上海新报》的售价是每年洋银4元，每月洋银0.5元，每张铜钱30文，《申报》则每张只售铜钱8文。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精英取向与商业取向的刊物在中国都已有自己的样本，但在接下来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报刊出版活动中，编辑理念中的精英取向却成为一股潮流，而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似乎主要停留在报刊的运作机制上，而不是它的赢利意识。也就是说，和教会控制的出版物相类似，在中国早期的出版活动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占主导地位。④
正是这样，虽然仍有一部分出版者在争取市场与利润(比如以《礼拜六》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报刊即是中国早期报刊中走《申报》商业型路子的代表)，但这样的经营业绩并没有为精英知识分子所认可。以鸳鸯蝴蝶派报刊为例，知识分子的不认可性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报刊“惟利是图”的倾向，二是关于“文学”的功能。在鸳鸯蝴蝶派，虽然他们在一些阐述出版方针的文字中也曲折地表达了他们的寄托，⑤但在商业运作机制的制约下，由于过分迁就读者的口味，在其编发的文章中又故意地制造出一些所谓的“趣味”来谄媚读者，甚至打出了“宁可不娶小老麽，不可不看《礼拜六》”的广告，自辱辱人。因此在五四精英作家看来，这派作家就只注重赚钱，所以诸如“文丐”甚至“文娼”的谥号便落到了他们的头上。正是这样，当《小说月报》革新以后发出宣言，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时，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实乃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精英知识分子重新澄清了知识分子及“文艺”的社会价值与使命。从这个层面出发加以分析，五四作家对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批判，其实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内部发生的一次肃清运动，它重新伸张的，正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由此，虽然五四作家也已经在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工作岗位上工作，⑥但职业的身份并未能羁縻他们超迈的理想。五四以后，那种建立在现代市场基础上的职业意识进一步受到压抑，而精英意识却得以凸显。即以出版界而言，由精英知识分子本身控制的刊物当然仍然立足于他们启蒙与批评并存的立场(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每月评论》等等)，而一些有市场意识的出版人如果要追求利润，也常常会与社会效益一起考虑来开展工作，有的甚至还竭力邀请一些著名的精英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加入到这些工作中来。如良友公司邀请鲁迅、胡适等人编辑的“新文学大系”，即具有这样的特色；而通俗画报《良友》的编辑活动，也呈示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趋向。⑦
二、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来考察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即可以发现，虽然白马湖作家群的主体作者大多给人以“平民化”的文化形象，但落实到其文化(出版)理念，则仍然呈现出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价值观。
以《一般》月刊为例。《一般》刚创刊的时候，相当于创刊宣言的《〈一般〉的诞生》中有这样的对话：
“那么，你在闲暇时，用甚么消遣呢？”
“还不是看看小报画报与《礼拜六》等类的东西？否则就是去叉麻雀，逛游戏场，或是甚么。”⑧
将读《礼拜六》与“叉麻雀”、“逛游戏场”等联合在一起考察，并与“闲暇”“消遣”一类的字眼联系起来，即可以看出白马湖作家群对于《礼拜六》等出版物所持有的否定态度。这虽然是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却也折射出其出版理念中的精英色彩；而《一般》月刊的创办，终究也含有精英知识分子才具有的“给一般人作指导，救济思想界混沌的现状”的目的。⑨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一般》的稿酬制度。作为立达学会主办的准同人刊物，稿酬在《一般》的办刊过程中仍被关注，但却不占有核心的地位；而编辑部亦不以“丰厚的稿酬”为条件，来开拓稿源。《〈一般〉杂志编辑部同人启事》中即表明：“此外如有以文稿投寄本刊，无论合用与否，同人都愿表示深切的感谢。投稿如希望得酬，刊载后当酌奉薄酬。”⑩
在经由晚清中国期刊的发展以后，“稿酬”在现代期刊编辑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是相符合的。然而五四以后，期刊的编辑急遽地向精英的方向发展，遂使现代稿酬制度居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一方面，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个人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利益在内)得到知识界的强调，写稿取酬亦因此而在现代社会的交往规范之内。因此，如果从保护个人权益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适当的稿酬制度正是现代期刊编辑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将严肃、崇高的写作事业与纯粹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写稿”的根本目的就不再是个人层面的“取酬”，而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一类的宏大目标。由此，写稿而不取酬，似乎更能凸显写作活动的崇高地位。《一般》杂志的稿酬制度其实也折射出了这样的思想形态。一方面，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主持的刊物，从保障作者个人权益的角度考虑，他们提出，“投稿如希望得酬，刊载后当酌奉薄酬”；但另一方面，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普遍情况下(比如作者为立达同人，或者来稿而未注明需要稿酬)，《一般》杂志是不支付稿酬的。这自然有受制于资金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却还是受到了五四知识界精英理念的支持，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写稿而不取酬，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合法的行为规范，而不会受到相关的质疑。
将叶圣陶个人的创作经历与编辑理念纳入到这样的对立性结构中来加以考察，也许更能说明问题。1914-1915年间，受逼于当时个人的经济情况，叶圣陶也有一些小说是发表在《礼拜六》杂志上的，共计9篇。在这些小说中，像《穷愁》一类的作品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艰难。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认为：“《穷愁》写一幕城市贫民的悲剧。……它以下层社会一幕家破人亡的悲剧控诉了黑暗的社会，显示了与鸳鸯蝴蝶派迥异其趣的艺术境界。”(11)这自然不是鉴于阵营划分(精英知识分子与鸳鸯蝴蝶派的对立)而为叶氏所作的开脱之言，而确有其扎实的文本基础。因此，照理说，只要文本本身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那么，发表在哪些杂志上是大可以置之不理的。然而情况正好相反。即便是基于这样的创作实况，叶圣陶本人对此仍时刻持有反省的态度。1914年9月20日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如今为金钱计，日节一二小时为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然为文而至此，亦无赖之尤者矣！
在11月13日的信中又说：
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虽不免装点附会，而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伦。……总之，吾有一语誓之君前曰，吾决非愿为文丐者也！(12)
假如我们承认《穷愁》一类小说的社会价值，那么即便是《礼拜六》这样的杂志，也仍有其关注社会现实的一面。然而根据上引书信所透露出来的消息，事实却是，就算作者本人，其实也因为发表园地——《礼拜六》——的不适，而对这些作品持有否定的态度。这就是说，不是这样一些作品将《礼拜六》杂志从一片骂声中拯救出来，而是《礼拜六》的杂志性质淹没了发表其中的作品的价值。这与后来新文学界对《礼拜六》杂志的全盘否定，在思维方式上，是一样的。而类似的文化现象及价值取向，我们只有将它放置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意识与精英价值理念之间的对立性结构中加以考察，才能够获得比较妥贴的理解；就是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导致了他们对于这样一种职业行为——写作活动中个人经济目标占有主要地位——的否定。
这种负向的逻辑思维见诸正面，则是白马湖作家群对于出版事业的正面表述。1945年12月27日，夏丏尊在《大公报》发表了《中国书业的新途径》一文，内中重申了他对于出版事业的理解：
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一是将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为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所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13)
这篇写于逝世前四个月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夏丏尊关于出版事业的毕生的理解，而其精神要旨，则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最简要的表述。在这样的精神原则下，无论“出版”还是“发行”，其最根本的价值指向全都在于文化食粮的传播。
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时曾经主张，“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即经由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知”的基础，然后再由“知”而“行”，逐渐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可以看作是五四知识分子集体的文化、思想愿力，白马湖作家群亦在其列。无非，和胡适们的领袖风气不同，白马湖作家更多地是在用自己点滴然而扎实的文学、出版、教育工作，来实践、回应胡适之们的文化理想与号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当可以更清晰地体认白马湖作家群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
三、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考辨
考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由白马湖作家群自己创办或发动的出版物：《春晖》半月刊、《立达》季刊、《一般》月刊；二是以白马湖作家群为核心主持编务的出版机构或出版物：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如《中学生》杂志，开明书店的投资方当然并非白马湖作家群，但具体的编辑事务，包括出版的方针、理念却由白马湖作家群中的核心人员主持或设计；三是以部分白马湖作家为核心而出版的纯文艺刊物：如《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诗》月刊等。此外像叶圣陶也还曾主持过《小说月报》的编务，但因其与白马湖作家群整体的出版活动关系不很紧密，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
(一)《春晖》半月刊 1922年10月31日创刊，1928年停刊。(14)但白马湖作家群实际主持的《春晖》半月刊其实只到1924年11月16日出版的第36期。此后由于校务意见分歧，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主干力量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夏丏尊等先后离开“春晖”，别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因此《春晖》半月刊一度停刊，直到1925年10月1日才出版第37期。然而复刊后的《春晖》半月刊在内容上却已和白马湖作家群无甚关系。因此，讨论白马湖作家群主持的《春晖》半月刊，到1924年11月16日出版的第36期可也。
《春晖》应该是白马湖作家群主持的第一个出版物，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的校园刊物，却能够折射出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与组织能力。
根据夏丏尊《一年来的本刊》记述，《春晖》的创办是由于“近年以来，凡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出版物。本校僻处山乡，所能与大家通声气者，几乎大半要靠出版物了。所以从去年开校后，就有本刊底发行。”(15)然而《春晖》的出版绝非只是为了“通声气”，从刊物开设的栏目及内中发表的文章来看，公开校务、传播新知、提高修养才是刊物创办最根本的出发点。《春晖》半月刊自第16期起开始整划栏目，设有：
由仰山楼 发表春晖本校教职员工的意见、议论等。如夏丏尊的《学说思想与阶级》、经亨颐的《人生对待关系》、刘薰宇的《学潮评议》等文章皆发表于这一栏目。
曲院文艺 发表春晖本校学生的作品。
他山之石 发表外来宾客讲演稿，如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讲演稿都在该栏目排印。
五夜讲话 刊登学校每周五晚上举办的教师课外讲演稿。
白马读书录 刊登读书札记。
课余 发表师生创作的随笔、杂感。
半月来的本校 刊登校闻。
且以“五夜讲话”为例来看《春晖》半月刊的关注视野。在这些文章中，像夏丏尊《作文的基本的态度》、刘薰宇《读书法》等文是指导读书、写作的，丰子恺《斐德文与其月光曲》是介绍艺术的，刘叔琴《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介绍当代社会思潮的，卢绶青《人类在自然界中底位置》、章育文《人人必须的科学知识》是介绍科学的，朱自清《刹那》、朱光潜《无言之美》是讲审美活动的，而像夏丏尊《学说思想与阶级》一类的题目，则是综合社会现实介绍人生态度的，具有综合讲座的意味。从这些题目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马湖作家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地方(如宣扬科学，介绍当代社会思潮等)，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讲演大都是从正面的传播新知、提高素质的方面来立意的；而这，也正是白马湖作家群出版活动最根本的出发点。
(二)《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 综合性文艺丛刊，分别于1924年7月、1925年6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容包括散文、新旧体诗、短评、随笔、书信等。两册丛刊皆署名“O.M.”(意即“我们”)编，其实际组织者当为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丛刊的核心作者除上述3人外，还有刘大白、沈尹默、白采、潘漠华、顾颉刚等；而丰子恺则为该丛刊设计封面，并在《我们的七月》上发表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三)《立达》季刊 立达学会会刊，1925年6月创刊，仅出版1期，即“因各种关系未能继续”。该刊笔者迄今尚未经目，有关情况待考。(16)
(四)开明书店 1926年8月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俩创办。白马湖作家群是书店的中坚力量之一：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都为书店的编务或稿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开明书店于1928年由夏丏尊、丰子恺、刘叔琴等人发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白马湖作家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中夏丏尊任编译所所长，叶圣陶等主持实际编务，丰子恺及其学生钱君匋则是主要的装帧设计者。
开明书店所出之书，也以白马湖作家的著作或由其参与编辑的书籍影响最大。比如丰子恺的漫画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都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而刘薰宇编的《开明算学教本》、丰子恺插图的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等几乎成了一时最畅销的书籍。此外，开明书店还创办《中学生》杂志、综合性文摘型刊物《月报》以及《国文杂志》《国文月刊》和《开明少年》等，为我国现代教育、出版及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及其开展的业务来看，我们或也可以说，开明书店乃是《春晖》及与开明书店差不多同时创办的《一般》月刊的超级扩大版，其价值关怀，与这些杂志的办刊宗旨与理念，正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比如它的关注中学生问题、注意为社会一般的读者传播新知、注意提升读者的人格修养等等，都和白马湖作家群最初的办刊理念若合符节。
(五)《一般》月刊 1926年9月创刊，1929年12月停刊，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期间1927年5～8月因故停刊4期，9月复刊。该刊每4期为1卷，到停刊时共出版9卷36期，其中前2卷由夏丏尊主持编务，第3卷起改由方光焘主持编务。
《一般》的创刊可以看作是《立达》季刊的延续，其主要的支持力量乃是1925年3月成立的立达学会。其创办则是鉴于“(当时)杂志中的洋洋大文，觉得比学校里的课本还难懂，并且似乎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上，也无直接关系”。刊物虽也有“我们的主张”，但“我们也并不想限定取哪一条路，对于各种主义，都用平心比较研究，给一般人作指导，救济思想界混沌的现状”；虽也“注重研究学术”，但“我们想和人家方法不同一些。要想以一般人的实生活为出发点，介绍学术，努力于学术的生活化”。总之，这是一本由“一般的人”创办、“预备给一般的人看的，所说的也只是一般的话”的杂志。(17)
从文章刊载的内容来看，这其实是一本文化普及性的社会读物。《一般》的栏目编排大体如下：
论文 主要关注社会问题、青年问题、文艺问题。以《一般》第二卷为例，其发表的文章既有《中华民国的统一问题》(亦乐)、《一九二六年的国际问题》(胡愈之)，也有吴觉农的《茶话》、丰子恺的《中国画与西洋画》、夏丏尊的《艺术与现实》、朱自清的《新诗》、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系列等等，内容包涵颇广。
小说 刊载创作或翻译的文艺作品。
读者与作者 刊载读者的反馈或争鸣类文章。
书报评林 刊载读书札记或介绍新出版的著作。
游记 二、三两卷皆刊载刘薰宇的《南游》。
寄赠及交换 刊载编辑部收到的杂志书籍等。
时事摘要 介绍国内外时事。
从发表文章的内容来看，《一般》仍有延续《春晖》半月刊传播新知、提高修养的办刊特色。以《一般》第一卷为例，刘薰宇《青年底生活问题》、周为群《再论青年生活问题》、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系列关注社会青年问题，匡互生《趣味丰富的秋的天象》是科普小品文，李石岑《美神与酒神》、西谛《中世纪的波斯诗人》、丰子恺《工艺实用品与美感》等文则介绍文艺。这些文章的关注主题，与《春晖》半月刊“由仰山楼”“五夜讲话”两栏所发表的文章主题，基本上一致；而《春晖》半月刊中的“白马读书录”亦与《一般》月刊中的“书报评林”一栏旨趣相近。因此，即便从栏目的规划设置上看，《一般》也有继承《春晖》的地方之所在。当然，区别也是存在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一般》较之于《春晖》，其文艺类文章的刊载篇幅有了大幅的提升。
(六)《中学生》月刊 1930年1月创刊，32开本，每年出版十期，由夏丏尊等主编，开明书店发行，迄1937年7月1日止，共出76期。1937年8月因日寇进犯上海停刊，1939年5月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为名继续出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2月仍以《中学生》为名在上海出刊。抗战期间及之后的《中学生》由叶圣陶主持编务。
《中学生》杂志的办刊宗旨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18)在这样的宗旨下，《中学生》杂志先后开设了以下主要栏目：
问题讨论会 就和中学生相关的问题作专题讨论，如“中学生需要怎样的课外读物”等。
文艺竞赛会 发表中学生的文艺作品。
美术竞赛会 发表中学生的美术作品。
世界情报 刊发国际时事消息。
文章病院 范文修改，其目的是使中学生朋友“看了人家的病状和对于病的治疗方案，也就可以省察自己是否患同样的病……如能多看一遍或两遍，对于诸君的写作技术定有益处。”(19)
书籍介绍 推荐、介绍阅读书籍。
气象学讲话 发表科普文章。(20)
虽然是中学生的阅读刊物，但《中学生》杂志的关注面仍颇为广泛；而像周建人《生物学和我们》、刘薰宇《数学讲话》、高觉敷《说梦》一类的文章，虽也有辅导中学生功课的性质，但其基本的价值关怀，却仍延续了《春晖》《一般》科学小品文的思想理路；而朱自清的《论诗学门径》一类的文章仍是介绍文艺，“世界情报”一栏和《一般》“时事摘要”的性质相同，唯篇幅增加耳。由此，《中学生》和《春晖》《一般》之间，仍有办刊宗旨与栏目设置上的延续性或一致性；而这种延续性或一致性，正可以见出白马湖作家群长期的价值关怀之所在。
四、余论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经历及其出版理念。在一种精英理念的主导下，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显得元气淋漓而又大气磅礴。这种大气一方面固然与白马湖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出版物所拥有的非凡的社会影响力紧密相关。
以开明书店为例，开明书店自成立以后先后出版了像《中学生》《开明活页文选》《开明英文读本》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与读物。这些杂志与读物连同其他一些由开明出版的新文艺作品，像叶圣陶《稻草人》、丰子恺《子恺漫画》、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徐调孚译《木偶奇遇记》等等，都对当时中学生的知识构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黄裳在《关于开明的回忆》一文就说：
开明书店成立于一九二六年，那年我才七岁，大概刚进小学吧。在小学里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就是开明出的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接着又读了夏丏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翻译书，受到了极大的感动。直到今天，虽然故事细节早已模糊，但当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仿佛仍旧可以追寻。中学时代当然每期必读的《中学生》，也是开明出版的。记得朱自清先生的《南京》就是第一次从《中学生》上读到的……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总之，在青少年时代，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影响，至今不能忘记并始终保留着亲切的感情的出版社，开明书店要算是一个。(21)
这样的文字我们现在还可以读到很多很多，它直观地呈示了开明书店的核心力量——白马湖作家群在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效。(22)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最关键的一点乃在于，在白马湖作家群，“精英”并非一个自我封闭的概念，而同样存在一个面向或市场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既坚持“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的出版宗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出版过程中，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市场敏锐性。比如，鉴于“当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大都由任课教师自己选定，由学校刻写油印成讲义分发给学生。刻写油印费时费力，又多错字脱句”，由此他们“设计出版活页文选，便于中学语文教师选用。活页文选……根据选目配售，可代为装订成册。”出版活页文选能解决当时中学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颇具市场眼光；而“根据选目配售，可代为装订成册”这样的举措，则又充分照顾到使用者个别的需要。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出版者的做法真可谓是“体贴入微”。再比如，林语堂在为开明编《开明英文读本》前曾开出条件，要求每月预支300元版税作为生活费，而“开明当时还在初创时期，资金少，营业额也不大，每月支付三百元版税是较大的负担”，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林语堂的要求。又比如，他们的出版物向来注重美观，《春晖》和《一般》都由丰子恺担任美术编辑。而开明书店则请丰子恺的学生钱君匋担任美术编辑，“那时他刚从上海艺术师范毕业，风华正茂，设计的封面别具一格，很新颖，也很美观，不但有助于开明的出版物打开销路，而且也促使各书店都重视起书籍装帧来。”(23)重视市场、重视作者、重视刊物书籍的装帧美观，这都无悖于其精英的出版理念，而有助于开拓其产品的市场与社会影响力。正是这样一些因素的合力作用，才酿就了白马湖作家群出版工作元气淋漓的大气象；而这一点，也正可以为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提供一种借鉴。
注释：
①近代最早的中文报刊是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刊则是1833年由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因此真正考察教会报业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早期教会报刊情况可以参阅(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②早期教会主持的中文报刊，基本上都是由伦敦布道会刊印的，1853年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则由拥有教会背景的香港马礼逊教育协会出资。教会报刊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西方社会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如郭实猎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计划书中就说：“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47页。
③和教会刊物发表文章的标题不同，早期《申报》的新闻标题中有很多是这样的：“人狗讯”、“乔装巧骗”、“两人摸乳被枷”、“两人共娶一妇”、“尤物移人”、“寺僧淫报”等等，具有鲜明的“民间”倾向。
④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王韬、汪康年等人的办刊经历。
⑤如《〈游戏杂志〉序》中说：“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名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顾此虽名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眉语〉宣言》也说：“……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两份发刊词皆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4～185页。
⑥在五四作家和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笔战”中，就有人抓住五四作家个人的职业身份实施反击，说“何况骂人的人，也是一位靠着一枝笔拿来生活的人啊”。(文丐《文丐的话》，1922年11月21日《晶报》)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192页。
⑦《良友》画报的编辑策划情况，参阅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
⑧⑨《〈一般〉的诞生》，《一般》创刊号，1926年9月5日。
⑩《〈一般〉杂志编辑部同人启事》，《一般》创刊号，1926年9月5日。
(1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318页。
(12)引文参见《叶圣陶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204～205页。
(13)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360页。
(14)按，《春晖》半月刊1933年以后又有复刊。然此半月刊与白马湖作家群无丝毫关系，因此亦不予讨论。
(15)夏丏尊：《一年来的本刊》，载《春晖》半月刊第20期，1923年12月1日。
(16)《一般》月刊创刊号在所附的《立达学会及其事业》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录：“本会曾于去年六月发刊《立达季刊》第一期，后因各种关系未能继续。自本年九月起即编辑本月刊由开明书店印行。”
(17)《一般的诞生》，载《一般》第一期(诞生号)，1926年9月5日出刊。
(18)夏丏尊：《〈中学生〉发刊词》，载《中学生》创刊号，1930年1月，收《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271页。
(19)参见《中学生》1932年2月号《编辑后记》，1932年2月。
(20)按，《中学生》杂志因出版时间较长，栏目前后多有调整，因此，这里只是列举一些(而非全部)栏目设置，以见该刊编辑宗旨之一斑。
(21)黄裳：《关于开明的回忆》，载《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4页。
(22)这方面的史料请参阅《我与开明》一书。
(23)以上资料皆参见唐锡光《开明的历程》，收《我与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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