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教论文,清代论文,川外论文,会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国教会势力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是近代四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引起了四川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反洋教运动。本文根据清代巴县档案对四川外国教会作一概论。
一、天主教入川与四川禁教
明末清初，天主教开始传入四川。初为法国“耶稣会士利类司铎首先入川传播福音”，继有安文思司铎由浙江杭州来川，襄助传教事务，他们“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守、顺庆等处虔救人灵”（注：（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1702年，有传教司铎4人来川。他们在成都购买房屋，以“作传教处所”，在安岳也有住址，“且有圣堂”。重庆、成都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不但传教成都省垣，亦传至川西、川南各地”（注：（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1713年，又有日尔曼人费隐、法兰西人潘如二司铎奉康熙之命，以钦差身分“派往四川绘图”，四川地方官绅“迎接如礼，声威浩大，远近皆闻”，有趋炎附势者“欣羡莫名，遂亦奉教”。
天主教从明末清初传入四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清嘉庆年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势力。据《圣教入川记》一书的记载，四川许多州县都有天主教徒，尤以川东地区为多，并已发生了民教冲突。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历程，可以从清代巴县档案记载的1818年何深海一案中得到详细的解答。何深海自供从外祖父开始，其家族三代相传习教，都是全家人集体入教。其父死后，墓碑上刊有十字架，并刻有天主教碑文，云：“我卢江氏其父字荣章，至先皇始闻正道真传，深信三一之玄妙，严遵二五之规诫，谨守其规无懈，迨是时合室老幼大小去左道而向真，咸受神洗之恩于开蜀之士鉴牧穆若翰，斯时如聋而听，如盲而明。”（注：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清代巴县档案（下同）：嘉庆二十三年巴县禀文。）从此可见他们受教义感化之深，也可窥见其宗教传播的继承性。据巴县档案记载：“渠县习教人多，且有与本地民人讦讼争殴，几酝事端。”（注：嘉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府遵饬实力查禁天主教札。）《圣教入川记》也载：渠县“全境教民一千五百余名”。他们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外教人民各处修补寨子”，以求自保，并有渠县天主教徒“谋叛”的传闻，清朝地方政府“派委员三人前往调查”。在禁教时，渠县“先后具悔已有七百数十户之多”（注：嘉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府遵饬实力查禁天主教札。）。巴县“习教之陈大洪等二百一十五户”（注：嘉庆十六年七月五日巴县呈报悔教民户禀。）陆续赴案具悔。由此可见，天主教在四川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户为单位，全家人集体成为教徒，这样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又便于对外的隐蔽性。
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及其发展，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不安。他们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从“关系风俗人心大政”着眼，于1711年康熙开始对“借教为恶的”不法教民一律查拿，并以“诱污妇女、诓骗病人目睛”等作为宣传，“特制律定罪”（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雍正继位后，仍然奉行禁教政策，乾隆时更是严加取缔，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直至1811年，清政府仍然明令禁止天主教。这一时期，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只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四川禁教的情况是，1810年被传教士称为“视教若仇”的川督常明札饬重庆府全力查禁天主教，指谪其“诡正乱俗，最为人心风气之害”（注：嘉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府遵饬实力查禁天主教札。）。基于这种认识，四川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天主教的活动。据四川档案馆藏法文档案《天主教川南教区创立纪录》称：其教士、教徒中有被处以绞刑者，有被流放者，有被监禁者，有被刑罚带枷者。1817年6月13日，荣教士在成都被绞死；1818年2月13日，刘教士在成都被绞死；1819年9月14日，让·加比尔·杜弗米斯神父在成都被斩首；1818年，唐等4名中国教士被判刑流放伊犁；1824年，有13名教徒被判处枷刑10年。传教士们惊呼，“1822年新总督（指蒋攸铦）雷厉风行地进行迫害，地方官折磨教徒是不厌其烦”。
四川禁教，主要采取了“认悔”和刑罚两种手段。“认悔”即所谓“教化为先”，其具体做法是“保甲之稽首，约邻之举首”，加之以“多方诱掖奖劝”，只要教民出具悔词，当众跨越十字架，“即刻当堂奖谕，令向乡邻转相告语，同为改过迁善之良民”（注：嘉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府遵饬实力查禁天主教札。）。如果“教而不从，然后以刑律随之”。所谓刑罚，即是分别轻重，援引律例治罪。据巴县档案记载，传教煽惑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绞监候；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仅止习教并未传教而又年逾六十岁上者，改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被诱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者，概免治罪；若被获到官始行悔悟者，于遣罪上减一等，仗一百徒三年（注：嘉庆二十三年巴县拿获何深海等信奉天主教案。）。
由于四川采取了宽严并用双管齐下的禁教政策，使四川天主教徒“不敢不悔，不能不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顺庆府属渠县向称“习教人多”，到1810年“先后具悔已有七百数十户之多，其始终执迷不悟、甘心犯法之老教首仅止三人”。1811年巴县呈报悔教民户禀文中也说：陆续赴案具悔者已有“习教之陈大洪等二百一十五户”，“现在城乡市镇一律肃清，并无另有习教之人”。可见，四川有力地推行了中央王朝的禁教政策，虽然这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遏止个别西方殖民者披着宗教外衣对我国西南腹地所进行的渗透活动。
二、天主教在四川的初步发展
一、四川教区的变迁。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中法《黄埔条约》使法国取得了在五口建造教堂及坟地的特权，并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道光皇帝于1844年11月10日批准弛禁天主教：“将中外民人凡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又发布上谕，进一步驰禁天主教，除不许各地官吏查禁天主教、违者加以处分外，还发还天主教教产，“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有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外奉教之人”（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3，第75页。）。从此，查禁两百多年的天主教，正式在中国获得了准予传播的特权。虽然上谕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止准在通商五口地方建礼拜堂，不得擅入内地传教，但许多外国人却置若罔闻，更在发还教产的合法外衣掩护下大肆进入内地，促进了内地天主教势力的发展。
在1840年以前，四川主教区已开始建立。据1837年统计，冯达拉主教及其助理贝罗书下面有9个传教士、23个本地教士和30个讲授教理者。当时四川主教区辖有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广大地区，所以随着教会势力在内地的发展，不得不逐渐分而治之。当时教会的报告书说：“1840年到1860年这20年中，必须继续减轻（教区）担负过重的重担。”1840年8月28日，云南率先脱离，自建主教区。1846年3月27日，贵州主教区建立。西藏主教区（拥有1200名教徒）仍由四川主教区管辖。
关于四川本部教区，直到1856年4月2日才第一次划分，分别设立川西北、川东南两个主教区，贝罗任主教，继任者为德弗米什主教。是年，他受罗马教皇的敕书“全权任命西藏拉萨的主教”，他立即任命德斯马曾神父为西藏教区的主教。1857年8月9日，三位主教同意签订三个主教区的界限划分的协定，并于两年后获得了罗马教廷的批准。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四川主教区出现了三个教区：
川西北教区：拥有四川省的整个西北部，还加上木坪与天全州的东部地区，以及资州、内江、资阳地区。
川东南教区：包括四川省的整个东部及下川南南部的一半地区，但资州、内江、资阳属川西北教区，仁寿、井研属于西藏教区。
西藏教区：拥有西藏本部及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
当时川西北教区约有教徒2.9万人，川东南教区有2.1万人，西藏教区有1.9万人（但教会备忘录说只有7.8千人）（注：法文档案《天主教叙南教区创立纪录》第一册，《四川教区的划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驰禁政策下，尽管规定天主教不得进入内地传教。但天主教徒不断潜入内地，当时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对于这种违约行为根本无法阻止，也不敢阻止。于是，天主教的内地的活动完全公开化了。显而易见，天主教势力在四川的初步发展是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大而发展的。
二、天主教川南教区的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天主教带来了新的权益。通过《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外国教会势力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内地传教和置产的特权，西方传教士梦寐以求打入中国西南腹地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1.四川的保教。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推行的驰禁政策下，四川地方官员对于入川传教的活动可以采取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一变而为公开的保教政策了。
根据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的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这样，保护洋人游历、传教士传教，便成为各地地方官员办理“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四川凡洋人（包括教士）出入各境，各地方官都要验明护照，拨派兵役护送，移会上下各站，并将其出入境时间一律上报。1860年12月，法国天主教士白德理入川传教，在护照上即称据《北京条约》要求清朝“执政大臣及各省文武官员、边疆大吏，自此以后，传教士白公在四川省内来往传教居住，勿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教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以示和约章程永垂不朽”（注：咸丰十年十一月法国白德理教士护照。）。不仅教士性命安危，而且教会财产都在地方官保护之列。1897年，巴县告示地方绅民人等：“教会所赁田产山林甚为辽阔，所蓄竹木柴薪不许窃取偷伐，附近监保地邻，随时留心察看。出示严行禁止，如违拿案责罚。”
随着条约的签订，外国来川传教士日益增多，特别是本地传教士的数量与日俱增，“洋人司铎不过十一，本地之为司铎反居十九”。基于这种情形，清政府的保教对象自然也有所转变。“如果真正洋人，即行照章验明，护送禀报；倘系川人，……听其自行往来，不必过问”。但是，洋人并不遵守规章，“现在教堂林立，处处均有司铎，住居既久，人地自熟，往往来去自由，并不报经地方官知道即先出境，迨地方官访闻，派差丁役赶送已来不及，必须赶至数站之外，始行迨及”（注：光绪七年五月初三日四川洋务局详稿。），这足以说明清朝地方官的奴颜媚外，他们既怕不护送出事，而护送又不胜其烦，于是他们建议：“嗣后除外省洋人远来及驻川司铎远赴他省传教游历，地方官仍照常会派兵役护送外，其驻川司铎如此县欲往彼县，必须先赴地方官衙门报明，无所呈抄护照，不得私自起行，以便地方官派拨兵役护送；徜该司铎人地熟悉，不愿护送，准其于报呈内叙明‘人地熟悉，不愿兵役护送’字样，地方官即将此备案，毋庸再派兵役，仍知会沿途经过及所住之州县各处，妥为保护；如果人地不熟，并未叙明不愿者，照常派拨兵役护送，以重洋务；倘司铎并不赴官呈报，仍前私自出境，设有他故，乃是自取，地方官准免失查之咎。”（注：光绪九年四月十四日四川洋务局详稿。）但该建议没有获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批准。在保教中，许多地方官由于保教不力或失职，或辖区发生教案而被撤职查办。显然，清政府的保教政策加速了外国教会势力在四川的蓬勃发展。
2.天主教川南教区的建立。在保教政策下，外国教会在川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天主教川南教区的建立。
1860年1月24日，天主教川南教区成立，首任主教是皮埃尔·尤里安·皮松神父。1861年7月1日实际脱离川东教区，9月8日，在重庆随雅堂由德弗米什主教为皮松举行了加冕礼，随后即到叙府（今宜宾）任职。川南教区之所以选中叙府为其主教住所，原因在于，从民政上看，叙府管辖地区较之雅州、嘉定更为重要，人口也占据优势；从宗教上看，叙府教徒数量较嘉定为多，这就使传教的一个重大问题——教徒发展容易得到解决，其次也使主教巡视比较方便。
在川南教区创立之初，其势力相对不大，除主教及几个传教士外，下面只有几个中国教士，150个讲授教理者，330个贞女，119个受洗者。在教区没有一座教堂，只有刚皈依的教徒修建的4所房子，用来作为集体祈祷和庆祝的场所，没有一所能够举行圣事。在教区创立的最初6年中，其发展概况如下：
时间教徒（人数）
教点
1863年 16500
1864年 17000
1865年 16000 202
1866年16500-18000
215
上表说明，在川南教区创立之初，其势力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每年的数目相差不大。即使从1860-1871年的10年间，欧洲传教士只增长为20人，中国传教士仅7人。
关于川南教区与西藏教区界限的划定，曾经历了两个时期。1860年末，西藏主教多米尼·德斯马曾提出以大相岭为界，因为它是由川到藏必经的第一座大山，但由于清溪（今汉源）县与建昌将因此并入拉萨教区，没有获得罗马教廷的首肯。1865年，法国放弃西藏教区，苏罗主教在打箭炉（今康定）收罗被逐教士，并在此定居下来。于是与川南教区主教商议，西藏主教开始“经营”这一地区。1868年，西藏教区与川南教区议定以飞越岭为界并获得了罗马教廷的允准。这样，川南教区南傍云贵教区，东临川东教区，北接川西教区，西接西藏教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教区之一。1867年，皮松主教曾自得地说：“我的教区与四川另两个教区比较，其面积是同样宽广，人口也差不多是一样。”（注：法文档案《天主教叙南教区创立纪录》第一册，《四川教区的划分》。）
1878年，天主教罗马教廷派遣法国教士倪提隆到打箭炉，担任打箭炉暨西藏主教。天主教川东、川西、川南及西藏教区，主要代表法国势力。
三、外国教会势力的初步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天主教在川势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且英、美等国的教会也接踵而来，与法国展开角逐，争夺四川与西藏这块地盘。1864年，法国被迫放弃了原属于四川主教区的西藏教区，“放弃这个地区的真正原因是怕英国不满，并且俄国也不乐意看见法国人插足西藏”（注：法文档案《天主教叙南教区创立纪录》第一册，《四川教区的划分》。）。1864年，英国牧师石琢之强占巴县九块桥地方建立福音堂。1877年，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麦加利到巴县赁房传教。1811年，美国美以美会组织华西大会，以巴县为传教据点。同年，内地会辟成都为宣教地；以嘉陵江为界，划川东、川西二教区。1886年，又辟巴州、阆中为宣教地。1888年，英国伦敦会在巴县建立传教据点。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外国教会在四川已具有相当的实力。参见下页表：
名称
成立时间 教士人数 教徒人数
医院
地方传教会（法）
1696
100
100000
内地会
1877
48
教友176、 药房2、医院1、
受洗者244 救济院3
圣书公会
1879
1卖书人6
美以美会
1882
8教友35、 药房1、医院1、
受洗者40 救济院1
浸礼会
1889
9受洗者12 药房1
伦敦会
1889
2教友9、
药房1、医院1
信徒6
公谊会
1890
7会员2、
药房1
信徒11
共计 175
100541
13
注：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00人中，包括4名主教。
四、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法国为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把天主教权益看作“一切东方国家中的最重要的利益”，也一向把它作为向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交涉中，法国竭力主张天主教弛禁，并且达到了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们取得了内地传教的特权，而置产的特权则是天主教士运用卑劣手段取得的。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声明以法文约本为准，其第六条除重申“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规定外，中文约本却被担任翻译的法国天主教士德拉玛等人私自加入了法文约本所没有的一句话：“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一更改使传教士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内地置产的特权，成为外国教士到外强行租买田地、霸占房产的法律依据。“差不多十年以来，人们把这一增添的语句看作和条约中的其余规定一般，丝毫没有怀疑到它的真实性”（注：顾维均《外人在华地位》。）。这固然反映出法国天主教为获取特权而不择手段，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于此可见一般。这一改动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马士所说：“这一规定以巨大的权力武装了天主教士，便于他们扩大宣传到内地去，并注定了引起未来的很多摩擦。”（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事实上，自天主教入川以来，民、教之间就发生了摩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天主教在川势力的膨胀，民教摩擦愈演愈烈，从而爆发了四川近代史上一系列反洋教斗争。传教士依恃条约的保护，在内地强行购买房屋，租赁田产，为非作歹，横行城乡，教徒也“恃教为符，以教傲人，甚至任意侮殴，讹作善良，挟制官长，无奇不有，无恶不作”，加上地方官畏惧洋人，不能秉公判理民教纠纷，甚至延蹋以了事，引动人民公愤，“遂有聚众操戈，焚折教堂，杀毙教民”。从1862年四川近代史上的第一例教案酉阳教案始，四川各地反洋教斗争蓬勃发展，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接踵而来的有第二次酉阳教案（1868年），黔江教案（1873年），邻水、江北、涪州教案（1876年），重庆教案（1886年），大足教案（1890年）。综览这一时期发生的教案，四川反洋教斗争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人民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代表法国利益的天主教势力，且多发生在川东地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法国天主教势力在川势力最大，而川东地区又受教会荼毒最深。
综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到重庆开埠的50年间，第一、外国教会势力在川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其中以代表法国势力的天主教为最，代表英美势力的耶稣教为次；教会势力主要集中在川东地区。第二、洋教在川活动具有两面性，即既有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先进性，又具有充当西方侵略者的急先锋的角色。第三、外国教会从一开始进入四川起，就深入到四川各个区域甚至僻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早在1862年，法国就在打箭炉、巴塘、道孚、炉霍等地设立了天主教堂，1888年，圣公会教士深入到川北、川西北地区活动。打箭炉暨西藏主教区的成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第四、面对外国教会在四川的种种不法行为，面对教士的横行欺凌，四川人民从一开始起就坚决地拿起武器，掀起了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反洋教运动。
三、重庆开埠后外国教会势力的迅猛发展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50年间外国教会势力获得了初步的发展，那么，1891重庆开埠至清朝覆灭的20年间，外国教会势力迅速地壮大起来。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英国渴望重庆开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1891年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外国势力进一步进入中国的标志。从重庆开埠到清朝灭亡短短的20年间，与前50年相比较，外国教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重庆开埠的最初10年间，在川外国教会的势力已大有增加。
至1901年12月31日在川教会一览表（注：重庆海关档案：1901年12月31日华特森给总税务司赫德的统计表。）
教派
设立时期 教士人数 信徒约数 开设事业
巴黎国外布道会
1753
124
93632
教堂221、学校425、
医院10、药房180
中国内地会1874
705000
医院2、救济院1、
学校30
圣书公会 1879
2 13
美以美会 1881
25922
医院2、药房3
伦敦传教会1887
8 880
药房4、医院1
友谊会
1886
1897
药房2、学校3
美国浸礼会1890
13860
学校2、医院1
加拿大监礼会
1892
2360
医院3、孤儿院1、
药房3
英国教会联合会
1894
3270
合计315
101525 教堂221、学校460、
其它213
注：表中所列教士还分男女，其中男教士为209人，女教士106人，信徒中还细分为诸如信徒、皈依者、卖书人、陪餐者、学习生、愿受洗者等类型。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势力在四川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1907年的报道：“四川以僻远故，其教会之侵入亦较后于中原。计今遍布于四川之教会厥有两派，一为法人所经营之天主教，一为英美人所经营之福音教。天主教徒最早来，而其传播之范围亦广，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据日人神田正雄之调查，谓该教会在四川现有信徒50万人，实占支那全国天主教民之半数。……近数年来，福音教盛行，其势与天主教抗，教徒日增而未有艾。两教派之发达亦可云至矣。”1910年1月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中，天主教、耶稣教两大教派向四川派出主教及教士计515人，其中天主教派有传教会、公信会、圣教会、公谊会等4派183人，耶稣教有内地会、美以美会、浸礼会、英美会、安立甘会、永安公会、基督会、伦敦会、监督会等9派332人。法、英、美、德等国教会在四川共有房屋864所又9间，地产17386亩，其中法国有房屋629所又419间，地产16680亩；英国181间，地产700亩；美国47间，地产6亩；德国7间（注：宣统元年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
综观这20年间：第一、外国教会从最初的川西、川东地区遍布四川各地，不仅全省138个县城有教堂，而且场镇也有教堂；不仅四川内地布满教会势力，而且更深入到甘孜、阿坝等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第二、与教会在川势力发展的前期相比较，这一时期英美教会势力迅速增长。
1910年1月各国在川传教士一览表国（注：宣统元年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
时间 法国
英国
美国
奥国
瑞国
德国
1863-1884
32
5
1885-1900
69
107
191
1901-1909
71
163
4431
合计 172
275
633
11
以1885-1900年为基数，那么，在同期内，1901-1909年法国传教士仅增加2人，而英美分别为56、25人，是法国的数十倍。再从总数来看，法国天主教经营四川达数百年之久，到1910年仅有17人，而英国则有275人，大大超过法国势力。这段时期，英美教会势力的增长，是与其加强对川政治、经济、军事的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教会学校的开办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重庆开埠之前，教会也曾开办学校，但多为神职人员而设的修道院（神学院），而这一时期建立的学校则多是正规的文化教育。1894年，美国在重庆开办了求精中学、广益中学。1909年，在成都开办华美中学、启化女学等教会学校。特别是1910年在成都设立的“华西协合大学”，后来成为四川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应当肯定的是，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近代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的规模与激烈程度，是与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这是重庆开埠后四川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特点。《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四川首先爆发了波及全川的成都教案，此后全省各地小的教案接连不断，到1898年爆发了著名的余栋臣起义，接踵而来的有四川义和团运动、巴塘教案。这些教案不仅打击了外国教会势力的不法行为，而且对于清王朝的地方统治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为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