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爽[1]2000年在《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文中指出问题提出的背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我国经济一直在计划体制下运行，在劳动力资源管理和就业方面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政策，导致了低效劳动、就业结构僵化和失调、隐性失业严重、政府和国有企业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我国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从过去的社会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实行计划配置，转到由劳动力市场机制实行配置的方向上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使支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要素发生改变，劳动力要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职工下岗、失业，农村过剩劳动力以及每年大量新增劳动力都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拉越大。因此，如何高效率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而且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社会就业压力更为突出。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为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探索优化配置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道路，使得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本文不论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总的来说，本文仍属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结构。首先，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现行劳动力配置方式<WP=3>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后果，然后分析我国劳动力资源及其配置状况，最后提出优化配置劳动力的一系列措施全文共分四大部分：一、 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概述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开始对分工协作生产实行横向协调，然而，经过近２０年的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弊端进一步暴露，主要表现在：（1）投入产出比率低，经济效益低。（2）技术进步缓慢，企业装备落后。（3）产业结构不合理。（4）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差。（5）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资产重组、集约经营、资源节约等各个方面。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在科技与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国企惟有切实推进经营集约化，加快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才能达到转变增长方式的目的。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资源，它的规模、素质、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对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充分就业是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目标有三：(1)效率：指每增加一个劳动者所带来的效益一般要大于或至少等于付给他的工资，即边际生产率要大于或等于工资。(2)流动：指在市场工资信号的指引下劳动者变换职业或就业场所的便利程度。(3)安全：指劳动者免遭失业风险的程度。三个目标往往不可兼得，优化配置的首要任务是选择三者的一个最佳组合。这恰恰是我国长期的计划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忽略和无法达到的。我国劳动就业制度长期处于僵化的不合理状态，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性、排斥流动性，牺牲经济效率。表现在：(1)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经济化和主观化，社会化程度非常低；<WP=4>(2)劳动力资源有效利用率低下；(3)劳动力的低水平再生产；(4)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现行劳动力资源配置体制的影响 及后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对现有劳动力资源配置体制产生深刻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进步对劳动力需求总量、就业结构和劳动者素质产生巨大影响；(2)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升级对劳动就业的深刻影响；(3)规模经济、资产重组对劳动就业的影响；(4)实施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以下后果：(1)劳动就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论是技术进步，还是结构演进，都将引起劳动就业在三次产业间的比重依次提高。劳动就业的地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2)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一些全新的更高级的劳动方式、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都要求相应的高素质的劳动力。(3)劳动力配置方式进一步市场化。企业的并购，资产重组、集团战略都需要更为灵活、适应市场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与之配套。(4)造成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失业。这是由转变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对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和转向造成的。包括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从农村来看，今后我国就业最突出的压力主要来自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岗位。因此，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是中国工业化的长期任务，也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内容。从城市来看，近几年最突出的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失业
孟宪生[2]2007年在《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吉林省就业问题是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探索和研究解决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对深化中国就业理论研究以及缓解中国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经济理论为指导，依据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规划纲要》以及《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中长期指导性文件的基本思想，结合吉林省省情和未来发展趋势，对21世纪前20年吉林省就业面临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并依此提出就业战略目标及战略对策。其展开的逻辑思路是：首先对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的基本背景进行分析，这是研究的基本前提；随后重点分析吉林省劳动力供求现状及动态发展趋势，从中发现影响吉林省中长期就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政策性制约因素，并依此确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从政策层面上讲，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的发展趋势与以下几个因素存在着关键性的联系：一是就业制度创新问题。在改革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推进就业制度创新不仅是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二是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就业结构优化问题。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随着劳动力自然供给压力的趋缓以及经济发展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的结构矛盾将逐渐取代现在的总量矛盾而成为就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导致就业结构矛盾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反过来，就业结构矛盾的存在又会制约产业结构甚至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优化就业结构不仅是解决中长期就业主要矛盾的基本取向，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条件；三是城乡就业协调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带有全局性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城乡就业协调在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上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促进城乡就业协调发展对推进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四是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毋庸置疑，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劳动力就业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尤其是对正处于结构转型、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经济体来说，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开发是一项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可以看出，这四个问题在吉林省中长期就业战略中处于核心层面。同时，四者之间彼此制约、相互促进。在经济保持一定增长的既定条件下，就业制度创新是前提、就业结构优化是主线、城乡就业协调是关键、人力资源开发是保障。沿着这一思路，本文的基本框架为：第一章“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研究的基本背景”。在明确中国就业状况及未来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结合省情分析吉林省就业问题的区域性特征及中长期就业环境；介绍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背景和政策背景；提出吉林省中长期就业战略目标及战略对策。第二章“吉林省劳动力供求现状及中长期预测”。在分析吉林省劳动力供求现状的基础上，揭示吉林省中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政策性制约因素，为确立本文框架提供基本依据；结合现状对吉林省2010—2020年劳动力供给做出预测。第三章“劳动力配置市场化进程中的就业制度创新”。主要介绍就业制度的含义及其作用，在分析我国就业制度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吉林省就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和政策建议。第四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背景下的就业结构优化”。首先分析就业结构及其变动规律、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变化的互动机理；在分析吉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基础上，提出优化吉林省就业结构的思路与对策。第五章“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就业协调”。揭示实现吉林省城乡一体化对促进就业的重要意义；在分析吉林省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城乡就业问题基础上，提出促进城乡就业协调的基本思路。第六章“支撑劳动力可持续性就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揭示人力资源开发对就业的重要意义；在比较分析吉林省人力资源状况、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科学开发人力资源的基本途径。
程保平[3]1999年在《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配置工程──一种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职工下岗问题的新思路》文中认为无论是从政治的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形势愈来愈严峻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头等大事。这一头等大事的理论实质，涉及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劳动力资源以及对这一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的问题。因此，欲使我国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
陈蓉[4]2016年在《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国经济增长很难达到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发展过程中为获得集聚经济效益,经济要素将选择流向集聚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政策允许自由迁徙的条件下,人口势必会向发达区域迁移。因而,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向某些地区集中的过程。经济活动是以人口为核心的多重循环过程,而已有研究较少将人口与经济活动视为有机整体,通过分析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变动的影响,进而探讨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不仅关注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人口空间格局变动的影响,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关系,还将探讨人口迁移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三。其一,探析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疏散的现状与特征,基于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应年份的经济统计数据,从区域、省际、地级市层面上描述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特征,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集聚疏散规律,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态势等。其二,探索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综合相关关系分析、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城市层面计量模型,以及城市个案研究、国别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人口空间布局变动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为纽带,探讨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变动及其关系,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重点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规模空间集聚疏散、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产生哪些影响?人口迁移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之间存在怎样的规律?人口迁移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对于人口迁入地和人口迁出地、不同集聚能力的城市而言,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有何不同?其三,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主要发现,对城市规划、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其一,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流向选择性和年龄选择性。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既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劳动力是迁移的主体：经济动机是最主要的迁移动机；迁移路径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从农村低收入部门迁往城市现代高收入部门,从“欠发达”省份流向“发达”省份,选择迁入三大都市圈与中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人口净流失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成渝地区、江苏北部地区等。其二,人口迁移已代替出生和死亡成为改变中国人口规模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广范围、高频率的人口迁移活动,已经代替自然变动成为改变了中国人口规模原有的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人口迁移路径的明显方向性,不仅使得东部地区、核心城市、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比重持续升高；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国内人口绝对规模负增长的地市从上世纪最后10年间的37个,增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86个,即当前三成地市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三,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在全国劳动力资源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势下,国内大规模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人口迁移已成为改变劳动力资源和就业人员空间配置结构的主要力量。劳动力资源存在明显地向发达省份、向部分城市集中的态势,使得部分人口净迁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实,劳动力资源规模和就业人员增长较快,甚至外来就业人员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就业人员,而人口净流失地区的劳动力增长缓慢,甚至绝对数量有所减少。其四,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定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也不一定低。更有意思的是,在全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全国有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老年抚养比不升反降,这些城市都是人口正增长城市,绝大多数是人口净流入区,且多位于东部。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得到稀释、速度放缓,人口净流失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重。其五,人口迁移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对集聚能力不同的城市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流向高度相符,东部几个发达省份的GDP份额一直较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集聚的资源多且在不断增加。人口迁移促进了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对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迁出的负向效应,整体上提高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迁移对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别的。对大部分人口净迁入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天津等)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中西部几个典型的人口净流失省份而言,人口净迁出其经济增长或仅有微弱的正效应(如,安徽、河南和江西)；或呈现不显著的负效应(如,湖南和云南)；或已是显著的负效应(如,湖北、四川和贵州)。与东部地区的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人口净迁移(大部分是净迁出)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位于城市群地区的城市获得的经济集聚效应高于非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其六,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中国国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还将继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有偏离,主要表现在核心区域、核心城市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生产集中区域的人口集中度不够。在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集聚态势还将继续。基于以上六点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1)集聚是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然,过多依靠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能未必可行、合理、有效。(2)集聚并不一定导致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间差距会经历一个先分化后趋同的过程。完善相关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3)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疏散规律和趋势,避免硬件建设的投资、公共服务的设计等由于缺少对未来人口变动的前瞻性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或供给短缺。(4)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落、乡镇甚至城市可能会出现因人口过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基础设施缺少规模经济等原因而逐步萧条乃至废弃的现象,需要提前做出应对。
信桂新[5]2016年在《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还需要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提供“软件”支撑,以及通过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硬件”支撑。多年来,以土地流转和机械化为支撑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效果显著,带来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普遍提高;而由于地貌崎岖、地形切割、地块分散细碎,山地丘陵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缓慢,土地流转面积小,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为破解山地丘陵区农业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难题,亟待寻求面向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的适宜模式和适用技术,以推动山地丘陵区农业转型和现代化。然而,现有针对山地丘陵区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土地流转对农村土地产权体系重构影响的理论分析上,并注重于探讨土地流转与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与土地流转主体行为选择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机制的构建;在少量针对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联动关系的研究中,多侧重于从耕作田块、道路工程、蓄水工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分块工程技术上,探讨土地整治对土地资源整合利用的特征,以及反映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资源整合效应,但鲜有技术集成层面的相关研究报道。为此,本文以资源流动与整合为视角,在对重庆市种植业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选取四川省广汉市和重庆市荣昌区、铜梁区、梁平县为主要参照,遵循“种植业变化—模式探索—技术集成—效应反馈—机制构建”的逻辑框架,结合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及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以种植结构及经营模式变化为需求导向,以土地资源整合利用模式和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关键技术为支撑,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为反馈,以基于城乡统筹的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构建为保障,对山地丘陵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和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响应种植结构由“以粮为主”向“粮菜兼顾”转型的发展契机,山地丘陵区在农业政策取向上应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和培育多元化的农业产业以粮食产销平衡区和山地丘陵区叠加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利用统计数据和半结构访谈信息,构建种植业变化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多维分析模型,研究了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1978-2011年重庆市种植业变化呈现粮食作物收缩、菜瓜果作物扩张的竞争态势,区域种植模式从“以粮为主”转变为“粮菜兼顾”,实现了转型增效;(2)重庆市种植业变化特征是各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以农户经营自主权放开为起点、各类因素诱致的环境变化为条件、作物的不同特性为依据发展演化而致的;(3)划定粮食生产红线、转变粮食作物种植模式、加快菜瓜果作物生产机械化、设施化、专业化步伐,是重庆市缓解粮食作物与菜瓜果作物竞争态势,保障粮食自给率稳定和菜瓜果产量、品质持续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基于重庆的经验,研究认为,山地丘陵区的农业政策方向有必要从“一个专注”(专注于粮食生产)向“两个结合”过渡,将合理引导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推广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相结合、稳定粮食生产与促进农业资源优势发挥和多元化发展相结合作为着力点,推动耕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2)选择和转变农业经营模式,山地丘陵区应依据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选取地处山地丘陵区的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并以地处平原区的四川省广汉市为参照对象,依据对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大量调查数据,分析比较出山地丘陵区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能值分析法综合评价出两个区域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效应差异。结果发现,(1)由于家庭劳动力比重偏低、人口负担重,且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低素质问题突出,加之地块细碎、利用低效,严重削弱了山地丘陵区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导致农户转出农地的“离心力”强于持有农地的“向心力”;(2)由于在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经营方式、流转市场、流转价格等因素上的差异化表现,山地丘陵区与平原区农地转出户的流转行为呈现区域“悖反”特征;(3)由于经营规模、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效益产出上的差异,山地丘陵区农地经营大户不能照搬平原区的经验做法,应立足于自身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4)与平原区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模式大幅度降低农业投入成本的适度规模经营道路不同,山地丘陵区以规模化换取投入成本降低的潜力相对有限,因此在农业集约化方式选择上,应通过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注重于提升单位产出水平,借以转变农业经营模式。3)应对土地资源流动“不畅”和乡村地域空间整合“受阻”,山地丘陵区应从宏观人地关系调控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通过综合论述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选取山地丘陵区典型的土地整治项目区为研究区,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是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适宜模式。4)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山地丘陵区应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构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实现土地权属调整与工程改造的联动一体遵循“理念—技术—示范”的逻辑思路,通过论述基于资源流动与整合的农业转型途径,提出了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并进行了示范应用。研究发现,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方式不能盲目地向传统农业输入,应通过要素流动将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联结起来,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机融合和价值再造,以形成资源流动与整合的互补性模式和有效途径。为此,山地丘陵区的农业现代化应以整合土地流转的产权调整功能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改造功能为路径,通过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重构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体系,推动农户承包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实现农业转型发展。示范应用结果表明,基于山地丘陵区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集成技术能够满足示范点发展现代农业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为农业转型升级奠定产权基础和工程基础。相关技术经济指标显示,综合示范点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54.02%,农业产业化土地实现率达到73.00%,细碎、不规则的耕作田块的平均密度和形状指数分别下降38.62%和29.46%,农业机械动力提升130.77%,农村宅基地复垦率达到33.78%,农户宅基地复垦增值显化水平达到平均每户89195元,2015年全村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200元。由此来看,以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为主线,通过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协同关键技术、土地资源整合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能够解决山地丘陵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破碎化小地块流动、集中、整合为大地块问题,从而破解崎岖地貌背景下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难题,并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实现农村建设用地规范有序的再利用和价值释放。5)通过反馈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效应,应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强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供给的针对性以重庆市3个农业产业化进程梯度差异明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为样区,以土地整治项目为样点,选取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土地流转规模、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亩均产出作为经济效应指标,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作为社会效应指标,构建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改进topsis模型进行土地整治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结果表明,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等3项指标处于重要级,指标值变差大、影响强;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变化、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和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等4项处于边缘级,指标值变差小、影响弱;其余指标处于次要级,影响程度居中。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综合效应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关系密切,呈现为农业产业化进展快速型的YQ-I>进展加速型的YQ-II>相对缓慢型的YQ-III,效应等级分别为良、中、差。而单方面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指标等级分布不平衡,效应等级分布不平衡,研究样区内部不平衡。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表现为YQ-III、YQ-II和YQ-I中,经济效应贴近度和社会效应贴近度的差距依次为22.25倍,缩减至1.21倍和0.77倍。因此,山地丘陵区通过农业产业化能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支撑作用,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更好地统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与后续管护;而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6)实现土地资源有效流动与整合,关键是搭建城乡统筹的“有形”、“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建立保障机制以刘易斯经济增长的通道说为视角,分析城乡统筹中资源流动与整合的过程表明,土地整治作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途径,其与城乡统筹分属于两者关系的供给调整面和需求导向面,发挥土地整治对城乡统筹的支撑,必须搭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整治“有形”和“无形”通道,而与“通道”相契合的关键环节和落脚点,是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重庆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取得了实效,其经验证实,土地整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利用“有形”与“无形”通道,抓住关键环节和落脚点实施“人地分离”的农地集中连片整治和“地随人走”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以便对土地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为保障资源流动与整合的有效进行,应建立主体功能导向机制、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联动机制、“人地挂钩”机制,并在顶层设计、组织管理、收益分配、市场监管、规范用地方面配套相应的主导政策,在消除农户顾虑、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政府职能、调整粮食政策方面配套相应的辅助政策。综上所述,响应种植业转型增效的契机,转移农业劳动力、激励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稳定粮食生产、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多元化农业产业,山地丘陵区需立足于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作出系统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设计。其中,在过程调控上,首先应从宏观人地关系入手,以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为导向,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作为土地利用调控的理性选择;其次,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的功能整合、技术重构及集成应用,在微观尺度构建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求的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集成技术;同时,重视农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增加土地整治对农业生产“硬件”的有效供给。在机制构建上,应结合需求导向面和供给调整面的对应关系,建立资源要素流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通道,保障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顺畅运行。
孙根紧[6]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三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三,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毕磊[7]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作为东亚最富活力的国家走上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年均GDP增速接近10%,从本质上提升了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然而,长期的非均衡发展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缓慢复苏的泥潭,中国经济也告别了两位数字的增长,进入下行区间。2014年中国政府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2015年,中国的全年GDP为67.6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速6.9%,人均GDP达到5.2万元人民币(按13亿人口计),约合8016美元。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早已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局。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委内瑞拉,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总量超过60万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前期经济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需求萎缩、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以及人口红利的减退、自然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使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困难重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都是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加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基于此,本文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主线下,对新常态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的结构大致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标准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作出了简要评价。第三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学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及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第四部分是从定性的角度,对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以及经济增速下行、人口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及扩大内需等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相应观点。第五部分,是本文的计量分析部分,在新常态下主要经济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31个省市自治区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得出具体实证结论。第六部分,主要介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教训,选取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案例,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案例,以及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的失败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第七部分,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现状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的结论,提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包括改善劳动人口占比、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平衡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增长内需内生动力；加快产业结调整升级、激发产业活力；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等。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在中等收入阶段,落入陷阱与跨越陷阱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差异,跨越陷阱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基本超过6%,而落入陷阱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主要处于1%-4%之间。(2)基于中国的数据,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劳动人口占比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3)经济增长速度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直接影响,保持一定合理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4)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城镇化的水平的提高,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积极影响。
庄志彬[8]2014年在《基于创新驱动的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工业化以来,制造业一直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重要支撑的“世界工厂”,当前,"made in China"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产业泡沫化日益加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持续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严重弱化,旧有的单纯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空间越来越小。在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流失的双重压力下,加快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尽快实现从“组装者”向“整合者”和“创新者”的转变己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未来,去除产业泡沫化,解决产能过剩,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中之重。以创新驱动我国制造业转型不仅是重塑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必由之路,而且符合我国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更适应了国际产业创新的历史潮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有关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改革开放攻坚期的社会特征,结合“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的我国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由制造业低端向高端转变”的发展目标,在回顾、梳理、总结国内外创新理论和产业升级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创新驱动与制造业转型的内涵、作用机理及两者的密切联系,试图构建创新驱动下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对比较优势、限制因素及现实困境,并从点、面两个视角论证创新驱动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抉择和必由之路。重点分析创新驱动作用机理以及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等,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理顺我国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和思路定位,从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实践等多层次提出政策建议。
赖小琼[9]2001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失业作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一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探讨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不会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但失业可以缓解，可以控制。对失业问题的研究， 目的在于寻求更有效的治理失业的方法和途径。 论文以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共分五章。 第一章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失业现状作实证分析。该章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状况。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较低但有不断提高的趋势，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特点。二是分析我国劳动力就业的状况。概括出总人口就业率呈上升趋势、新增就业人口明显减少、城镇就业人口增长多元化、就业结构大规模变动、农村就业增长非农化以及流动性增强等是我国目前就业状况的主要特征。三是对我国目前失业的现状作了详实的描述。我国近年失业、下岗的基本态势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城镇企业下岗人员大幅度增加、隐性失业现象严重、真实失业率偏高。本章还对我国目前经济转型时期的失业作了分类研究。 第二章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失业的客观必然性。分析失业产生的历史；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劳动就业理论进行评析；重点从理论上探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失业存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是研究我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的理论前提。 第三章重点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由于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目前的失业问题具有明显的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显性化成为必然，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根源和转移的瓶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会给就业带来压力，引起失业率上升；经 ／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夫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济从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使社会夫业人口增加。 第四章对国外治理失业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比较研究。先后介绍了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治理失业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国家虽然国情不尽相同，体制及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在失业治理上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政策举措。 第五章探讨我国失业问题的治理。失业的存在尽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更主要的是消极的负面影响。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与失业密切关联的各种因素考虑，要更有效地治理失业，唯有通过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发展的战略、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加国内有效需求、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来扩大城市的就业范围，增加就业机会。并通过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和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业问题，总有一部分的劳动者处于失业之中，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是反失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本章还在分析我国现有的失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基本构想。
何菊莲[10]2012年在《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问题为世人所关注,经济发展方式更为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重视。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是一个“久议难转”的现实问题。自“九五”时期中央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来,理论界、政府部门都进行过相关探讨,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众多学者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仅有较少的文献将人力资本价值纳入这一主题。这意味着,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弄清楚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与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政策和现实层面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给予了高度重视。而现实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四高四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资本、低产出、低效率、低循环、劳动力的低成本)的传统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经济社会问题(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已威胁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推动经济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资源、环境、市场三大约束,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来自于“挖掘”软实力即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因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积累了丰裕的物质资本。但另一方面还存在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遭到扭曲；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就业体制僵化与人力流动机制的缺乏,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较严重；“智力外流”造成大量人力资本的损失；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不足等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问题和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本文抓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人力资本价值这一关键因素,研究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需求,构建研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框架,提出以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为根本动力和真正源泉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赶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开发和管理理论等理论,立足于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与案例分析,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为重点,案例分析为补充。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和规范与实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法来研究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作用方式,以期为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可供借鉴的观点和建议。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理论综述和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理论关系分析。笔者在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几组概念及其关系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进一步探讨了该领域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接着分析了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表现、作用机理和作用方式。明确提出以下分析和论证的基本观点：一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本价值向度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二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和真正源泉；三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第二大部分为实证分析和案例考察部分。包括对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状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测评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评部分、根据测评结果进行的实证分析部分和案例考察部分。本部分首先在参考大量文献和经过专家讨论的基础上,以结构化和层次分解方法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大量收集整理我国现有数据资源,对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状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进行测评,以获得对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的较为准确的把握,分析归纳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因素,证明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文章的第三大部分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的基石。接着,运用前文对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状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进行测评的数据做统计实证,运用SPSS17.0和Excel对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然后将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指标的3个主成分作为自变量,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3个主成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反映出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状况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动态变化,实证分析检验前文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作用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分析。再接着,对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先后出现的三个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美、日、韩)依靠其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实现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并将其所处的背景与中国国情与现实进行比较,分辨出值得借鉴的经验,舍弃与中国实际不符的理论,对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真正源泉进行深层次挖掘。提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启发和借鉴。本部分的实证分析和案例考察,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属“四高四低”的传统型,而且人力资本价值水平均为解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直接因素,忽视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利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小；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存量,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水平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追赶的战略选择；政府应树立科学的人力资本价值观,完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制度安排,保障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取得实效,以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为依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有效缓解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供给短缺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赶超。第三大部分为对策建议部分。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案例考察,文章提出了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一是树立科学的人力资本价值观,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开发战略：树立科学的人力资本价值观,充分认识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作用；强化人力资本是首要资本的意识,确立人力资本优先开发战略；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理念,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存量。二是完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制度安排,保障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实现智能资源资本化；完善人力资本的教育培训制度：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发展成果分配公平；完善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制度；完善公共学习环境的管理制度。三是完善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管理机制：完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管理机制；建立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完善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使用机制；构建市场化认可的人力资本价值实现机制；加强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软硬件设施建设管理。四是以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为依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提升人力资本的智能,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人力资本价值积累和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 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D]. 邱爽.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2]. 吉林省中长期就业问题研究[D]. 孟宪生.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3]. 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配置工程──一种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职工下岗问题的新思路[J]. 程保平. 经济评论. 1999
[4]. 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D]. 陈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5]. 山地丘陵区土地资源流动与整合机制研究[D]. 信桂新. 西南大学. 2016
[6]. 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D]. 孙根紧.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7]. 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D]. 毕磊. 辽宁大学. 2016
[8]. 基于创新驱动的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研究[D]. 庄志彬.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9].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D]. 赖小琼. 厦门大学. 2001
[10].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 何菊莲. 湖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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