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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6日，是《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50周年的日子。50年前，中国作为联合国四个发起国之一，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国际地位。为纪念这个日子，我们转发《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发表的徐庆全同志的文章。文章对联合国创始经过、50年的风雨历程、中国重返联合国内幕等都有较详尽的介绍，值得一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大地上燃起抗日救国的烽火，令世界瞩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蒋介石建议美、中、苏等国缔结军事互助条约。
●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国发表《二十六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
●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发表了被称为联合国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决定以美英苏中法为联合国邀请国及常任理事国。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开幕。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中共党员董必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970年，美国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的”的提案。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一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中国疆域的《时局图》。图上那虎踞朔方的北极熊，横扑在长江流域的猛虎，蹲坐在西南边陲的毒蛙，曲盘在山东半岛的一圈肥肠似的怪物，以及升自东瀛列岛的太阳和来自太平洋的秃鹰，分别代表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把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描绘得赤裸裸活脱脱，令人猛醒！
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过去了，历史进入了1945年。50年前，参与瓜分中国的德国、日本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可耻的战败国，另一些参与者如英、美等国，则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中国，平等地坐在一张圆桌前，共同议事，呼唤世界风云。
这一天，不仅是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也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是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的日子。
一、中国抗战：一幅血肉描绘的悲壮雄伟的画卷
1840年，英国人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虽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但是并没有完全惊醒这头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惊梦的国人发出反抗的呐喊，但在死气沉沉的旧框框旧套路中弱于游丝；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葬身鱼腹；酝酿已久的富国强兵的戊戌维新，被紫禁城的那个奸诈狠毒的慈禧扼杀在襁褓之中。此后，虽然革命家孙文在南方联络仁人志士，拯救祖国于危难之秋，并激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风云，但是，这些文弱书生的满腔热血，敌不过袁世凯的新军和权谋。袁世凯上演了一幕逼宫戏、圆了83天皇帝梦后，中国依然国势不振，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东方一海之隔的东瀛岛国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却羽毛丰满，军国主义狂兴，拉开了“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序幕。积弱积贫的满清王朝，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成了大和武士的俎上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投下了一颗炸弹，并作起了“速战速决”拿下中国的美梦。但是，日本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计。虽然国民政府在早期奉行着“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继而发生“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终于搭成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此后，中华大地上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烽火。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但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鲸吞中国的狂妄计划，而且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美英苏等国所必须依援的对象。
二、“黑色的星期日”：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且手头连一一张手纸都没有
如果把二战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进行排列的话，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决不是可以忽略的。
在这个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星期日”的日子里，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连续两个小时的空袭，使珍珠港的海防势力损失殆尽。一位英国陆军部的官员在事后颇有趣的描绘美国当时的窘况：“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且手头连一张手纸都没有。”
日本的偷袭，粉碎了罗斯福对日本的种种幻想，放弃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所玩弄的平衡木的游戏。12月8日下午6时30分，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文告，决定统率美国对日宣战。
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
与美国的愤怒相反，12月8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他们仿佛从珍珠港的硝烟中看到未来的希望：有了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国，中国一定能很快打败日本。中央社立即刊印号外，到处散发。重庆市民也纷纷涌向街头，相互传递消息。人们甚至盛传美国已经出动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国民党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同一天，蒋介石召见英美驻重庆代表，建议美、英、中、苏等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在重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12月9日，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向日本及德意宣战。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5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言》提出了“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等八项重要任务。
“黑色的星期日”后，国共两党所发表的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其中进一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罗斯福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黑色的星期日”以后，日本的作战目标除中国外，已对准了英美。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共牵制日本陆军的34个师团，相当于美英等国牵制日军的3倍，占其全部陆军的66.6%。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美英帝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如果失去了中国战场的配合，其对日作战的进程是难以想像的。无怪乎罗斯福要发出如此的感叹了。
英美的打算很清楚：在亚洲拉住中国，顶住日本；在欧洲拉住苏联，集中主力打击德国。而中国和苏联面对法西斯轴心国在全救的挑战，则希望反法西斯的各同盟国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决定定期在重庆召开盟国的联合军事会议，以实现军事联盟。2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英国印度军总司令、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魏菲尔，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勒特等，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这是重庆政府与西方盟国远东最高司令官的首次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对法西斯作战的先亚后欧的战略方针。但是，在26日英美两国三军参谋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他们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确定“欧洲第一”的战略。
根据英美的这一战略，将全救划分为四大战区：欧洲大陆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北非中东战区；太平洋战区。这一战略的背后，也暗示出美、英、苏、中四大强国的座次。
1942年元旦，丘吉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将团结30个以上的国家共同作战。同时，对中国和苏联在战争中的伟大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一天，美、英、苏、中等26国向世界法西斯发出了反击的宣言——《二十六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并成为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美、英、苏、中在宣言上签字的顺序上，有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小插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其它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林。但是，这段小小的插曲，则既表露了美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的原则，使得英国虎在美国鹰眼中成为一只得庞的花猫，把本来属于中国的物资大半掠走。蒋介石虽然当上了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最高长官，但有一个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在身边，给他找来不少麻烦。更不能让蒋介石忍受的是，英美并没有把中国看成平等的盟友，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美英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但并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而且，在盟国头头召开的战略会议上，中国往往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甚至连盟国在华盛顿召开的、由租借物资分配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属于成员国的中国拒之门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将自己的不满通过史迪威向罗斯福发泄，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同美国摊牌。
1942年6月，美国为了紧急援助被德军紧逼的英国，将停在喀土穆机场的准备飞往中国的一队B-24轰炸机，改调由英军支配。这使蒋介石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强硬地说道，既然英国每遭受一次失败都要拿走一份支援中国的物资，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如果英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战区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有权自主地支配给中国租借物资而不能总是受制于美国。为此，蒋介石向罗斯福明确提出了三个条件：“1.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3个师到印度，以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交通线。2.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的作战飞机要达到500架，而且以后保持这个数目。3.空运到中国的作战物资每月保持5000吨的运输量。”否则，蒋介石威胁道，将取消中国战区。
罗斯福早已明白“假如没有中国”的道理，当然不想丢掉中国战区和蒋介石，但是他也不想改变为“欧洲第一”的战略而优先援助英国的既定之策。因此，他在给蒋介石的回函中，既满口答应这些要求，又婉转地解释目前尚有困难，请再坚持等待。尽管这些要求被美国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既不想也不敢与美国闹翻、更不想取消中国战区的蒋介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自中国以自己的力量被承认为反法西斯四强之后，国民政府即向英美提出要求，希望能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以真正的平等。虽然英美一开始对此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英美感到只有中国支撑住亚洲，它们才能完成“欧洲第一”的战略。于是，它们被迫同意废除对中国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特权，重订与中国关系的新约。经过国民政府的力争，1943年1月11日，“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条约”在重庆签字，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即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英美历次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享有的特权。
无用置疑，新约的签订，特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屈不挠、前扑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英美宣布废除的特权，都还在日本人手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还不是实际得到的东西，更何冲锋香港九龙的主权问题，在条约中根本没有提及。
五、罗斯福对艾登说：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
二战时期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的繁荣。”
1943年3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四强之一，那真是笑话。”并尖酸地抱怨说，美国是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罗斯福我行我素。这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罗斯福强调指出，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30日，中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运。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当莫洛托夫置之不理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相要挟，直到斯大林做出让步才罢手。这样，中国代表傅秉常才在宣言上签了字。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最初监图的《普遍安全宣言》确定了四国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共同结束战争，共同组织世界和平组织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下一步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11月22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会后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肯定了中国的四强之一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六、董必武说：“我虽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中、美、英、苏四国所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所提出的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设想，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44年5月，罗斯福向英苏中三国发出邀请：近期在华盛顿共商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有关事宜。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赞同。出席这个被称为“敦巴顿榆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对国际组织宪章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月9日，四国共同达成了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制定了联合国会议的章程及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以美英苏中法为邀请国及常任理事国。
这样，自1942年元旦发表的《二十六国宣言》提出“联合国”一词始，直到现在，联合国会议才进入了筹备召开的阶段。
国民党政府自对日宣战之时，即大力提倡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并把这一组织看成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任联合国的邀请国。3月5日，美英苏中四国向44国发出邀请。
对于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国民下放府很费了一番周折。根据雅尔塔会议确定的组成原则，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而国民党政府中除了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共代表参加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
中共方面积极争取代表资格。2月18日周恩来致电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要求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罗斯福认为没有理由拒绝中共的正当要求。3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用很委婉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这样，国民党政府才决定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代表。
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1人，暨无党派者3人，《大公报》社长（胡霖）亦在其内。”中共代表的选定，经顾维钧提议，由董必武参加。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表行政院长）
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
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魏道明（驻美大使）
胡适（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李璜（青年党）
张君励（民社党）
董必武（共产党）
胡霖（大公报总经理）
此外，还有顾问、专门委员会成员、秘书、随员等。中共党员陈家康、章汉夫，也以秘书身份参加代表团。
46国代表团于4月25日到达旧金山。当天，中国代表团的6位成员发表讲话，董必武的讲话尤引人注目。他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诚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布满46国国旗的歌剧场，有史以来的空前的国际盛会——联合国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庄严地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各国代表经过两个月的充分讨论，制定出《联合国宪章》，50国（开会又增加4国）代表团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典。6月26日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名的国家。
会议结束后，为筹备正式的大会，推举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联合国正式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性组织，中国为其中之一。
10月24日，美国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宪章业经中美法英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定于是日起发生效力。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兴行成立大会于伦敦。”筹备工作由此全国展开。
50年前倍受欺凌的中国，以世界强国的身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
七、苏联代表愤然退出联合国议事厅，不啻在世界扔下一颗炸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为罗斯福致力于使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杜鲁门政府明智的话，本应从罗斯福梦想中清醒、冷静地对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的中国，但是它即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军事威胁、经济上扼杀的同时，主要是在政治上更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在它的操纵下，新生的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艰难的重返联合国的历程。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4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供表中国人民的任可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因此，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的首席代表。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些时已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为主的两在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总幻想有一天可以本利再收，依然把国民党政府推到前台。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来设置重重障碍了。
截然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得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的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主席的位置，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一颗炸弹，马上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赖伊的此次出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支持的态度。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为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美国此举是在玩弄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阴谋：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顾维钧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苏联退出安理会的举动，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处于极度的恐慌和尴尬的局面。
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并使各国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它的退场，也失去了在安理会就此进行协商和斗争的机会，因为随后安理会再也未形成提案和再辩论这一问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赖伊也因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而中断了斡旋活动，美国则趁机在联合国施展手段，使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陷于旷日持久的拖延状态。
八、爱德礼劝村鲁门：两张否决票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1950年6月25日，处于当时“冷战”的世界局势夹缝中的朝鲜，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使得新生的中国硬被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为此，作为中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进行了斡旋活动。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中国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对此表示极大的支持，而美国则断然拒绝，导致斡旋活动搁浅。
12月，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门提出了忠告：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即台湾）问题不感兴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艾奇逊：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给敌人，美国的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艾德礼：台湾终归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困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美中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美中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指苏、中）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在会谈后的公报中表明，“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的联合国的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第6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将这一决议延续达10年之久。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美国依然老调重弹，但是，在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一结果，意味着美国强行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虽然如此，美国依然不肯放弃它所扮演的“世界宪兵”的角色，一计不成又施二计，在中国通向联合国的道路上，美国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九、尼克松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
预料的要来得快
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
此后，虽然美国仍操纵大会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的“重要问题”的提案，但是，联大表决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即逐年增多。到了1970年的25届联大，支持驱逐国民党的代表已达到51票，反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以来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召开。提交大会讨论并要付诸表决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有3个“(1)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2)由美国、日本提出的所谓“逆重要问题案”(3)由美国、日本等19个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大会从10月18日开始辩论和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到25日结束。大约有80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纷纷批评和谴责美国对华的错误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人中国”。美、日等国虽然极尽拉拢之能事，但依然陷入孤立状态。
10月25日晚9时47分，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的“逆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了，热烈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接着就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会议大厅里再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场和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双重代表权”案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就自动夭折了。20多年来美国所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外交部长周书楷率领的代表团眼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退出了联合国。
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
十、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供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当乔冠华团、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符浩、熊向晖、陈楚走进会场，在中国席位就座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了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
在各位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紧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与此同时，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也根据联大决议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陆续就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所阐述的主张，也是中国后来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日月如梭，从1945年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又过去了。如果说前半个世纪(1895-1945)是中国人民摆脱屈辱走向自立的时期，那么，后半个世纪尤其是1949年10月以后，则是中国人民由自立到自强创造辉煌的时期。中国走进联合国和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则成为历史巨变的标志。
度过了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燕子低飞”的艰难时期后，中国的外交迎来了“凯歌进行”的大好形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被誉为国际关系重要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联合国指导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半个世纪前所无法解决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如今，中国改革后所带来的经济的腾飞，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人在100年前所发出的“谁了解中国谁就可以执世界500年政治之牛耳”的感叹，已越来越成为世人所有目共睹的现实。
在纪念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50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了50多年前为联合国的缔造付出过辛勤努力的罗斯福。如果他在世，目睹了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假如没有了中国，假如……”
（本报对文章做了部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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