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①
[俄]伊·考夫曼，著，周 满,译，周嘉昕，校
1859年，卡尔·马克思出版了一本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可以被看作是这一主题的更广泛研究的开始。然而，马克思的病情妨碍了他的工作，经过长达8年的中断之后，马克思才在1871年秋出版了他所构思的著作的第一卷(1) 原文如此，疑为讹误。——译者注 。马克思的目标是对资产阶级或者(如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但他对有关这些基础的经济学文献并不满意。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秩序进行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寻找、发现其基础，并对其进行了自己的批判。如同在大量的笔记中显示出的博学多才那样，马克思批判地跟随着他的前辈们仔细研究现代经济体系规律，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考察，同时，顺带地给予他们(他的前辈们)一些机智的、犀利的绰号，这些绰号有时是粗鲁的、不礼貌的。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有三个目标：第一，通过研究前人未提出的问题，提供新的、独立的结论；第二，针对构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进行系统的批判；第三，也就是最后一点，提供大量的准确界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化信息。
在一本主要内容为批判性的著作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批判以之开始的视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了批判的基本原则的最初观点，明显包含着其自身的武断和先入之见。如果批判与其主题有着一致的观念和信仰，那么其科学性保证就必须是再审视的精确方法。但是，如果不是批判一个或另一个学者的观点，而是批判这些观点来源的事实本身，又该如何呢？在这种情形下，又该在哪里寻找判断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批判标准？这个问题有时以此作答：人的需求可以作为标准。根据这个观点，符合人类需求的就应当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不正确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如果批判旨在讨论的是需求本身，那又该如何呢？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1]20。这就是他甚至不会去考虑什么是他正在开展的计划的标准的原因。因为他相信如果调查研究是科学的话，这个问题将不证自明。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自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1]20。这些后果(同样地，来自前辈们)具有如此的特质，即对于大众来说，它们是可取的，代表着进步。在这种情形下，批判性在其分析中不是主观武断的，而是包含着对发展的前述阶段和后续阶段的科学比较和简单列举，以及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达的事实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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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家禽疾病的诊断质量，严格筛选致病菌是疾病诊断中的一项重要工作［3］。首先，养殖户需要选择一只因病致死的家禽进行病变部位的解剖，并且将其放在经过灭菌处理的营养琼脂培养基上进行24 h的恒温恒湿培养。然后，将长势良好的病菌进行染色。最后，对病菌进行分离和培养。
我们认为，对马克思的方法加以说明是有必要的，这样有助于消除那些首次通过他的著作(现已用俄语出版)了解他的读者有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首先，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讨论这一方法的基本观点。其次，马克思的言辞往往对所有人都十分地辛辣。例如，他称孔德是“跪倒在天主教跟前”，称孔德的实证主义不过是一部教义问答，是对黑格尔百科全书的拙劣模仿，对法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以外的事物，毫无兴趣。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反对我们所说的“实在论世界观”。我们前面对他观点的说明就足以使人确信，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最后，俄国读者极容易被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与其研究方法不同)所误导。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辩证法的，即从表面上看，它严格遵循思想本身，但实际上必须始终回归现象。当马克思谈论事实时，他才是最难读懂的，而对于一个不了解德国思想发展的俄国读者来说，从一开始，他就必须被翻译成一种更易于理解的语言才能被理解。
3)若只考虑巷道断面内的定位精度，基于四点式光靶的掘进机定位方法可以满足与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实现掘进机自动导航定位的精度要求。下一步将研究基于四点式光靶的掘进机定位系统的误差补偿方法，以实现包括进尺距离在内的掘进机三维高精度定位。
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本人是怎么讨论他的观点的发展的。以下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在上文中我们提过的)的序言中所说的：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1]21。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制约经济生活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支配经济世界的生产力。对他来说，这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他的目的是发现其在不同时代出现及消失的形式。他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几乎是一个机械的事实，至少如同任何物理增长一样机械。意识只是反映了这种增长及其结果，这种增长是由于上述与意识无关的原因而出现的。生产力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条件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带来了法律的、政治的以及人与人之间日常关系的变化。当这些变化确实在生活本身或生活范围内发生时，实际上，人们的意识逐渐理解并反映它们，结果就是有意识的人变得习惯于它们，接着用文字、图像、习俗和法律来表达它们。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1]20-21。
还有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说：严格意义上说来，科学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当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研究支配某一现象现有秩序的一般规律，而只是解释其中的某些事实时。毕竟，这不是科学而只是科学的附属品，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应用现有的科学成果去解释公众无法理解的现象。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1]21。人们必定从他的著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现象进行直接的研究，使马克思反对那种普遍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经济规律。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1]21，只要这一历史时期不变，生活就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1]21。低等有机体，当它们维持在这一水平时，会受其结构、生长、营养等规律的制约。当我们转向有机体随后的发展阶段时，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事实，即，量上的差异引起了质变，新的变化则需要新的规律。对经济生活的观察恰恰揭示了同样的事情。从四十年代起，对实际现象的内部结构和性质的仔细分析，一再地告诉众多研究者，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1]21，把社会规律同生物规律相比拟。和生理生活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其发展史，即其形式的多变性和完善，是现象最显著的特征。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1]21。亚洲专制主义的社会有机体，在传统民族中可以观察到，是封建社会的代表；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体——它们彼此间各不相同以至于，基于观察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上的任何一种规律都无法解释它们最令人关注的特征。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1]21。他并没有以这些为由拒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但他严格定义了其行之有效的界限，即现象发生的条件。经济生活发生的现象取决于经济力量中的生产力程度，即它们产生一种或另一种结果的能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1]21。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所具有的特性使他必须在其研究中把事实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研究超过了过去25年里出现的任何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学文献以及狭义上的经济学文献。就观点而言，马克思的著作可以与普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相比较；就历史材料的丰富性和博学程度来说，马克思又可以与罗雪尔一比，而在分析的力度和深度，以及对他所收集的事实材料的理解上，他都超过了后者。马克思最初计划概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顺序是：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前三个标题下，他想考察资产阶级社会被划分为三大阶级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今，他对那个计划做了一些修改，整个计划目前以《资本论》为题分为三卷。第一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础”(第一册)；第二卷，论述“流通的资本主义体系”(第二册)以及“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基础”(第三册)；第三卷涉及的是资本及其形式的思想的历史发展。因此，全部同时代的经济理论的内容将被纳入资本理论中。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总体世界观紧密相连(关于这一世界观我们此前概述过)。因为资本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占主导；因为它现在代表着财富，是财富和繁荣的唯一来源；因为它是其他所有经济过程的起始点和中心；因为如今的每一个经济现象(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涉及资本。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个旨在理解后者的理论必须包含整个现有的经济体系，包括其成因及种种后果。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1]21。这种研究既不是出于考古学的兴趣，也不是出于纯粹的对智慧的热爱，而是基于现实生活本身。然而，这种研究仅普及是远不足够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1]21。
显然，作为一项纯粹的科学研究，这部著作不仅要求其读者懂得如何接受陌生的观点，而且懂得如何在产生这些观点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批判地遵循这些观点。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著作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都更难理解。他要求其读者(做好充分准备的)不仅要熟悉一般的文化史，特别是经济文化史，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掌握经济科学的新发现。马克思自己也指出，他希望读者愿意学习一些新知识。因而对于一个已经知道一切旧知识的读者，因其通常不熟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理论对他来说不只是新知识而已。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I first met you.（我仍然记得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例句中先行词the day是时间，所以用关系副词when。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从对交换过程的分析开始。通过分析交换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形式，马克思证明了这些形式之间有着一种连续的内在联系，即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其中包含着发展到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的要素。因此，在所谓的自然经济时期，最简单的交换形式本身内部就包含了发展到更复杂的现象——货币交换的要素。马克思在确定交换的一般规律时指出，涉及产品交换的商品流通不能为资本主义带来任何盈余。为了实现盈余，流通必须扩大到包含丧失经济独立性的人类劳动力。把交换的一般规律应用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资本家得以从流通中获取利润。关键是，根据交换规律，每一种商品都是按其生产的必要平均成本来支付的，以耗费的劳动来表示。但是，劳动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其生产所需的(即其生命的维持)的东西。这样，以支付其他任何商品的标准来支付劳动，资本家可以获得劳动价值与劳动产品价值之间的余额供自己使用，马克思将这个余额称为剩余价值。这些余额及对它的追求，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秩序的主要特征。以支付工资为代价获取利润，尽可能少地支付劳动，同时尽可能多地从劳动中获取利润——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呼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及其从工资支出中获取的利润在今天与我们时代的根本意义相一致，《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现象及资本产生和发展(抑或其发展受阻)的条件。马克思一开始描述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竭力从资本中获取利润(以此前提过的剩余价值的形式)。在这里他概述了有关工厂工作日时长的规定在英国法律中的发展。接着，马克思转向研究(资本家)最大可能地持续获得劳动价值与其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主要的途径包括：大量同类劳动的简单合作；分工，或者大量不同劳动的合作；最后，广泛地应用机器。《资本论》最后一章，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在殖民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中清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中图分类号： F0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5-0001-05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9-04-05
译者简介： 周 满(1995—)，广西贵港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周嘉昕(1982-)，男，山东潍坊人，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当代西方激进思潮。
①原文发表于《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本文译自I. I. Kaufman, Karl Marx’s Point o View in hi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que: A Review of Karl Marx,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2),Responses to Marx ’s Capital , Ed. by Richard Day and Daniel Gaido, Brill: Leiden, 201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摘引过考夫曼这篇文章，但马克思并非完全按顺序摘引考夫曼的观点，而是跳跃性地片段摘取。考夫曼的文章中也直接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保证翻译的权威性，译者在翻译这些文字时直接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译文，并已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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