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教案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教案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或曰后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遍布全国各个省区，为数达数百上千次之多，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关于教案的研究，在建国以前却甚为薄弱。据查考，至本世纪30年代初才有关于教案的文章出现，至40年代末止，仅发表有关文章11篇，其中6篇尚属资料的披露与介绍，另5篇也为教案解释和个案记述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案研究才开始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重视，并从80年代初起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取得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近代教案研究进行概要述评，以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 成果出版发表和学术会议简况
建国后教案研究，从成果来看，主要表现在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资料汇编，发表了为数甚夥的论文，并举办了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从发展历程来看，明显地以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成果较少，讨论的问题不多；后一阶段成果增多，争鸣热烈，逐步形成研究热潮。
在论著方面，迄1993年止，全国共出版有关教案研究的专著10种，其中1978年前出版4种，1979年后出版6种。依次为：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反洋教运动》；南史著《天津教案》；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周健钟编著《贵州三“教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张力著《四川义和团运动》；庾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戚其章、王如绘编著《晚清教案纪事》。
建国后共出版关于教案的资料集5种，其中1978年前仅1种，1979年后4种。依次是：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一九○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关于教案研究的论文及资料介绍的文章，建国后全国各学术刊物及各大报先后发表了255篇（不包括关于教会与传教士评介的文章）。其中1978年底以前的65篇，绝大多数是“文革”以前发表的；1979年以来的190篇。此外，尚有各种论文集中所收有关论文数十篇。就研究内容来说，属于总论的有78篇，这类文章多重于理论分析和总体研究。属于区域教案研究的有53篇，研究范围已涉及18个省区，其中以教案多发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和山东、西藏等省区研究为多。属于单个教案即个案研究的124篇，涉及的教案共53起，较为集中的有天津教案、两次大足教案、景廷宾起义、贵阳教案、两次南昌教案、两次重庆教案、宁海教案、贺金声起义、周汉反洋教案、梨园屯教案、金丹教起义、青浦教案、酉阳教案、湘潭衡州教案、霍山教案、巨野教案等18起。
关于教案研究的学术讨论会，1979年以后才逐步开展起来。1982-1992年10年间，随着教案研究热潮的兴起，先后召开了5次范围、主题各异的学术讨论会。依次为：1982年6月在四川大足举行的反洋教运动与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绩溪举行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贵阳举行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怀化举行的全国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随着历次讨论会的召开，人们得以畅所欲言，广泛交流，对于教案的研究也得以逐步地深入和发展。
二 研讨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在教案研究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关于所研究对象的提法；关于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关于教案史的分期；关于反洋教斗争与义务团运动的关系；关于反洋教斗争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关于反洋教斗争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等等。限于篇幅，现仅将其中几个问题所涉及的观点，爬梳整理如下。
（一）关于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和性质
关于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或教案的起因，有人提出中国官绅民反洋教的目的主要有三：①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②维护孔学与道统；③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有人提出近代教案中存在三层冲突，即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基督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冲突，以及新学与迷信的冲突。关于教案中存在多种矛盾和冲突，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这点大家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何者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存在较多的争论。由于对“谁是被告”看法不同，因而对反洋教斗争的性质的断定也各异。大体有三种观点。
1、反侵略。主要是反对教会侵略，反对传教士依恃特权横行霸道，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侵略紧密联系。因而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鲜明民族自卫性质的爱国主义斗争。这是自建国初期就形成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所坚持。主要论据如下：①反洋教斗争受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制约，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在这一大背景大气候下，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与近代以前和现代的传教均不相同：一是以西方列强的炮舰为后盾，二是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其中不少人更是直接接受本国政府和驻华公使领事的指示，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就是那些虔诚的宣教者，也不可能脱离殖民主义政治而纯粹来华传播“福音”，归根到底也是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相联系的。②为数众多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单纯是“中西文化冲突”或宗教上的排外，而是紧密把洋教、鸦片烟与帝国主义军事政治侵略联系在一起，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揭露教会、传教士的种种罪恶活动。正是后者，成为激发教案的更重要的原因。因单纯的社会礼俗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不可能使教案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③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整体形势一致。共出现五次高峰，分别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61年；日本入侵台湾的1874年；中法战争爆发的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1895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1900年。可见国际资本主义侵华加深之日，也是中国人民发动反洋教斗争以图抗争之时。④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的多种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侵略与反侵略构成近代教案中多种冲突的主线。弥漫于社会底层的灭洋夷保中国的呼声，同爱国知识分子要求“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相并行，共同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一深层而急迫的历史主题。⑤参加反洋教斗争的除主力军农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士绅、兵丁官吏，始终带有全民族的性质。特别是近代中国内地广大群众感受认识到外国侵略所带来的祸害，是从同洋教会的接触和斗争开始的，近代中国内地广大群众之反对外国侵略，初期也就主要表现在反教会斗争上。
2、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或者说既反侵略，又反封建。还有称其具有农民革命性质者。主要论据为：①反帝和反封建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双重任务，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和主要矛盾的转化，两大任务的主次关系相应发生变化，但始终是不可分割的。②反封建不应只是以反对封建制度为标准，农民自发地反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是反封建，而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不仅来自本国地主阶级，而且来自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不少教堂和传教士广置田产，租给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又勾结封建官府，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封建性政治特权，成为一种外来的集地主与官僚于一身的特殊势力。这样，中国广大人民对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就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在实质上具有农民革命性质。③中法战争后，民间秘密会党投入反洋教斗争并成为斗争的主力军，常常是打教与抗官同时并举，使反侵略与反清朝统治紧密结合，斗争的反封建性日益增强。④在实际斗争过程中，由于官府屈从帝国主义压力，往往袒护教会，压制百姓，这就不能不加剧国内阶级矛盾；特别是到19世纪最后10年，反洋教斗争形式由骚乱、暴动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同清军刀枪相对，打教抗官，攻城略地，斗争的反封建性更为明显。
对此观点，不少人表示不能赞同。有些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是农民革命处于低潮、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外国教会“统治”的对象只是教民，而教民不仅不是反洋教斗争的参加者，而且往往站在斗争的对立面。反洋教斗争从未提出过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反而把爱国与忠君、保国与扶清、反洋教与维护“圣道”混杂在一起。反洋教斗争的全民性及其指导思想的封建性，都是很难和农民革命相调和的。最能说明反洋教斗争不具反封建性质的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这些口号虽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事实上却是整个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行动纲领。反对教会中的地主，也并不就是反封建，因为人们并没有把教民用贫富加以区别，而是把教民都当作“二毛子”来反对。至于官府因护教而同反洋教的群众发生矛盾，这实际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一种反映，同样不具有反封建性质。另一些人认为：封建主义并非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两者是逐步结合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逐步结合并深入发展的，并非时时、处处不可分割。虽然在反洋教斗争的个别发展阶段，确实带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但从总体看，仍然应该说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
3、中西文化冲突。包括如下一些看法：①反洋教斗争是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引起的。首先是基督教教义教规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冲突，其次还包括西方一神教与东方多神教的矛盾、西方习俗与中国风俗习惯的矛盾、新学与迷信的矛盾等。用中西文化冲突可以更好地概括其性质。②反洋教思潮是清朝封建顽固派官绅反对洋教教义以维护儒学道统的守旧思潮。它虽然带有激发人民起来反侵略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则是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保护清王朝专制统治，同时把人民群众引导到盲目仇洋、笼统灭教、简单蛮干的极端排外主义邪路上去。③中国近代社会除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中国近代教会、教案史的研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模式论”的影响，出现偏畸现象，面临困局。应当用“现代化理论”来重新估价近代教会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全面评价近代教案。
持此观点的人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反侵略说提出反诘：①不少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道统，维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维护自己在这一政治、文化体系中享有的特权。这就不能说是反侵略。②思想文化无国界，传教不等于侵略。好些传教士纯是为了发展宗教事业而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其中有些人还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从这一方面看，反洋教斗争用反侵略说也不能合理解释。③反洋教斗争具有浓厚的保守性与排外性，参加斗争的人们不能理性地区别资本主义侵略与资产阶级创造的近代文明，因而在“反邪教”的同时，延伸到排斥一切西方的政教理论和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尤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反侵略。
对“中西文化冲突”说，许多人表示不能同意。有些人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是西方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以基督教文化去替换整体的西方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基督教文化已被用来服务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成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近代中国教案虽有思想文化斗争的成份或表象，但其实质是中华民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政治、经济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深刻矛盾。有的论者提出：传教士的一切行动，并非都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典型文明，更非都是先进的；中国绅士阶层和人民群众反对教会侵略的行为，也并非都体现封建文化的腐朽落后性。一些传教士做了些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工作，如兴学校、办报纸、翻译西书、开设医院等。这些并未引起人民的反对和彼此间的冲突。可见，“文化冲突论”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论者指出：尽管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一面，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在半殖民地的国度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而是结成反动的联盟，共同对付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人民。因此，教案的出现，很难说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
（二）关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由于对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性质观点不同，因而对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持反侵略说的人高度评价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灭亡中国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论者指出：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它教训了帝国主义者，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迫使列强放弃瓜分中国的妄想，并动摇清朝统治，迎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有些论者分析：反洋教斗争主要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与义和团运动之间，其时中国资产阶级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尚未登上政治舞台，以农民为主体的反洋教斗争便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国家面临存亡危机，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微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昙花一现，只有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能够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相对抗，并适时地汇合成义和团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成为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有的论者指出：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鉴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从而改变在华传教策略，采取一些措施，以免发生再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里，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逐教士、烧教堂的自发斗争，不可能达到驱逐侵略势力出中国的目的，旧式的反抗斗争由此汇入反对外国侵略与本国封建统治紧密结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
持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说的人，除高度评价反洋教斗争爱国反侵略的一面以外，还强调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作用。有的论者并认为它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
持中西文化冲突说的人则对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基本采取否定态度。如有的论者认为：反洋教斗争尽管具有爱国性和正义性的一面，却不能实现抵制外国教会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相反，教会势力更加发展，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其保守落后的一面，实质上是坚持封建主义，对19世纪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阻抑和延缓的作用。有的论者提出：封建顽固派官绅掀起的反洋教思潮，把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引导到盲目仇洋、笼统排外的邪路上去，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积极影响，实在是有限得很，最终它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给近代中国历史进步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使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抱恨终天。
（三）关于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它的继续和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说，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斗争发展的最高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教案。
义和团运动是从反洋教斗争开始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各地普遍掀起反洋教斗争高潮。这是研究者们所公认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同反洋教斗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已经超出了单纯反洋教的范围。具体论证各异。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可以区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反洋教斗争的新高涨，一是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从历史地位看，具有重要性的是其反侵略战争而不是反洋教活动。有人具体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口号和根本宗旨是“灭洋”。“灭洋”大致包括三项内容：攻打教堂；攻击外国驻华使馆；抵抗八国联军的进攻。而反洋教斗争一般只限于打教而已。有些人还提出：教案一般发生在局部地区，义和团为全国性反帝运动；反洋教斗争的对象是某一地区的教堂、传教士，义和团抗击的是八国联军；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看，它比单纯“驱教”的反洋教斗争高出一个层次，矛头指向所有帝国主义，将外国侵略势力作为整体来反，反帝认识水平大大提高。
（四）关于反洋教斗争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
研究较多并存在争议的，主要是绅士、会党与反洋教斗争的关系，以及洋务派、维新派对教案的态度。
1、绅士。一种观点认为：中法战争前，作为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绅士，较多地出现在反洋教斗争的行列中，而且往往充当斗争的倡导人；中法战争后，整个地主阶级，包括绅士，基本上都退出了斗争的行列，并且站在斗争的反面。这种观点出现较早而又流传较广。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有人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态度的转变，加上会党的投入反洋教运动，乡绅的态度和活动方式确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未退出运动，有的依然保持很旺盛的斗志。如周汉就在90年代初写了大量的反洋教宣传品，当时不少领导反洋教斗争的会党头目就是乡绅；在义和团运动中，乡绅表现仍很积极。有人主张对绅士应作具体分析，认为绅士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社会阶层，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其各个部分对反洋教斗争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就其封建性较强的部分来说，一直是反洋教斗争的积极参加者、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并未曾在中法战争后退出斗争行列；而就另一部分思想较开化的人来说，大都对反洋教斗争持平情分析甚至反对的态度，即使在中法战争以前的早期，也不乏一些思想开明、遇事冷静的明智之士。这两部分绅士中，中日甲午战争前，前者构成主要成份；甲午战争后，则后一部分逐步增多，愈益发挥显著的作用。但也有人提出：从总的趋势看，绅士越来越脱离反洋教活动。在具体教案中，绅士态度是随着清政府办案态度的转变而转变的，他们对教会势力常常由抗争、妥协到屈从；与民众则由一致，进而矛盾，最后分离。
2、会党。一般论者均认为：中法战争后，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及教门开始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核心，标志着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的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会党转向反洋教斗争的社会背景和过程：19世纪60年代西方传教士进入内地之初，会党有些成员看到教义有些类似，便引为同类，一些地区还有同洋教混融的趋势，个别秘密宗教徒甚至皈依基督教。但是，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中法战争之后，会党逐步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核心力量。
3、洋务派。洋务派属清王朝官吏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教案的直接查处者。过去人们往往把洋务派放到反洋教斗争的对立面，说他们残酷镇压人民反洋教活动，一味献媚于外国侵略者。对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人以曾经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为例，具体分析了他对几个典型教案的处理过程，认为他应该属于排外而不是媚外。他主张“中体西用”。既然是西学为用，那就只限于学习船炮火器诸般技艺，西方的思想、制度是断不能要的，对于教化人心关系极大的西方宗教，当然要严加防范了。有的人从总体上对洋务派与教案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洋务派同顽固派一样视西方基督教为“异端邪说”，但摒弃了中国传统反基督教思想中的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视情绪，而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教会充当西方国家侵略扩张工具有一定认识和警惕，对反洋教绅民表示一定的同情，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规章制度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的扩张；洋务派在具体处理教案中坚持“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带有浓厚的“弱国外交”色彩。
4、维新派。有的论者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已经深切感受到西方列强以宗教为武器，在中国推行“基督教殖民制度”，传教的危害大大超过通商；指出教案发生的原因首先是列强侵略活动引起的，其次是由于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签订了保护传教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西文化习俗上的差异；而其所提出的对策，则是强调宣传孔孟之道、废约与改约、加强对教民的管理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洋教观前后期有些差别，总的趋势是，他们对洋教的批判越来越缓和，反之对群众反洋教斗争则越来越持严厉的态度。有的论者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对基督教的了解和认识，比之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家向前跨进了一步，因而对基督教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钦慕之情，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体系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却普遍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里有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有科学新知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即民族危机的加重，教会活动长期同西方国家对华侵略扭结在一起，使具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抱戒备之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民众自发的仇教打教行动，也普遍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反洋教是非理智的，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也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的目的，反而会给列强干涉和侵略中国造成口实，招致更大的民族危机。其所设计的“消弭”教案的对策主要是两条：①“尊孔教”，以孔教与基督教抗衡，统一全国人的思想信仰；②“定教律”，即由孔教会与西方基督教会直接交涉，制订传教法律，以约束教会、传教士及教民的活动。这种对策固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教案问题。
三 几点看法
根据上述关于建国以来教案研究情况的回顾，为着推动今后教案研究更好地向纵深发展，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研究工作者们进一步重视和注意的。
（一）进一步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既要重视宏观研究，又要重视微观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就当前教案研究的具体状况来看，进一步加强微观的个案研究和区域教案研究，尤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我们在教案的宏观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这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较之局部的分散的微观研究更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时，对开展广泛的个案和区域教案研究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宏观研究必须以一定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精确、全面的宏观研究依赖于必要的充分的微观研究。以往一些从宏观上研究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的论著，间常在史实上出现疏误，或者在论点上有失严谨，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微观研究的不足；而有的研究者之所以能不断发展自己的认识，甚至修正原来的某些论述，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微观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的缘故。
应当承认，我们在教案的微观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其中研究的不足和不平衡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前所说，以个案研究来说，在120余篇研究个案的论文中，涉及的教案只53起，且大多集中于18起教案上。而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发生的反洋教斗争与教案总数达数百上千次之多，较为重大的教案也以百数计。现有的研究成果远不能说对各重要教案都研究到了或研究充分了。以区域教案研究来说，在50余篇研究区域教案的论文中，涉及的省区只18个，且大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及山东等少数省区。显然，这些薄弱环节是亟待加强的。如果我们能在各重大教案和区域教案研究方面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取得更多的成果，可以肯定，将更有利于我们对教案进行总体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
（二）应大力加强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都须以必要的资料准备为基础。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在这方面，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研究对于资料的要求，较之其它历史事件和问题来要更为广泛和迫切。这是由于反洋教斗争和教案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它时间跨度长，需要各个时期的资料；地域包罗广，需要各个地区的资料；卷入各个阶层，需要官绅民各个方面的资料；主要斗争对象是教会和传教士，需要教会和传教士方面的资料；一般引起中外交涉，并对国外产生影响，需要占有有关外文资料或其翻译资料，等等。然而，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仍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显然，为着推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有一个大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克服这种资料工作严重滞后的局面。
（三）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又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②用这些理论观点来认识、评价反洋教斗争和教案，就必须首先考察它们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范围”之内？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它们采取“反洋教”的斗争形式？显然，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和教案发生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历史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存在多种矛盾，主要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形式因而也是多种多样的。当帝国主义列强使用武力向中国边境发动武装侵略时，中国人民首先在边疆地区进行了多次反侵略战争；当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向中国内地强力推行“基督教殖民制度”时，中国人民便在内地各省进行了广泛的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认识和评价反洋教斗争和教案，必须从这些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论者都牢牢把握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的。例如，有的论者从思想、文化无国界出发，否认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存在，抽象地认为传教不是侵略。这就脱离了近代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无视近代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侵略工具，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强横霸道的大量侵略罪行，而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侵略奴役关系同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文化交流混同起来，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何况，思想、文化无国界，不等于传播思想、文化的人无国界，更不等于思想、文化可以不受政治因素、国际间不平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又例如，有的论者提出要打破教案研究中的“帝国主义模式论”，而用“中西文化冲突论”或“现代化理论”来加以“改善”。“改善”的结果，即是将反洋教斗争和教案的性质判定为“中西文化冲突”，而反洋教斗争的历史作用则不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起了“阻碍”、甚至“反动”的作用！固然，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中，既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也存在中西文化冲突，就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趋向而言，还存在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的问题。但是，在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中，究竟什么是主要的或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呢？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或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因为正是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众所周知，在反洋教斗争和教案所发生的历史阶段，乃至整个近代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构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洋教斗争和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正是深深植根于这一最主要矛盾之中，而“文化冲突”之类的其它矛盾则无不受这一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反洋教斗争的性质也正是由于这一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帝国主义侵略而具有反侵略的性质，并且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而采取反洋教的斗争形式。怎么可以撇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侈谈“文化冲突”呢？怎么可以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倒置呢？就以民族独立解放与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精辟而深刻地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③时至当代，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依然谆谆告诫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④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首先和充分肯定反洋教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历史功绩，却大谈反洋教斗争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和“反动”作用呢？难道争取和实现民族独立，不正是为现代化建设扫清道路吗？
还有一种说法和做法，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即在评价反洋教斗争时，有的论者提出：在民族独立未完成以前，要强调反洋教斗争反侵略的一面，弘扬其爱国主义精神，以激励人民群众去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但在民族独立已经完成，国家正面临现代化的新任务时，我们研究反洋教斗争，更重要的则是要批判其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一面。这大概是一些人走向“中西文化冲突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一说法和做法是似是而非的。固然，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历史研究者们当然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反洋教斗争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有所侧重的研究。但是，各种侧面的研究，都不应离开对历史事实全貌的掌握，都不应离开对历史事实本身规律性的分析，而应当将其置于这种掌握全貌和规律性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科学说明。研究的选题是一回事，对选题能否作出科学的说明又是一回事。为了适应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当然可以研究反洋教斗争保守、落后、盲目排外的一面，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如果我们离开了对反洋教斗争全貌的掌握，离开了对其反侵略实质的分析，因批判其消极面而对其主流的积极面也予以否定，那么，这种研究和总结能说是全面的、科学的吗？历史是客观的，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发展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即深深植根于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不易的历史事实之中，而不能由研究者们随心所欲地加以取舍捏造。试问，如果我们今天强调这一方面，明天强调那一方面，而又看不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分不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那么，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何在呢？历史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又在哪里呢？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7页。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义和团运动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传教士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白莲教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