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批判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哲学论文,方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其中，他以哲学形而上学对经济史实的注释掩蔽了历史现实向社会批判的敞开。籍此，马克思在1847年作了《哲学的贫困》以示与蒲鲁东不同的理论思路，马克思向我们挑明：社会批判须向历史现实、首先向经济史实倾听。我们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社会批判方法上展开了对以哲学形而上学方法为社会历史立法的蒲鲁东的战斗，第一次在历史辩证法内在逻辑意义上实现了历史现实与社会批判对话。
蒲鲁东虽然写了厚厚的《贫困的哲学》，但他对范畴、概念的理解却是不正确、不科学的。在我们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但是蒲鲁东不这样看，相反地，“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所以，他可以毫无顾虑地用拙劣模仿来的黑格尔辩证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并且“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运动建设世界”〔1〕！
蒲鲁东误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关系可以借助于纯粹理性产生出来，可以由被他所误解了的辩证运动推导出来。他把所有经济范畸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把任何事物都区别为好坏两个方面，然后建议保留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改造现实生活，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
究其根本，蒲鲁东的理论错误缘于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无知。他不理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 人类社会历史无非是人们自己通过现实的生活实践实现自我发展的历史。进一步说，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立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3〕是历史创造原理， 而不是原理创造历史！所以，马克思反问说，象蒲鲁东那样“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4〕
已经深谙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认识，批判一个社会就应“‘把哲学搁在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5〕关键在于让历史现实自身向我们诉说！ 社会批判须向历史现实、首先向经济史实倾听。马克思说：“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即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6〕
如果说，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哲学形而上学方法注释社会历史的做法从而突出了让历史现实本身说话的历史辩证法是一大理论进步的话，那么这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达到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最主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第一次在历史辩证法内在逻辑意义上实现了历史现实与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是在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论过程中实现的。
在初步接触经济学的1844年前后，马克思并没有特别关注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那仅仅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平均数抽象，“是对各个现实的个人的真正侮辱、 诽谤。”〔7〕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对经济学作了进一步研究后的马克思现在认识到，“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8〕。他发现，基于李嘉图从现代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来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达到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这种批判是历史辩证法的内在张力，而不再是哲学形而上学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外在性注释。
《哲学的贫困》呈现给我们的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深入了理解，他沿着李嘉图的思路严格区分了劳动时间尺度与劳动价值尺度，并在确认了必要劳动时间为价值尺度的基础上揭示了无产阶级被奴役的经济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根据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工人是名符其实的商品，劳动的交换价值“取决于食物的贵贱”，而且这些交换价值只能“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就此说来，工人在市场上同处在交易中的帽子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说，这种比较虽刻薄了点，但却“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9〕由此马克思肯定地得出结论：“ 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10〕。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对价格、生产过剩等方面的进一步考察，还扩大了由劳动价值论引出的社会批判成果：“劳动的不断跌价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用劳动时间估价商品的一个结果。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11〕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推翻处于当时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劳动时间价值尺度原则以及与之互为前提的雇佣劳动制度。在这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论点已是被历史现实自身诉说出来，而不是首先由哲学形而上学纯粹推导出来。
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籍以达到其社会批判的劳动价值论，在“伦敦笔记”阶段的马克思看来，仅只是一种经验的抽象，在这种抽象中，“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本质的东西。”〔12〕马克思真正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始于“伦敦笔记”时期。
注释：
〔1〕〔3〕〔4〕〔6〕〔8〕〔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9页、第93页、第97页、第95页、第107页。
〔2〕《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
〔7〕《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