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3)03-0029-06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关于他的研究也横亘了将近一个世纪。进入新的纪元，围绕鲁迅展开的各种研究在众声喧哗尘埃落定之后，转入一个整合、深化期，推出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意义的高水平成果。
一
在对鲁迅的综合研究中，2001年各出版社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推出的著作最具代 表性。其中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我看鲁迅”丛书较值得重视，这不只是因为这套丛书的 作者阵容整齐，集合了包括王富仁、王乾坤、高旭东等一批学有专长的鲁迅研究专家， 重要的在于，丛书选题新颖，开掘深入。例如，《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 》收入了王富仁连载于2000年《鲁迅研究月刊》的长篇论文《时间·空间·人》，作者 在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综合研究中发现，鲁迅的全部哲学思想是在“文化与民族、文化 与人”的基本框架中形成的，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一系列关 于生存、生命与文化问题的独特把握，关于时间意识、空间选位、空间关系，关于中与 西、传统与现代，关于启蒙，关于进化等的理解，都有着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又不 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甚至也迥异于同时代人的特点。因此，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对中外 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而在于他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对文化与生存、文化与生命等典型 的中国问题的深层思考。该书还收录了赵卓关于《世纪末思潮与鲁迅》的长篇论文，作 者细腻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与鲁迅的关系，指出：“思想启 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论、文化反思和寻根等种种思潮，90年代经济转型之中 的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精神等种种思潮，构成了新 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连续图谱。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意识的启蒙先驱和 伟大的思想战士，与这一系列的社会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得到热切的 认同和真诚的敬重，还是遭到有意的疏远或极端的否定，他都在社会思潮的热眼注视之 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成了折射各种社会思潮的一面镜子，也成了反映知识分子 种种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复杂的思想蕴涵，可以获 取清晰可贵的思想启迪和崇高坚定的精神激励”。高旭东的《走向21世纪的鲁迅》则抓 住20世纪末关于鲁迅的一系列论争，用无懈可击的历史事实，条分缕析地逐条批驳了对 鲁迅的攻击，并在批驳中从深层上阐释了鲁迅和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
检点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出的几十部著作，可以发现，虽然也有像“我看鲁迅”丛书这样的相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但大多还只是从单向切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鲁迅，得出的结论不可谓不新、不深，但这只能是在某一方面走近鲁迅，只能给读者提供认识鲁迅的单个窗口，鲁迅的复杂性、丰富性难以在一部著作中得到展示。而冯光廉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单一的研究模式，该书把鲁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艺术学、编辑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并运用社会学、传记学、心理学、比较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将鲁迅放在思想史、文化史、文体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翻译史、汉语史中进行评估。这样，复杂多面、涉猎广泛、颇多建树的鲁迅，便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多维视角的立体透视相适应，全书形成了较为严谨、完整的框架体系。全书分为3编22章，上编为“人文学科理论中的鲁迅阐释”，中编为“人文研究方法的鲁迅解读”，下编为“人文学科历史中的鲁迅评估”，分别从“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及“学科历史”的角度对鲁迅进行大视角的宏观考察；编下面设章，围绕每编中的核心将相关的问题抽绎出来进行分析，各章既有相关学科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总结，又有细密、深刻的理论分析。这样，全书的结构尽管庞杂，但各编章之间并非互不关联、各自独立的零散部件，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这使该书成为鲁迅研究史上最具宏大气势的学术工程。
二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1]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 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2]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 次论争》[3]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 ·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 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 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 密斯与东方主义》[4]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5]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6]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7]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 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 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8]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 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 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的 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 民性批判的困惑》[9]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 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 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 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10]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 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 ”。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11]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12]。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 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 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 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 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 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利统治 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 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 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 “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 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 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 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 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 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 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 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 思想的严密性。”
三
尽管有的学者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观”时对从文化角度关照文学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是一个“非文学性的命题”[13]，但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 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 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 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14]认 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 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 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 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 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15]中指出， “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 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 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16]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 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 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 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 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17]指 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 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18]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 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 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 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的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19]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作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20]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21]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作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作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22]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23]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 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 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24]中指出，对于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 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2 5]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 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 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26] 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 》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 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捍卫与持守战士[27]。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 现代化选择》[28]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 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 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29] 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 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30]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 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 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 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31]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 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 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 命观的内在线索》[32]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 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 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33]、《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 》[34]、《自我、意志与生命》[35]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 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 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36]认为，“超越性、意志力、 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 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37]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38]，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
四
在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呐喊》和《彷徨》仍然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些小说曾被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几十年，现在一般地解读其艺术内涵也许并不困难，重要的在于有所发现。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39]发现，《呐喊》、《彷徨》的二十来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40]发现，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但这丝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反封建者驯服为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41]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42]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 家族意蕴》[43]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 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 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44] 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 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 、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 化情绪片论》[45]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 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 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 感”》[46]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 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辩的艺术符号。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47]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48]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49]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50]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51]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52]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53]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对下层社会不幸者精神状态的批判和鞭挞，基本上建立在鲁迅改良社会、民族进步的宏观视野上，属于“宏观叙事”，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中观叙事”则指作品将叙述的背景移到比较封闭的、日常的人生场景，将主人公移向一些准“不幸”者，即被抛离了上流社会轨道而直接堕入下流社会的读书人，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性善的呼唤；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戏》、《兔和猫》等，则主要是鲁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细流的寄托与抒发，属于“微观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呐喊》的“表现的深切”。王富仁的《叙事学方法的鲁迅小说解读》[54]将西方叙事学理论与社会学、文化学理论结合起来，不仅第一次揭示了存在于鲁迅小说的“有主句”、作者与叙述者的复杂关系、隐喻与换喻的功能以及其独 特的时空结构，而且通过分析鲁迅的“怎么写”和“写什么”，既破译了鲁迅小说独特 、高超的叙述模式，又深入发掘出鲁迅小说中一些复杂的思想意蕴，真正达到了形式与 内容的统一。这种研究方法既摆脱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只重形式分析、忽视社会内涵的局 限，又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可以说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周进芳的《鲁迅 小说诗化的形式轨迹》[55]认为，鲁迅小说的“诗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而“诗化” 的获得，主要通过“提炼诗情”、构造“一唱三叹”的情节、“寓情于景、以景结情” 的描写和简练、新奇的“造语”等途径完成。叶世祥的《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56]认为，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对语言杂多的文化奇观所做的精彩表现，从最表层的意义 上说，是以戏拟为最基本的策略来实现的。鲁迅小说还具有丰富的对话性。这对我国文 学现代化的形式指向有很大启示作用。另外，叶世祥的《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57]， 周怡的《鲁迅作品的色彩意向》[58]，皇甫积庆的《“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 传记学批评》[59]，周励的《论鲁迅小说作者“说”的方式》[60]，朱云才的《<呐喊> 、<彷徨>象征意蕴》[61]，汪卫东的《<阿Q正传>的模糊叙述》[62]，古世仓的《鲁迅< 在酒楼上>结构的形式主义分析》[63]，马丽蓉的《在空间纬度上叙述》[64]等，也都 在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研究中以新方法、新视角见长。
五
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郑家建的《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65]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套路，而是从戏拟、隐喻 、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等诸多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 的系统考察，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叙述，又在行文中有机地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 富有独创性的阐释，突破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姜振昌的《<故 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66]认为，《故事新编》以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讽喻性构成 了自己的美学力量。理想精神的解体、消亡与“小东西”们的鱼活伶俐，在作品中始终 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古今社会史的独特发现与中心表达。其跨越时 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小说的作意和文体，在整 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从三四十年代的 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但它们都每每 反映出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刘延红的《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 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67]认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采用“古今杂糅”手法进行文 化批判，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对历史的独到认识；(二)对历史的消解与重 构；(三)对启蒙主题和客体的质疑。因此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和生命的独特体验的外化，从而显示出其建立在独特生命体验基础上批判传统文化的深 度和力度。从启蒙的理性层面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从生命的非理性层面对人的生存的 体验，使《故事新编》具有空前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
不少作者还以比较的方法来阐释《故事新编》的美学意蕴。陈方竞等的《<故事新编>文本构成的两重性及其意义—兼与茅盾、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相比较》[68]认为，《故事新编》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和“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有机融合，而郭沫若的前期历史小说和茅盾的历史小说则分别体现了这两重性质，进而也体现了《故事新编》对“彼岸”理想世界的超越性追寻和对“此岸”世俗性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审视。戴清的《历史、时代、叙事—<故事新编>与<豕蹄>之比较》[69]认为，这两部历史小说集在创作时间与创作动机上存在着相似之处，选择历史作为对现实批判的切入角度表现了两位巨匠共同的文化选择；讽刺手法是这两本历史小说集共同的、基本的特征，尽管个别作品如《出关》与《柱下史入关》在叙事话语叙事视角时序、“陌生化”效果的营造、人物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廖久明的《鲁迅<故事新编>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对历史的不同态度》[70]认为，鲁迅虽不相信史籍(尤其是正史)却尊重史实；郭沫若虽相信史籍却常常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失事求似”的改编。林方瑜的《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从<铸剑>和<鲜血梅花>看两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品格与主体精神》[71]发现，鲁迅和余华是两代颇具“先锋”性的历史小说家的代表，其主体精神及文化心态尽管各不相同，但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却有相当的一致性。
在有关《野草》的研究成果中，孙玉石的专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72]最值得重视，该著是作者在日本神户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也是在作者80年代出版的《<野草>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鲁迅的现实体验与象征性艺术创作，努力挖掘其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的又一力作。该著重视文本的细读与重释，材料翔实，立论扎实，代表着《野草》研究的最高水平。闵东晓的《现代意识的孤独升跃——关于 鲁迅<野草>的文化哲学报告》[73]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野草》时，侧重于作品中所 表现出来的二元对峙状态，揭示鲁迅现代意识中的强烈孤独与顽强升跃，以及对生命、 光明与未来、希望的“战取”。张典的《虚无的边界—鲁迅<野草>研究》[74]认为，《 野草》是鲁迅精神世界的集中表现，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论形成了鲁迅在中西文化夹缝中 求出路的状态，鲁迅不可能根本上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也进入不了西方的信仰之路 ，因此《野草》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一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表现出来的虚无感有从佛 教的虚无感向存在主义的虚无感过渡的可能。另外，肖国栋的《论<野草>爱与憎的悖论 语境》[75]、《论<野草>生与死的悖论语境》[76]，李福兴的《<野草>的生命体验及哲 学意蕴》[77]，张圆的《诗化的生存体验—<野草>意象解读》[78]等，都从生命哲学的 角度对《野草》进行解读，认为《野草》的美学特征之一，便是鲁迅对个体生命的体验 ，这里既有对生命、生存意义的深沉昭示，也有对生命存在的悖论性的认识，等等。这 使得《野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对生命体验的最有价值的文本。
在用新的方法研究《野草》的成果中，赵小琪、李朝明的《<野草>的超现实主义倾向 ——<野草>超现实组合形式论》[79]最值得注意。该文认为，《野草》是一个神秘的世 界，具有超现实主义文学的鲜明特征。所谓超现实主义，是指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所采取 的一种形而上的态度，用来帮助人们达到超越的理想境地。《野草》的超现实主义由两 大组合形式构成，一为梦，一为潜意识。梦有两个特性：怪诞性与象征性。潜意识则指 主体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主体在感知万物时心理活动和思想活动中表现出的直觉性， 以及主体幼年时期被压抑的欲望和过去的经验积淀等。梦和潜意识贯彻于《野草》的始 终，它们使作品不仅在语势上造成一种峥嵘突兀的跌宕之美，而且在语意上也生成一种 雾里看花的朦胧之美，但鲁迅决非为写这些而写这些，他注重的是梦、潜意识与现实的 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野草》是在超现实的意象中，寄寓鲁迅对现实、人生、社会 的冷峻的洞见。这使得《野草》中梦和潜意识的意蕴兼具了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 双重性质。另外，赵小虎的《试论<野草>语言的乌托邦色彩》[80]认为，《野草》语言 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它是作者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创作个性在主体中的自然流露。张 志华的《<野草>中反复的修辞效果》[81]也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分析《野草》，认为“ 反复”是鲁迅在《野草》中使用的最多的手法之一。这种手法的大量运用，不仅真实的 记录了鲁迅当时内心的愤激与焦躁、希望与绝望、痛苦与彷徨、伤感与抗争的复杂情绪 ，而且起到了很好的结构篇章、和谐音节、使作品具有诗的韵律的作用。肖国栋的《论 <野草>的绘画性》[82]认为，美术的表现手段(各种绘画要素)对《野草》的艺术表现具 有积极影响。
收稿日期：2003-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