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投资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投资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投资方式不合理，“孤岛”式大工业的建立，与当地经济文化的互溶反差较大，形成内向封闭的企业社会，带来“人文生态失调”，城乡分离的现象愈益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关键词 投资 方式 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遗产”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70%以上偏集在从辽宁到广东狭长的沿海地带，内地和边远地区则很少有现代化工业，大片大片地区是工业上的空白，国民经济还停滞在极其落后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特别是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1〕从1953年开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不合理的生产布局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国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这样， 为了改变旧中国区域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的矛盾，在国家强调地区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并由此决定了生产力布局重点的西移。生产力布局的西移完全依靠国家大规模地动员和大量投入进行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其落后状态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梯结构重合起来，成为国家投入的着力点，且使民族经济问题显现出区域性的特点。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对于缓解内地和沿海的经济技术反差，对于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必须看到，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入，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以垂直定向划拨流向并以使用价值生产的宏观协调为前提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的大量投入下，虽然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向“工业化”大大跨进了一步，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若从投资角度来考察，如果说市场型资金流动的体制特征是储蓄和投资相互分离的，那么，西部民族地区的投入则表现为“储蓄与投资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互相依赖。”〔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少去关心，全面的去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运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区际利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虽然人们已逐步认识到西部民族地区利益的流失，但迫于中央财政收入对沿海地区的需要，迫于对西部民族地区短线产品的需要，西部民族地区投资运行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仍被忽视，从而使得人们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效果的评价仍有很大的片面性。只看到投资多，产出少，而没有注意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初级阶段的特征；只看到近期效益，而没有看到远期效益；只看到经济效益，没有看到社会效益。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投资方式不合理
西部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低，使得经济领域内部投资冲动较弱，突出表现为经济领域内部积累同东部沿海地区有着明显的差距，寄希望于外部投资冲动，即国家的支持，这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共性。几十年来，国家给予了西部民族地区大量的补贴和投资，迎合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外部投资冲动。在中央以直接行政手段集中投资的驱动下，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了现代工业，现代工业文明的嵌入，对西部工业化进程，对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外控型——嵌入式”的投资方式下，所移入的大工业在相当的程度上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相脱离，从而形成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二元结构及其有别于其它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二元结构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博克提出来的，后来刘易斯把二元论发展成一种发展模式。从他开始，二元经济理论便有了典型的涵义——后起国家的二元发展战略，以此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即现代的城市工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农业仍然是自给、半自给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也很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二元性，而且拥有多重性。
1.以“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地方工业关系的二元性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工业植入，主要是围绕着资源开发而建立的工业基地和大中企业，这种具有深层技术与资金密集特征的重工业，其主要活动是与区外发生联系，各主要生产要素主要与区外交流，其产品也具有远程辐射的特点。因此，大工业的运行，从一开始就缺乏对地方工业的牵动和协调，地方工业与大工业的关系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地方工业难以接受大工业的能量释放和扩散，大大消弱了移入的大工业与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形成了各自封闭的两套运行体系。显然，它不利于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的进一步成长和区域性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善。比如包钢，在“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的口号下，所建成的如此之大的工业基地，它的真正贡献不在包头，不在内蒙，不在西北，而是供应内地钢铁工业的原材料。包钢是包钢，包头是包头，更有意味的是包头工业所需的钢铁原材料还要从外地运进。这种“两张皮”的情况，使大工业成为“孤岛”和“飞地”。
“孤岛”式大工业的建立，由于它与西部民族地区当地的经济与文化的互溶性反差太大，形成了一个内向封闭的企业社区，从而带来了“人文生态失调”〔5〕，典型的表现为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 社企不分、职能错位、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功能、负担日重；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被日益增多的各种社会与行政职能所淡化，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加剧、效益下降。
包钢从1953年开始建设，1959年建成投产，“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使人们忽视了在建设之初，就应与地方合办社区服务事业的必要性；改革开放前僵硬的计划体制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又使包钢可以不依赖于或难以利用地方可能提供的社区协作；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与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地方也难以形成面对大工业的有效的社会服务体系。于是，从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生育、幼托、中小学教育、子女就业、住宅、养老保险等问题开始，包钢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自给自足，逐渐走上了企业办社会的道路，进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封闭性和独立性特征的五脏俱全与功能各具的企业社区，成为城市里相对独立的一个“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企业社区内部的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包钢在各方面做出极大的努力，但严重的人文生态失调，使其积重难返，极大地延缓了改革的步伐，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2.以“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农牧业的二元性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全国五大牧场均分布在这个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虽然较为靠近铁路沿线或大中城市周围的城乡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西部民族地区大面积的农村和牧区，其市场发育程度仍然很低，粗放经营，平面垦植，靠天吃饭，产品结构简单，商品率低，生产分工的专业化水平低。农牧区乡镇企业起步晚，农村非农产业比重低，小城镇体系远未发育完善。某些地区偏处一隅、交通不便、文化信息不通，有相当部分人口处于贫困中。
显然，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工业的植入与落后的农牧业经济的过大反差，使得现代高技术产业与传统生产分式的并存，使二者之间缺乏从先进向落后传递现代文明的纽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工业难以形成对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吸引；另一方面，落后的农牧业也难以为大工业提供良好的协作配套条件和生存环境。特别是在大工业与地方经济关系弱化的前提下，西部民族地区与地方经济联系较强的是地方加工业，然而，又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弱，从而使这部分地方加工业与农牧业的良性循环交换关系发生扭曲，落后的农牧业经济又无法为地方经济特别是地方工业的起步提供或积累足够的资金、原料、市场和提供必要的设备、技术与合格的劳动力。工业与农牧业的发展相脱节，使工业的辐射力难以发挥，工业也难以有效地帮助农牧业增加投入，从而体现出极强的断裂型的二元结构。
3.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的二元性
与“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方式所建立的大工业相伴随的是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城市的建立。这些城市的建立往往是在大工业发展的带动下或以资源开发为目的建立的，体现了工业城市或称资源开发型新兴工矿业城市的特点，它又具有区域性行政中心与工业基地的双重性质。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以城乡隔离及城乡间各种行政性壁垒为前提推进的。因此，它表现为两个弱相关的单元并存。
从城市运行角度看，以强化大工业建设而建立的西部城市伴随着东部人口的大量迁入，其主要原因是民族经济体内的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具有深层次技术与资金密集特征的大工业发展的需要。比如，1963年到1982年我国人口重心分布一直呈现为西移的倾向，据统计，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城市，均有人口大量迁入的特点，如兰州、乌鲁木齐、西宁、呼和浩特、昆明等城市，外迁入人口甚至超过了城市原有人口，而新疆的石河子、克拉玛依，内蒙古的包头，凉山彝族区的渡口等城市，几乎全是由外迁入人口而组建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在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较大的消费需求。而在投资指向重工业的条件下，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的缺口，象典型的内蒙古，区内日用工业品自给率为30%左右，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50%多，埠际贸易“逆差”近30亿元。显然，巨额资金的外漏，极大削弱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而在较弱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出于强化大工业的需要，建立了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表现为行政机构密集化。为了维持行政机器的运转，为了维持社会消费水平不致出现绝对贫困，一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人吃马喂”消费了；另一方面，国家又拿出巨额资金进行财政补贴，从1947年～1986年，中央财政补贴给内蒙古的数额达24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4倍。可见，西部民族地区城市运行本身处于不良的循环之中。
从农村运行角度看，历史上，以户籍管理和商品粮制度的建立，构筑了城乡隔离的“藩篱”。虽然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但尚存在着高就业和泛福利制度，农村经济中不仅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同时受“藩篱”之阻，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农村传统经济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循环。二元经济的封闭性，阻碍了非农产业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对传统经济的作用极大地受到限制。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资金缺乏，劳动的替代性表现得更为突出，经济增长主要靠活劳动投入。又由于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少，增加劳动力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农业生产领域，从而使人均生产资料的占有率，特别是人均土地占有率不断下降，人均收入难以提高。如此，由人口增长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为人口增长所抑制，大量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及贫困状态之中。
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使得劳动力、资源、技术甚至产业部门等等，都被分离为城乡两块。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工业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却遗留下许多社会问题，并以乡村的落后和城市的低效率为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城市和农村改革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就城市改革而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精减机构、减少行政人员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然而，由于投资环境差，企业效益低，经营风险大，就业回旋余地小，结果发生了干部和机构越减越多的现象，大量人员集中在城市、机关里，从而又形成人员（包括人才）结构及分布不合理状况，工作效率低，城市改革举步维艰。就农村改革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引入，焕发了农村的潜在生产力，使农牧民人均收入有了相当的提高。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诸如劳动力素质差，商品经济意识淡漠，缺乏必要的信息积累和技术积累，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很难在短期内摆脱自循环的运行方式，其突出表现为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新生力量，已形成与传统工业基地相匹配的关系，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地，伴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而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起步晚，受各种因素制约，其发育程度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甚远，与西部城市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上较大的空间梯度，从而使农村中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无工不富”的愿望难以实现。从农业人口转移来看，一则乡镇企业的不发展，限制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二则虽然商品粮和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农业人口转移的障碍逐渐瓦解，但迫于城市人口压力，也无力去吸收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大量农村活劳力仍维系在土地上，维系在靠活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循环之中。
可见西部民族地区在“外控型——嵌入式”的投资方式下所植入的大工业，虽然体现了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出色地履行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充当配角的历史使命，但在西部民族地区所应肩负起来的领头示范责任却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结构不合理是投资方式不合理的延伸。投资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并同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相联系。
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结构除了具有偏重型的特点之外，还应具有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与此相关的加工工业投资相对均衡的结构性特点，从而使投资结构达到优化。
建国若干年来，在投资问题上，国家只是从整个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忽略或较少考虑民族地区的利益，只是看到西部民族地区投入多、产出少的特点，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特别是重工业、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没有注重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就地消化、产品深度加工，忽略应有的相对均衡的结构性特点，单一把西部民族地区作为能源、原材料基地，而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又使西部民族地区内部自我积累难以实现，难以形成优势产业，体现资源优势。据统计，内蒙古自治区从1947年到1985年净调出的钢锭、生铁、铝锭、黄金、煤、原木、锯材、水泥、玻璃、原糖、呢绒等11种主要原材料，以国家1987年计划调拨价计算，价值合计为210.50亿元，若以浮动价或超产价计算，则价值高达305.25亿元。虽然浮动价、超产价仍低于市场议价，并未完全反映其价值，但是与计划调拨价相比，价值转移高达94.75亿元， 相当于中央对内蒙投资的80%，换句话讲，它等于内蒙拿出94.75亿元，投资于使用内蒙古材料省市的加工制造企业。
另一方面，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原材料加工、深加工在区外，区内相关的加工、深加工能力薄弱，加上重工业未能有效支援、带动区内轻工业的相应发展，区内需要的加工、深加工产品以至市场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又大部分需要从区外调入，而加工制成品价格又高于价值，从而使西部民族地区又形成了一层利益输出。1986年，内蒙古消费品埠际贸易“逆差”达24～25亿元，相当于中央从发达省区上交的财政收入中给予内蒙古的全部补贴，内蒙古当年又如数退还这些省区，充当了一个“二传手”的角色。
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双重利润的转移，使其资源开发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相对落后的地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积累着落后和贫困。故此，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国家输入（投资和补贴）为杠杆，以资金的输入为主要形式。这样，便形成了输入（投资和补贴）——漏出（双重利润转移）的经济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了一定的宏观环境。财政体制改革及区域发展主体的变化使西部民族地区认识到由于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导致自己在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成为一项重要议题。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部垂直分工关系和不合理价格体系的并存，加上市场发育度低，使西部民族地区的输入——漏出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某程度上进一步强化。
如果说，传统体制下，西部民族地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民族地区提供加工制成品，东部沿海地区在获取双重利益的基础上，向中央财政上交收入，而中央向西部民族地区投资，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合理，但毕竟东部地区的增长还可以直接带动西部民族地区增长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而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使许多产品的实现过程在当地或国外市场进行，而西部民族地区除了继续低价供给能源、原材料外，刚刚成长起来的幼稚加工制造成品无法进入东部市场，相反，区内市场份额的越来越大的比例为东部地区所拥有。
如果从资金角度考察，由于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和区域政策倾斜的实施，东部地区自留资金增多，从而限制了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另外，东部沿海地区又以资金使用的高效益吸引西部民族地区信贷资金等的大量东流，结果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运行的启动越来越小。在这种投入被削弱，漏出在增大的机制作用下，增长带动增长变成了增长压制增长，使得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认为， 经济增长既取决于自然资源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决定人的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8〕这里讲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机制， 这种机制本身又包含了体制和政策因素，它必然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西部民族地区的“输入——漏出”的经济运行机制自然也不会例外，其影响不仅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被动、呆滞、僵化，造成人的主动性、进取性的退化和丧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障碍。
首先，在输入——漏出型经济运行机制下，西部民族地区生产的主要产品——能源、原材料，主要以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产品经济的集中计划来保证和实现，从而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对市场竞争、商品信息、价格信号的反映迟钝。
其次，在输入——漏出型经济运行机制下，西部民族地区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势必养成、助长了经济上的依附性和依赖心理，而对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现状缺乏紧迫感。
第三，在输入——漏出型经济运行机制下，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机动财力有限，对改革中因减税让利等造成的减收增支承受能力弱，许多政策无力出台，从而造成经济效益仅及全国一半的西部民族地区工业企业，却承受着与全国相同的税负，留利水平低，难以增强活力。
第四，在输入——漏出型经济运行机制下，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全国改革的步骤是生活资料、轻工业率先放活，而能源、原材料工业仍受指令性计划控制较严，从而使西部民族地区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9〕
投资的规模、方式、结构最终同区域的经济、社会、科技、政治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联，同整个发展战略紧密相联系，这就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问题就更加突出。
对任何区域或区域发展阶段来说，只有先进性产业结构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先进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又往往同投资结构相关，特别是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制定。
从西部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看，在以初级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资源导向发展模式下所建立的产业结构无法形成优势产业，其结果无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形成了“贫困恶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如果说这一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尚可避免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一问题显得极其尖锐，突出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迅速拉大。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疆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将会严重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不仅同我们“共同繁荣”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会影响人民思想的稳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边疆的巩固，增大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因此，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投资问题，已经是时代的要求，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收稿日期：1995.7.6
注释：
〔1〕孙敬之：《中国经济地理概论》第92页，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页。
〔3〕〔4〕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5〕蒋清海：《对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分析与思考》，《开发研究》，1994年第6期第4页。
〔6〕参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第390—409页。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与其他各种物质的生产要素如技术、装备、资金、土地等之间的组配关系，以及人们为实现和满足社会生活的各种需要而形成的彼此间的各种关系。人文生态失调，就是说上述种种关系出现了问题，它不仅使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浪费，生产得到不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而且，还滋生出一些足以引起各种社会问题的因素。
〔7〕潘乃浩、马戎：《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07页。
〔8〕[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页。
〔9〕曹征海：《起飞前的战略构想》，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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