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现状与研究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社会学论文,当代论文,现状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社会学是当今社会学中最为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尤其在美国社会学界，从美国一年一度的社会学年会专题讨论会的数量之变化和研究生教育的专业之设置可以看出〔1〕。80年代中期以来，以M.格冉乐范特（Mark Granovetter）〔2 〕为代表的所谓的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标志著经济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的理论基础是“网络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组织理论”（Swedberg,1997）。可以说新经济社会学是北美的一种集体努力，是一种社会运动。斯韦德伯格和斯密尔塞（Swedberg and Smelser 1994 ）和马蒂尔利和斯密尔塞（Martineli and Smelser 1990）对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概述，但综述以北美为重点。那么作为经济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欧洲社会学界跟在北美的后面亦步亦趋呢？事实上欧洲的经济社会学家们正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在人们关注北美的同时，别忘了具有经济社会学传统的欧洲同仁的不懈努力。
一、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概述
众所周知，经济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的历史在欧洲源远流长。早期迪尔凯姆的经济社会学注重对规则和制度的研究，集中研究合同、价格、财产、技术和专业群体等制度的研究；经济社会学的创始人韦伯把“能计算的规则”之存在视为理性经济秩序发展的前提条件〔3〕。然而，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经济社会学在欧洲的研究日渐衰落。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的社会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是大萧条后，古典的经济学似乎与现实隔绝，经济学家迅速发展了新的更综合的理论来说明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和斯特哥尔摩学派的兴起使经济社会学的需要成为无稽之谈。
（一）本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当然，说欧洲经济社会学从二十年代以来有些衰退，并非此间一点成就也没有，事实上，也产生了非常有影响的著名经济社会家，如熊彼特（J.Schumpter）、波兰尼（K.Polanyi）等，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在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里主要论及熊彼特和经济社会学法国学派。
1.熊彼特
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对企业家及其创新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论述方面，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及其创新的研究已有许多文献介绍，在此不论及。而熊彼特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之思想则鲜为人知。熊彼特强调经济学和社会学是相互联系的，在20年代，经济学是极力排斥社会学的，但此间熊彼特则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欢迎社会学的发展。理由是在经济理论中“一些主要的问题”用纯经济学的方法是不足以解决的。他认为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确有根本方法的区别，两者不能混用，重要的是每门学科要保持自己的方法论。那种认为经济理论处理经济现象，而社会学处理除经济现象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熊彼特坚持社会学对理解和分析经济现象是十分有用的。他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说明了经济社会学在分析经济现象中的作用，他指出“（科学的）经济学”由“四个领域”构成，即“经济理论”，“经济历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和“经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史一道研究应用于各种经济理论的制度框架，经济社会学不同于经济史的是经济社会学用更规范的更典型的更设计化的方法看待行为。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具体分析主要反映在他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学》和《税收国家的危机》这两本著作中。顺便说一句，在论及社会学历史的正统教科书中很少提及熊彼特，但由于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价值，所以他在政治社会学界的影响颇大。
2.经济社会学法国学派
在20年代至40年代，法国的安奈（Annee ）小组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Swedberg,1987）。这些研究包括M.哈尔瓦奇（M.Halwach）关于工人阶级的等级研究；C.玻欧格尔（C.Bougle ）关于法国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综述；M.毛斯（M.Mauss）送礼的研究以及F.斯密尔德（Simiand）关于工资和经济长期波动关系研究， 其中毛斯的《送礼》和斯密尔德的《工资与经济波动》最为著名。由于两个研究的方法不同，因而反映了法国此间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大致范围。毛斯的研究对经济社会学的价值在于他对各种经济制度理论化的描述，他关心的是送礼的社会结构，毛斯不赞成那种认为送礼只是一种简单的慷慨信号的观点，他认为送礼至少有三种责任和义务，即“付出”，“收到”和“还礼”。在《送礼》一书中，毛斯还讨论了慷慨，信用，利率，施舍，社会福利，消费和合同等等。斯密尔德研究了法国18世纪至1930年工人工资的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的最初目的是想了解工资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如何解释其变化。研究中他发现工资波动呈五个不同阶段，即从法国革命开始到19世纪初期的上升阶段；在后几十年到1850年的下降阶段；然后到1880年的上升阶段；大约到1900的下降阶段和到1930年的上升阶段。为了找到这一循环变化的原因，他认真考查了各种人口社会因素，法律和技术因素。最后他发现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工资的长期波动和变化，而真正的原因是价格的波动。斯密尔德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由此可以看出斯密尔德的研究实际上具有“社会货币主义”（Social monetarism）的特征。
除安奈小组和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有贡献外，欧洲其他社会学家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如活森斯（Leopold VonWisese）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 伦敦经济学院的劳维（AdolfLowe）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系列讲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迈哈姆（Karl Mannhelm）1930年在“经济雄略”（Economic Ambition）一文中对成功不同形式的分析。他对经济社会学的实质性贡献则是在“重建时期的人与社会”中讨论自由贸易和经济计划，认为自由贸易在西方社会起很大作用，但他警告说如果要防止纳粹主义的灾难，必须要有计划。
30年代后期，经济社会学在欧洲开始沉默，应该说欧洲的社会学家先辈们提出的经济社会学主题一直尚未完成，为把经济社会学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并开始讨论与研究是当今经济社会学家自然而然的任务。
（二）70年代至今
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学界活跃着一些从事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之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是R.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T.R.伯恩斯（Tom R.Burns），P.布迪厄（Pierre Bourdieu），A.马蒂尔利（Alberto Marnetilli），P.杜伯斯（Pierre Bubois）等。 欧洲经济社会学家除对学科建设加强研究之外，研究主题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欧洲学者有鲍尬勒（Baumgarner 1979，1986），鲍耶尔（Boyer 1992，1993），戴威勒和伯恩斯（Deville and Burns 1997），高斯奥普（Goldthorpe 1978，1984），马蒂尔利（Martinelli 1987），斯崔科（Streeck 1992a，1992b）等，他们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发展模式和动态变化；而格儒奇和皮查洛注重阶层关系（Grouch and Pizaorno 1978）；鲍格和考米斯克注重研究国家与市场之关系（Berger 1980，Kozminsk 1990）；鲍尬勒，戴威勒和伯恩斯，马蒂尔利关心资本主义制度与政治和社会文化秩序的关系（Baumgartner 1979，1986，Deville and Burns 1977，Martinelli 1986）。他们认为市场和财政系统等资本主义制度在产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负效应和社会的非均衡发展。
2.市场与市场交换：伯恩斯一直从事市场与市场交换的制度学研究（Burns 1985,1987,1990,1995）。在伯恩斯的研究模式中， 没有关于均衡的人为假设，相反，他认为要使现代市场正常地运转，市场和市场交换模式中应该包括而且要求高度的选择规则。其他在市场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有米德特（A.Midtun）关于能源和航空市场的规则的调查与研究；巴格纳斯卡关于地下经济的研究（Bagnasco 1990）； 马蒂尔利的国际市场的研究（Martinelli 1990,1994）。
3.企业行为研究：欧洲经济社会家对在既定文化模式下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形式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怀特利（Whitley ）用比较的方法调查了欧洲的“商业系统”；与此同时，鲍希尔也对跨国公司的企业行为和组织进行了研究（Bornschier，1990）；企业家与创新从熊彼特开始就一直是欧洲经济学家极为关注的主题。
4.货币学与财政制度：愈来愈多的欧洲经济社会学家对货币感兴趣，特别是欧洲新货币的建立。伯恩斯（ Burns 1997），斯韦德伯格（Swedberg 1990）等分析了货币的社会构建以及货币的引进与维持， 研究了货币系统的某些问题，如货币的不稳定性等，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赫希和高斯奥普，鲍尬勒和伯恩斯（Baumgartner and Burns1980），戴威勒（DeVille 1987）等把货币问题看作通货膨胀来考虑。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以社会和政治为基础，如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是一种解决收入分配中引起的紧张与冲突的主要的社会机制——至少短期是如此，而长期的问题可能加强和导致主要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危机，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可以说明（Baumgertnerand Burns 1986）。
5.消费行为的社会学研究：许多欧洲经济社会学家试图解释消费类型，消费倾向以及试图通过广告和政府政治来规范消费行为，芬兰的萨库棱（P.Sulkunen），英国的道格拉斯（M.Douglas ）和法国的布迪厄（P.Bourdieu）还研究了消费与分层的关系。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无论在语言和服饰方面，还是在休闲和饮食等习惯上都有可观察到的阶层差异；布迪厄在1986年调查了不同生活习性形式和人们的地位显示有明显的直接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的迹象；马蒂尔利还研究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对整个消费者需求结构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如农业社会的土地拥有，现代社会显示其地位的符号——房子、汽车、艺术品等。
6.社会福利：福利一直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特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集中在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处理“市场失效”和“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发展（失业问题，不平衡发展问题，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艾斯宾—安德森（Esping-Andersen），考皮（Kopi）和希密特（Schmidt）是主要的代表人物。
7.工业关系中的政策制订：与上述相关的是工业关系中的宏微观经济政策以及福利政策等的制订。研究集中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如上述所及），主要的研究者是伯格（1990），戴威勒和伯恩斯（1977，1987），希福（Scharf）等。
除此之外，欧洲经济社会学家还注重对工作和就业的研究。对工作的研究表现在组织特征和区别组织方面；就业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家把就业与失业不仅仅当做一种经济机制来看待，而且当做社会构建来分析，分析失业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后果等等〔4〕。
二、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主要研究内容
所谓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主要是针对与经济社会学相对活跃的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而言，更确切的说这里是指与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同时所从事的研究。这里主要论及对经济社会学定义的澄清，市场与交换，企业家与创新，货币等方面。
（一）经济社会学及其研究范围
斯韦德伯格〔5〕对新制度经济学，理性选择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的异同进行了讨论（Swedberg，1997）。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用微观经济学解释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出现和功用；理性选择社会学类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不同的是理性选择社会学对经济制度的兴趣不大；社会经济学不同于新经济社会学，它的基础是跨学科，而不是社会学，但许多研究是社会学家完成的，至少有社会学的特点；新经济社会学抛弃经济学通常强调理性概念的非真实性（即心理学特征）——人们不如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么理性，等等，——转向集中于经济学家失败的方面（即把社会结构整合于分析之中，这一转变使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成为可能：行为者在什么地方是理性的和社会结构在什么地方重要有关；新经济社会学与旧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新经济社会学毫不犹豫地攻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尽管旧经济社会学对此持批评态度，但它决不构建一个同水平的替代模式。而新经济社会学则明确地提出在市场结构，生产，定价，分配和消费领域，经济行动者不是被原子化（Atomized）的，而是与互动及互动结构有关。
斯韦德伯格还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进行了归纳（Swedberg，1987），他认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主题包括以下内容，1.经济过程：生产，消费，技术创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工业品市场和消费市场）；2.经济组织：银行，保险公司，公司和工业部门等等；3.经济关系：经济组织与非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工会等等；4.经济阶层：企业家，经济分层，分层与流动，工作环境，职业分化，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经济态度等；5.其它：福利国家，国际经济，通货膨胀，合同，货币，正式经济与非正式经济等等。马蒂尔利〔6 〕从另一角度论述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Martinelli，1990）。这些领域是：1.经济行为；2.市场与交换；3.经济活动的构建：包括生产（企业家，公司，劳资关系，文化，科学与新技术的发展），分配（财富与合同系统），消费（影响消费的因素，社会分层系统，教育，家庭）；4.国家与社会的模式；5.经济过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平等与社会阶层，经济利益与配置，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国际影响等。
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来研究经济社会学是经济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斯韦德伯格认为所使用的理论包括中层理论，历史社会学，依附理论，系统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网络理论，数学社会学，民俗学，行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博弈论，新古典经济学，组织理论。他指出在经济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有：嵌入，网络，社会经济行为（理性，非理性），经济行为者，制度，累计变化，经济亚系统，生产模式，世界体系，经济阶层，意识形态，配置，帝国主义，商业化／脱商业化，信用，经济制度，职业，劳动力市场（国际劳动力市场，分化劳动力市场等等）。J.贝克尔特（Jemns Berkert ）指出，应把社会关系，文化，认知，规范，结构，权力和社会制度作为经济社会学解释经济结果的基本解释变量（Berkert，1996）。
（二）市场与交换
斯韦德伯格跳出了经济学理论那种只把市场作为价格机制的限制，而把市场作为社会结构来考查（Swedberg，1994）。 把市场作为特殊的社会结构，这里的社会结构，斯韦德伯格认为是代理行动者之间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是某种再现的和模式化的，同时通过奖赏得以维持。他指出为了充分理解市场现象的复杂性，需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两个方面来分析，因而他用两个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类型来分析。斯韦德伯格认为市场现象的核心在于市场不仅仅是由交换这一个要素构成，而是由两个重要的要素组织，即竞争与交换，换句话说，是与竞争结合的交换。他指出，市场并不是由简单的买卖双方进入交换的同质性的空间，而是一种独特的互动网络，为此社会学家一直努力探求在市场行为中起作用的法律和政治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市场的竞争是一种“间接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冲突，冲突的双方不是直接的接触，而是由“双方共同努力”所构成。一个竞争对手要想超过对手，不是试图去破坏对方，因此这种冲突意味着双方都在同时向社会释放额外的能量，社会从双方的冲突中受益。
斯韦德伯格对市场作为社会结构进行了分类，他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市场特征描述了市场结构的演变；另一方面，他对现代市场中的不同类型的市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这些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消费者市场和工业市场等等。在分析历史的市场社会结构时，斯韦德伯格指出，最初的市场是一些小社区的边界，市场中竞争程度很低，竞争也没有渗透社会，交换行为是直接面对所有交换行为者的；到了“丝绸之路”的年月，竞争则发生在职业商人和一般商人之间，贸易仅限于豪华值钱的商品，竞争也没有渗透社会的生产组织，此间存在着几种组织交换的不同方法，交换的利润是丰厚的。中世纪的市场竞争发生在严格规范的城市，竞争行为渗透到社会的一些地方，交换中的讨价还价很突出，市场的宁静得以保证，交换不是以标准化的产品为基础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存在着国内国际的自由竞争，竞争行为扩展到社会，即市场的竞争与生产的竞争并存，各种理性机制的存在便于交换。
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一个无结构的整体，只是通过“无形的手”自发地产生作用。个人追求自我利益，人们在市场的交换是以追求个人的所得为目标。个人和市场都看成理性的，抽象于具体的社会条件，超越社会与文化的。T.伯恩斯〔7 〕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提出了批评（Burns,1995），伯恩斯强调市场的社会秩序是由一系列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包括法律与规范，社会关系与角色规则。各种市场安排影响价格形成，影响市场的交易量和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其他行为特征。伯恩斯认为市场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市场是嵌入社会的构建，它不仅取决于社会—政治构成，而且还取决于文化环境，社会价值，社会规范，法律原则和市场外部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市场部分地是一种规范与道德秩序具体化的反映。因此伯恩斯主张用社会—经济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和社会过程的构建，将权力分析与交换分析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美国加州和以色列太阳能利用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丹麦风车的引进与推广；法国的热能机械，芬兰泥煤燃烧以及加州热电生产的新技术，新产品引进与应用的调查，伯恩斯得出影响新产品市场建立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是否存在由推动创新，发展创新并为创新而建立市场动因所激励的企业家和代理人。没有企业家和代理人，市场创新是不可能产生的，也不可能开发市场创新；企业家的动机是什么？一般而言，企业家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动机无论在个人或群体，都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企业家的动机可能是对一种新观念的认识，可能是解决一个挑战性的技术问题，也可能是企业家试图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可能是想获得社会的承认，或者成为巨富等等；是否考虑综合因素？多数情形下，为了开发一个新市场，必须解决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各种问题。有时甚至是很多种问题的综合；取决于行动者的能力和资源，不同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他们都参与处理和解决建立与开发市场战略问题。假设某些行动者或者能力有限或者资源有限，或者他们有能力也有资源但不乐意，那么产品的有效引进将会受阻；力图引进和开发新市场的效果影响和改变这些行动者的战略行动的环境；对市场反馈系统的反映，参与市场开发的社会代理人包括“极力支持者”和对手，在开发市场的过程中熟悉并重新明确他们的目的，战略与交战；市场的开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解决技术经济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有些情形下，后者更为重要；要求重新引进一种创新的市场构建越激进，发生在企业家与已建立市场中以及非市场中即得利益者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越大。
伯恩斯同时也分析了市场及其社会环境。他指出市场是规范的秩序，它不仅是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交换物质与服务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实现和繁殖道德秩序的领地。无论是市场内还是市场外，所体现出的权力与权威，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而且也是规范和道德的。现代市场要求适当的规则，而且规则必须有效地保证市场的运行。伯恩斯认为市场是制度的创新，是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对市场进行评价和说明。判断市场不仅考查其功能及效率，而且要考虑有关市场服务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之途径与程度。过于自由的市场可能会偏离社会秩序，甚至使社区原有的秩序崩溃。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制度会被破坏，社会的规则之基础会受到威胁。他还认为随着全球化、科学化、技术化的到来，经济规则也需不断地创新，以前的制度安排不一定会适应当代市场的发展与挑战，因此也急需理论与新的制度安排以规范和管理日益全球化的市场。这说明企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纯学术研究或纯技术的领地，需要懂得和分析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附和相互作用。为了防止市场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不必要的悲剧，我们必须对市场加以规范。
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社会学家P.杜伯斯（Pierre Dubois ）通过对市场与组织的研究，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组织中的市场和市场的组织（Markets in organisations and organisations of markets,Dubois,1996）。他认为市场是被组织的，而且市场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尤其是生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市场可以用组织理论来分析：即市场是由具有理性的，具有行动和协调原则与机制，具有规则，具有评价和奖惩制度的行动者构成的。进一步说，市场是组织；同时，市场在组织中组织越来越由贸易关系关心市场，特别是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公司内的生产关系。这反映了从消费者到厂商服务与组织网络的部分之间的正式关系，反映了雇员和雇主之间关于目的，个人参与，工资和职业期望，努力和结果之评价的双边协议。市场在组织中，进一步说，组织是市场。杜柏斯指出市场在组织中和市场的组织，市场是组织，组织是市场，这必是将来经济社会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需共同关注的问题。
（三）企业家与创新
经济活动的主要问题也是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即创新的类型，企业家的特征以及由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的原动力，企业家的动机和企业家的社会源泉。
A.马蒂尔利认为研究企业家，无论是哪门学科都必须从两个基本的维度来研究：一是系统与行动者变量（也称宏观模式与微观模式）；一是所谓的结构与文化变量（Martinelli，1994）。尽管研究的学科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总体上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不是一个问题，企业家只是一个取决于资本可效性，劳动技术，要素流动，进入市场等一系列经济因素的变量。当条件允许时，如在理性利益最大化的情形下，企业家的活动将或多或少地同时也出现；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家，如多数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经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等认为企业家是嵌入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一个成问题的现象。他们集中研究如文化规范，阶层关系和集体行为，国家干预和控制，组织结构，有限整合和信用，偏离行为和边际地位，成功动机等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马蒂尔利分析了企业家形成的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家是什么，如何区别企业家与其他人，哪种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更易产生企业家。他把研究企业家的产生背景分为心理学方法的“特征模式”（trait models），社会心理学方法的“成就动机理论”（need－for－achievementtheory）和社会学方法的“地位退出”理论（status withdrawl）。在所谓特征模式中，认为企业家要求有一种不同于简单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的特殊个性和行为。把经济活动完全视为个性的函数，认为企业家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渗透于新要素市场；成就动机理论认为在一些人中，儿童的经历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因素，即成就动机。这种理论受早期社会化中的文化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滋生了企业家的态度；“地位退出”理论认为企业家产生于一种具有地位退出的群体。也就是说，有些社会群体的成员发现他们生活中的目的和价值不被社会地位高的群体所尊重。其次，企业家的社会特征是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企业家？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打破传统价值和模式的创造性和能力的特征存在于各种社会群体，各种人和各个地区之中，但在有些群体中更为常见，如持异端论者，相对某一区域的陌生人，主要是犹太人。这些群体在社会中不完全被接受，因而他们更易偏离规范经济行为的传统的价值和准则。由于他们孤立性特征，在商贸中产生了特殊的技能；由于他们的多样性敏锐感觉，在经济活动中维护一种坚强的群体团结，这种团结有利于商业信用。马蒂尔利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论及了企业家的社会边际性，他指出强调文化变量的经典研究是韦伯在资本主义兴起中宗教伦理和经典行动的比较分析，而新韦伯主义研究集中在理性化之力量继续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结构模式，他们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国家政策，政治和社会冲突更易用于分析企业家的形成，经济变化和社会转型。最后，马蒂尔利分析了企业家在即定的环境下如何行动？也就是企业家如何充分利用现存的机会？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态度，一是强调结构要素超过社会行为；另一种认为社会行为比结构因素更为重要。认为结构因素重要的提倡者强调企业家的形成与个人所遇环境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群体有关，正是企业家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参照群体的互动产生了他们独特的抱负和行为；强调社会行为重要者认为行为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行为者作出选择和决定。在这种社会环境内，机会结构随时间而变化，企业家就是能辨别新的机会的人，是比其他人更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在给定文化情形下的个人选择和转化形式。
伯恩斯则对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加以拓展（Burns，1994）。他认为企业家不仅存在于私营部门，企业家和创新也可能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的区别是公共部门制度和限制与市场制度相比，可能为创新努力提供了不同的渠道。伯恩斯等人80年代在美国、法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六个能源部门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实证研究， 考查了公共部门的企业家与创新精神。伯恩斯就私营部门的企业家和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进行了对比，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一般是将自己的资金与其他投资者的资金结合起来。例如一个企业家在寻求一个新产品的投资时，必须说服投资者，告诉投资者该产品有潜在市场，其潜在的利润值得冒险。一个旨在削减公司成本的革新者必须说服公司的其他人，告诉他们该革新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如果该公司的股东缺乏对管理方面的新直觉，他们可以卖掉股票、私营部门的制度安排特征可促使大量的革新，尽管革新者面临压力和机会，然而，私营企业家可承担一系列的改革而不触动社会法律，不改变伦理规范和其它交换规则。而在公共部门的革新意味着政策的改变，公共企业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许可，以新的方法使用公共资源。当然在实践中，一个官员可能有相当自由的权限控制某种公共资源，以至于他可以象私营企业家那样自由地革新。重大的革新却要求比公共企业家权限范围内更多的资源，需要某些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集体决定。公共企业家通过影响公共预算和管理决策来控制资源。他们可以通过几个途径影响决定，首先，他们可以推动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来支持他们；其次，他们可以尽可能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但不可能考虑所有人的希望；最后，在集体决定过程中，他们能有技巧地控制进程，以便其提案可以顺利通过。
一旦创新提案被接受，如何持续下去？伯恩斯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企业家的筛选机制。私人部门的创新和公共部门的创新之差别在于反馈机制的不同，这种反馈机制告诉企业家在消费者或选民看来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私人企业家的反馈系统常由消费者的购买决定所构成，如果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能驾驭市场，那么他得到的是市场份额的扩大和丰厚的利润；而一名想象力、判断力差劲的企业家则由于货币损失而不可能再控制资源。私有产权有助于当创新者发现较好的途径取悦于消费者时，创新者可得到回报；当企业家不合格时，可以将其剔除。同样，政治企业家通过发展和实施取悦选民的创新而拥有控制权。如果被选举的政治企业家不能满足选民的意愿，他们将在民意测验中遭到攻击；如果政治企业家的革新不能使立法机关满意，其财政预算会被削减，其职权范围也会被缩小。所以公共部门拥有自己的规则。伯恩斯指出良好的开端对一个成功的政治企业家是十分重要的，当一项好的政策开始启动以后，政治企业家必须找到新方法去说服和充分利用利益群体支持这项政策。另外可以通过新政策是否真正达到它的预订目标来测量成功，显然在这种分析中，变迁代理的意图起关键作用。为了判断成功，首先必须了解企业家的真实目的。比如，环境保护主义政策的提倡者真的是为了寻求减少能源消费以改善环境吗？对行动者的目的注意有助于解释出乎意料的事件；同时，也可以通过检查一项创新是否对整个社区有益来判断其成功性。然而，判断却不那么简单，即使一项政策会给多数人带来好处，并不能证明其政策是正确的。原因是任何政策都有其正功能和潜功能，有其正效应和负效应。例如，以煤为主的燃烧消费可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煤燃烧可能带来更多的空气污染，即使可以用改进设备来消除污染，也是以更多的资金投入为代价的。
以上介绍了两名主要的经济社会学家关于企业家与创新的研究，现在欧洲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尽管企业家个人的研究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人们更关注企业家的功能之研究，而不仅仅只关心企业家本身。更多的关注公司、银行和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创新的主要障碍。企业家关系的有利和不利的比较分析，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课题（Martinelli，1990）。
（四）货币与货币系统
货币研究是经济社会学十分关注的又一领域。伯恩斯从三个维度对货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三个维度即货币作为符号，货币作为制度和货币作为技术（Burns，1997）。他考查了货币用途的含义及其规则，对货币的价值网络和价值转换，货币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伯恩斯认为正是通过制度点金术和社会事实以及货币实质的有关定义的建立与维持，才形成货币的社会构建。通过对货币的研究与分析，伯恩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货币系统是通过制度安排、技术装备和机构创造与维持的一种社会秩序。货币系统的有效作用同时也维护和产生其它制度和制度安排，如产权、大规模市场、企业网络、贸易和工业税收、政府机构等等。第二，现代流通币的制度点金术必须包括纸与符号转化为货币，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构建和管理货币系统。第三，现代货币系统并不是简单的自发有序的，而是需要有组织的社会构建和对货币以及货币过程的管理。伯恩斯一直强调真实世界的社会定义，社会的社会定义以及制度事实。第四，作为一种技术的货币被认为类似于人工制品和工具，货币系统使“能动主体”（human agency）〔8 〕更有效地行动和互动；更及时解决一些问题，使得个人和集体可以得到在没有货币系统时得不到的东西，或者可以得到但代价较高。货币克服了以物换物的弊端，允许各种间接关系形成和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货币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扮演关键的整合作用。同时货币技术用作定义、标准化、技术化一类价值的交换，市场价值的通用方法。第五，构建和开发货币用作一种普遍的符号系统，一种以高度联系化的方式运作的符号系统。伯恩斯认为价值转化过程是通过社会制度和互运过程完成的，如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相互转换，市场交换价值转化为实用价值。第六，现代货币秩序是大规模的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需要精巧的、理性的和动态的规则。伯恩斯认为货币系统与其它大规模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如电力、通讯和交通系统具有共同的特征。首先，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人类活动而构造和管理的，在货币所有的用途中，其主要的作为价值存储和交换媒体；其次，任何技术或者社会—技术系统无论是电力、通讯和交通系统，还是货币系统都有危险、失败的可能性，或者有负效应。因此，货币系统的管理和运作要求建立一种有效的货币系统和货币机制模式。第七，货币有多种用途和含义，有些用途和含义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导致了货币系统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稳定货币价值与经济增长而在信用或货币方面的大量增加；稳定兑换率与为刺激经济增长或出口而允许货币贬值等。历史上解决这些矛盾的措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达到稳定货币秩序的目的，反而导致问题加重。伯恩斯认为这个现象说明不仅是缺乏规范的措施或方法，而且缺乏足够的货币理论和货币系统的模式，换句话说是货币理论的失败。最后，伯恩斯声称从他的动态制度理论来看，社会分化导致了不同领域的增多，这些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制度化的具体价值或使用价值的特征；也具有由特殊规则系统和货币索引过程所构建和管理的特征。他指出社会分化必然导致制度化价值的扩展与复杂化，不同制度领域的行动者赋予货币以及其行动不同的含义；社会生活正在日益多样化，继续的社会分化和货币关系与货币流通的复杂化使核心价值的实现过程与转化过程变得无序或者使其重构。然而具有调停关系和过程的货币在使社会分化的同时也使社会整合。
一般而言，欧洲社会学家发展了一种有点不同于美国同事所研究的经济社会学，他们更多地强调经典的经济社会学。与注重中层理论的美国传统相反，欧洲经济社会学家一直沿着整体分析的方法前进。然而，最近欧洲经济社会学家也意识到不能仅仅停留在韦伯，迪尔凯姆和马克思所进行的历史—哲学的思索，还要注重经济运行中的中层社会机制的研究。虽然这样，在经济社会学家前面的挑战之一是恢复传统，从马克思开始，到韦伯.桑巴托和熊彼特讨论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全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格冉乐范特指出：“在我们的鼻子下面有一个金矿，我们可以去探讨。萨缪尔逊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绪言中谈到30年代经济学的发展，他说当数学首次被用于经济分析时，各种长期争论不休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运用数学突然可以解决了。如同在处女湖钓鱼，那是黄金时代。我想目前对经济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我认为有一个巨大的，尚未接触的领域，又一个‘处女湖’，那就是经济社会”（Granovetter，1987）。显然格冉范特对经济社会学的前程充满信心。斯韦德伯格也是如此，他进一步声称“中欧和前苏联是经济社会学最为生动的实验室”。笔者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是经济社会家大展宏图的好时机。
注释：
* 感谢《社会学研究》的沈原先生对本文的热心帮助， 坦率地说，在我以前的研究中也较偏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传统。倒是沈原先生较重视对不同学术带的全面把握，我们曾多次谈及为经济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做点介绍性和拓展性的工作，这次终于能付诸行动。没有他的积极倡导和鼓励，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
〔1〕周长城“社会变迁：机会与约束”，《社会学研究》， 1997年第2期以及“美国大学社会学专业与社会学研究领域”， 《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马克·格冉乐范特（Mark Granovetter），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新经济社会学创始人。
〔3〕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11期。
〔4〕这里对研究主题的选择完全是个人的判断， 并不是一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综述，尽管作者尽最大努力从一定的理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选择，由于语言的限制，往往有所力不从心的感觉。
〔5〕瑞卡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经济社会学家，《行政科学季刊》、《理论与社会》、《当代社会学》等杂志的编委。研究领域集中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目前研究熊彼斯经济社会学思想和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斯·韦伯及其经济社会学思想》、《经济社会学手册》、《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等。
〔6〕阿尔伯特.马蒂尔利（Alberto Martinelli），意大利米兰大学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意大利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经济与社会：经济社会学概念》、《国际市场与全球公司》等。
〔7〕汤姆.R.伯恩斯（Tom R.Burns），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欧洲大学客座教授，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社会系统的构成》、《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规则系统理论及其运用》、《市场与社会交换模式：互动与游戏的社会学理论》等。
〔8〕human agency 是目前西方社会学文献中频频出现的术语，agency常常与结构放在一起讨论，在社会学理论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争论的焦点是结构如何决定个人所为，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对个人行为有那些限制？个人独立于结构约束的能力有多大？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些社会学认为不能把结构看成决定性的因素，而应强调个人创造周围世界的方法，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个人主义方法论者，本土方法论者和现象社会学家；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学仅仅需要关注决定个人行为和特征的社会结构，而其行为和特征并不重要，结构主义者持这一观点；第三种观点在上述两者之间妥协，即结构决定个人的同时，个人也独立地创造世界。这种理论的坚持者如伯耿（P.Berger）和卢卡兰（T.Luckmann ）等。 需要说明的是 humanagency的中文译名问题，作者文中采纳“能动主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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